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的游记，其正式的名称是对于世界的描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可以称之为世界寰宇记。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世界，其中一大半是元朝时期的中国。因此，中国研究马可波罗及其游记者，较多的是蒙元史领域内游刃有余的学者，如杨志玖、蔡美彪、黄时鉴、刘迎胜、姚大力等先生。
作为一个从遥远的威尼斯来到中国的商人，马可波罗对眼前陌生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之心，他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元朝的中国，大到都城形制、宫廷仪仗，小到民间传说、风土礼俗，各种当事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他都仔细描述，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中国传统汉族士人著作，如国史、政书、地志、文集、笔记记载笼统，甚至不屑于记录的内容。这样就为我们今天的学者观察元朝中国，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原始记录，而且是不受中国史家或文人修饰的文字。虽然马可波罗必然有所缺漏，乃至引起一些学者怀疑他是否来过中国，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马可波罗不仅来过中国，而且他的记录许多是真实可靠的。
然而，马可波罗《世界寰宇记》一书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以抄本流传，而且不同的抄本之间差异还相当突出，因此也有如中国典籍一样的现象，即有些层累地造就的成分混杂其中。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受中外隔绝的限制，对于西方学者关于马可波罗游记不同文本的整理研究缺乏收集与研究，试看文革结束时中国的几大图书馆中，大多没有1938年伦敦出版的慕阿德（A. C. Moule）与伯希和（Paul Pelliot）合著的百衲本《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更遑论1928年佛罗伦萨出版的贝内代托（L. F. Benedetto）校勘本马可波罗游记《百万》（Il millione）一书了。这一状况，无疑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学者对马可波罗行记的研究。
马君晓林，由理工入文史之学，在南开大学师从李志安教授治元史，于元代国家祭祀多所用心；其为杨志玖先生再传弟子，亦关心马可波罗来华事迹。博士毕业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暨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进行博士后研究，加入我和党宝海教授主持的马可波罗行记翻译、研究项目，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晓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很快进入角色，在其丰厚的元史知识的背景下读马可波罗行记，特别是结合与马可波罗所见中国地方社会关系密切的碑志类资料，颇多创获。他注重国际交流，几年来走访欧洲、日本，还曾到伊朗、以色列、俄罗斯、韩国等地参加国际会议，与国外同行往复切磋，并收集域外资料，尤其关注马可波罗行记的不同文本，得以与元朝史料相发明。这可以说是继承了杨志玖先生那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把他们已经开始而没有机会完成的学术理想，付诸实际。
近年来我常常有机会与晓林一起从事学术活动，不论在扬州博物馆，还是在京都的书店，也不论在马可波罗所记的杭州桥畔，还是在阿拉木特的阿萨辛城堡上，都有其仙风道骨般的身影。最近，他把有关马可波罗及其行记的研究汇集成书，征序于我。读其书，我感到十分愉快而有收获。因就马可波罗研究之学脉与学理，略赘数语，聊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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