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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他们从中华文化的源头翩翩走来，
是风度翩翩的贵族、深情忠烈的孝子、筚路蓝缕的政治家、英姿勃发的武士
他们是《尚书》里的王公贵族，《诗经》里的凡夫俗子，活在《春秋》《左传》等史书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他们的故事迹为后人津津乐道：周公吐哺、太伯让贤、晏子尚俭、颜回安贫、延陵季子挂剑、齐太史秉笔直书
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在乱世中成长，
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践履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们被后人称之为先秦君子，
引领着中华儿女做人的方向。
逝者如斯，
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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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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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根基在先秦。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思想文明，先秦时代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从《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典籍中钩稽出先秦时期君子哲人的言行事迹，有助于读者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君子文化的由来，启发和指导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是一部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身的轻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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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赵敏俐，1954年生，内蒙古赤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和中国古代诗歌的教学与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周汉诗歌综论》《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主编）、《中国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主编）等。发表过《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等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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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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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历史追怀
第一章鹤鸣九皋，声闻于野
建构于贵族时代的人格理想
君子喻于义
明主贵有德
人生三不朽
贵族大传统
第二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世俗生活中的彬彬君子
风度翩翩的一代
出言有章的诗人
熟习礼乐的大夫
博学多识的才子
第三章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立身行事中的道德追求
孝子不匮
忠烈人生
义士情怀
道德华章
第四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处世交友中的人格风范
尚俭与安贫
恭敬与谦和
自省与鉴戒
交友与让贤
第五章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艰苦的创业者
卓越的改革家
善于辞令的行人
不畏强御的谏臣
第六章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戎马生涯中的武士精神
男儿以尚武为荣
君子应为义而战
太上以德来服人
勇士也退让有礼
结 语 逝者如斯，风范长存
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民族意义
乱世当中的理想追求
先秦君子人格的民族文化特点
先秦君子文化人格对后世的影响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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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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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历史追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无数志士仁人，他们的业绩让后世称颂，他们的人格让后人景仰。学习历史，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生活；追怀先贤，也让我们知道了怎样做人。
其实，关于如何做人的历史教育，我们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孔融让梨的故事，孟母三迁的传说，曾入选过我们的小学课本。曹孟德奸诈无比，关云长义薄云天，是我们少年时听三国故事所得出的结论。长大后，我们从书本中了解了更多做人的故事，如屈原坚持理想的精神，鲁仲连义不帝秦，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这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也从历史中逐渐读懂了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我们惊叹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也赞美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伟大。
在惊叹和赞美的同时，我们也产生了无穷的遐想那些身影遥远的古代圣贤，在广阔苍茫的中华大地上，是如何筚路蓝缕地开启山林，创建了自己的城市和文明？又是如何从树上走到地上，确立了社会秩序和生活规范，塑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人格呢？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追溯到很久很远，当我们的祖先知道如何有目的地创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已经在朦胧中思考着如何去做人。传说中的神农为了解除百姓疾病的痛苦，遍尝各种各样的药草，一天中毒七十次；黄帝为了百姓安宁而平定战乱，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尧身为帝王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教化百姓，合和万国；舜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善于躬耕，治国有方；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劳累而得了偏枯之疾；汤为百姓祈雨，宁愿自焚以身祭天这些远古的圣人虽然没有为后世留下如何做人的名言隽语，但是他们以自己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行为举止，却给后世树立了如何做人的光辉榜样。
不过这些远古的圣人们的确离我们太久远了，以至于除了一些关于他们不朽功业的神话传说之外，我们已经难以对他们的个体人生做出更详细的考察。在他们的身上虽然闪耀着理想的光环，但是却不能给我们以鲜明生动的个性感受。我们只能遥望他们那伟大而又模糊的身影，却无法走近身边与他们进行情感的交流。他们在先民的神话故事、口头传说中逐渐成为带有神性的帝王，却永远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鲜活形象。这也许是因为先民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作为个体人生的价值，也许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而给我们留下了千古遗憾。
但我们毕竟又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充满诗性的民族，也是一个珍视历史的民族。当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文字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它来记录下自己的心声，也记录下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今天有幸地看到了三千年以前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听到了那一个时代先民的歌声。在《尚书》里，我们看到了商王盘庚为迁都而对殷民的谆谆告诫，听到了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的雄壮声音，了解了周公辅政时的辛劳甘苦，体谅了秦穆公悔过时的自愧之情。在《诗经》里，我们结识了更多的凡人：为周王室奔走四方的征夫，敢于匡正君过的谏臣，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力如虎的武士；我们也熟悉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动情于游子思妇的相思，沉醉于少男少女的恋曲。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史学著作里，我们更知道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故事，认识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今天的史学家相比，也许我们的祖先更能直观地体悟到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他们在写史时很少用抽象的理性去总结历史的规律，也很少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分类概括；他们认为历史就是由活生生的人所创造，因而写历史也就是要写出人的故事，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于是，我们通过这些早期的著作，不但了解了那一时代多姿多彩的历史生活，而且熟悉了创造那一时代的历史的主人。
令我们今天感到惊叹的是，就是这些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文献里所记载的人，竟然有着那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能诗，有些诗堪称是千古绝唱，如《关雎》《蒹葭》《东山》《鹿鸣》；他们懂礼，所制定的礼仪规范有些已成为后世不变的法程，如婚礼、冠礼、长幼之礼、尊卑之礼；他们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为友尽义，有些人早成为后世的楷模；他们有宏伟的事业报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些人的功业足可以千古不朽。他们一出现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就是一座高山，让后代的人景仰不已。汉代的司马迁曾赞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并怀着深厚的感情在《史记》中为这些人物立传。对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著作当作永世的经典，不光是为了学习其中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也是为了陶冶情操，修身习礼，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向先贤们学习如何做人。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些典籍中钩稽出那些先贤哲人的言行事迹，对他们的文化人格进行一番历史的追怀，启发和指导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寻根以振叶，沿波而讨源，如果我们想对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产生有所了解，对汉魏唐宋以后的文人传统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必须对历史源头进行追寻。尽管由于时代的久远，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远不如后世丰富，但是即便从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也足以对这些先贤哲人的文化人格进行初步的概括了。本书命名为先秦君子风范，其叙述时间范围大体上自周初到春秋时期结束，而不包括战国时期；相关的文献取材，也以《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为主，再辅之以战国及秦汉间其他著作中有关这一时期的传闻记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本人看来，自西周到春秋结束前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现存文献记载比较详细的最早的一个时期，也是一个贵族文化规范尚未被破坏的时期，因此大抵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贵族时期。我们所说的先秦君子风范，也正是建构于这一贵族时期的人格理想。无论从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风度举止，立身行事中的道德追求，处世交友中的人格展示，还是从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戎马生涯中的武士精神等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先秦君子的文化人格，都与战国以后士阶层的文化人格有了时代上的不同。悠悠往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和后世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人格的确还有一些抱朴含真的味道。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对这一段悠悠往古的历史进行深入的追寻，仔细领略那些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古朴风采吧！
第一章鹤鸣九皋，声闻于野
建构于贵族时代的人格理想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小雅南山有台》
大约在公元前1045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改朝换代、重写历史的重要战争殷周牧野战争。那一年，周武王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和诸侯兵车四千会于孟津，誓师伐纣，陈师牧野，与商纣王的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大军展开了生死决战。这本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从人数兵力上讲纣王都占绝对的优势。可是，优势的兵力并不能改变纣王失败的命运，因为作恶多端的纣王早已得罪了天下，处于失道寡助的地位。据记载，战争开始之前，周武王在阵前首先宣布了纣王的十大罪状，周军个个士气高昂。他们为能参加伐纣的战争而异常欢乐、前歌后舞、奋勇呐喊、冲锋向前。而纣王的十七万大军大多是强征来的奴隶，根本无心作战。他们在阵前起义，反身击纣。商纣王败走鹿台，自感无望，焚身而死。周武王挥军直追，用黄钺斩下纣王的头颅，悬挂在太白旗上示众。人们高呼上天降喜，践踏纣王的尸体以泄其愤。殷商王朝自此灭亡。[1]
关于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古代就有众口一词的说法，那就是由于商纣王的残暴无道；而周之所以兴盛，自然也早有公论，那就是自周文王开始就推行仁政。当然在今天看来，像殷周代兴这样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仅由于如此简单的原因所致，当代历史学家们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特别是先秦儒家在对殷周社会变革进行理论解释时，都突出强调纣王的残暴和文王的仁政，强调周代的礼乐文明。在他们看来，周代的礼乐制度不但是后世社会的典范，周代的圣君贤臣也堪称后世人生的楷模。生当春秋后期的孔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曾经说过这样充满仰慕之情的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在吸收夏商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的，具有美好的文采。他甚至在梦中也不止一次地神往那个让他仰慕不已的圣贤周公，以致在老年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也许，孔子毕竟尚属于周代末世的贵族，对于周代盛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生当鲁国，对于鲁国的祖先周公别有一种不可割舍的情怀。但后世追怀周代盛世的绝不止孔子一个，文王、周公的景仰者也决非孔子一人。从现有的历史材料看，周人自从建国之后，不但创设了一种远较商代社会先进的文化制度，也的确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时代新人。他们大都生长在当时的贵族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长大后活跃于政治舞台。在世俗生活中，他们有温文尔雅的风度；在立身行事中，他们有自觉的道德追求；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是名声远扬的风云人物；在戎马生涯中，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当中，有对他们深情的赞美和永远的追念；在《左传》《国语》等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书中，有对他们人格业绩的各种记述；在战国秦汉间的著作如《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淮南子》《史记》《新序》《说苑》《韩诗外传》中，更记录着数不清的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如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制礼作乐、辅政安民的杰出政治家周公旦；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辅齐桓公以成霸业的管仲；让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于小邦危难中振兴郑国的子产；主文而谲谏，守节又知礼，文雅而多智的齐相晏婴；汲汲于克己复礼，高倡仁者爱人，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才培养教育与文化典籍整理事业的孔子等，都足以让后世代代敬仰。其他如召公治政、太伯让贤、孙叔敖谏楚王、申包胥哭秦庭、祁奚荐贤、齐太史直书、子罕以不贪为宝、石奢舍生取义等，每一个小故事中都活着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给后人的思想行为垂法。他们虽然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其思想行为打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是他们在人生价值上的高尚追求却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批具有思想个性的人，显示着我们民族人格的早期觉醒。对他们的人生风采进行历史的追怀，乃是我们探讨中华民族文化人格如何得以形成的起始。他们的时代虽然已经距离我们那么遥远，但是他们的风范却至今永存。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打开历史，拂去蒙在他们身上的尘埃，看见他们仍然是那么神采奕奕，正微笑着向我们步步走来。那么，我们何不迎上前去，与他们进行一次心灵的交流
君子喻于义
我们所敬仰的这一批古代先贤，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春秋时代，习惯上被人们称为君子。何谓君子？从西周春秋的一般意义上讲，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显然，这是一个有着明显的阶级意义的称谓。要被人称为君子，首先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要有君的尊贵。许慎《说文解字》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尹为古代部落酋长之称，他本是一个部落的最高统治者，有着管理本部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权力，可以向他的臣民们发号施令，所以在甲骨文中，尹和君就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殷商时代也是一个官名。在周代社会，君起码也要指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仪礼丧服》说：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故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君子一词，当它成为统治者和贵族男子通称的时候，也首先与小人和野人有了相对举的意义。例如在《诗经小雅采薇》这首诗中，当诗人描写将帅出征驾驶着战车，士兵们则掩蔽在车下时就这样写道：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孟子滕文公上》则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因此，当我们看《诗经》中那些歌颂君子的诗篇时，首先就要想到它所具有的贵族等级意义。在这些君子中，周王显然是最杰出的一个。所以在《诗经大雅假乐》这首诗中就这样歌颂周王：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但我们在本书中所讲的君子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专指在周代社会中那些才德出众和有特异节操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周代贵族都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周易乾卦》说：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说君子整天有忧愁，夜里也要提防，但最终没有什么不好。《文言》对此解释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这里提到君子进德修业要忠信要立诚，不仅要知道如何达此目的并尽力为之还要努力持之以恒，如此才可无咎。由此可见，在周代社会文化观念中，君子虽然是一个具有阶级地位的称谓，但同时人们对君子也有着严格的才德要求，进德修业是其最基本的条件。故孔子在评价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即认为子产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自己的态度庄严恭敬，对待君上认真负责，以惠爱之心养民，合理使用百姓。孔子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由以上记载，我们会了解当时人心中的君子观念。
正因为君子一词含有道德评价的意义，所以在西周春秋时期中，人们往往把那些虽非贵族但在言行举止中有可称道之美德者也称为君子。《左传成公九年》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译文：有一天，晋景公视察军中府库，看见楚国俘虏钟仪关押在里面，就问：那个头戴楚冠被关的人是谁？掌管府库的人回答说：是郑国所献的楚国俘虏。晋景公下令去掉刑具，召见并询问他的出身。钟仪跪拜致谢，回答说自己是乐官。晋景公又问：能演奏乐器吗？钟仪说：乐官是我家世代的职业，我怎敢从事别的？晋景公让人给他一把琴，他就弹奏了一段楚国音乐。晋景公又问：你们的君王怎么样？钟仪说：这不是我能回答的。晋景公再三地问。钟仪说：我只知道他当太子的时候，老师关心教导他。他每天早晨都要请教贤相（令尹）子重，每天晚上都去侍奉贤臣司马子反。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晋景公把这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说：楚囚钟仪真是一个君子啊！说话先提自己的祖先职业，这是不忘本；弹琴演奏楚国的音乐，这是念旧；称赞太子，以小示大，是至诚无私；颂扬二卿，是尊敬晋君。不忘本，是仁；念旧，是信；无私，是忠；尊君，是敏达。做事情以仁相接，以信来守，以忠来完成，以敏达来行动，再大的事，都能做好。君王何不放他回去？让他使晋楚两国结好。晋景公觉得很有道理，就用很高的礼节款待他，让他回去重新结两国之好。
钟仪本是个俘虏，其家世也不过是个乐官，但因为他的行为对话得体，从中可以窥见他内在的仁信忠敏等高尚品质，范文子便称他为君子，不但把他放了，而且还给予很高礼遇，让他作为合好两国关系的使者。从这件事可见，春秋时人对君子的解释已经重视它所包蕴的个人品质含义，它是做人的理想，也是从道德品行、才能智慧等方面对一个人的极高赞誉。
一个人要达到君子的境界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广博的文化知识，文雅得体的举止，宽厚待人的胸怀，忠心为国的态度或者其他某一方面优秀的品质；还要不断地进德修业，思善改过。《国语楚语》说：君子临政思义，饮食思礼，同宴思乐，在乐思善。即君子在处理政事的时候要考虑到什么是正义，在吃饭的时候要想到合适的礼节，在参加宴会的时候要想到美好的音乐，在欣赏音乐时要向善人善事学习。孔子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认为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相得益彰，才是君子。反之，即使是那些贵族，如果道德不称，也不能算作君子。《韩诗外传》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鲁哀公问冉有曰：凡人之质而已，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冉有对曰：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诸侯闻之，莫不尊敬；卿大夫闻之，莫不亲爱；学之故也。昔吴、楚、燕、代，谋为一举而欲伐秦。姚贾，监门之子也。为秦往使之，遂绝其谋，止其兵。及其反国，秦王大悦，立为上卿。夫百里奚，齐之乞者也，逐于齐西，无以进，自卖五羊皮，为一轭车。见秦缪公，立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赁於棘津，钓於磻（p1n，水名）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管仲亲射桓公，遂除报仇之心，立以为相，存亡继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尝卑贱穷辱矣，然其名声驰于后世，岂非学问之所致乎？由此观之，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诗》曰：日就月将。于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虽不敏，请奉先生之教矣。
译文：鲁哀公问冉有：一个人，只要他的内在本质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说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成为君子呢？冉有回答说：臣听说，虽有美玉，不经过刻镂琢磨就不能成器；虽有美质，不经过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鲁哀公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子路，本是卞地的一个农夫野人；子贡，本是卫国的一个商人。他们都求学于孔子，才成为天下名士。诸侯听说，没有不尊敬他们的，士大夫听说，没有不亲爱他们的就是因为学习的缘故。从前吴楚燕代四国想联合攻打秦国，姚贾本是一个守门小吏的儿子。秦王派他出使四国，靠他的游说，四国罢兵。回国之后，秦王非常高兴，就立他为上卿。百里奚在齐国以乞讨为生，流浪到秦国，没有进身之门，就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自己卖了。后来见到秦穆公，被立为相国，帮助秦君成就了霸业。姜太公年轻时被人招赘为婿，老了又被赶走，在朝歌宰牛，在棘津当雇工，在磻溪钓鱼。周文王举用他，让他治理齐国。管仲箭射齐桓公，桓公不计前恶，立他为相，振兴齐国，九次会合诸侯，平定天下。这四个人，都曾经有过卑贱穷辱的经历，然而他们的名声都显扬于后世，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当初学习的结果吗？由此可见，一个人必须学习，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诗经》上说：日日有所成就，月月有所进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哀公笑着说：我虽然不成才，但是愿意向先生学习。
一个人必须经过学习，必须有非凡的品质才干和功业成就等才能成为君子，这是西周春秋时代人们对君子的最高理解，也是他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追求。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所惊叹的不仅是他们那轰轰烈烈的功业，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早在西周春秋时代的人们，就已经自觉地开始了那种对于君子人生的积极肯定和不懈追求了呢？
明主贵有德
要回答这一问题，也许从一般的社会变革角度很难说清，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追索到时人对于社会变革的理解和对自我本质的认识。对于西周人来说，殷商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这一变革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改变了历史，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周人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营造自己新的王国的时候，同时也带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惧。他们不能不思考殷亡周兴的原因，不能不担心自己将来的前途命运。敬德保民之所以会成为周初确立的统治思想，正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他们认为，殷商王朝之所以灭亡，就因为统治者对百姓的残暴和自身道德的败坏；而周之所以兴，也是因为他们对人民的仁爱和自身道德感化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周人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殷人如何缺德败国和周人如何以德兴国的记载特别突出。《诗经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公刘》等诗，集中对周人的几代开国君王的道德功业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请看他们是如何记述自己民族的发迹史的吧：
据说，周人的祖先名叫后稷，后稷的母亲姜嫄本是帝喾元妃，因为在田野中踩了巨人的足印而生了他。后稷生下来就会种庄稼，被尧举为农师，造福于天下，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因为有功被封在邰，在虞夏之际仍为农官，甚有美德。以后夏代政衰，不重视农业，后稷的儿子流落到戎狄之间。过了几代，到了公刘时，又重修后稷之业，迁到豳地，发展农业，广有蓄积，人民生活幸福，远近的百姓都归附他。又过了几代是古公亶父，仍继承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百姓都拥戴他。因为豳地接近戎狄，常受侵扰。古公给他们一些财物，他们用完又来抢夺，想要霸占土地和人民。百姓都非常愤怒，要和戎狄作战。古公说：百姓拥立君主，就是让他造福人民。现在戎狄发动攻战，为的就是土地和人民。百姓们归我和归于戎狄，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让百姓们去打仗，死伤他们的父子兄弟，我是于心不忍的。于是率领自己的亲属离开了豳地，渡漆水、沮水，越梁山，来到了岐山脚下。豳人感念他的恩德，举国上下扶老携幼，全都跟着古公来到岐下。其他邻国的百姓听说古公仁义，也都来归附。于是古公改变戎狄风俗，营筑宫室城郭，安置教化百姓，建立官府制度，人民安居乐业，歌颂他的功德。
古公有长子名太伯，次子名虞仲，三子名季历。三人中以季历最贤，季历娶的妻子也最贤，生个儿子名昌，有盛德祥瑞之兆。古公说：我的后代要强盛起来，大概就从昌开始吧！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将要传位季历和昌，二人就跑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土人同处，把君位让给季历。季历修古公之道，笃行仁义，诸侯都归顺他。
季历去世，昌继位，就是西伯文王。他遵循后稷、公刘之业，执行古公、季历之法，笃行仁义，尊敬老人，爱护幼小，礼贤下士，为接待贤者到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此贤者都来归附他。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善养老，从孤竹国来了。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贤才之人也都归附他来了。这时纣王残暴，而西伯行善，所以诸侯有了争端都到西伯这里来评理。当时虞、芮两国之君为地界而争吵不休，也找西伯来评判。他们一进入周国，发现这里的农夫在地界上个个相让，人人都能尊老爱幼。虞、芮两君还未见到西伯就感到非常惭愧了。他们说：我们所争夺的，都是周人感到可耻的事，我们找西伯评理不是自取其辱吗？于是互相尊让，不再争执就回去了。诸侯知道此事，都说：西伯真是受命之君啊！因为西伯有仁德，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二都归附了他。但西伯仍在修德，臣附商朝。
西伯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奉太公望为老师，让周公旦为辅佐，召公、毕公等人为左右，继承和发扬文王的事业。这时候纣王的残暴日甚一日，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国家乐器也跑到了周。武王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得到上天的保护，于是遍告诸侯伐纣，在牧野誓师，宣布纣王的罪状，奉天之命施行讨伐，建立了新的王国。[2]
关于周人的这一段兴邦史，过去多有人熟知，却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周人之所以能代商而兴，与商之所以代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争夺的结果，这一点在先秦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当周人在岐山之下有了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就已经开始了东征西讨，伐犬戎，伐须密，败耆国，伐崇侯虎一仗接着一仗。和纣王战于牧野，据说也是血流漂杵，战争异常惨烈。《尚书武成》就有相关记载：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可是，周人在歌颂他们民族的发祥史时，却和商人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商人在自己的民族史诗《长发》《玄鸟》中不但不隐讳暴力，反而充满了对它的歌颂，他们把自己的种族视为天帝的嫡系子孙，把对异族的征伐说成是奉天的命令，把武力的征服看成是最好的英雄业绩。这说明，在商代的文化观念中，天帝神明仍然是人间的统治者，人世的一切都由天来左右，人只是天的奴隶，只能按天的旨意行事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改造社会方面的能力。而周人在自己的史诗中却很少言及这种武力征伐，《诗经》中只有《大雅大明》和《皇矣》两诗里略有述及，那也表明他们是仁义之师，是在替天行道，也不再歌颂那些怪力乱神。他们津津乐道地编述从后稷、公刘、古公到文王、武王这些先祖们如何有高尚的品德、如何进德修业、以德兴国的故事。这说明，周人比殷人更多地摆脱了尊天事鬼的上古宗教巫术观念，也有了比殷人更为进步的世界观，更多地看到了人自身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人类精神文明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殷人以尊天事鬼立国，周人以德行礼教立国。一个重天，一个重人。从重天到重人的变革，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一次伟大觉醒。周人以自己那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向后人说明：社会的进步不只是物质创造水平的进步，更应该是人的精神文明素质的进步。
正因为周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才把对世界和对社会的思考集中到了人自身，他们把道德看成是立国的根本，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第一要义。他们把文王视为最好的榜样，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诗经大雅》中的《文王》《大明》和《思齐》等西周早期文献中，就已经初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3]而周代的第一个伟大思想家周公旦，更把敬德保民作为最重要的治国纲领，不厌其烦、一遍遍地说给周成王、卫康叔等人听。相传为周公所作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无逸》等文章，其中心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周公自己也以身作则，小心翼翼地辅佐成王，不敢有半点懈怠。据《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做儿子时就孝，笃行仁义。长大后多才多艺，辅助武王，当武王有病时祈祷先祖，愿代其受难。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行王政，礼贤下士，客人来了，哪怕正在洗头、正在吃饭，也要停下来接待客人，以至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唯恐怠慢了贤人。正是文王和周公等人，为周代贵族树立了道德追求的典范。
把道德看成是立身立国的根本，这种观点在后世也许不能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在西周春秋时期却是常讲的道理。《国语》开篇记载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此：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g`o，收藏）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m3o，勤勉、努力）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译文：周穆王要征犬戎。祭公谋父劝告说：不行啊。先王向来讲以德服人，而决不以兵戈相加。兵只有在一定的时节才能动，动就能给人以威慑，平时轻易用兵就是对它的亵渎，就不会产生威慑力。所以周公旦所作的颂诗说：收起那干戈，藏好那弓矢，我要把美德，陈布于华夏！愿我王能保持。先王治理百姓，首先端正他们的品德，淳正他们的性情，丰厚他们的财力，修好他们的器物，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好坏，用礼法来教育，使他们趋利而避害，怀德而敬畏，所以能保持国家世世强大。
以上是从正面讲这一道理。接下来《国语周语》中还讲了另一件事：
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郤将不免。王曰：何故？对曰：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则以训之，制义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则，礼也；制义庶孚，信也。然则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今晋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赂，虐其处者，弃其信也；不敬王命，弃其礼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恶实心，弃其精也。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襄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怀公无胄，秦人杀子金、子公。
译文：周襄王派邵公过和内史过两人到晋国颁布对晋怀公的册命，吕甥、郤芮这两个晋国大臣对人怠慢，晋怀公执玉卑下不合礼法。内史过回来后对周襄王说：晋国若不亡国，晋怀公也一定绝后，吕甥、郤芮两个人也不免一死。周王问：为什么？内史过说：治国一定要讲精、忠、礼、信等道德，现在晋侯刚即位就违背了与秦国之约，杀了迎接他回国的人，这是不讲信用；不尊敬王的命令，这是背礼；把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强加给别人，这是弃忠；以恶念来满足自己内心，这是没有精诚。这四者都丢了，远人不服近人不和，他用什么来守国呢？果然到了襄王十六年，晋人杀了晋怀公，怀公没有后代。秦人也杀了吕甥、郤芮两个人。
这是从反面来进行证明。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国语》和《左传》，会发现这两部书中有关这种事件的记载和议论相当多。这充分说明：在西周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中，以道德来修身治国的观念是多么重要。
人生三不朽
周人把道德作为立身立国的根本，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充分肯定；从哲学观和人生观的角度来看，则是对个体生存价值的一种思考。它说明，周人已经实实在在地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关注人应该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的问题。是周人第一次把个体自我的道德完善当作人生的第一目的，把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当作人生的终极价值。用道德水平的高低和修养的好坏来衡量人生的质量，这正是西周春秋时那些志士仁人的价值尺度，也是他们的毕生追求。
三不朽的叔孙豹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说：即便吃粗食，喝凉水，弯着胳膊当枕头，那也有乐趣。干不正当的事而富贵，对我来说像浮云。当一个人把道德正义看得比地位金钱还重要的时候，他的人生价值观该是多么崇高伟大呀！《国语》《左传》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左传》所记发生在鲁襄公二十四年的一段故事：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g3i）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译文：鲁国的叔孙豹出使到晋国去，范宣子接待他。范宣子问：听说古人有死而不朽的话，请问是什么意思？叔孙豹没有回答。范宣子说：我的祖先，在虞舜以前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在当今作为华夏盟主的晋国是范氏，代代相传为国之重臣，是不是这就算不朽呢？叔孙豹说：以我所闻，这只能叫世禄，算不上不朽。我们鲁国从前有个大夫叫臧文仲，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的名言却流传了下来，这大概可以算是不朽了。我听说，最上等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其次是立言，时间再长，也不会废弃，这才叫不朽。至于保住姓氏，守住宗庙，代代不绝，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即便是职位再高，也不能算不朽。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周代的志士仁人们在探讨人生价值的时候已经有了多么深刻的理性自觉，多么高的思想境界。他们并不满足于现世的富贵名利，而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获得一种万世长存的永恒，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在这三者当中，立德又是第一位的。这种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实在是人类关于自我个体生命的一次伟大觉醒，认识史上的飞跃。正是这种人生观的产生，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命运。从此以后，他们才有了崇高的人生价值观，知道了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才有意义，并自觉地去追求它，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它。这对于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塑造，在指导人生方面具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西周春秋社会中有那么多的人就是为了追求一种个体道德价值，为了一个忠字、一个信字而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这真是一种伟大的人生！
认识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明白了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的觉醒。所以我们看到，在周代社会中有那么多的志士仁人，他们为了践履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危难关头能挺身而出，在邪恶面前能大义凛然，在名利面前能不为所动，在困苦面前能坚持节操。如周宣王时的大臣仲山甫就是这样一个人，《诗经大雅烝民》这首诗就专门歌颂他。诗中说仲山甫有很好的品德，有很强的能力，是宣王的重臣。在内，他统领诸侯，掌管王命，传达政事。出征，他威仪非凡，筑城东方，扬威建功。更为突出的是他有不凡的智慧和独立的人格。他坚持原则，明辨是非，做事公正，遵先王之法。软的不吞，硬的不吐。不肯欺侮鳏寡，也不怕强的对手。再一个著名的人物是晏婴，先秦两汉典籍中关于他的记载相当多。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之后，晏子立于崔氏门外，有人问他：你想为君殉死吗？晏婴说：他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为他去死呢？人又问他：那么你逃跑吗？晏婴说：难道是我有罪吗，我为什么要逃跑呢？人又问他：那你回去吗？他说：国君已经死了，我往哪归？身为国君，怎么能欺凌人民？他应该为国家着想。作为人臣，也不是国君一人之臣，同样也应该为国家服务。所以国君若为国家而死，臣就会跟他去死，国君若为国家而逃亡，臣也会跟他去逃亡。若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亡，如果不是他的私党，谁肯为他而死为他而亡呢？崔杼本是国家大臣，他杀了国君，我怎能去死？怎能逃亡？又将归附于哪里呢？说完他就打开了崔氏大门，进去抱住齐君尸体大哭，然后起身，气愤地跳脚三次才出去。有人对崔杼说：你一定要把晏婴杀了。崔杼说：他是百姓拥护的人啊！留下他，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过了几天，崔杼又立了新国君，他自己做了国相，他的另一个同谋人庆封做了左相，和国人在太庙里盟誓说：谁如果不赞同崔杼和庆封，就杀了他。晏子说：我只和上天盟誓，忠于君主和国家，难道怕你的威胁吗？说完就驾着马车走了，崔杼终究没敢杀他。[4]从这一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晏婴鲜明的个性，一个有思想、有节操、有崇高的道德追求、有独立个体人格的春秋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真可以卓立千古。
从倡导以德立国到自觉地进行道德追求，再到坚持自己的道德人格，建立不朽的道德功业，西周春秋的思想家们不但完成了一次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人文精神变革，而且还为后世树立了不朽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风范。无论是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人格，屈原所坚持的耿介节操，还是司马迁所追求的立言不朽，顾炎武所关心的天下兴亡，莫不导源于此。今天，当我们重新塑造民族精神与民族人格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溯到这里，从这里探讨其历史之源。而这，也就是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形成及意义。
[1] 武王灭商的年代，史学界有几种说法，有的定为公元前1122年（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有的定为公元前1066年（范文澜《中国通史》），有的定为公元前1027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还有的定为约公元前11世纪（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此处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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