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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约瑟夫罗特是德语作家里具有*水准的优秀人物，受到茨威格、爱伦堡、库切、纳丁戈迪默等诸多名家的推崇。国内对其作品的译介虽早有涉及，但仅限于两本，没有更深入全面地进行，以至罗特的名字在国内读者中还较为陌生。本卷收录的罗特代表作《百日》之前在国内尚未有中译本出版，对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确为填补空白的福音。
《罗特小说集》收入了约瑟夫罗特不同创作时期的作品，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罗特的创作之路和写作特点。这套丛书正是秉持漓江出版社深度研究世界优秀文学的一贯宗旨，向国内读者译介被长期忽略的优秀作家，率先出版其代表作品，以飨读者，并引发相关阅读与研究热潮。当20世纪发生的一切成为历史后，我们重读罗特笔下的故事，则能对那个时代、那场战争灾难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应能更好地理解罗特作品中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所载有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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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约瑟夫罗特是长期被国内忽视的德语作家，其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卡夫卡和穆齐尔。漓江出版社的《罗特小说集》以多卷本的形式陆续出版，收入罗特的大部分优秀小说作品。《罗特小说集》的出版必将改写国内的相关文学史。
本书是《罗特小说集》*卷，收入罗特的长篇小说《百日》。本书是罗特为数不多的一部历史小说，他用恢宏而又细腻的笔触，通过拿破仑大帝和浣衣宫女安吉丽娜的两种不同视角，描绘了拿破仑百日王朝的起起伏伏以及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在这部作品中，罗特以诗一样的语言娓娓道出了社会动荡转型时期大人物的苦乐悲喜，以及个体的命运与时代洪流间的交汇碰撞，堪称一个时代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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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是可以和卡夫卡、穆齐尔相提并论的重要德语作家，堪称作家中的作家，深受多位文学名家推崇。罗特出生于奥匈帝国东部边境的犹太家庭，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作为记者为维也纳不同报社写稿，成为二三十年代德语世界的明星记者，曾就职于《法兰克福报》。罗特不到三十岁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四十五岁英年早逝时已出版小说数十部，其中篇、长篇和短篇小说均出手不凡，成为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最优秀的德语作家之一。罗特较为人所知的小说有《拉德茨基进行曲》《先王冢》《皇帝的胸像》《百日》《无尽的逃亡》《约伯记》《塔拉巴斯》《沉默的先知》等，均以精湛的叙事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深邃广阔的人文思想受到广泛关注。其代表作《拉德茨基进行曲》更是现代德语文学中关于哈布斯堡神话的标志性作品，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成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收入《理想藏书》，位列德语文学作品前十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认为罗特的文学造诣已达顶峰。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是可以和卡夫卡、穆齐尔相提并论的重要德语作家，堪称作家中的作家，深受多位文学名家推崇。罗特出生于奥匈帝国东部边境的犹太家庭，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作为记者为维也纳不同报社写稿，成为二三十年代德语世界的明星记者，曾就职于《法兰克福报》。罗特不到三十岁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四十五岁英年早逝时已出版小说数十部，其中篇、长篇和短篇小说均出手不凡，成为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最优秀的德语作家之一。罗特较为人所知的小说有《拉德茨基进行曲》《先王冢》《皇帝的胸像》《百日》《无尽的逃亡》《约伯记》《塔拉巴斯》《沉默的先知》等，均以精湛的叙事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深邃广阔的人文思想受到广泛关注。其代表作《拉德茨基进行曲》更是现代德语文学中关于哈布斯堡神话的标志性作品，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成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收入《理想藏书》，位列德语文学作品前十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认为罗特的文学造诣已达顶峰。
主编简介
刘炜，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德语文学专业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德语系副系主任。从事奥地利德语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及德语流亡文学研究多年。
译者介绍
吴慎，复旦大学德语系硕士，曾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文学和哲学学院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德语和荷兰语文学院交流，现为上海市市东中学德语教师。译著《裂脑怪》（节选）收录于《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八卷）》，另翻译过多部德语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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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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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节选）
刘 炜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出生于布朗迪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里还是奥匈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一座小城，生活着信仰不同宗教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罗特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在一次生意失败后因备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所以罗特从小是在亲戚的帮助下和母亲一同生活。1913年，他离开故乡前往当时奥匈帝国东部城市雷恩堡上大学，随后又转入维也纳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罗特报名参军。但在奥匈帝国战败并解体后，他又回到维也纳靠给不同报社撰稿为生。与此同时，罗特凭借早期的几部作品，如1923年的《蛛网》，1924年的《反抗》等，步入文坛，并很快为时人所认可。此时年轻的罗特意气风发，世界观明显左倾，在一些报纸文章上甚至署名红色约瑟夫。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特已是德语国家的明星记者，就职于《法兰克福报》。1926年，他受《法兰克福报》委托考察苏联，并发回系列报道。这趟旅行的观感，都作为创作背景出现在了此后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中，如1927年的《无尽的逃亡》、1929年的《右与左》和《无声的预言》等。同时，这趟旅行也促成了罗特的世界观的转折点。在紧随而来的大萧条时期，作家本人除了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带来的种种弊端，还不得不面对家园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多重打击之下，这位出生于先前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他1932年出版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直到今天都是现代奥地利德语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性作品。正因如此，曾长期在德国电视台主持《文学四重奏》且有文学沙皇之称的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将这部小说列为德国人必读的二十部小说之一。
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所以成为哈布斯堡神话，首先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园，代表一种跨越种族、宗教和民族界限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谐和统一是帝国的标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个领地各具特色而又整齐划一；讲着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就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哪怕是最卑微的贩夫走卒，罗特的理想世界都能为之提供生活的种种机遇。作者由此向国人和世人展示着真正的奥地利民族精神，它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次，在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中，人们看不到彼此的倾轧，看不见意识形态和民族种族斗争的你死我活。统治者的仁爱与宽容造就了理想世界中的祥和。祥和静宜的气氛是美好生活的佐证，也是理想家园给人带来的希望。类似的描述也可以在同时代的另一位犹太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中读到：奥匈帝国，那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皇帝统治，由上了年纪的相国们管理着的国家；它没有野心，唯一所希望的就是能在欧洲大地上，抵御所有激进变革的冲击而完好无损。再者，哈布斯堡王朝是个亘古不变、秩序井然的社会。同样在茨威格的笔下也有更为直接的描述：那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黄金时代。在我们几乎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一切看起来都恒久长远，国家本身就是稳固的保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能得到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有的一切都中规中矩、有条有理。长幼尊卑各守其位，上行下达令行禁止，维持这种秩序的并非严刑峻法，而是人们心中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传统价值。
在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中，与希望对立的是现实中的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好的家园变为废墟，帝国分崩离析，百姓流离失所。对一个犹太作家而言，这种绝望首先归咎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皇帝的胸像》里莫施丁伯爵与犹太人萨洛蒙的对话中，民族主义者被说得一文不值，甚至不如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猴子。而正是极端排他的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甚嚣尘上，这是一种缺乏理智和人文情怀的意识形态，是人与人以及国与国间隔阂敌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战后在哈布斯堡王朝废墟上形成的许多新民族国家，正如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的小格子间，令人感到局促不安。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者以革命为口号，到处制造事端，欧洲充满着血腥暴力和尔虞我诈。从一战后初期的革命，到希特勒夺权当政，直至最后大战爆发，生当此时的人绝望痛苦，而犹太人则还要面临更为可怕的种族灭绝。现实社会中虽然不乏各种信仰和思潮，但却是个传统价值缺失和被否定的时代。在人们放弃了建立于人文精神之上的传统价值后，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潮的传播和泛滥才会成为可能。这正是令作者感到绝望，也希望能警示世人的地方。在罗特眼中，时代的发展并不等同于进步。在他的书中，现代都市所展现于世人眼前的文明，只能够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而欲壑难填的各种野心造就的是一群对现实不满、渴望出人头地的战后世界的新主人。
果不其然，在混乱的政局中，得势崛起的是法西斯。1933年1月30日，在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的第二天，罗特便乘早班火车离开了柏林。同此后其他许多左翼和犹太出身的作家一样，罗特开始了寓居他国的流亡生涯，并同他们一起形成了流亡文学中的主要创作群体。在这非常时期中，历史人物和历史题材引起了许多流亡作家的兴趣。在当时这些作家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中，历史小说有着别的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优势。1936年，德布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小说本身并不是一种应急创作。但在有流亡作家的地方，历史小说这一体裁还是很受欢迎的。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流亡外国而与国内读者群隔绝外，人们还希望通过寻找历史上相同的例子，明确自己在历史中的定位，并对自己的状况作出判断。同时，通过历史小说的创作，可以激发自己的思考。再者，就是基于自我安慰的需要。这一观点是当时的人们对历史小说的期望，也符合多年以后人们对流亡文学中历史小说的理解。由于借古可以喻今，历史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在短期内得到了充分发展。很多当时成名的作家都涉猎于此，如茨威格、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等等。在这一背景下，罗特也发表了多部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作品，如1934年的《塔拉巴斯》、1936年的《百日》、1938年的《先王冢》等。
给过去时代献上一曲挽歌，对本身生活在困苦中的流亡作家而言已显得不合时宜，但罗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还想把神话变成现实，试图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早在1933年，罗特就不仅在给茨威格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打算，而且还真的试图通过当时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多尔富斯恢复帝国，但对方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他还曾潜回维也纳，联系同志，希望重建帝国，恢复哈布斯堡王朝，以此来与纳粹抗衡。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随着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灰飞烟灭。甚至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并吞一年后的1939年初，罗特还试图从奥地利流亡者中招募士兵组建军队，希望通过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托哈布斯堡也曾在回忆中赞扬罗特为此投入的精力和做出的努力。
然而，神话在现实里终究难寻容身之地。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政权如日中天。先在萨尔区通过公民投票赞成归属德国，旋即德国宣布重新武装，并单方面取消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同时，纳粹政府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签订了一系列和平条约。希特勒不但巩固了政权，而且骗取了德国国内大众的好感。今天的读者可以设想，当罗特落笔写下《皇帝的胸像》和《先王冢》时，面对纳粹的所谓文治武功该是何等绝望。希望与绝望像对孪生兄弟，在罗特作品中交替出现，而现实中的作家也经历着二者的此起彼伏。但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尤其是在失望取代希望时，受伤最深的莫过于诗人自己。在希望中创作，在失望中酗酒，罗特最终毁了自己的健康，于1939年在流亡地法国首都巴黎去世。
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与历史上的哈布斯堡王朝出入颇大。前者取材于历史，但又不恪守史实，于是才会有读者眼前政治清明、人民和睦、疆域广大的理想社会。其实，神话与现实在罗特的生活中从来都纠缠不清。就连自己的身世，罗特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讲述。有时他说自己是波兰贵族与犹太人的私生子，有时又称自己一战时曾当过俄国人的俘虏。时至今日，在有关罗特的生平介绍中，依然可以读到类似的神话。
同样，他的文学世界也被世人按照不同需求和取向进行解读。尤其在流亡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都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以至于1939年罗特的葬礼上出现了混乱的一幕。天主教牧师、犹太教经师、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奥托的代表、左翼人士、复辟分子都出现在了他的葬礼上并致词，歌颂他为各自阵营所作出的贡献。造化弄人，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共存现象居然以这种形式在罗特身上得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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