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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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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野史了解明清易代，品鉴历史细节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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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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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野记》，李逊之著，系笔记体的史料汇编，全书九卷，上起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下迄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对明末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朝局变迁、朝臣动向，对明末朝廷在内忧外患激烈的情况下，朝臣仍互相倾轧不止，至明亡犹不解的乱象有很详实的记载，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后金）军的行动，也作了一定的记述。《国变难臣钞》，著者不详，文首谓：“雍正癸丑夏，沙博士伟业出敝纸一卷，曰《国变难臣钞》，云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其先世自燕邸札记者。”则是沙伟业先人于明末撰作者，其开列其时在京文臣名单，并根据农民起义军入京后诸人表现与经历分等，当是沙氏先人所著，经不知名人士抄录传世；名单之后有长篇按语，述名单中个别人在明末清初的行为，则应为抄录者所补。《过江七事》，姜曰广著，分“计迎立”“正纠参”“禁缉事”“护总宪”“裁镇将”“防左镇”“持逆案”七篇，记南明政权自议立弘光帝至马士英专权，与所谓正人一脉争权夺利的状况。作者为南明弘光朝重臣，为马士英所排，故力诋马士英及江淮四镇，但无形中也暴露了南明朝廷的腐朽与人心不一。《孤忠后录》，一卷，明末清初祝纯嘏撰，记清初顺治三年（1645）江阴贡生黄毓祺孤身起兵抗清，被执后死于南京狱中的经过。黄氏起兵为清初政治史上影响颇巨的大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如黄氏起兵时，钱谦益曾命柳如是至海上犒师），本书为关乎此事的*手史料。《行在阳秋》二卷，戴笠撰，述南明永历政权始末，所记始于永明王监国，止于永历帝被吴三桂俘虏处死，前后共十六年。戴笠未亲历永历政权兴亡，其所记述，多取于各家私记及故臣口述，虽不免受记忆不清、所言不实、记述者个人好恶等因素影响，但记事贯串永历一朝，且往往述及当事人之口语，对于永历朝史事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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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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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之，字肤公，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明御史李应升之子。应升为万历末进士，天启末，被指为“东林护法”，遭弹劾，削籍，后下狱死。崇祯初，平反赐恤。逊之以党人之子，目见明末朝局之乱象，明亡后，自称”江左遗民”，隐居不仕，专心治史，著有《三朝野纪》等。佚名，生卒年、乡里皆不详，据篇首自叙，知其生活于清代雍正朝前后。姜曰广（1583—1649），字居之，号燕及，晚号浠湖老人，江西新建（今江西丰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崇祯朝官至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福王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为马士英所忌，乞休归。后从金声桓反清，兵败投水死，所著有《石井山房文集》《皇华集》《輶轩纪事》《过江七事》等。祝纯嘏，字岵斯，号芸堂，一号野史氏，江苏江阴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诸生。少孤，事母孝。性好编纂，江阴掌故尤多订正。又董修学宫。戴笠(1614—1682)，初名鼎立，字则之，江苏吴江县人，明诸生，清兵入关后入秀峰山为僧，后还俗隐居于吴江同里朱家港，教授生徒。戴笠熟悉明末史事，孜孜著述，所著有《怀陵流寇始终录》《殉国汇编》《骨香集》《耆旧集》《发潜录》《永陵传信录》《行在阳秋》等，皆述明末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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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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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野记 …………………………………………………………………………………………………………［明］李逊之（001）
国变难臣钞……………………………………………………………………………………………………… ［明］佚 名（351）
过江七事 …………………………………………………………………………………………………………［明］姜曰广（359）
孤忠后录 …………………………………………………………………………………………………………［明］祝纯嘏（399）
行在阳秋………………………………………………………………………………………………………… ［明］戴 笠（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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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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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史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而明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当然，作为史料，野史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忠贞营”等，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字、行迹甚至终下落都有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作“陈邦传”，由于没有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为“邱”、易“胤”为“允”、书“弘”为“宏”，则径自回改，以存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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