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威廉克兰约翰斯通生于1901年，美国学者。除《上海问题》外，还出版有《美日新秩序》（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New Order, 1941）、《日本的前途》（The Future of Japan, 1945）、《缅甸对外关系编年史（1945－1958）》（A Chronology of Burm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59 ）、《缅甸的对外政策：一项中立主义研究》（Burmas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Neutralism, 1963）等著作。译者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翻译和校译出版的英文译著有《上海年鉴（1852）》《出卖上海滩》《上海青帮》《上海警察》《上海秘密战》《家乡、城市和国家》《飞鸾》《中国民间宗教教派》和《人力车时代的北京》（未刊）等。
译后记
上海，在旧时西方人的眼中，只是位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因此，小约翰斯通这本现以中文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城三界的国际焦点上海问题》（原名《上海问题》），说的自然是上海租界问题了。
这四五年里，因熊月之先生委托承担了撰写《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前期的工作，不知不觉踏进了既熟悉又陌生的上海史领域。说熟悉，不过是以前曾撰写过三四篇关于小刀会起义和上海辛亥革命的文章，校译过魏斐德先生的《上海警察（1927－1937）》和顾德曼女士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和认同（1853－1937）》，多少知道些上海史研究的深浅；说陌生，实在也是因为知道这潭水太广太深。虽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让个已过花甲的老牛还不怕虎，涉足已知深浅的这潭水，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上海史研究涉及大量的外文书刊，我不过粗通英文，其他外文语种都是文盲，这两年在撰写书稿的同时，也勉力翻译了几本有关上海历史的英文书籍。已经出版的有霍塞的《出卖上海滩》（重译）和北华捷报社编的《上海年鉴（1852）》，还有英国记者韦登的《孤独的战斗》（The Lonely Battle）待刊。承几位青年学者的期待，趁今年漫长的暑假，匆匆译完了小约翰斯通的《上海问题》，也算是给自己在退休前，完成一个小小工程作为纪念。老骥伏枥，已无千里之志，只能啃啃生于斯、长于斯、并将归于斯的上海这块窝边草了。
1925年上海兴起的五卅运动、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这一连串汹涌而来的浪潮，令托命于上海的两个外国租界如怒涛中的轻舟，随时可能倾覆。中国人想要参与租界行政、想要收回租界，日本人想要独占租界，而西方列强却正把他们的注意力逐渐由远东转向欧洲。公共租界的大班们知道，他们坐在工部局办公室里颐指气使的日子已经不长，得盘算如何更好地善后了。鲍明钤、夏晋麟等华人学者在太平洋国际协会会议上建议，大幅增加华人在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名额，经过大约十年左右的过渡期，将租界归还中国，最终并入由国民政府特许成立的大上海自治市。工部局则请来了在南非担任大法官费唐来到上海，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和前途做了大量研究之后，认为在华界市政未能实现自治和法治之前，租界归还并入大上海的计划并不可行，过渡期将是几十年而不是几年。这个遥遥无期的过渡方案，出台后国内舆论便一片哗然，而让它变成废纸一堆的，却是1932年一二八日军的炮火。小约翰斯通的《上海问题》一书，就是在这次事变之后撰写，并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出版的。关于这本书的价值，久在中国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经特别写道：
美国教授小约翰斯通曾写过一本书，该书以314页的篇幅探讨了困扰中国和西方国家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上海问题。在谈论了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之后，约翰斯通教授认为大多数不可行，他似乎好像是在事后才说的那样：当然某个国家会占领外国租界。这事真的发生了，但显然不是上海问题的永久解决！
这种预见性，反映了作者的非凡洞察能力。
有关一二八事变，作者不仅参考了官方公布的各种文件，而且就事变发生前的一些关键细节作了访谈调查，证明日方所称的1931年末列强防卫委员会制定的租界武装中立方案中已将虹口以外至沪宁线和北站地区划为日方防区，中方从未知悉。这种抓住历史事件的某些关键环节深入调查澄清的工作方法，以及作者在叙述诸多上海问题中，抓住症结，要言不烦地清晰展现了各方的诉求和演变，都是国际关系历史和现状研究的很好示范。
小约翰斯通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除了《上海问题》之外，还出版了《美日新秩序》（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New Order, 1941）、《日本的前途》（The Future of Japan, 1945）、《缅甸对外关系编年史（1945－1958）》（A Chronology of Burm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59 ）、《缅甸的对外政策：一项中立主义研究》（Burmas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Neutralism, 1963）。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问题》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远东，由上海问题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关系，到五六十年代，又转向了缅甸外交政策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如果不是在美国高校或科研机关国际关系专业任职，便是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研究人员。
本书翻译中对于重要术语的处理，有必要做些交代。Concession和Settlement在国际法中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某一国家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中的租界，而后者只是划定的居留地。租界与租借地的共性在于均得主权国家政府正式批准，其差异在于，租借地有明确的租借期限，而租界则没有。租界与居留地的差别在于，得到租界的国家，其代表（主要是领事）对租界有一定的管辖权，而居留地则没有这种管辖权。上海的所谓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是根据当地外国领事与地方政府协议而获得的，缺乏双边和多边的明确的国际协定，但西方国家习惯上称法租界为Concession，而公共租界为Settlement。本书作者在涉及上海地区所谓外国租界时，一般称为foreign area，而使用Concession特指法租界，Settlement则特指公共租界，译文一律按照中文习惯名称翻译，只在作者涉及一般问题时，才明确将Settlement译为居留地，Concession译为国家租界。另外，为便利读者查核资料，我们将英文原书页码标示于正文页边，注释中参见本书之处则将原书页码一概改为本书页码，参考书目中资料许多已见于注释，故保留英文原名，仅在有中译本的资料后注明中译本信息，请读者知悉。
本书翻译中肯定存在不少失误，敬请读者赐正为感。
译者
201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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