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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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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别关注收缩策略是否可以成为大国处理衰退问题的成功战略。正如两位作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话题不仅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很重要，而且对于越来越多的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争论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书对于参与或有兴趣参与有关21世纪美国重大战略选择辩论的人士来说，是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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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保罗K.麦克唐纳和约瑟夫M.培伦特考察了自1870年以来所有的大国权力转移实例，针对中美权力转移提出了大胆而新颖的观点。他们发现，当大国序列发生变化时，处于衰退和崛起中的大国都有强烈的动机去节制其行为。他们提出如下问题：大国如何应对衰退？大国有哪些选择来减缓或扭转其衰退趋势？
《天下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中，麦克唐纳和培伦特挑战了下面这一观点：如果大国的决策者不愿通过节制来控制衰退，则将被迫采取*措施。他们认为，强硬言论、恐吓、挑衅和先发制人的战争并非避免失败的*选择。他们意外发现，收缩策略往往不会使衰退的国家成为其他国家诱人的猎物，也不会加剧国内机能失调。相反，收缩策略确能促进复苏，只有收缩的国家才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作者认为，关键的是大国所作出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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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保罗K.麦克唐纳，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著有《统治网络》。
约瑟夫M.培伦特，美国诺特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著有《联邦》《美国阴谋论》。
译者简介
武雅斌，现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主任，兼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华股权投资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索菲亚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国际战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及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曾就职于商务部发展司、外贸司、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贸易与产业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谈判工作，曾任浙江省义乌市副市长。作者简介
保罗K.麦克唐纳，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著有《统治网络》。
约瑟夫M.培伦特，美国诺特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著有《联邦》《美国阴谋论》。
译者简介
武雅斌，现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主任，兼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华股权投资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索菲亚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国际战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及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曾就职于商务部发展司、外贸司、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贸易与产业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谈判工作，曾任浙江省义乌市副市长。
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中科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译有《金刚之美》等，著有《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研究报告》《进口贸易与中国实践》等。
郭晓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翻译硕士，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见习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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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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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序言第一章绝望时刻，孤注一掷：关于衰落的争论
第二章躲避攻击：收缩的逻辑
第三章大国命运：衰落的量化指标复兴研究
复兴研究
第四章霸主的权宜之策：1872年的大不列颠
第五章霸权觉醒：1908年的大不列颠
第六章不断减速的旋转木马：1888年的俄国
第七章已成定局：1893年的法国
第八章沙皇统治：1903年的俄国
第九章乌托邦背景：1925年的法国
结论：收缩以重装上阵
注释
媒体评论关于大国衰退是否会引起国际战争的辩论中，本书做了有意义的贡献。两位作者提出了重大问题，并试图通过汇总我们所知道的案例来寻找答案，先发制人的战争对衰退中的大国来说只会弄巧成拙。
《大西洋周刊》
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辩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么好的数据，聪明的分析和漂亮的写作。
岩石战争网站
观点独树一帜，令人信服，非常重要。
《生存》 杂志关于大国衰退是否会引起国际战争的辩论中，本书做了有意义的贡献。两位作者提出了重大问题，并试图通过汇总我们所知道的案例来寻找答案，先发制人的战争对衰退中的大国来说只会弄巧成拙。
《大西洋周刊》
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辩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么好的数据，聪明的分析和漂亮的写作。
岩石战争网站
观点独树一帜，令人信服，非常重要。
《生存》 杂志
衰退中的美国面临中国的竞争，传统智慧对其产生的危险和挑战比较悲观，同样悲观的是世界大国是否有理性和谨慎行事的能力，本书对两种悲观情绪做了*强烈的反击。
威廉C.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本书特别关注收缩策略是否可以成为大国处理衰退问题的成功战略。正如两位作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话题不仅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很重要，而且对于越来越多的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争论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书对于参与或有兴趣参与有关21世纪美国重大战略选择辩论的人士来说，是必读之作。
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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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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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近黄昏
--《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译者序
与中美关系漫谈
中美关系是21世纪重要的大国关系，没有之一。
2004年年底，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贝格斯滕（C.Fred Bergsten）早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更直言不讳“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Chimerica）”。关于中美两国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弗格森坚信“21世纪将属于中国”，而“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则强调：“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很多人对中美和平进行权力转移持悲观态度，“修昔底德陷阱”论者是典型的代表。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的霸权国家竞争时，战争通常变得不可避免。
在《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中美之间关于COVID-19的“舆论战”正渐趋升温的当口，作为译者，希望可以借着对二十一世纪的前两个十年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发展脉络的回顾，与读者共享一片冷静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空间。
近年来，在充满竞争与合作的国际舞台上，中美显然是主角。中美关系既经历过从正式建交到苏联解体前的“蜜月期”，也经历过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磕磕绊绊，再到小布什公然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遏制”的剑拔弩张。奥巴马上台伊始，恰逢中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美国立即做出战略调整，军事上“重返亚太”（strategic pivot to the Asia-Pacific），经济上提出将中国刻意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做法背后的逻辑一以贯之，然而，它们大抵没有成功：中国的和平崛起并没有受到太大干扰，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日渐缩窄，在工业产出、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表现亮眼，而且民族复兴的信心和捍卫国家利益的意志大大增强。
2007～2008年间，我有机会赴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Asian/Pasific Sdudies Institute of Duke University）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彼时，中美贸易已经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在一个初春微凉的夜晚，在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一位资深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一整天关于创新、产业政策、地缘政治经济等题目的广泛讨论后，面对壁炉里即将熄灭的炉火，忧心忡忡地叹喟，“中美在经贸领域将进入矛盾多发期”。众所周知，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非常可观地降低了美国家庭的平均开支负担。随着中美贸易额的不断走高，中美间贸易摩擦自然也如影随形，作为一个常态化问题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规模和“可控”的影响，发生贸易争端的出口商品占中美总贸易额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一，单个案值也较小。但2008年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年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达22亿美元，2013年光伏“双反案”更高达84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救济单案涉案金额经常以10亿美元起步。2019年1～11月，除贸易救济调查外，美国还发起了25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337调查，涉案金额约165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7%和9%。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对其本土经济造成根本性伤害，但中国在危机中体现出内生性力量及对欧洲的慷慨救助，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和威望剧增，这给“市场至上”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普遍存在一种强烈的“俯视感”，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两手都要硬”的救市措施在危机中表现出色；与此同时，中国产业迭代速度日新月异，“增益型”“应用型”创新层出不穷，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执行力度惊人，引起了美国精英界的震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欧美各国都可以有自己的产业战略规划，唯独《中国制造2025》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广泛不安和戒备，不仅是因为其中踌躇满志的十大战略领域“剑指”欧美未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让他们恐惧的是中国政府说到做到的强大执行力。
访学归国不久，我很快成为中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员。其后的若干年里，我亲历了中美间多次经贸谈判，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其中的峰回路转与波谲云诡。其中，奥巴马当选后为回报美国钢铁工人而执意对中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给我留下的印象深。“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是中国入世协议中一条专门针对中国设计的临时性、单方面、具有一定歧视性的贸易救济方式。中国签订入世协议时，中美间达成不成文的默契，在没有穷尽所有贸易救济手段的前提下，美国不会“非善意”动用这一“杀手锏”。但奥巴马上台后，为尽快扭转选战期间竞争对手批评其“外交经验不足”和“不懂经济”的印象，执意用“特保”的大棒威吓中国。错上加错的是，在中国已发出必将坚决回击的明确信号后，美国仍一意孤行，结果24小时内就得到了其“想得到的”结果--中国果断而切中要害的有力反击。以至于半年后，在杭州西湖畔举行的年度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代表带来总统的口信，希望双方偃旗息鼓，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而这正是中方此前一直建议美国的。而后，美国又鼓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发起光伏“双反”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记得在一次谈判期间，在华盛顿举办的中美工商界早餐会上，一位美国500强企业高管低声抱怨：“国会山的空气已经被毒化，任何为中国辩护的行为在美国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这种斗而不破、时雨时晴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特朗普就任前。
直至2016年美国大选的后一刻，很多人仍坚持认为，经历过“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无论多么急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也不会选择一个房地产商人作总统。结果让人跌破眼镜，却又异常合理：“后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潮泛起，加上大数据和社交软件等新兴助选工具的成熟应用，将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中间选民票仓这一关键少数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特朗普当选后，国内很多所谓专家（pundits）又统一调门，乐观地表示特朗普毕竟是个商人，在生意上和中国打过多次交道，在“实用主义”方面应该和中国有更多“共同语言”。然而未曾想，特朗普一上台就毁约、“退群”、极限施压，挥动关税大棒四面出击，让对手、伙伴乃至盟友都摸不到头脑。2018年3月23日，就在美国宣布正式对华开启“301调查”的当天，恰好彼时我所在的大学邀请美国曾分别任奥巴马和小布什政府前贸易谈判代表的苏珊·施瓦布(Susan C.Schwab)女士和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先生出席公共学术论坛。席间，两位讲演者多次提及当前对世界经济的挑战，是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会后的工作午餐上，我表示“愿闻其详”。尽管两位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工作，却异口同声地慨叹：“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件事就是看推特，因为谁都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是的，特朗普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中美间竞争加合作的“竞合”关系，将会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两国关系的主流。
其实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而窥得一二：200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超过日本，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中日关系的关键转折点。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各种政治敏感动作不断，而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降至冰点。彼时中国经济持续高歌猛进，短短5年后，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是日本的3.5倍，GDP是日本的2.5倍。日本认识到再也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激化矛盾只会损害自身利益，进一步拖累经济发展，终于调整好心态，认真思考如何适宜地同作为新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打交道。2018年5月，终于迎来中日关系转圜，中国总理时隔8年后次正式访日，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中国和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
反观美国，从制造业指标看，200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美国的70%，2011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到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超出美国1/3以上。要知道，日本就是在制造业达到美国70%时开始受到美国打压。而中国的GDP从2001年仅为美国的1/11，到2019年已达到美国的6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预测，2030年左右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因此可以合理预期，至少在接下来的10年，中美关系的总基调应仍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
如果说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阻遏还保持了一定的斯文，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日渐凸显，贸易争端的“战火”很快在双边及多边场合全面点燃，进而延及投资、科技、金融和国际治理甚至军事等诸多领域。经过几轮实力和意志的较量后，直至2020年初中美阶段经贸协议尘埃落定，担心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的全世界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即使当新冠疫情在中国已得到初步控制而美国面临较大挑战的危急情况下，美国国内的一些人仍在不断叫嚣所谓“中美脱钩”，似乎争着要为受疫情冲击本已十分脆弱的全球经济压上后一根稻草。
看来，相信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人仍有市场。他们似乎从历史上捕捉到了什么，却又始终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恐惧《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描绘的图景会终降临，即使作者都出面澄清：“对这本书的书名不应仅仅按照字面上来理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的‘统治’世界，历史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他们还会搬出1993年冷战刚结束时出版的《文明的冲突》，言之凿凿地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树为“西方文明”的挑战者和对立面，全然不顾原书名字的后半段不是什么“世界的毁灭”，而是“世界秩序的重建”。
的确，如果单从经济上看，2007年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就已经超过美国，这是至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有某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美国仅为11%。然而，如果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看看人均排名，2019年中国人均GDP仅列世界第72位，而美国则是第8位。即使从贸易上看，虽然中国在2009年和2013年就先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出口大国和贸易大国，但根据2012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共同发布的53个国家基于增值法统计的贸易数据，中国的贸易额仅居全球贸易第19位。
正如很多学者所言，经济体量的大小并不能直接反映国家的实力地位。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等一系列内部挑战，仍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依然拥有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仍将保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尽管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必造成美国的相对衰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面临衰落？关于这一点，仁者见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预测：“美国在2030年将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但不会是‘霸主’。‘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强大。”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然拉开序幕，中美关系将会走向何方？“修昔底德陷阱”的预兆是否会出现？中美是必将落入其中，还是可以凭借政治智慧创造出新的共赢模式？人类的历史是否会因此改写？以上等诸多问题，相信历史可为我们提供更多镜鉴。
《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这本书恰恰从近代历史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在这本书中，两位美国学者保罗·K.麦克唐纳(Paul K.MacDonald)和约瑟夫·M.培伦特(Joseph M.Parent)重点解答了关于大国如何应对衰落的问题。首先，他们对“相对衰落”和“衰落”进行了区分，认为应重点考察“持续5年以上并导致国家地位下降的相对实力的削弱”。接着，他们研究了1870年（从这一年开始才有了较可靠的GDP统计数据）以来6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程度衰落的16个历史案例，对大国权力转移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收缩是应对衰落常见的反应”这一与很多人的常识相违的结论。进而，作者分别从财政、军事、机构改革、资源配置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给出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收缩的具体政策分析，讨论了收缩的可能性。后，作者得出一致结论：收缩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和国家衰败，反而可以帮助大国体面地应对衰落，甚至有可能恢复昔日的地位；而那些未进行收缩的国家则往往会加速衰落，而用暴力争夺霸权的崛起大国通常会走向毁灭。
具体而言，该书章对衰落会导致内部瘫痪和外部动荡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第二章解释了大国在衰落过程中采取收缩政策的原因，并介绍了收缩的不同形式、具体政策和相应条件；第三章对衰落进行了量化分析，通过对16个衰落案例的研究，得出衰落中的大国通常会采取收缩策略，而且收缩程度由其衰落程度决定；第四章和第五章考察了两个“轻度”衰落案例，分别是1872年和1908年的英国，阐述了同一国家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采取不同的收缩方式；第六章和第七章比较了两个“中度”衰落的案例，分别是1888年的俄国和1893年的法国，显示政治制度存在根本差异的两个国家同样会采取类似的收缩政策；第八章和第九章分析了两个“重度”衰落的案例，分别是1903年的俄国和1925年的法国，表明无法根据所处的困境来限制雄心的国家终会面临致命结局；结论部分则对潜在的中美权力转移做出了预测，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具有必然的危险性，而美国可能会采用较温和的收缩政策，同时相信两国有令人信服的动机避免对抗，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这一点与约瑟夫·奈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的判断不谋而合：“从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开始至今，实施收缩政策的总统包括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奥巴马”，而当前特朗普的政策则充满了矛盾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本书从历史实证角度出发，为如何理解大国面对衰落时的反应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重新审视中美大国关系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当前，任何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离开中美两国的合作，都必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此次全球合作抗疫正是例证。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如果‘中美国’继续密切合作，我们将找到走出森林的路径；但如果它们在危机中分道扬镳，我们将就此告别全球化。”
此外，本书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的两个经济体，所有国家都希望与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非被迫“选边站”，因为这决定了其能否在未来搭上中美的“顺风车”，分享发展带来的机遇，而不是忙着帮一方制衡另一方。
今年年初，在得到翻译书稿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消息时，我正忙于新的工作转型--加入联合国大家庭，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可持续与包容性工业发展（ISID）贡献一己之力。新的身份使我不方便再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评论时事和具体政策，而历史的维度和学术研究的方法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和出发方向。我十分感恩合作译者郭晓梦老师及很多师生朋友为协助我翻译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感恩家人对我的无私支持。尽管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免时不时迷失在枯燥冰冷的历史和政治术语中，但得到更多的则是心灵的相互启迪和温暖慰藉。我很庆幸在鲁迅文学院第35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翻译家班）的同学推荐下，承接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也为我能在正式投入繁忙的多边工作前将书稿完成并交到慧眼独具的选题编辑和出版社手中备感欣慰。
中国需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则应当尽早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只有在合作中才能找到平衡，否则难免会陷入“囚徒困境”。我相信，任何从良知出发的思考，都将引发正直的行动，并终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
后，衷心希望本书的译介可以为读者带来新的启示，若有错漏之处，必是译者的水平所限，尚祈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正。
2020年3月终稿于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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