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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陈其泰先生曾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主要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耕耘，《陈其泰史学萃编》是他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
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认识到历史编纂学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重大意义。陈其泰先生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他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可以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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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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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先生1939年出生在粤东韩江边的一个小镇，195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1963年7月从中山大学毕业，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之后，考取了白寿彝先生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从这时候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我念研究生时已三十九岁，深感时间珍贵，时不我待，因而认真读书、写作。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十一种，主编的著作二种，另有合著三种。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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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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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３
编纂思想： 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１９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 ４５
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７１
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 ８３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 《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９２
晚清典志体史学名著的时代特色 １２４
２０ 世纪中国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
１４４
白寿彝先生与中国历史编纂学 １５９
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 １７７
下 篇
关于民族精神 内涵的理论思考 ２０１
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２１０
论民族精神的成因 ２２２
论民族精神的功能 ２３８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２５５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２７１
对清代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及时总结 ２８５
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２９７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 ３１０
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３２７
陈垣与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 ３４１
附 录
谈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３５９
孙中山的公仆形象在历史上应大书特书 ３８２
永记卢沟桥的炮声 ３８６
河西考察记 ３９２
２０１１ 年版后记
４１１
跋语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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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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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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