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普拉宁克（Zdravko Planinc），麦克马斯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宗教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王制〉与〈法义〉中的审慎》（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udence in the Republic and the Laws）。主编了《政治，哲学，写作：柏拉图关怀灵魂的艺术》（Politics, Philosophy, Writing： Platos Art of Caring for Souls）。
译者 易帅，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译有《柏拉图对教育的忠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中的作用》等学术文章（待出），并参与校订《政治制度与政治箴言》。
所以作者不无道理地主张：只有将柏拉图对话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我们才似乎算得上是按照柏拉图自己的意思来对他进行最好的解读（页9）。这对过于理论化的阐释史来说，虽不无矫正之功，领受了这份恩赐的我们却必须明白文学解读的界限，就正如我们已经意识到哲学化解释的弊端一样。矫枉过正的做法必然利弊兼有。我们不能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视而不见，所谓面对文本本身，固然是经典解释的基本工作伦理，但仅限于此，就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我们不能怕要杀出一条血路过于麻烦（too troublesome to fight through）而丢弃数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仅以阅读的享受来代替学术的积累。作者却没有在书中向读者介绍古往今来如此多的研究力作，也没有在古典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西塞罗等人那里寻找灵感和启迪，这种过分的自信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与此相应的是，这部篇幅很小的著作却多有重复的言辞，显得有些啰嗦。
在如何解读柏拉图的问题上，作者认为，现代和后现代各式各样重建柏拉图哲学的努力终究不得要领（miss the point，页8），尽管作者的所谓审美愉悦其实也是现代人曾经热捧因而泛滥成灾的过气理论。作者虽不认同后现代的解释，却在注释中多次提到德里达，不仅明确表示认同，甚至把德里达的《药》和《空间》视为他最喜爱和最享受的研究，尽管有所保留。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作者对古典语文学家的态度：普拉宁克认为他们的研究对我们也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再也没有任何重大的语文学问题阻碍我们理解文本了（页9），这多少有些昧良心，假如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很难读到可靠的文本，更不用说理解其字词的基本含义了。没有小学功夫，任何微言大义的钻营都是自说自话。作者至少应该参考古代注疏家（scholiast）的成果。
施特劳斯学派也重视文学性的解读，更重视按照柏拉图自己的意思来对他进行最好的解读，因此，简单梳理一下普拉宁克和施特劳斯学派的关系，不惟有趣，也有助于帮我们更好地评价这本书，并进而更为深入地思考柏拉图与荷马的关系。普拉宁克虽然明确地宣布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即诗与哲学是源自人性深处的对立两极）无关紧要，但他认可柏拉图著作的文学性并极力主张摆脱历史学家的索隐、语文学家外在的远观、康德和奥古斯丁的哲学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切割（页6），重视其辩说（dialogic）和谈话（conversational）的特质（页9），却无疑响应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号召当然，仅仅重视文学这个维度，无疑既有所不足，也是在文学解读的路子上走过头了。
普拉宁克在该书正文之前的题记中转引了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致沃格林的信，其中说德国诗人兼翻译家格奥尔格甚至比世界知名的古典学者和柏拉图专家维拉莫维茨和耶格尔更懂柏拉图！题记中另外引用的两位作者的身份也颇有意思。施特劳斯排在第一，接下来是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但在普拉宁克的书中再也没有提到此人），她受过严格的哲学（和古典学）训练，后来教授哲学，也写过一些哲学著作，但她真正闻名于世的作品都是（哲理）小说，或者说她以小说的方式来讲述哲学，而她的哲学著作和哲理小说却主要是对包括萨特和维特根斯坦在内的哲学家的批判，可能是因为默多克深受薇依（Simone Weil）和柏拉图的影响，号称要在他们的旗帜下为他们战斗。普拉宁克题记中最后引用了一位多次获得格莱美大奖的流行音乐家莫里森（Van Morrison，1945）的一句歌词，其主题就是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爱夸上了天（praised it to the skies）。施特劳斯是学院中人，默多克是学院中的槛外人，莫里森是学院外的人，我们不知道作者以年龄还是以重要性来排列这三位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仅仅从题记的引用及其编排顺序来看，普拉宁克这部著作必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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