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剑桥大学读本科的最后一年开始专攻古典哲学的，而理由看上去非常糟糕：与那时我可以选择其他专业（希腊和罗马文学、历史、艺术与考古、语言学）相比，古典哲学似乎最困难，最有挑战性，古典哲学的教授们也最令人敬畏地聪明。于是我没有在文学这个我已经表现出最大才能的领域继续下去，而是多少带有些虚荣地渴望用最好的人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幸运的是，在柏拉图的作品里，我发现了一个领域，可以结合我对哲学的爱（那时已经成长得足够真切）与对文学的爱。因为柏拉图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哲学家。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对话成为我过去很多年学术写作的焦点。
至于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我为什么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上（也就是这个文集的主题），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对于那些在美国教书的古典哲学家来说，《理想国》是无法回避的。我们经常会被要求教授古典哲学领域的导论课程，而没有任何古典哲学的导论可以回避《理想国》。第二，在古典哲学之中，我的兴趣始终围绕着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思想，而非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因此《理想国》一直在我教授的各种课程中得到阐释。最后一个理由相当偶然：我发现了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作为柏拉图译者的才华，加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及时的兴趣，于是我们开始合作为剑桥政治思想史文本（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系列准备一个《理想国》的新译本，汤姆作为译者，而我作为编辑。这个工作占据了我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之后我也就完全做好了准备发表我对那部对话的思考。适逢毛里奇奥米利奥里（Maurizio Migliori）教授邀请我到马切拉塔大学（University of Macerata）做柏拉图讲座（Lecturae Platonis），这给了我机会将这些思考整理成书，并在2003年出版，也就是这本文集的主体部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
在这里结集的出版的还有一些更晚近的论文，其中一篇威廉斯与城邦灵魂类比大体上是这本书的补充，而其他几篇则处理了《理想国》中的不同主题，它们或者没有在书中讨论到（厄尔神话和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作为戏剧人物的使用），或者在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柏拉图的乌托邦主义）。最后一部分集中了我关于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作品，讨论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对《理想国》的阐释，以及两篇针对有施特劳斯趣味的学者的书评。
我听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近来在中国非常流行。我很高兴这个文集可以包括我那几年对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作的关注，这是在我完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之前几年里的一个特征。但是我想要在这里多说几句施特劳斯对我思考的影响，从而让读者们清楚它的界限何在。
201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柏拉图大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latonicum）上，马里奥维盖蒂（Mario Vegetti）教授发表了题为《〈理想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变成非政治的？》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质疑施特劳斯和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因为他们消除了《理想国》中的政治维度。维盖蒂说，对这两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个人对哲学的追求以及个人灵魂的内在秩序，而非社会层面的进步。根据维盖蒂的说法，施特劳斯将《理想国》变成了一部积极的反政治作品，在其中对社会乌托邦式的改造工程被说成是不可能的规划，因为它们与人性相悖；而沃格林将《理想国》中的政治维度仅仅还原成灵魂内在秩序的隐喻。维盖蒂在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那里发现了更晚出现的对《理想国》去政治化阐释的先声，这个晚近的代表就是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柏拉图主义伦理学，旧与新》的第四章，她将对美丽城（Callipolis）的描述看作一个范本，意在激发个人的道德发展，而非社会进步。维盖蒂认为这些更晚近的阐释者，或许是在无意识地重复那些二十世纪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家首先提出的论题。他也将我的名字包括进了这些晚近的阐释者。
将我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理解成一部去政治化的著作是对它的误解，是将它看作我在其中归为的对《理想国》的理想主义阐释，而我明确将自己的进路与这种阐释区分开来（参见第四章的相关资料和学术背景）。确实，那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理想国》在不同社会结构和不同灵魂结构之间的类比仅仅是类比而已。这个类比没有因果性的含义；它没有告诉我们与某种社会相应的个人是否在那个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城邦与灵魂的类比虽然几乎是我那本书关注的唯一问题，但它绝非《理想国》唯一的政治关切。在《理想国》第五至第七卷中揭示的政治维度远远超出了城邦与灵魂的类比，并且让阐释者们可以像我一样，认为那个类比不多不少就是一个类比，同时柏拉图在美丽城中的构想确实是他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我将柏拉图看作政治改革者的观点，读者可以阅读本文集中的《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
施特劳斯对于我阐释《理想国》的影响与维盖蒂认为的不同。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上的，另一个是方法上的。首先我同意施特劳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沃格林），《理想国》将个人提升到社会之上。正像我在书中说的（pp.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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