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这场艺术潮流之后的，是许多不同派别的爵士音乐人开始热情地重新评估前辈的作品。先锋音乐人穆哈尔理查德阿布拉姆斯（Muhal Richard Abrams）以及新传统主义者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成了发掘早期爵士乐宝藏的积极倡导者。这提醒人们：伟大的艺术成就期之后通常紧接着伟大的批评期。不过这个时候，大多数的重估工作发生在音乐圈内，因为在之前30年里记者和学者的影响力已经式微。
然而爵士乐并不仅仅作为音乐而存在，它的影响力是深远的。爵士乐是一套松散联结的观念系统：它拥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思想，以及可以赋予它现实感和存在感的意象和语词。爵士乐有自己的圣徒传，即使这个推选过程比较民主，它推崇的圣徒时不时会被投票移出或进入宣福礼（比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就曾站上圣坛很多年，然后沉寂一时，而现在他又回到了顶峰）。爵士乐有一张虚构的地形图，它的细节之繁复正如神话学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或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所想象的一样：正当古典音乐在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抛弃标题音乐时，爵士乐出现了，在歌名和歌词里面撒满了各种组成爵士乐美国的街道名、铁道、路口、河流、三角洲、海岸以及城市。很快，整个国家甚至其他的地区也开始通过借鉴和想象的旋律与节奏在爵士乐中占据一席之地。
爵士乐以数量惊人的方式和途径被表现出来。爵士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突破了它原本的意义，超越音乐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话语、一个有影响力的系统，成为许多文本的交会点，也是一系列象征性代码被创造出来的地方。爵士乐有与其他艺术形式互动的丰富历史，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音乐本身，拥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唱片、电影、文学、广告、服装、演讲、食物、饮料，甚至体现在其他音乐类型中。比如，最近爵士乐手的照片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样板，出现在各种时髦的广告中，或者装饰着电影里时尚角色的公寓；自从路易马勒在1958年的《通往绞刑架的电梯》（Ascenseur pour lechafaud）的电影原声里面用了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音乐后，爵士乐就成了黑色电影的配乐首选。总而言之，爵士乐引发的讨论吸引了比它的听众群广泛得多的群体，现在它拥有一个很大程度上独立于音乐以外的生命。
过去曾认为高雅的欧洲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爵士乐首次挑战了此种文化典范，质疑了所谓经典是历史悠久和严肃的这种观念。这种挑战从一开始就为人所知。在1917年，新奥尔良的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制作了首张爵士乐唱片，《新奥尔良皮卡尤恩报》（New Orleans Picayune）在一篇文章中极力贬低该音乐，声称任何带着强烈节奏而缺乏和谐优美旋律的音乐充其量只能诉诸低等感官。11年后，在评估美国文化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把爵士乐方式的思维和行动与目无法纪、自大吹嘘、不宽容以及争风吃醋的行为一同放在负面新闻栏。甚至一些处于高雅艺术阵营的爵士乐拥护者都发现爵士乐隐隐带着威胁性。当爵士乐在一战期间首度传到巴黎时，评论人纷纷表示震惊：这种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他们说它同时是身体的、视觉的、社会的和情感的。所有人都注意到这是黑人音乐，虽然有时候它也由白人演奏。
关于爵士乐是隐喻和象征的这种讨论对于爵士乐的影响还有待商榷。一旦爵士乐从自己的源头和实践中剥离，被解放出来成为一种话语，爵士乐就可能产生奇异而不可预料的后果。这里转述一下音乐家唐拜伦（Don Byron）的观点，如今每个人都想穿出爵士乐的派头，畅饮爵士乐，谈论爵士乐，甚至成为爵士乐但没有人愿意聆听爵士乐。也许他还可以加上一点，今天每个人都想学习爵士乐。这有何不可呢？爵士乐的混搭和复合式的特质对于现今文化极具吸引力。在我们明白什么是后现代之前，爵士乐就已经是后现代的了大胆地借鉴所有未被固化的东西，而并不在意它们的根源和文化地位；爵士乐奚落等级制度和浮夸自大，津津有味地品尝矛盾和荒诞。从一开始，爵士音乐人就以轻松的姿态审视和改造高雅艺术，不论是菲尔施佩希特（Phil Specht）和阿斯特管弦乐队（Astor Orchestra）1922年录制的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选段、约翰柯比在1941年发行的活力十足的《贝多芬的即兴重复》（Beethoven Riffs On），还是赖瑞克林顿（Larry Clinton）1956年的《忧郁的波莱罗舞曲》（Bolero in Blue）该曲用44拍子来重新诠释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与此同时，他们也修订和更新民谣、吟游诗歌、歌舞杂耍歌曲，比如提姆布莱恩（Tim Brymn）1921年的《蓝调象鼻虫》（Boll Weevil Blues）、卡塞洛马管弦乐团（Casa Loma Orchestra）1938年的《我的邦妮在海的那边》（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以及吉米兰斯福德（Jimmie Lunceford）1940年的《我再也不要学习战争》（I AintGonna Study War No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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