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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珍藏版)

書城自編碼: 3097369
分類: 圖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胡素珊 [Suzanne Pepper]著, 启蒙编译所 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15408231
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12-1
版次: 1
頁數/字數: 540/569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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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为西方学者*本全面系统论述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原因的著作,国内外很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都对这本著作赞誉有加。本书属于史学经典,绝版重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平装版上市之后,获得较为广泛的好评。比如:共识网2014年度十佳好书奖、新浪中国好书榜、百道网2014年好书榜、百道网2015中国好书榜中榜人文类TOP50、2015年《学术中国》暑期书单,等等。为西方学者*本全面系统论述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原因的著作,国内外很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都对这本著作赞誉有加。本书属于史学经典,绝版重译。本书平装版上市之后,获得较为广泛的好评。比如:2014亚马逊好书奖(证书由发行部代表领取)、共识网2014年度十佳好书奖、新浪中国好书榜、百道网2014年好书榜、百道网2015中国好书榜中榜人文类TOP50、2015年《学术中国》暑期书单,等等。
內容簡介: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是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代表作,是西方学者较早对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政权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全面系统、客观中立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关于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作者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作者的论述基于对政策文件的认真剖析和对政策实际实施及其影响的综合考察,从而细微客观地揭示出共产党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获得民心和政权的。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于2014年7月出版平装版,今为精装珍藏版本。很多书都试图分析1945年到1949年间中国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是Suzanne Pepper的权威著作是*本也是*一本全面的分析如何国民党输掉战争,不仅仅是军事行动的失败,是如何在腐败和无能下输掉了平民大众支持的失败。现在新版面市(中文精装珍藏版即是根据新版翻译完成),这里加入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权威调查,揭示了新的调查结果和一些档案资料,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现代史画上浓厚的一笔。
關於作者:
胡素珊(SuzannePepper),美国学者。1972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学位。除本书外,著有:《中国的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激进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部分)有关中国内战的篇章便出于她的手笔,她还为《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撰写了有关教育问题的三章。
目錄
推荐序(雷颐)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战胜者与战败者
经济
光复地区
第三章 学生的反战运动
一二一运动
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
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
第四章 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损失
工人运动的复兴
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
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
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
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
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胜利
第六章 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
共产党的统治方式
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
第七章 恢复土地改革
中共胜利的社会经济根源
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的经验
总结:抗日战争的教训
激进的土改:19461947年
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
总结
第八章 回到城市
张家口的实验
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重返城市:19471949年
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
第九章 一个新的开始: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城市
法律和秩序
经济和金融
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第十章 内战的政治
城市
农村
征引文献说明
对增订书目的说明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內容試閱
再版前言
历史写作不仅与它试图描述的过去紧密相关,同时也会受到历史现状的深刻影响,没有什么比一本旧历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证实这样一个观点了。自《中国的内战》于1978年首次出版后,已经有几代政治人物和学者离我们而去了。如果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作为研究背景,那么在这本专著再版之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中国内战最初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对于某些特定年龄的读者而言,这种重述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他们重温过去的历史,因此似乎是显得有些多余了。然而,历史的描述并不总是只限于时间一个维度。本书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时间的间隔并不是历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碍。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对初次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做一些基本介绍。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以及对历史的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再版本书的主要理由。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政府开放了国家档案,并且重新放宽了尽管不是完全取消诸多历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学者们得以接触到有关新中国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资料,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的内战。见书后参考文献中的中文著作部分。新中国翻译并出版了许多非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这是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色。有了这些翻译作品,中国学生事实上能读到许多北美和欧洲大学为自己的学生提供的有关近代中国的图书。国内外的几代中国读者由此同时读到了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这些历史片段的作者将为即将阅读他们作品的新读者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中国读者以这些外国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将在下面详述这种利用的成果。
00中国的内战再版前言00我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研究始于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中国内战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这篇论文是3年以后的事情。为达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筹备出版的过程持续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才正式面世,并于1980年推出了平装本。这部著作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些人喜欢它,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没什么价值。事实上,人们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满意是由于最终的作品并不符合我最初的期望。题材和资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似乎让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仍然是成功的。因为对读者而言,它涉及的题材和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期10年的写作过程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创作时间在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691980年那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这一时间跨度足以断送任何一本书的前程。
问题:美国之亚洲,中国之内战
在我研究中国内战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1969年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问题到1980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到1980年,许多人已经读过了我的书,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69年,在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学生中间,最时髦的话题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Johnson),而且这两个话题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詹隼当时担任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有关农民民族主义的论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起了不少争议。见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国革命的开始(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如果将背景换成其他的任何时代或政治学科,这样的议题本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时,越南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焦点,没有哪一个政治系的学生会不讨论与越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国在后殖民地区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参与他国的内战,这些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挑战,与此相关的所有话题都引起了人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然而,如果人们寻根究底,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归结到一个最初的激烈争论上,即对1949年中国沦陷于共产主义,美国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这场争论的结论是,美国当时决定不直接干预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许多考虑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华盛顿决心在朝鲜给予共产主义坚决的回击,并在越南延续了这一强硬立场。
尽管美国政府做出了这样明确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是一个过渡时期,上述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广泛讨论。随着两极时代的终结,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流行的强硬的反共思潮以及产生这种思潮的认识根源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作是绝对正确的了。冷战的结束几乎和它的到来一样突然。为了对过去历史进行新的总结,全美国范围内又展开了另一轮激烈的争论。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越南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试图在自己和对手之间建立一种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关系。农民民族主义展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它即将灭亡的预言。农民民族主义将学术目标和政治内涵结合在一起,这使它具有双重的意义。由于这种双重性质,在人们试图达成新的政策共识的过程中,詹隼既被视为冷战后第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自由主义先驱,也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
最近,贺康玲(KathleenHartford)和戈迪温(SteveGoldstein)对西方学者关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总结。除了一点以外,我赞成这两位学者的几乎所有结论。詹隼和他最初的批评者之间的分歧肯定不会比事实更加明显。见贺康玲和戈迪温《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中的概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察一节。只是在进行了多年的后续研究,并消除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歧见后,人们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詹隼最开始受到的反对并不算激烈,学术上的分歧是随着政治含义的增强而变得日益真切的。
20世纪50年代,人们写了许多关于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文章,但詹隼1962年发表的论文与之前文章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前的文章谈论的主要是阴谋论、美国的责任、苏联的责任、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武器的特性、精英决定论,以及最高层做出的决策。詹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占领日本的重要意义、整个亚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的见解并不新鲜。詹隼的创新在于他将这一系列问题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更不同寻常的是,詹隼试图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农村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他创造了农民民族主义这个新词。詹隼认为,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赢得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这是共产党人最终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由党领导的地方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复制品,而且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合法的、本土的政治力量。
詹隼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趋势。然而,詹隼遭受的绝大部分批评并不是来自于他正在取代的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而是来自于快速崛起的左翼学者。詹隼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抗日战争,他将旨在实现阶级调和的统一战线政策视作共产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鼓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他的这些观点都成为人们批评的目标。詹隼嘲笑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经济改革上无论是极端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詹隼坚持他的右派观点,并将他的理论应用到越南和其他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为此遭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评。他在1973年的《人民战争分析》一书中写道:就革命策略而言,只有和民族解放的努力结合到一起时,共产主义才可能获得成功为了充分动员农民,让他们支持游击战,必须采取土地改革这样的措施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动员农民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外国武装侵略造成的。詹隼:《对人民战争的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0、1516页。
詹隼的观点引发了人们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詹隼开创了一个新的西方中国历史学派,这一学派将地区性根据地作为研究重点,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进行合理的解释。除了前面提到的贺康玲和戈迪温的总结,还可以参考韦思谛(StephenAverill):《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载于《中华民国》,第18卷,1992年11月,第1期,第225255页。第一部对农民民族主义提出异议的著作是马克塞尔登(MarkSelden)的《延安:通往中国革命的道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詹隼和塞尔登随后逐条回应了针对他们的批评,但是他们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因此他们原来的观点基本是没有改变的。见詹隼:《回顾农民民族主义:一本著作的传记》,载于《中国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766785页;以及马克塞尔登:《结语》,载于《中国革命:回顾延安之路》,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MESharpe),1995年,第222258页。当然,到1969年,几乎所有人都掌握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写作本书之前,我意识到必须仔细分析詹隼理论的矛盾之处并找到对抗权威观点的有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很自然地想到,在詹隼引用了大量资料、论证严密的理论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詹隼驳回了我最初的两个论文选题(第一个选题是延安遗产,第二个是文化教育的革命性改革),此后我们开始写作《19451949年中国的内战》。我选择该题目的理由是,这一时期正好与19371945年错开,可以避免与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两个时期又足够接近,可以让我提出与他的观点相对、他必须认真考虑的论点。
不幸的是,不到几个月,我细心设计的策略便遭遇了重大挫折。最初,我的计划看上去十分完美。准备阶段的阅读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一支游击性部队转变成能适应运动战、大规模传统战争的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关于这场内战的当代论述几乎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还是敌人、外国观察家、中国内战的参与者、前军事人员或民间评论者,都一致将中国共产党的获胜归功于基本的政治原因。许多人甚至声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不仅如此,这些当代的评论者还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上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具有同等的决定意义。在共产主义获胜的众多政治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这一政策看上去充分体现了农民民族主义。
研究进展到下一阶段,几乎所有主要的第一手资料给人的感觉都是相似的。薛君度(HsuehChuntu)对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并专门撰写了书目介绍。但他表达的仍是这一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在介绍的开始,薛君度用一种十分有把握的语气写道:在解放区内推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军事胜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薛君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9):关于胡佛研究所中文藏书中相关文献选编与注释》,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2年。见《书目丛刊》,第11期,第226页。
但是,我接触的资料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共产党的胜利和土地改革之间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研究很快就陷于了停顿,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我有选择性地阅读了许多可以找到的有关1945年至1949年中国内战的文献,但这样的阅读甚至不足以让我就这一题目完成一篇质量尚可、篇幅短小的论文,更不用说写出一篇揭示出军事胜利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精彩文章了。只是在很久之后,当本书在进行出版前的校订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几乎所有人在最初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人们都把土地改革选做研究对象,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并接受了官方的说法即这一改革是从1947年开始的。尽管我们并没有掌握多少具体的资料,用于揭示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之间的必然关系及其根本原因,但官方的划分方法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关于国共实力消长的传统看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人们便得出了一种折中的结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所必须的条件在1945年之前都已经具备了。在随后的1945年1949年中,共产党只是将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但这种优势只是一种附加的成果,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所需要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重要基础并不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我在研究中还进一步剔除了外国政策的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内战有着决定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老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愤怒地声称,是美国政府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中国。但新的观点认为,是否失去中国,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因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原则上。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分析很少涉及军事。之所以这样,有几个原因,其中最现实的原因是有必要限制本书的长度,我本人缺乏军事上的专业知识和兴趣,而且读者已能找到大量已有的或者即将推出的、从一般军事角度描写中国内战的著作。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19451949年的内战史》(蒂马斯奥萨托和路易斯格拉斯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威廉威特森、黄震夏:《中国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纽约: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1973年。
在划定了这样的界线之后,我不敢有把握地说自己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给出一个明确或理论上的解释。我并不打算写一部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政治历史著作。我的目标较为有限,仅限于对国共两党的政治表现进行比较,希望能为人们以后的研究和著述打下一个基础。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我并没有对共产党的兴起和国民党的衰落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种种争论,给它设立一个边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被卷入共产党必然会获胜这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的争论中。但我最终目标的确是通过分析和对比国共两党政治成功和失败的本质,建立一个可以让我们对19451949年这段时期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评估的标准。
当前的展望:中国的政治,西方的趋势
自从《中国的内战》在1978年出版之后,最惊人的事情是,对这一段历史,当代中国的兴趣与西方学术界有了极大的差异。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转移到了其他方向,而19451949年间的这段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出于其他一些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强,并出版了数量惊人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国的内战》的中文译本不过是方兴未艾的研究趋势中的同类著作中的一本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学者还在为寻找这段历史的切入主题和灵感来源而烦恼时,大量的中文著作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和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足以支持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许多专项历史进行研究。
中国内战的研究和西方兴趣的转移
如果读者阅读了《中国的内战》最初在西方的版本,将发现这一版本体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即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取得政权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不再那么敏感了,《中国的内战》将关注的重点转到了新的方面。在新的版本中,中国内战不再被视作是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它本身不再重要了,而是作为20世纪中国超越传统的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早期阶段。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人们有很大的争议,为了还原《中国的内战》在这一争议中最初的位置,本书被分成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国民党的衰败,第二部分则叙述共产党的兴起。第一部分关注的重点是城市问题以及市民生活:腐败、通货膨胀、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人们最多的关注,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否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事实上,土地改革,或者说推行对农民土地、财产和政治权力的激进的再分配措施,要远远早于1947年。如果我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我或许能够更早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直到1974年,我关于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仍然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其中的矛盾太多,以至于无法发表。一开始对我的研究造成阻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查阅了许多1947年实施土地改革的文件,这些资料并不足以证明土地改革已将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战争,尽管这一印象与所有传统观点和共产党官方的说法相反。首先,土地改革怎样动员和发动十分重要的华北地区的农民?由于这一地区地租普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存在大量拥有自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土地改革实际已经完成了。其次,詹隼认为,共产党是在放弃他们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容易造成分裂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后才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支持。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在全面内战的关键时期重新采用这种冒险的做法?
最终,我又花了一年时间才解开这些矛盾,并且能够回答有关这段历史的主流研究中绝大部分问题了,论文的篇幅也由此增加了将近100页。新的研究显示,共产党的取胜几乎与农民民族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一研究也指出,如果农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并不会妨碍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共产党对农民的广泛而成功的动员。给予本地农民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共产党获胜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到1947年,一个更大的变化是,共产党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让它在农村大范围地重新施行激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了。
我还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有有关这一课题的新著作。例如,托尼塞奇(TonySaich)和方德万(HansvandeVen)编辑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中的第二部分地区差异。,其方式是通过研究当时的各项条令仔细分析这些根据地制度的实际建立过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否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由某种单一原因造成的,无论这种原因是意识形态、组织运动、外国干预、人民贫困,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人都否认共产党的成功是因为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起,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无法阻止的化学反应。这些研究强调,中国内战不取决于某种绝对和确定的因素,它是由相对性、人类的创造性,特别是由战略过程和灵活性决定的。长久以来,上述因素被视作外国学说在中国农村扎根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能应对农村地区各种复杂环境和国内外险恶对手的必要的适应能力。在建设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重新夺取城市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革命可以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那么它也可以是被解构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在逐渐减少。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既与1976年之后中国的变化密切相关,也得益于新的研究成果。1976年后,中国舍弃了毛泽东的许多革命理念,例如他的建立在阶级划分概念之上的社会目标和农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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