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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读懂中国改革系列，由党政机关推荐全国机关干部阅读，该系列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十三五深刻解读，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领衔，囊括郑永年、周其仁等精英学者，把脉时局大势，明指决策投资应对之道。
未来五年，面临严峻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期。《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立足十三五，阐述未来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从供给侧改革、创新、新科技革命、人口红利、共享经济等不同的领域，指出未来投资决策的正确方向。
附十三五规划建议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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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将改革进行到底，十三五权威解读。中国学界智囊、权威人士、精英学者把脉时局大势，明指决策投资应对之道。
十三五，未来*关键五年，我们该怎么办？中国经济的蓝图如何规划？20162020，未来*关键的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个百年目标*后冲刺五年！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传统的增长点和增长主体对经济的拉动力逐渐减弱，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诚如一再提及的，全面改革过程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经济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改革如何继续往前推进？这些都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李稻葵本书汇聚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精英学者、权威人士，立足十三五规划，把脉当下时局，全面解读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深入剖析未来走向，阐述未来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从供给侧改革、创新、新科技革命、人口红利、共享经济等不同的领域，指出未来投资决策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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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敬琏，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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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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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机遇与挑战林毅夫
第一章 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
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吴敬琏003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八大新挑战李佐军010
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厉以宁016
10年来，中国为过热增长付出了哪些沉重代价樊纲025
中国经济再平衡要过三关刘世锦029
第二章 中国转型关头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最佳20年已经过去樊纲039
如何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吴敬琏044
中国转型关头的真实挑战华生056
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孙立平06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两周年：反思方能精进刘胜军075
第三章 新常态下如何发掘改革动力
改革如何突破四大阻力吴敬琏093
新常态下如何发掘改革动力郑永年102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林毅夫121
没有产业支撑的增长都是空谈黄益平127
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四大支点周其仁133
第四章 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解放生产力贾康143
供给侧改革不应照搬西方理论林毅夫148
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刘世锦162
从供给方面发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厉以宁167
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吴敬琏172
第五章 新科技革命，中国将坐上头等舱
创新的逻辑周其仁181
新科技革命，中国将坐上头等舱姚洋186
新起点，创新与互联网许小年193
鼓励创新，政府既要给温床，也要留后路刘世锦202
第六章 真正的人口挑战将在10年后来临
真正的人口挑战将在10年后来临姚洋211
人口多仍是中国主要矛盾李铁214
从全面二胎到放开户籍，寻找中国新人口红利邵宇221
农民工市民化，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蔡昉227
第七章 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增长与转型两难
破解金融危机急需新动力黄益平235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在哪李伟245
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增长与转型两难田国强253
国企改革成经济改革命脉夏斌261
第八章 十三五规划和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十三五规划和中国经济的下一程厉以宁271
十三五：告别镀金时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邵宇280
十三五将释放市场化改革新红利迟福林289
实施十三五规划需要破除的几个政策误区姚洋300
第九章 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出路在哪里
世界经济棋弈，第三局开始夏斌309
中国经济已别无选择管清友316
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出路在哪里吴敬琏324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突围的两大方向周其仁329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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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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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机遇与挑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海内外高度关注，其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则是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有条件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国内角度看，对于速度的关心，是因为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一般说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每年的增长速度要达到7.2%，但是因为2011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超过了7.2%，如果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7%，那么从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达到6.5%，国内生产总值就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但是增长目标还有一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也就是平均的国民收入也要翻一番。现在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每年为0.5%，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的话，就必须在收入分配当中，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5％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人口增长速度，也就是7%的增长。
哪一种方式更好？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十八大的目标，但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7%以上，企业的盈利状况就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从7％往6.5％下滑，同时收入分配还要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的话，更多企业的盈利水平则会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最低尽量达到6.5％，往7%去靠近。
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7%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在2010年，我国人均GDP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增长43%的话，到2020年我国平均人均GDP就可达到12615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指标体系，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就算高收入的经济体了，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比2010年时升值了将近40%，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当中，如果人民币能再升值5%左右的话，在7%增长目标实现的状况下，到2020年，我国就应该有条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周期性因素
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关注，主要因为近10余年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经济增长还很疲软。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来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放缓了，世界经济下滑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大家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关心和预测，也反映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上。
国内外很多人比较悲观，认为要实现6.5％以上的速度，有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悲观论调，通常是认为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国内体制、机制、增长方式有问题造成的，即由内因造成的。一般国内国外经验显示，如果是内因造成，通常改起来不容易。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国内经济当中确实有不少需要改革的体制、机制，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所讨论的内涵继续深化，不能忽视，必须面对。但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因为同样发展成熟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巴西，2010年GDP增长速度是7.5％，2014年只有0.4％，下滑的幅度比我国大。另一个同样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且也是10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印度，2010年增速是10.3％，中国当年是10.6％，基本在同一个水平；印度2014年的增速，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的统计指标，是7.4％，与中国7.3％的增速也基本相当，但因为在2012年时印度增速是5%，中国是7.7%，印度下滑厉害得多，因此有一个触底反弹的因素；此外，印度还在2012年改变了统计方法，这个改变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了2个百分点，实际2014年增速也就在6%左右，比中国的7.3%要低。所以说，印度同样是10亿人口的大国，从2010年后经济增速也是下滑的，下滑速度比中国还快。总不能说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巴西、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跟着下滑吧？所以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自己的体制机制所能说明的。
一些高收入、高表现但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按理说是少的，但有数字可以证明，它们实际上在同一个时间段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韩国是一个高收入经济体，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2014年只有3.3％，跌了一半。中国台湾2010年增速10.8％，2014年只有3.5％，下滑了23。而新加坡现在人均收入近6万美元，比美国收入水平还高，2010年增长速度15.2％，2014年只有2.9％，下滑的幅度更大。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模式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经济增长速度也一起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都比国内大，所以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2010年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这些分析对十三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的判断，到底有什么借鉴？只有了解了在前段时间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才能找到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对症才能下药。
十三五规划期间整个国际经济还会相对疲软，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进行一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让它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因此，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情形不容乐观，过去经济增长靠出口拉动，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基本不太可能成为主要动力。
十三五规划期间有效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十三五规划期间就必须更多地靠内需。内需有两块，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么投资和消费当中，哪一个比较重要？过去曾经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国过去是投资拉动的，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个人看法是，消费非常重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要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长，前提是家庭的收入必须不断增加，否则靠消费来拉动增长，大家想想结果会如何？开始的时候，家庭靠储蓄来实现消费的增长，但储蓄用光之后，要继续拉动、促进消费的话，就要开始举债，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家庭就会破产从个人看是家庭的破产，从整个社会看，肯定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不能忽视消费，但消费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收入的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必须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那么，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就必须靠投资。然而，生产的东西很多，要卖出去，有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也必须让交易成本不断下降。要怎样降低交易成本？这就决定于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状况，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样需要投资。
在这种状况下，讨论的重点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有没有好的、有效的投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投资就会改善现在总的供给侧，改善供给侧以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这种状况下消费也会不断提高，投入与消费都提高的话，经济就能够正常增长。仔细分析，我国还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比如产业升级。
固然，我国现在有不少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的产能过剩是事实，但这些都是中低端，可以从中低端往中高端升级。实际上，比如2014年我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3万亿美元，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附加价值比国内高不能生产才会从国外进口。即使国内不少产业有产能过剩，但是也可以从供给侧上面，往那些附加价值更高的、国内短缺的产业去投资，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过去，国内基础设施进行了不少投资，但是过去的投资主要是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等，但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地下铁路、地下管网就非常欠缺，而这方面的投资可以缓解交通拥挤、提高经济效益、降低交易费用，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非常多。
还有环保方面。这些年，经济发展非常快，环境污染的程度也恶化得非常快。当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的环境要越来越好，那就必须采用新的节能减排的、清洁能源的技术，应用这种新技术需要投资，这些投资同样有很高的经济回报、社会回报。
再是城镇化。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4%。发达国家一般人口城镇化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进行城镇化，估计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在一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农民要进城，必须住、必须有公共服务，这都需要投资。
所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现在有不少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实际上好的投资机会，即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活质量的投资机会很多，这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2008年以后出现危机，到现在六七年时间过去了，经济还是非常疲软，需要好的投资机会去启动经济、启动增长、创造就业，但发达国家的产业都已经在世界最前面，很难知道下一个新的、有获利能力的产业是什么，即使有也就一两个，如3D打印，等等，不足以拉动整体经济增长。从基础设施来看，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已经完备，无非比较老旧。而老旧基础设施改造的回报，远低于短缺基础设施的投资。环保方面，发达国家环境相对也比较好，已经走过了污染的阶段，环保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也非常小。城镇化方面，发达国家则已经完成了。所以，面对同样的经济下行压力，发达国家确实不容易找到有高经济回报、社会回报的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机会还非常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有好的投资资源。这方面我国相比其他国家好多了，因为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起来的负债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而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都超过100%，所以我国利用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不仅是政府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我国民间储蓄还高达GDP的50%，这在全世界属于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可以用政府的投资来撬动民间的投资。此外，投资需要进口机器设备，需要外汇，而我国现在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在全世界也属于最高水平。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下行时，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可能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好，或是民间储蓄太低、外汇储备不足，因而不能进行有效的投资。
如果把这些有利的机会结合起来，投资那些能够改善供给侧结构的、短缺的、附加价值高的、必须从国外进口的产业，而不是投资过剩产能的行业，就能改善产业结构，并且短期能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从而消费就会增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相信我国实现6.5%以上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可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讲的，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保持7%的增长。
总结来说，这段时间大家对未来发展前景有很多关心，这些关心的原因是正常的，但是过去分析的时候经常把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看，供给侧与需求侧，完全可以统一来考虑，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最近讲的，在2016年与未来，可以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而且，在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用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属于瓶颈的因素，不管是产业、基础设施还是环境等方面，这类投资短期是需求，长期可以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降低交易费用，让我国的经济可以持续发展。
如果把这些条件都用好的话，那么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应该可以实现6.5％以上的增长，而且很有可能实现每年平均7%的增长，这样的增长目标实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能实现。并且，现在人民币与2010年比已经升值了将近40%，如果我国每年有6.5%以上增长而发达国家只有3%的增长，就代表我国劳动生产率每年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4个百分点以上，人民币会进入持续性的升值，因此在未来5年，再升值5个百分点左右完全有可能。如果能够实现预期的话，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计算，应该可以达到12615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且6.5％以上的增长，虽然比9.7％增长下调了将近30%，但是我国GDP占全世界的比重，2014年是14%，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即使是6.5％的增长，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会维持在30%甚至更高，依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机遇与挑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海内外高度关注，其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则是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有条件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国内角度看，对于速度的关心，是因为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一般说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每年的增长速度要达到7.2%，但是因为2011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超过了7.2%，如果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7%，那么从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达到6.5%，国内生产总值就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但是增长目标还有一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也就是平均的国民收入也要翻一番。现在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每年为0.5%，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的话，就必须在收入分配当中，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5％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人口增长速度，也就是7%的增长。
哪一种方式更好？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十八大的目标，但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7%以上，企业的盈利状况就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从7％往6.5％下滑，同时收入分配还要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的话，更多企业的盈利水平则会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最低尽量达到6.5％，往7%去靠近。
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7%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在2010年，我国人均GDP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增长43%的话，到2020年我国平均人均GDP就可达到12615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指标体系，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就算高收入的经济体了，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比2010年时升值了将近40%，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当中，如果人民币能再升值5%左右的话，在7%增长目标实现的状况下，到2020年，我国就应该有条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周期性因素
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关注，主要因为近10余年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经济增长还很疲软。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来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放缓了，世界经济下滑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大家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关心和预测，也反映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上。
国内外很多人比较悲观，认为要实现6.5％以上的速度，有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悲观论调，通常是认为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国内体制、机制、增长方式有问题造成的，即由内因造成的。一般国内国外经验显示，如果是内因造成，通常改起来不容易。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国内经济当中确实有不少需要改革的体制、机制，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所讨论的内涵继续深化，不能忽视，必须面对。但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因为同样发展成熟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巴西，2010年GDP增长速度是7.5％，2014年只有0.4％，下滑的幅度比我国大。另一个同样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且也是10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印度，2010年增速是10.3％，中国当年是10.6％，基本在同一个水平；印度2014年的增速，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的统计指标，是7.4％，与中国7.3％的增速也基本相当，但因为在2012年时印度增速是5%，中国是7.7%，印度下滑厉害得多，因此有一个触底反弹的因素；此外，印度还在2012年改变了统计方法，这个改变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了2个百分点，实际2014年增速也就在6%左右，比中国的7.3%要低。所以说，印度同样是10亿人口的大国，从2010年后经济增速也是下滑的，下滑速度比中国还快。总不能说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巴西、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跟着下滑吧？所以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自己的体制机制所能说明的。
一些高收入、高表现但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按理说是少的，但有数字可以证明，它们实际上在同一个时间段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韩国是一个高收入经济体，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2014年只有3.3％，跌了一半。中国台湾2010年增速10.8％，2014年只有3.5％，下滑了23。而新加坡现在人均收入近6万美元，比美国收入水平还高，2010年增长速度15.2％，2014年只有2.9％，下滑的幅度更大。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模式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经济增长速度也一起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都比国内大，所以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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