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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江村经济(插图导读版)

書城自編碼: 3249679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费孝通
國際書號(ISBN): 9787569925661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日期: 2018-09-01


書度/開本: 大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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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费孝通先生女婿、生前秘书张荣华先生郑重授权出版。
2、著名社会学家、人大人类研究所所长、费老晚年入室弟子赵旭东教授亲撰导读推荐。
3、辑录费老与开玄弓村、与《江村经济》紧密联系的影像资料作为插图,丰富阅读。
4、封面设计时尚质感不失文化意味,专为年轻读者量身制作。
5、费孝通先生成名作与代表作,是中国甚至世界上经典的人类学著作之一。
6、1981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该学科至高荣誉赫胥黎奖章。
7、了解农村,了解中国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必读之书。
8、入选豆瓣评分TOP500书单,入选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阅读书单,吴晓波频道改革开放四十年40本书之一。
9、王小波吴晓波梁鸿邱泽奇周晓虹郑杭生甘阳 等知名学者盛赞推荐。
內容簡介:
《江村经济》是社会学巨擎费孝通先生研究乡土中国的代表作品,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必读之书,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该书原是费孝通在1938年春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玄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在书中,作者集中描述了江苏吴江开玄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试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它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正如他的导师、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關於作者:
费孝通(1910-2005)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80 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1 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的赫胥黎(Huxley)奖章。1988 年在美国纽约获不列颠百科全书奖。1993 年在日本福冈获该年度亚洲文化大奖。
主要作品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禄村农田》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査》《行行重行行》等, 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目錄
阅读《江村经济》的价值
著者前言
致谢
序(布马林诺夫斯基)

第一章 前言 ◎ 001
第二章 调查区域 ◎ 007
第三章 家 ◎ 029
第四章 财产与继承 ◎ 057
第五章 亲属关系的扩展 ◎ 081
第六章 户与村 ◎ 093
第七章 生活 ◎ 113
第八章 职业分化 ◎ 133
第九章 劳作日程 ◎ 139
第十章 农业 ◎ 151
第十一章 土地的占有 ◎ 169
第十二章 蚕丝业 ◎ 191
第十三章 养羊与贩卖 ◎ 223
第十四章 贸易 ◎ 227
第十五章 资金 ◎ 247
第十六章 中国的土地问题 ◎ 265
附录 ◎ 271
內容試閱
《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求学之时,跟随当时世界最为知名的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指导下所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以英文在伦敦出版,马林诺夫斯基为此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如果借用马林诺夫斯基在给这本书的序言中所作的一个评价便是,这是一个中国人对自己人民的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西方的人类学而言,实际上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种方法。要知道,最初的西方人类学是建立在一种跟殖民主义密切相连的关系之上,是一种对于
1  赵旭东,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00872);Email: zhaoxudong@ruc.edu.cn
西方殖民主义所触碰到的异文化的研究,由此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一层芥蒂,研究者总是需要借助一种田野工作的做法而去对这样的隔膜性的芥蒂进行一种千方百计的打破,通过一种长时间的接触观察,通过彻底掌握当地人的语言,通过设身处地地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思想和价值观念,由此而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对于某种异文化的认识。这显然是了解异文化时的不得已的一种做法,也是西方文化里为着某种猎奇或者探险所开展的一种探索性的研究,是对西方人眼中没有一种文字乃至文明的的蛮荒社会的研究。
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有文字,且有着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而言,曾经的那种完全不承认异文化历史和文明存在的做法就必然会遭遇到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挑战,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序言中对此一点写得似乎既委婉又非常精准点到此一学科的痛处。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费孝通无意之中所书写下来的《江村经济》一书在深谙西方人类学既有传统的马林诺夫斯基眼中就变成是一部带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因为在我看来,它实际上真正是突破了西方早期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两个难于跨越的自我困境,而这跨越之一首先便是突破了无文字社会或者说原始社会的一种蛮荒性,其次便是突破了自己身不在其中或者说成长不在其中的一种异文化性。前者无疑是将文明的观念或者一个文明国度的理念带入到了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来,而后者则使得人类学家们要去真正面对一种文化上的熟悉性。而要理解这样两点,实际上首先就是要对中国的乡村有所了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了中国乡村,也便是理解了中国,同时,理解了中国的农民的生活,也便是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
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中国的乡村是有其独特性的特征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对此事亦有所交代。他通过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求学之时从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派克(Robert Park)那里所学到的一种社区研究的方法来去研究自己家乡的一种新型手工业的发展,这便是基于传统的采桑养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机械缫丝业或纺织业。对当地人而言,费孝通显然并不是一个站在大门口外的陌生人,他的姐姐费达生已经先他一步来到太湖边上的开弦弓村以及其他的村镇,去大力推广从日本学成带回来的新的缫丝技术和生产工艺。要知道,农民对于费达生带来的新技术,从怀疑、不信任到信任,乃至最后向往和追求,这是经历了一个实际发生的过程的,这些曾经的陌生感在费孝通再去村里做调查之时已经是不见任何痕迹了,隔膜的芥蒂被消除了,彼此的关系融洽了,异文化的疏离感也就随之不存在了。因此到了1936年费孝通从瑶山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当地农民的生活进行一种详尽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很显然,这样一点方便不是任何一个田野研究者都可以随时获得的,在这一方面,费孝通算是一个幸运者,他在自己无心插柳的江村研究中无意之中突破了自己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开辟出来的长时间田野研究的那种困扰,在当地人以及异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隔膜陌生之感,并且在那里会明显地映射出来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诸如家庭观念、农工相补的观念以及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观念,从对开弦弓村这样一个江南小村的研究,一下子具体而微地使我们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小窗,借此看到了窗子里面一种鲜活的文明和文化的存在。
当然,学术意义上的争论并不会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权威性论断而终结,关于村落能否代表中国,还有,一个村落的研究能否代表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的所谓费孝通和利奇之间的争论,也许在未来还会继续下去,但这其中有一点实际上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中国乡村研究作为一种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实践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对中国问题怀有浓郁兴趣的研究者都会或多或少地以中国乡村研究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费孝通是如此,很多后来的一辈又一辈的研究者也是如此。因此乡村,尤其是中国的乡村,宛若一块强力的磁石,它在日益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走进其中,了解那里人的生活,并理解这种生活背后更为深刻的意义及其转变。而这恐怕就是中国乡村作为一种方法其存在的价值。
可以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一个人类学、社会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典范,它向我们深度展现了江南乡村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一画面的描述显然不是一种情绪性表面化的呈现,而是基于一种研究者本人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的结构化呈现,从这细密流畅的文字书写之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国乡村的存在,其在整个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价值,这里,就是在这里,也就是中国的乡村,它可能是我们一切生活的根本,是所有人未来发展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很多人最后生命的可能归宿,它的存在为人们不确定性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最为基本的保障,人们在种种的风险、不确定以及无以安身之后便可能从乡村之中找寻到自己安定感的认同,而今天的乡村振兴,如果不能从这一点去重新认识中国乡村存在的意义,所有的乡村规划和建设最后也就只能归诸于某一种的形式或形式主义了。
细细地去阅读《江村经济》这本书,并结合一种当下中国的转型发展,它所能真正告诉我们的便是,基于一种乡村经济的乡村振兴,它应该是一种农工相辅、互助互利的完美结合,而不是一种去掉乡村之根的无人可以真正回得去的空洞、真空和荒芜的乡村。显然,农民并不是城里人的对立面,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农民可谓是我们后来所有变了形的人的最初原型,如果这样去理解费孝通笔下的江村以及那里真实生活的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条跟中国文化密切关联的清晰线索就很容易被我们所找寻到,对此深入挖掘和追溯,经过一种不断的翻来覆去的解释,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智慧和洞见。
在此意义上,阅读《江村经济》,实际上也是在阅读中国的乡村,而理解了中国的乡村,也便理解了一大半的中国文化,因为这个文化的根和底色都在那里逐渐地酝酿成型。这一点认识,使得乡村的中国研究一直到了今天仍旧还没有失去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并且会在未来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自觉,自觉到在这其中,乡村既是全部问题的起点,也是无法绕开的瓶颈,为此我们需要更为广阔的阅读和专注的思考。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一日写于四书堂

|著者前言|
本书是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我所写Peasant Life in China 一书的中译本,原书扉页有《江村经济》中文书名,今译本即沿用此名。这书的翻译工作原应由我自己动笔,但在该书有条件翻译时,我一直忙于其它事务,无暇及此。今由戴可景同志译出,无任感激。应译者要求,我在书前说一说这书写作和翻译的经过。
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话要从1935年我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说起。我毕业后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按惯例应于该年暑假出国,但出于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因偕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经医治后,我于翌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我接受家姊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我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最初见到该系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他负责指导我选择论文题目。我原来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底子编写论文。随后我谈到曾在江村进行过调查,他看了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材料,主张编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不久该系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从美国讲学返英,我向他汇报了江村调查经过和内容,他决定直接指导我编写这篇论文的工作。该论文中主要的几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1938年春季,我申请论文答辩,通过后,由伦敦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论文通过的那天晚上,由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把这篇论文介绍给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局编辑阅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我看过该书清样后,离英返国,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记得,由于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所以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直奔云南、昆明。到了云南,不久就开始我的内地农村调查。
该书是1939年出版的,其时欧洲已发生战事。全球战乱连年,我已把这书置之脑后。我仿佛记得直到战后我回到清华园,才接到书店寄给我的这本书。当时届解放前夕,时局紧张,我哪里有闲情来想到翻译此书。解放后,我参加民族调查工作,此书的译事提不到日程上来。1956年英伦老同学格迪斯(W. R. Geddes)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参加该国文化代表团访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访问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兴趣。翌年成行,在调查工作进行过程中,有事返京,适逢反右斗争。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我已遭殃及,被错划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这本书并未译成中文发行,它还是作为一项流毒深远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华访问,从他们的口上,我才知道,该书已重印了三次。在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还有不少现已成名的人类学者告诉我,这本书启发了他们研究人类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我当时不免担心,深恐其流毒太广,增加我的罪行。这种历史条件排除了翻译该书的可能性。
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81年我得到老师弗思的来信,他告诉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在1981年授我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中最高的荣誉。他并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又重印发行,建议我在接受奖章时要宣读的论文,最好是叙述江村在四十多年中的变化。我因此又到江村进行了短期的访问,写了《三访江村》这篇文章。
从伦敦回国,我又回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从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从吴江县各镇入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1984年又扩大到苏北及南京、镇江两市。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在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需要把《江村经济》翻译出来给一起调查的同仁们作参考之用,而且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这个译本。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恢复了学术活动,任务较重,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翻译工作。所以只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劳。她在1984年就已经完成译稿,又请潘乃谷同志校阅过一遍。她把译稿交给了我,搁在我书架上,一搁几乎有一年。我应该对译者表示歉意。
江村经济屈指一算,离我最初在江村调查时,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另一方面,经过这将近五十年的阅历,自己对这本早年的著作,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作为我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脚印,自当珍惜;作为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历史记录,固然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既然还活着,而且尚能工作,自觉有责任再把江村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写下来,作这本书的续编,并当尽力把这段时期自身的长进来补足早年的不足。因而,我决定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江村再调查,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在准备这项研究计划时,我才挤出时间,把译稿重读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后,交付出版。至于它的续编在两年之后是否能出世,目前还是难于预知之事,但是我自己是有决心去完成这个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以上是本书中译本诞生的经过,就以此作为前言,写在译本的前面。
费孝通
198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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