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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的管理职位她的未婚夫，对于这一点曾经很自豪，仿佛她自己处于这个工作岗位上一般也在此期间丢掉了。这是因为她计划在1914年的秋天举办婚礼，然后在布拉格开始新的生活一种不再出去工作，符合传统婚姻习俗的生活，她根据时间安排辞去了工作。但是，仍然还有值得高兴的事情由于现在一切设计都被打破了，恰好就可以在刚刚成立的技术型工厂找个职位了，这是一家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为精密机器提供配件的企业，正好需要一名不用多老练的销售代表参加德国的贸易博览会，对于这间工厂卡夫卡几乎从来不过问。 卡夫卡对于菲利斯的生活兴趣在不断降低，他曾经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地记述她的生活细节仿佛吸了毒品一般，但是降低的兴趣绝对不是唯一的，使得菲利斯必须从其他的担忧中单独挑出来说的显著的变化。1月份，菲利斯和卡夫卡在德国边境的博登湖（Bodenbach）见面，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相互理解，甚至相互原谅。但是卡夫卡一直很拘谨，拒绝一切身体上的亲近，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提出难缠的问题，令菲利斯无法回答。因而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也变得拖拖拉拉、没有规律了，有时相隔数周才有回复，与两个人在1912年秋天第一次相见后，由卡夫卡立即开启的热烈的通信洪流相比，现在的信件往来简直是寒酸的涓涓细流了。而尽管如此，卡夫卡还宣称没有什么改变。当然在这期间的书信中，几乎每一行文字都做出了相反的证明。 菲利斯的母亲和她的妹妹托妮（Toni）曾经偷偷地没有任何内疚地读过一些卡夫卡写来的信，在发生了一件小小的家庭丑闻之后，卡夫卡的信就被收藏在更安全的地方了。但是本章开头所摘录的那封信却完全不必收起来，菲利斯的充满探究精神的母亲，也根本不可能从一个对于任何局外人来说，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控诉中，弄清楚那段不幸的关系正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中。卡夫卡的这封信，似乎是用寥寥数语勾勒了简单的、由细细的虚线构成的轮廓，而这其中却包含了上千声深深的叹息，其中感性的线索，似乎劝说着收信人自己描画出丰富的细节。他既不是要避免模糊性，也不是忌讳暗示。相反，这封一句句由密码和缩略语写成的信，首先是一份内心活动的速记稿，其中充满了反反复复的讨论、一次次的恳求，但是却没有给读这封信的女士一个参照点，让她知道自己是否解码正确。 在我们之间存在着误解，卡夫卡写道；但是，是什么误解呢？内心的平衡已经发生了一些偏移；但是是哪方面的平衡，又向何处偏移了呢？??我想，我们应该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但是究竟了解什么呢？这是眼下的目标；是的，但是是什么目标呢？所有令人困窘的思虑和担忧都是无法承受的，甚至是让人憎恶的；但是，是哪些思虑、哪些担忧呢？??我现在只能担负起这个重担；哪个重担？在不满中颤抖；对什么不满？??而且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失败??我无法回避这一切；但是，是哪些失败呢？卡夫卡将过去的那些年里的抱怨一一编了号，而在这里只是提及了这些代码：这封信如果干货能少一些，就能够更明晰易懂些。 这段辩论中潜在的滑稽之处，显示了卡夫卡似乎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不断增强的苍白无力、过于小心谨慎的措辞方式，这会使他们之间的通信慢慢地变得阴郁可憎。他知道，他这样做也为新的指责提供了目标，当然他总会在指控还没说出口的时候，就准备好了辩护。因为，即便没有反思性的意识，他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的压倒一切的、令人注目的、似乎永不休眠的自我意识，使得他能够控制逃跑的冲动，这种意识也是相对精密细致的。也正因如此，他对于他的措辞的模糊性的辩护也和其他所有文字一样模糊不清： 菲利斯，你可以看到，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的来信变少了，而且有些不一样了。更为频繁和发生改变的信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你是知道的。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但是这个我们并不是指你，因为只要是只涉及你的，你从始至终一直都是对的；而我们意味着我以及我们的关系。但是，书信不适于这样的开始，但是它们是必要的它们是必要的，不过它们应该与之前不同。 毫无疑问，是不同的。卡夫卡仍然没有说明，它们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而且他所选用的公事公办的缩略语，不太可能使菲利斯将未来的情书风格想象为有说服力的，更别说是有吸引力的了。她一直怀疑卡夫卡所使用的，她也一直欣赏和崇拜的修辞艺术，最终可能是特别精明的隐瞒手法，尽管他一而再地强烈反驳，一直否认存在着未能说出口的障碍，但是他在短短的字句中，还是提供了新的能够说明问题的线索：他在逃避，他虚构了影像，他引用，而不表态。他的信件仿佛是围绕着黑洞的中心在打转，在那里隐藏着某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完全有可能菲利斯鲍尔自己也隐瞒了太多的家务事，这些不能具体、清晰说出口的障碍可能包括：父母的反对、经济困难、一段发生在布拉格的风流韵事、一次严重的疾病。绝对存在着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与此同时，卡夫卡曾经几乎非常迫切地将他对阳痿的恐惧也牵扯进来他没有说太多，只是提及了相关的名词。这些必然会使菲利斯认为，卡夫卡所有的内心折磨，如果在这一个点上得到治愈，那么在未来的共同生活中，会以完全自然的方式顺利进行。在这个问题上她完全弄错了。 关于卡夫卡不会与她讨论解除承诺的决定的预感，是正确的。卡夫卡的生活出现了变化。人们可以精确地说出这个改变所发生的时间，这就是1914年7月12日：这一天，在柏林的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Askanischer Hof），卡夫卡与菲利斯的订婚解除了，当时在场的有菲利斯的妹妹埃娜和她的闺中密友格瑞特布洛赫（Grete Bloch），从那以后，这个日期对卡夫卡来说意味着灾难。这出其不意地让他感觉到了冰冷，在他毫无防备、完全蒙在鼓里的时候，他最敏感的地方，似乎是灵魂的核心遭到了袭击，而且是在几个女性见证人面前，这样出丑，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可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的；对于所有防御本能在这一次陷入瘫痪的惊恐，也让他一直无法释怀。这个场景就像在众人面前吃了一记耳光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他心里，而且有可能这些情景，在他的内心里一遍遍地重新上演着。当时，他在酒店里几乎没有怎么辩驳，并且最终陷入了沉默这肯定是不聪明的做法，但是，正如他现在所感觉的那样，这样可能使他免得继续丢脸。更为糟糕的是，他无法忍受这个经历，无论是通过反省，还是通过几乎已经成为固定程式的自责，都无法将之化解。不，他不能原谅她卡夫卡一定第一次感受到了对菲利斯鲍尔的憎恨，但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他不能对她说这一点，关于这一点绝对不能说。 这份一点点向外表露，并附着在他文章的毛孔中的恨意，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的。菲利斯鲍尔当时还不知道小说《审判》，卡夫卡有充足的理由避免她对他的手稿多管闲事；而后来，她惊讶地发现她自己和格瑞特布洛赫被用相当冷酷的方式刻画着。在这幅画像之外，她只得到这样的辩解他写信告诉她，他在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听到了那些应该是两个人单独相处时不可能说出来的内容，那净是些幼稚的恶毒的话语。而哪怕是在1916年的春天几乎是两年之后，卡夫卡也无法忘记最后一次见到的菲利斯是坐在给人带来不幸的法官席上的，而这毫无疑问是将她放逐到了邪恶的王国，基本上，我总是受到野蛮的指控，指控我的最高、血缘上关系最亲近的代表无疑就是我的父亲。 卡夫卡开始挑衅，菲利斯无法回避。当然，她有足够的理由不受他的诱惑。他明确表现出了对来往信件的不信任这是他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过去是谁曾经更为信任书信的？这种不信任，是由于对于语言的影响力的深刻而根本性的怀疑，这份怀疑通过在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的变故而得以证明，并变得更加强烈了。卡夫卡彻底认为，本质和真相必须通过亲眼看见、亲身感受、亲自识别，不可能凭借清晰的语言去讲述或阐明。而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诠释着终身不愿谈起的这个问题，不过，那其中主要涉及的还是人类之间的关系；卡夫卡在此期间开始坚定不移地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词语，而是依靠手势得以存在的。卡夫卡开始逐渐淡忘这个昔日的未婚妻了，这可能是有治愈作用的，他省下了一封充满干巴巴的抱怨的信件，取而代之的是，他决定从日记本中撕下一页日记寄到柏林去这篇日记可能就是他在变故当天写在纸上的备忘录，其中的语言直截了当、令人惊讶，没有使用任何隐喻，而是直接揭开这个变故的核心，思考他人与我的关系。我不喜欢，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完全理解我。这种理解包括，同样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据说是上帝才有的坚韧。 奥特拉会理解一些，甚至很多；马克斯（勃罗德）、F.［菲利克斯威尔特士（Felix Weltsch）］也理解一些；有时只理解一点点，但是却是相当深入的；但是F.（菲利斯鲍尔）也许完全不能理解，不可忽视的心灵交流占据着巨大的特殊位置。我有时相信，她是理解我的，只是例如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在那个时候，我会难以抑制对她的思念，在地铁站上狂热地期望着立即到她身边去，我会想象着从她身边跑过去，而她会抓住我的手让我停住。 她可能什么都不明白。对于卡夫卡来说，写下这句话相当艰难，难到以至于他决定先不写什么都不，以后再补充上去，他似乎对签署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毁灭性判决犹豫不决。如果他不能通过信件进行基本的交流，那么350多封书信都如同对牛弹琴，而这个曾经应该走进人际关系最亲近的领域的女人，事实上对他来说，亲密程度也就和他的家人与他之间的关系一样；随着他与这位女子之间关系的逐渐疏远，他变成了越来越不动声色的观察者。他的父母完全不能理解他，有关这一点，至少他从母亲那里得到明确的证实毋庸置疑的是，他从中一定受到了伤害；尽管如此，他仍然对被理解抱有期望，这使得他完全无法在社交收支平衡表中，将他父母这一项轧平。当然，在他与父母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心灵交流，尽管也存在着可怕的不理解。卡夫卡此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要努力将账轧平；那么，他在菲利斯鲍尔内心中真的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吗？ 就卡夫卡的整个人生而言，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特的、不幸的，但有一定典型性的偶然事件，而双重灾难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都使得有关重新开始的希望每每落空，大多数时候都是祸不单行：在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的公开审判，以及不到三周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向俄罗斯宣战了。午后游泳学校，卡夫卡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仿佛他亲眼看到了第二个灾难；而这段日记记录中的无意为之的诙谐这方面的内容记录得稍微多了些事实上恰恰证明了，卡夫卡做了很多努力去消化在柏林的惨败，以使得自己对这个庞大的灾难有所认知。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卡夫卡的内心极其有力，其力量远大于所有外界向他施加的压力；他最终发展出自己所遵从的内心世界法则；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他的作品，都不会偏离尽可能回避那场战争所带来的内心痛苦的方向。 一幅极富诱惑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人欣慰的图景是：这位天才如同岩石一般的心灵里，却驻扎着一个杂乱无章而粗糙的世界。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一个梦，卡夫卡阐释者和卡夫卡阅读者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专门的专业，来研究卡夫卡的作品、管理卡夫卡的声望；这些在轻视传记生平方面赫赫有名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致力于对卡夫卡的思想脉络的探索。那些尚未娴熟地掌握研究方法的文科学者，也在将一位经典的欧洲作家的人生和作品构建成一个精神单元，确定独立自主的规则，并将精神上的自治这个被看作为最高等级的贵族标志赋予这个作家的过程中，暗自感到心满意足。正是这位作家提供了他对这个冷酷无情的现实世界不感兴趣，或者说这样的世界无法对他构成重大影响的证据，因而对于这位作家而言，极富诱惑力的是，不经过验证就去相信，并在任何时候都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事件看作令人兴奋的素材，当作独一无二的意识舞台中的场景直到这些场景被付之一炬，在这个过程中，这位作家似乎无动于衷地专注于他的笔记本。 但是，现实的生活却遵循着另一个逻辑。它迫使人们作出决定，这些决定不仅与人们的心理需求相悖，而且也违逆人们的精神结构，卡夫卡在1914年7月的境况，则为上述逻辑提供了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他动用了所有可以被调动的意志力，避免自己陷入抑郁，这个事件甚至为他带来了幸运与菲利斯鲍尔分手导致了多产和独立自治的结果。在那时决定他在人生中还从来没有如此决绝过不去修复摇摇欲坠的房屋，而是将其完全推倒，然后重建。于是，他决定，辞掉职工工伤保险机构的工作、从父母家搬走、移民到柏林、将写作作为职业。所有的一切如洪水般向他席卷而来的文学上的幸运和性生活方面的不幸，都通向了这样的决定它完全是一个必然。最终这个计划确定下来了，诉诸了文字，并且以写给其父母的一封长信的形式公布出来，随后世界大战也向世人宣告。 必须清楚一点卡夫卡只用了短短的几天就弄明白了这一点，即解除婚姻和战争，这些私人领域和公众生活中的不幸，不仅在时间上赶到一起了，而且它们也都捶打在同一个软肋、同一个痛处之上。因为两者都是灾难性的，它们都打破了最宝贵的人际纽带，使得人们在一瞬间，被扔回到只能对自己抱有指望的境地，这带来了孤独无依的灾难。令人绝望的相互爱恋、相互理解的渴望，对于亲密无间、密切联系的渴求，使卡夫卡要立即烧毁那个与世隔绝的被告的画面，他在自己被审判的过程中受着煎熬，并陷入了无法控制的贪婪之中如同一只饥渴的动物亲吻着一个冷漠的人的脸颊；而所有这些渴望，却只是面对着一个空荡荡的、发出回声的空间。完完全全的孤独，他写道。没有朝思暮想的女人打开房门，他继续补充了一句可怕的话，这可能是菲利斯鲍尔在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扔给他的那句话：你如愿以偿了。 这样说并不对，卡夫卡完全确定，他从来没有期待过这种空虚。但是，他却不被允许希望这个判决会有所修正，通往上诉法院的路无限期地封锁了。因为这场大规模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匿名的支配力量正在耀武扬威，对于这个力量，卡夫卡到目前为止，还只认识到它的恐惧一面，这和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突然落到了他的头上。他感觉自己早在几年前就被困在了布拉格，而现在却是的确如此。他怀疑，只凭借信件是无法讲明本质和关键的问题的，在现在则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为所有来自外国的信件，也包括在德意志帝国内寄送的信件，必须被打开接受审查。他曾经在周末临近的时候，凭着突发奇想，在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登上最近一班列车前往柏林，他也会毫无顾忌地推迟这样的旅行；但是现在，开往柏林的火车时刻表发生了很大的变更，并且边界对有能力服兵役的人关闭了。最后还有电话卡夫卡讨厌电话，认为它断章取义、难以达意，将谈话切割为一分钟一分钟的碎片，任何时候打电话似乎都不合时宜，它会使人更加笨手笨脚或者导致越解释越混乱的结果，对电话必须极其小心慎重；但是眼下电话是仅存的最后一种带来接近感的媒介了。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国防部认识到允许它的臣民拨打跨国长途电话是非常危险的。因而，这种联系方式也被切断了。 战争令人们无法相见、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无法相互接触。尽管在那个时代，社会迁徙未成为人们的基本权利，但是人们必须适应心平气和地等待，并且忘却分离的苦痛。就连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关系，也在战争中随着所有的社会交往的断裂而被隔断了，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被毁掉了，这些关系是卡夫卡曾经用了数月和数年的时间逐渐构建的，他千辛万苦地探索着不去触碰可能会遭到布拉格警察横加干涉的边界。卡夫卡的出版商库特沃尔夫（Kurt Wolff）作为军官被送到了比利时前线，他无法继续照料他的作者们，（他认为只是短暂地）将生意转交给一位心地善良、精力充沛、虽然文艺但并不特别敏感的书商也就是非阅读型的出版人来打理。即便是原本打算帮助卡夫卡去柏林的罗伯特穆奇尔（Robert Musil），现在也忙于收拾自己的行李了在战争开始3个星期之后，他作为少校要开赴林茨（Linz），因而，他也暂时中断了与卡夫卡的联络。恩斯特魏斯（Ernst Wei）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是卡夫卡在混乱的布拉格舞台之外所赢得的唯一的朋友，是唯一一个严肃认真地为卡夫卡提供文学方面建议的人。魏斯也必须从柏林赶往林茨，他是名医生，因而成为庞大的战争机器持续运转的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同样令卡夫卡失望的是，在他的布拉格朋友圈子里，几乎不剩什么人能让他倾诉失望情绪了。他极其渴望得到来自远方的关注，但是却遭到了拒绝，日常生活已经让他感到无聊乏味。这当中存在着逆反情绪，这种情绪在几乎人人都被迫关注原始的个人利益、成为野蛮的自私自利者的情境下，完全不合时宜。在世界大战的喧嚣中，没有人再有耐心倾听一位失恋者或者一位不写作的作家的抱怨，这种状况既是可以理解，也是难以避免的。 马克斯勃罗德和菲利克斯威尔特士都不符合服兵役的条件，但是，他们估计到了情况最糟糕的时候，他们也会被派到战场上去。盲人作家奥斯卡鲍姆（Oskar Baum）也同样没有上战场，对于他而言，战争到目前为止只是无休止的爱国主义的背景音响和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所有的人都有一定要保持联系的亲戚或朋友，但是，由于死亡危险突然变得难以抵御和迫近，因而人们之间的思念和情感也受到了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没有人会管弗兰茨的闲事。就连卡夫卡的母亲也这样写道，她在几天前刚刚得知婚礼被取消了，而且她的这位不幸的儿子为移民计划愁得头发都快要掉光了，但在此时，她要安慰因丈夫突然被送到东部战场某个地方而担忧不已的女儿艾丽和瓦丽（Valli）。 卡夫卡最小的妹妹奥特拉是卡夫卡所信任的人，即便对于她，卡夫卡也得降低要求。因为出现了一位竞争对手：奥特拉有了一个男朋友其实很久之前就有了。尽管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找不到任何公开这个秘密的线索，但是这中间的极其矛盾纠结的含义却是显而易见的。奥特拉是卡夫卡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妹妹当然是在其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选择的这个男人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且也不富有，他是一个普通的捷克人，一位银行职员，他唯一的资本就是他的职业热情。毋庸置疑，对于奥特拉决绝的独立性的三重证据也唤醒了卡夫卡的自豪：他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机会，从一开始就支持奥特拉倔强、越来越自觉地对独立性的追求，现在她向人们证明，她完全能够自由地做出决定，甚至可能真正地逃走摆脱家乡里的那些人。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成就的敬佩和尊敬，使得卡夫卡立即寻求与奥特拉未来的丈夫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 但是，这里面也一定掺杂了妒忌的情感。为了克服这种情绪，卡夫卡所付出的代价是，要将对奥特拉的独一无二的亲密关系转化为公开的、与妹妹的需求相称的同盟关系；关于格里高尔萨姆沙小说《变形记》中平庸的主人公的令人感慨的想象也逐渐成形：随着格里高尔不断地退化为动物，他的社会存在被排除了，被扔回到生物性的存在，在这种存在状态下，他的妹妹却向他展示了更多的关爱。格里高尔对他的妹妹所渴望的，实际上并不是理解，就像一位将要溺死的人不渴求理解一样，更别提对上帝的渴望了。他的愿望是通过共栖式的存在来拯救他的生命。当然，格里高尔的妹妹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对他越来越有敌意，这也是卡夫卡眼下所感受到的威胁，这种威胁甚至成为写出《变形记》的直接动因。随着奥特拉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她对生活的领悟越来越超然于普通人群体，这种威胁就越具有致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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