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规模最大的朝代，施行对外开放政策，陆路直达俄罗斯、东欧、中东和非洲国家，水路直达印度、波斯、中东和非洲国家，并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极大加深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元朝统治者在进驻中原前后也非常重视汉语教育与学习，注重培养汉语人才，后来在元大都设立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实行双语教学制度，要求学生兼顾学习蒙古族游牧文化和汉族儒学文化，兼修蒙古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不但深化了蒙汉文化交流，而且培养了大批蒙汉兼通的统治人才。这时期的汉语教学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高丽开始接受元政府册封学习汉语，并形成了《老乞大》和《朴通事》两本最早的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二是由于蒙古铁骑打通了欧亚大陆通道，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意大利人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便是其中之一，他翻译了大量圣经的经文和诗篇，被奉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此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兼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他在东方最富庶的国家中国的见闻，这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大国中国的热切向往。
1.2.2明清时期的汉语学习与汉外学习词典编纂
基于元朝欧亚大陆交通的打通，明清时期的汉语学习与研究，一直是伴随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展起来的。来华传教士用中文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广泛接触和合作，并在熟练掌握汉语后撰写了大量汉语著作，可以说来华传教士开启了欧洲汉语学习和汉学研究的风气，开启了欧洲人汉语学习的序幕。因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阂（张西平2005），西方传教士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第一批入华的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导和核心的天主教传教士，以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r Ricci）为首的这一批来华传教士对汉语展开了系统学习和研究。罗明坚在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典籍翻译、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以中文形式进行写作等方面为未来西方汉语发展奠定了基础，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利玛窦则凭借西方僧侣身份以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对中西方交流做出了极大贡献。期间，罗明坚和利玛窦合作编写了最早的汉语-欧洲语言双语词典《葡汉词典》，叶尊孝（Basilio Brollo，1648-1704）则编写了《汉拉词典》，以汉字部首检索兼汉字注音检索体系解决了汉外词典中汉字词语的检索难题。第二批入华的传教士是以汉语学习的开拓者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随着清末的被迫开放，来华外交官和商人也加入了汉语学习的行列，从而形成了明清时期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二次高潮。面对当时清政府的禁教措施及汉语教师和教材的匮乏，马礼逊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最终掌握汉语并成为汉学大师。马礼逊在华期间完成了《圣经》汉译，撰写了《通用汉言之法》、《汉语会话集》等多部汉语学习著作，编撰完成了3部6卷本《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其中《字典》三卷，《五车韵府》两卷，《英汉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一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篇幅巨大，与叶尊孝的《汉拉词典》以及后来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汉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和《英汉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瞿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汉学大家编纂的词典均有渊源关系，都是旨在为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熟悉中国风俗习惯服务，所以尤注重华夏文化的独特之处，释义涉及宗教、神话、哲学、科学、文学、文化、艺术、教育、体制、传统、礼仪和风俗等方面（徐时仪2016）。明清时期，除了大批传教士来华学习研究汉语，中国也向国外派出汉语教师。如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1657－1692）曾于1681年由澳门出发前往欧洲，会见罗马教皇、法国和英国国王及当地社会名流，把中国语言文字、儒家学说传播到欧洲。作为中国首位赴法留学生，黄嘉略堪称法国汉语教学的奠基人，在法期间翻译中国小说传播西方文化，并编撰《汉语语法》、《汉法字典》等帮助法国人学习汉语。容三德在英国期间，曾经是马礼逊的汉语老师；戈鲲化、郭栋臣等人也曾分别赴往欧美国家从事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工作。
因此欧洲人学习汉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来华传教士带动的，这些来华传教士注意到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阂对其传教工作带来的影响，转而开始学习、研究汉语，并在熟练掌握汉语后著书立说。虽然他们学习汉语的初衷是为了传教，但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特点以及克服重重学习困难与障碍的方法对于后续学习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传教士编写的一些汉外词典，更是他们亲自学习和研究汉语的经验总结，对欧洲其他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发挥了重要作用。伦敦传教会曾对《华英字典》给予高度评价，称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但能使未来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受益无穷，也将使别的要求学习中文以便前往中国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得到无可计量的帮助。马礼逊本人对他的字典也充满自信，倘若使用马礼逊博士编纂的《华英字典》和他的其他出版物，对想要学习中文的英、美人士将会有相当的便利。同样，也便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学习中文（顾长声2004）。一位名叫罗斯（Rev. Ross）的牧师1818 年也曾致信马礼逊，你编纂的字典在欧洲大陆流传极广，我在荷兰海牙国王的私人博物馆里看到了字典的第一册，，我相信当字典全部完成后，它对每一个学习中文的学生而言，将是一个无价的宝藏（Eliza1834）。除了马礼逊、卫三畏、瞿理斯、麦都思四人的词典知名度较高外，这一时期完成的汉英词典还有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的《汉英袖珍字典》（A Chinese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汉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with Supplement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黄春宇2015）。这类汉英词典可能自身并不具备系统的词典学理论，以致词典结构不严谨，词条松散，释义随意，例证缺乏，功能单一，信息贫乏（雍和明等2006），但这些词典的从无到有却充分印证了当时这些传教士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的重视，在他们的意识里，拥有一部词典是学好一门语言不可或缺的。这些汉英字典寄托着传教士们深深的传教热情，传教是他们编撰这些工具书的原动力，虽然当代学者对词典质量褒贬不一，但这些词典对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直至今日，仍有一些汉语学习者选择这些词典作为工具书，而且这些词典的编纂理念、编排方式、信息取舍等方面对当代汉英词典的编写也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1.2.3民国时期的汉语学习与汉外学习词典编纂
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人数极其有限。这一时期的汉语学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出于交流需要，一些中国老师出国教授汉语，如著名作家老舍在伦敦教授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并参与录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多媒体汉语教材《言语声片》（全套教材由两本教科书和十六盘唱片组成）。著名作家萧乾也是当时有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曾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并教授汉语。二是一些教会和传教士在华组织的汉语教学工作，当时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就是外国人建立的具有教会性质的汉语教学机构，裴徳士、司徒雷登、史迪威、恒安石、费正清等一批汉学家、外交家均出自该学校，他们对向美国传播中国汉语言文化及发展中美关系影响深远。此间，1928年出版的Courtenay H. Fenn《五千字典：范氏汉英袖珍词典》（The Five Thousand Dictionary： Fenns Chinese-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部汉英字典。1931年澳大利亚传教士马修斯（Robert Henry Mathews）在鲍康宁《汉英分解字典》基础上编纂完成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为满足当时美国本土对汉英词典的需求于1942年影印出版了这本词典，影响也很大，受到很多汉语学习者追捧。
民国时期，除了传教士编写的一些汉英词典，为了给当时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提供参考书，中国一些学者在借鉴传教士所编写汉英词典的基础上也编写了一些汉英词典。张在新主编的《汉英辞典》（Commercial Pres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者在例言中指出，独由汉译英尚付阙如其西人所编如五车韵府等意在饷遗彼国探讨汉文之士而不甚适于吾国之用学者病焉，李玉汶也在其编写的《汉英新辞典》序二提到，民国元年。有张君在新汉英辞典出。内容简明。售价亦廉。我国人所著汉英字典。以兹为滥觞。因此《汉英词典》可谓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汉英词典。之后，北洋大学李玉汶编写的《汉英新辞典》（A New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圣约翰大学译学教师张鹏云编写的《汉英大辞典》（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陆费执和严独鹤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Chung Hw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0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盛榖人编写的《世界汉英辞典》（The Worl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 年世界书局出版）也颇具影响力。虽然这些词典就其质量而言存在着不少缺憾，，立目标准相对松散，误译相对较多，例证相对缺失（高永伟2010），但它们开创了国人自编汉英词典的历史，为国人学习英语提供了一种重要参考工具，同时也为新中国英汉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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