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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自战国到秦汉之际剧烈的社会变革，几乎改变了当时所有人的命运。
作为从先秦君子演变而来的文士，战国乱世曾经让他们风云一时。
秦汉大一统重新把他们纳入到一个新的秩序中，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萧何、曹参、张良、叔孙通、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马融、张衡、蔡邕
他们或功勋卓著，或文采飞扬，为后世津津乐道。
但是他们的个体人生并非完满：
萧何下狱、贾谊早夭、晁错腰斩、司马迁受刑
人生的成功究竟应该是理想的实现还是人格的坚守？
汉代文士四百年的命运浮沉，人生的悲喜，让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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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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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集学术性、通俗性为一体的轻学术著作。透过《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相关各类文献的记载，讲述了秦汉交替时期，由先秦君子阶层演变而来的文士们如何面对、抗争、顺从或适应这一社会制度的过程。这些人物的故事距离我们今天已经过去了1800年，但是，汉代文士如何参与汉代社会发展，如何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追求的过程，却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他们或悲或喜的人生命运，也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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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赵敏俐，1954年生，内蒙古赤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和中国古代诗歌的教学与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周汉诗歌综论》《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主编）、《中国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主编）等。发表过《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等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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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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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楚汉角逐之际的文士
1.策士风采的回光返照
2.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兴文吏
3.渴望改变命运的儒生们
4.张良：一个运筹帷幄的智者
第二章 不尚文采的岁月
1.黄老政治的杰作
2.一个天才的陨落
3.站在祭坛上的晁错
4.谋食于藩国的文人集团
第三章 独尊儒术的时代
1.儒学在艰难中成长
2.董仲舒的际遇
3.春风得意的儒生
4.辞赋倡优的苦恼
第四章 文章西汉两司马
1.风流倜傥的才子
2.壮观无比的《子虚》《上林》
3.赋家之心，苞括宇宙
4.一个伟大史家的人生悲剧
5.续《春秋》之旨，建圣人之业
6.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五章 宦海中的沉浮
1.人才济济
2.砥励名节
3.时势幸会
第六章 浩荡的文人队伍与经学运动
1.生命，消失在青灯黄卷之中
2.谶纬，一条走向神秘的邪路
3.大师，在经学阐释中出现
第七章 扬雄、班固与张衡
1.少而好赋的扬雄
2.追踪史迁的班固
3.文理兼通的张衡
第八章 党人、逸民、独行与文士
1.清议之风与党锢之祸
2.隐逸与独行的文人
3.名列史书文苑的文士们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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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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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兴文吏
经过楚汉之争的回光返照，纵横策士们的历史使命已宣告完成。然而在此时，由先秦士大夫分化而来的另一群体文吏们却刚刚走上历史舞台，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文吏是集权专制社会的产物，他们是中国集权专制社会的第一批文官，是中国的社会政体从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到比较完善的集权官僚制的变革中才产生的。他们是国家行政的主要承担者，在上可以制定国家法令，在下可以管理具体事务。他们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逐渐取代了封建士大夫的作用。文吏也要有较好的文化知识，从广义上讲也应该属于文化人，但是和那些只会读书而不谙世事的儒生相比，文吏们显然更了解社会，也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治世理想变为现实。和那些夸夸其谈的纵横策士比较，文吏们显然有更多的政治智慧和更为务实的精神。在秦王朝，他们是治理国家的主体，为维护其新兴统治不遗余力；在楚汉战争中，他们以其政治才干照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虽然和传统的文人有所不同，但是要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士生活，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1]。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造反大军首先威胁的就是秦王朝的各级政权。面对来势汹汹的革命浪潮，那些有识的文吏们也都在思考着如何进行新的人生抉择。如陈留县令之流，为秦王朝坚守城池而最终被杀，可谓不识时务。而像会稽守殷通这样的豪杰，则想要乘机而起。可惜的是，他错信了项梁、项羽而被杀。其事虽然不成，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那时的文吏们在做些什么。
当时一个比较著名的文吏名叫陈婴，他本是东阳令史，因为平素做人诚信谨慎，在县里被称为长者。陈胜吴广起兵时，东阳少年也乘机造反，杀了县令，聚集了几千人，想要推选头领，无人合适，就请陈婴领头。陈婴推辞不干，众人就强行拥立他为领袖。因为他的威望很高，来投奔他的人很快就达到两万。众人就想立他为王，独立拉起一支队伍，士兵以青布包头。可是陈婴的母亲对他说：自从我嫁到陈家之后，还没有听说过你们陈家祖上有大富大贵的人。今天你暴得大名，这是不祥之兆。不如有个依靠，如果造反成功，就能封侯，失败了也容易逃跑，不被世人指名议论。于是陈婴就不敢为王，对军吏说：项氏代代为楚将，今日我们要成大事，非投奔他们不可。于是众人听了他的话，投靠了项梁。项梁立楚怀王的孙子为王，陈婴为楚上柱国，给他五个县的封地。[2]
陈婴在造反时不敢挑头为王，这表现了文吏们思想复杂、瞻前顾后的弱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才能。他们缺乏领袖的素质，可却有辅佐领袖的大才。一旦获得了适当的机遇，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才干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萧何无疑是这些人中最杰出的代表。
萧何是沛县丰（今江苏省沛县附近）人。在秦朝时为沛县主吏掾。秦朝刑法严酷，文吏执法严厉，容易伤害无辜，而萧何则比较公平宽松。他曾经在秦御史监郡手下办事，非常称职。萧何还曾经当过泗水郡卒史，考绩第一。秦御史上报朝廷，想提拔他，萧何坚持不去。由此可见，萧何在没跟刘邦起义之前，就已经显现出了不凡的才能。
和陈婴一样，作为文吏的萧何想起义造反，也颇多顾虑，不敢领头，怕失败之后被秦人灭族。于是就和曹参等人商量，共同推举刘邦为头，自己为丞，专门督管众事，成为刘邦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
刘邦攻破咸阳，诸将都去争抢金帛财物，只有萧何先把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以后在楚汉战争中刘邦详知天下要塞之地、户口多少、强弱何处、民生疾苦等，都是因为有了萧何所收藏的图书。这就是文吏出身的萧何的过人之处，只有他才懂得在帮助刘邦争夺天下时什么东西最有价值。
不仅如此，萧何还有一定的政治谋略。项羽屠烧咸阳之后，分封诸侯，采纳范增的建议，为了防范刘邦，把他封为汉王，领地在巴蜀。同时把关中之地三分，分别封给秦朝的三名降将，以防止刘邦从巴蜀回来。当时刘邦大怒，想起兵攻打项羽，萧何劝谏说：把您封为汉中王虽然不好，比死总还是要强吧！刘邦说：我何至于死？萧何说：现在您的兵力远远不如项羽，要去打他，百战百败，不死还等什么？《周书》上说：上天给你的东西如果不取，你就会反受其害。俗语常把天与汉合称，可见汉王这一封号非常好。能够屈从在一人之下，而得志于万人之上，这就是古代圣人成汤和周武王的过人之处。我希望大王能暂时留在汉中，安抚百姓，招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这样才能取得天下。刘邦由此而猛省，就前往巴蜀，以萧何为丞相。萧何接着推荐韩信为大将，不久刘邦就带兵收取了三秦之地。而萧何则继续留在巴蜀，安抚百姓，总领政务，为前线输送军需。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与项羽展开激战，萧何留守关中，侍奉太子，治理栎阳。制定法令约束，建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计划上奏，刘邦让他全面负责办理。有时来不及上奏，他就便中行事，以后再向刘邦汇报。他源源不断地把军需送上前线，刘邦有几次大军损失惨重，萧何都能及时调发关中兵士给予补充。
因为萧何的杰出才能，刘邦让他全权处理关中事务。他又采纳鲍生的建议，把自己的子孙昆弟数十人送上前线，跟从刘邦作战，刘邦对他更加信任。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萧何的得力帮助，刘邦要打败项羽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萧何有如此大功，所以当刘邦打败项羽登上皇帝宝座大封功臣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刘邦封他为酇侯，食邑八千户（不久又益封二千户）。武将们不服气，都说：我们身披坚甲，手拿利兵，身经百战，攻城略地，功劳大小也各有差等。而萧何没有汗马之劳，只会手持文墨，口发议论，不曾上过战场，受封却在我等之上，为什么？刘邦说：诸位知道怎样打猎吗？回答说：知道。知道猎狗吗？知道。刘邦说：在打猎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发号施令的却是人。各位只能追得走兽，只不过有猎狗之功；而萧何则能发号施令，其功劳相当于打猎中发号施令的人，你们能和他比吗？再说，诸位只是一人跟我征战，多的也不过两三人，而萧何全家数十人都随我征战，我能忘记他们的功劳吗？诸将再也不敢说话了。
刘邦把萧何比作打猎中发号施令的人，把跟随他戎马征战的诸将比作猎狗，这虽然是对萧何功劳的公正评价，但是由于这种出于流氓皇帝之口的话过于粗俗，道理也讲得不透，诸将只能口服，不能心服。所以当列侯受封完毕排列位次的时候，他们又提出要把曹参放在第一位，理由是曹参身被七十余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关内侯鄂秋反驳说：曹参虽然有野战略地的功劳，这只不过是一时之事。陛下与项羽征战五年，其间军队大败，独身逃跑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而萧何经常从关中为他补充军队，不等陛下发布诏令，就把数万大军在陛下最危急的时候输送到他身边。汉与楚在荥阳相争多年，军中没有粮草储蓄，是萧何及时从关中调运，才使粮草不缺。陛下虽然数次丢失山东，而萧何却能保全关中，迎接陛下，这才是万世之功。像曹参这样的武将，哪怕缺了上百人，对汉朝又有什么损失？凭什么要把一旦之功加到万世之功上头呢？萧何应当第一，曹参只能第二。
此话说得非常透彻，一旦之功和万世之功的比喻也非常恰当，这可以看作是对萧何功劳的评定。它说明，即便是在战火硝烟的时代，争夺天下所依靠的也不仅仅是武力。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决定胜负的最终原因，是民心的向背和经济基础。萧何以其杰出的政治才干，为刘邦创建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他制定法令、创建制度、组织社会、安定人民、增加生产，这才使刘邦在楚汉之争中有了胜利的基础。这既是萧何的功劳，同时也说明文吏们在战争中的作用。
文吏出身的萧何在楚汉战争中功业非凡，在巩固汉初政权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功劳。他曾经在秦王朝做过小吏，深知严刑峻法对人民的残害。如果说他在那时只能在执法时尽量做到公正无害，那么当他身为大汉丞相的时候，就可以推行比较宽松的政治主张了。据《汉书食货志》所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按此记载，汉初推行宽松的政治，乃是高祖的政策。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主要是萧何的主张，因为无论是在楚汉战争期间还是在大汉建国之初，都是由萧何来主管这些政事。《史记曹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曹参传》都说，当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不治国事，汉惠帝曾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在和汉惠帝谈话时明言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这句话就可以作为我们推论的重要依据。《汉书》还记载，当曹参为相三年死后，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由这些记述，我们可知萧何非凡的政治才干和他在巩固汉初政权时所起的重大作用。
非常有意思的是，汉初有三个丞相，都是秦吏出身。除萧何外，曹参在秦朝时也是秦吏，而且与萧何同乡同僚，萧何当时是参与县中事务的主吏，曹参则为狱曹属吏。曹参在楚汉战争中虽然以武功出名，可是他仍不同于周勃、樊哙等一批目不识丁的武夫，可以参与政治管理。所以当刘邦打下天下之后，封长子刘肥为齐王，就任命曹参为齐相国。曹参到齐地上任，听说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之术。曹参就派人以重礼相请。盖公对他说治道在于清静无为，曹参采纳其言，用黄老之术治齐，百姓安定，人称贤相。萧何死后，他为汉朝丞相，一切遵照萧何约束。他还选用了一批郡国文吏中忠厚质朴、不善文辞的长者，将他们提拔为丞相史，而把那些言文刻深、专好名声的酷吏免职。可见，他的这种治国本领，也是和萧何不相上下的。怪不得他对萧何有些不服气，而萧何将死时，所推荐的贤才唯有曹参。
汉初另一个文吏出身的丞相是张苍。他本为阳武（今河南省原武县）人，好书律历。秦朝时为御史官，主管柱下方书。因为有罪逃跑回家。等到刘邦率兵经过阳武的时候，张苍以客卿的身份跟从他攻打南阳。张苍犯法当斩，脱衣准备受刑，露出长大的身子和肥白如瓠的皮肤，王陵见了很奇怪，认为他是一个美男子，就向沛公请求把他放了。接着张苍跟着刘邦西入武关，以后做过常山守、代相等官职。燕王臧荼造反，张苍以代相的身份跟从刘邦征讨，因为有功，被封为北平侯。当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因为在秦时曾经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于算术律历，所以萧何就让张苍以列侯的身份住在相府，主管郡国前来汇报上计的工作。
孝文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张苍代灌婴为丞相。当时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多为军吏。张苍为计相时，曾修正过律历。因为高祖十月始到灞上，所以因袭秦代的律历，仍以十月为岁首。张苍推论五德终始之运，以为汉当水德，崇尚黑色。吹律调乐，入于音声，都以之为法令。至于百工器物，也以之为法。等到他当了丞相，终于把这些工作完成。后来汉代研究律历的人都以张苍为本。张苍特别喜好读书，无所不读，无所不通，在律历方面造诣尤其高深。张苍长寿，活到一百余岁。曾著书十八篇，讲的都是阴阳律历之事。
和萧何、曹参相比，张苍没有显赫的功业，但是他以对图书律历的熟悉，在汉初的文化建设上做出了贡献。所以司马迁把他称之为名相[3]。
刘邦以武力夺取天下，汉初的各级官僚自然以武将和军吏为主，但无论在楚汉相争之时还是在草创汉家制度之际，文吏都是不可缺少的。以萧何、曹参、张苍为代表的这些文吏出身的人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的功业，是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机遇。和那些纯正的文士和学者相比，文吏们的诗书功底也许差了些，也很少讲那些空洞的大道理。但是他们毕竟是从文人士大夫当中分化而来的。他们投身于社会实践，所从事的是官僚政体的实际事务，他们崇尚以法治国，按法行事。严正务实是他们的长处。这一文人群体在战国时期逐渐发展起来，是秦王朝统治天下的重要力量，所以有人说秦朝的政治就是文吏政治，吏道的独尊也是秦朝政治的一大特点。从秦王朝的灭亡看，独尊吏道而罢黜纯正的文士和学者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反过来讲，文士们如果不走向务实的国家政治管理，他们的理想就是空谈，国家的政治也不会完善。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在楚汉战争和汉初建国的非常时期，国家所急需的并不是那些纯正的文士和学者，而是那些文吏，这就是萧何等人之所以建功立业的特殊历史条件。
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国家安定和平的年代里，文吏也应该是维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基本力量，特别是自从秦汉官僚制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文吏显得更为重要。从秦汉以后，文人们要参与政治，就必然要走文吏之路。他们要改造社会，也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实现。而汉人要接受亡秦的历史经验教训，自然也要在文吏政治中加入礼乐教化的内容。于是，文人学者向文吏制度靠拢，文吏制度在文人学者中物色人才，这二者的结合，才最终形成了汉代以后国家通过推举考试等方式在文人中选拔人才，文人们通过读书仕进走向社会的基本格局。如果说，这一切在汉初还来不及进行的话，那么自武帝之后，就已经逐渐形成制度了。
张良：一个运筹帷幄的智者
在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里，出了一个对后世中国文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留侯张良。
张良是韩国的贵族后代，祖父、父亲先后做过韩国五个国君的相国。从这个角度讲，他并不同于一般的文人，或者说他的出身并不是文人。秦灭韩之时，张良年纪尚小，因而没有在韩国任职。韩国亡后，张良有家童三百人。他用全部家财来访求刺客，要为韩国报仇，原因就是他的祖父、父亲均为韩相。他通过仓海君得到了一个大力士，使一把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椎，当秦始皇东游的时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在天下大兴搜捕，非常急迫，张良因此而改名，逃走隐藏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东）。在下邳，他又常行侠仗义。项羽的叔父项伯杀人，张良曾救过他。从这段经历看，说张良是个贵族出身的侠义之士，也许更为合适。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作为六国旧贵族后代的张良自然不会安分守己。他也乘机聚集了百余名少年起兵。因为兵力弱小，只好投奔别人。刘邦过下邳，他便跟从了刘邦。到彭城见了项梁，他便劝项梁立韩国国君的后代韩成为韩王，自己为韩王司徒，攻占韩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良是带着很强的六国旧贵族的复仇意识走入秦末起义者行列的，这与范增、郦食其等纵横策士，萧何、张苍等文吏，陆贾、叔孙通等儒生们造反的目的是不同的，张良与他们并不属于同一类人。
但是贵族出身的张良毕竟从小受过比较好的文化教育。他少年时曾在淮阳学礼，亡匿下邳时因为一次奇遇得见黄石公，又学了《太公兵法》。所以当他自忖韩国的旧业不能恢复，刘邦才是一个可以得天下的天授之人时，他便跟随了刘邦，最终成为刘邦身边一个最为杰出的谋士，做出了让后世文人们神往的辅佐明主以成大功的伟大事业。正是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才有理由把他放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来评介。
张良在人生上的成功首先因为他在楚汉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度智慧。他总是能在关键之处给刘邦提出最好的思想和办法，让他抓住机遇，避免错误，取得成功。
在刘邦西入武关之初，是张良分析秦朝峣下守将的缺点，派郦食其以重利贿赂，使其反叛。接着又分析当时的形势，乘势进攻，大败秦军，直取咸阳，使秦王子婴投降。这是刘邦起义中第一次重大的胜利。
刘邦进咸阳之初，看到宫中帷帐狗马、财宝美女不计其数，便有贪图享乐进入宫中的想法，樊哙劝说不听，是张良晓之以大义，使刘邦还军霸上。这是对刘邦思想上的一次重大教育。
鸿门宴的前前后后，是张良左右周旋，使刘邦免于一死。这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对刘邦最大的帮助。
刘邦封为汉王，进巴蜀，是张良通过项伯为其争得汉中之地。当时项羽、范增对刘邦并不放心，张良一方面劝刘邦烧掉栈道，一方面告诉项羽齐王田荣造反的消息，让项羽放下了对刘邦的疑心，发兵北上攻打齐国，从而为刘邦还定三秦创造了足够的时间和有利的形势。
楚汉激战之时，刘邦靠自己的力量尚不足打败项羽，是张良用计稳住韩信，争取了彭越和九江王黥布的支持，使这三个人成为最终打败项羽的主要军事力量。这是让刘邦在战场上取得主动的最重要战略决策之一。
当项羽在荥阳急攻刘邦之时，刘邦一度误听郦食其之谋，想要用封赏六国之后的办法让楚人听命，连大印都已刻好。是张良帮助刘邦认真分析了形势，指出了这种办法的愚蠢和危害，及时进行了阻止，使刘邦避免了一次致命的错误。
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韩信恃功邀赏。刘邦大怒，张良因势利导，化解了内部分裂的危险。又是他提出了人自为战的方略，使韩信、黥布、彭越等人会齐垓下，一举消灭了项羽，完成统一大业。这是帮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又一次战略决策。
正因为张良有如此的智慧，所以当刘邦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并让他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为封地。这一数目，比起曹参的一万六百三十户显然要多得多，比起萧何当初的一万户（当然萧何还有另外的收获，那就是其父母兄弟十余人也各有封邑）更要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良对大汉王朝建国所做出的贡献之大，也可以看出刘邦对他的高度敬重。
建功立业与辅国安民是中国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在中国历史上，辅佐商汤的伊尹和帮助武王打败商纣王的姜太公都是后世文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楷模。张良生当乱世，他以自己的非凡智慧在楚汉战争中帮助刘邦打下了天下，在后人眼里，其功业是可以上追伊尹和姜太公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升平之世的文人们来说，他们固然可以在现实中发挥自己治国安邦的特长，做一个政绩突出的清官廉吏，但是，在皇权至上、等级森严、冷酷无情的官僚政体和尔虞我诈的环境下，他们又不得不变成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庸俗之辈。一步入官场，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活力，见不到他们的灵气了。现实社会也很难再给他们提供可以建立奇功伟业的机会，这使他们感叹。当他们受到各种猜忌、排挤、打击、磨难之后，他们反而会羡慕那些生在乱世却建立了奇勋的文士，对他们的非凡智慧表示敬佩，对他们的不朽功业心驰神往，并把他们作为自己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楷模。正是从这一点来讲，后世的许多文人才把张良当作人生的榜样。
但张良对于后世的影响尚不止于此。他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帮助刘邦打天下屡出奇策方面，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态度方面。当张良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侠士的时候，他所想的只不过是如何报仇，如何行义。圯上老人的奇遇对他的重大影响不仅在学习兵法方面，还表现在对他的性格改变上。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制科考试时曾以此为题做了一篇《留侯论》，他说：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4]
圯上老人是否有意折辱张良，使其受到性格上磨炼，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东坡先生所论的确别具慧眼。因为据《史记》所记，此后的张良确实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在楚汉战争之时，他先是从容往来于刘、项之间，以后专在刘邦身边，同样是那么优雅从容。张良的圯上奇遇因此被后世传为佳话，而张良的这种优雅风度，也深被后世文人所称赏。
张良的杰出智慧在另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在对待功劳的态度上。和那些醉酒呼号、拔剑击柱的武夫们不同，张良也许对于君臣之间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的历史经验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当刘邦要封他三万户的时候，他坚辞不受，最后只接受一万户，而在功臣中排在第六十二位。[5]刘邦定都关中之后，张良随从入关，以身体多病为由，一年多杜门不出。以后在废太子、北击代邑等大事上张良虽然也出过奇谋，并做过太子少傅之职，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过的都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生活。他自己曾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他开始学习辟谷之术，道引轻身，不再过问世事。刘邦去世之后，吕后因为感谢张良，就强迫他吃饭，并劝他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张良不得已，只好返俗。八年以后去世，谥为文成侯。
张良这种不居功劳的人生态度显然比韩信要高明得多；比起萧何来，在某种程度上讲也要聪明一些。功高震主一直是专制帝王的心病，韩信因此而被杀，萧何也曾被抓进狱里，差一点儿死掉。在汉初的功臣中，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和张良相比，而唯有张良能免于灾祸，这是他超过另两人之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权专制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个人头上，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危险，这使得专制社会的文人们不得不处处小心，对那些才华横溢的文人们来说更是如此。要躲避这种危险，功成身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这种人生态度虽然消极，却是专制时代杰出文人们面对现实需要时时思考的问题。张良在这方面的智慧表现，对后世文人们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除张良外，当时还有另一个文士出身的谋士是陈平。陈平是阳武（今河南原武县）人，少时家贫，好读书，本好黄帝、老子之术。陈胜起兵之后，他先事魏王咎，魏王不听其谋，转投项羽，见项羽不能用人，最后投奔刘邦。楚汉战争时，他曾多次为刘邦出奇计，甚得刘邦信任。以后陈豨、黥布造反，他跟随刘邦平叛，史称他六出奇计，六次加封。曹参卒，他先为左丞相，再徙为右丞相。在诛杀诸吕时，太尉周勃自视功高，陈平就把右丞相之位让给他，自己退为左丞相。但是不久周勃就发现自己的才能距离陈平相差甚远，只好以病谢免，仍由陈平一人为相。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卒，谥为献侯。
陈平的智谋可能有些不太光明正大，他自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但是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6]陈平的事迹，再一次向我们说明了文士们在楚汉相争和汉初建国时的重要作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五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高唱《大风歌》来结束。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猛将如云显然是刘邦在战场上最终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但同样手下不乏猛将的项羽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即便是在楚汉相争这样的特殊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的最终胜利同样也要受政治经济、民心向背等多方面的原因左右。史称刘邦打下天下之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大设酒会，他对部下说：各位将领们，请不要隐瞒我，各自谈谈你们的真实想法。你们说我为什么会得天下？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但是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攻下城来就赏赐有功者，与天下人同利。项羽妒贤嫉能，有功的人受害，贤能的人被怀疑。战胜没有奖赏，得地不与人同分，所以他失了天下。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食粮，不绝供应，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个都是人中之杰，我能用之，这才是我所以取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他才会被我所擒。[7]
刘邦在这里特别强调了用人的问题。而帮助他打天下功劳最大的三个人中，却只有韩信一员武将，刘邦还把他排在了后面。可见，即便是在刘邦打天下的战争时期，文人们所起的重大作用也超过了那些武将。对此，两汉史家都有明确的认识。如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说：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班固在这里所列举的诸人，都是文士出身。周勃、樊哙之流，其功业是决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这说明，乱世不仅是武夫们的天下，文人们照样可以成为英雄。而且，正因为有了这些优秀文士的出现，才会使天下从大乱走向大治成为可能，在他们的辅佐下，刘邦这样的一代英主才能开创出几百年新的基业。萧、曹、张、陈、陆、郦、叔孙等人的文采风流，也因此而光照千古！
当然，不容讳言的是，在楚汉相争和汉初建国的特殊年代里，真正给文人们提供的机会并不多，除了我们上面所论列的诸位杰出人才外，历史上关于这一时期其他文人的记载已不多见。而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杰出人才，其功业也大都表现在统一天下的军事和政治谋划上。叔孙通说得好：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兴以后，百废待兴，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政府管理比战时自然需要更多的文士，那些在秦时饱受焚书坑儒之苦的普通文人们所渴望的好命运，正在向他们招手。
贾谊：一个天才的陨落
在不尚文采的大汉初期，却出现了一个天才少年。他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耀亮了整个天空，让人们惊叹他的美丽。他有意把万里长空装扮得更加多彩，也把自己那份真诚献给人间。可是天公却不作美，几团浮云总想要遮住他的光芒。也许他过于年轻靓丽了，经不起这样的挫折，于是就在忧伤痛苦中匆匆地滑落，用自己的生命在空中划一道绚丽的弧线，给世人留下一份青春之美陨落的感伤。为了表示永久的怀念，人们把这个天才少年称之为贾生。
贾生本名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年方十八岁，就以能诵读诗书善于作文而声闻郡中。当时的河南太守吴公听说他有秀美之才，就把他召至门下，甚为爱幸。孝文皇帝即位之后，听说河南太守吴公治理州郡天下第一，就把他提拔为廷尉。吴公到京之后，就向文帝推荐贾生，说他年少多才，能通诸子百家之学，文帝就召贾生为博士。
当时贾生只有二十余岁，是博士中年龄最小的，却是学问水平最高的。每当文帝下诏议事，诸老先生都不能回答时，贾生总能一一应对。他竟有这样神奇的本领，说出每个人心中所想却又说不出的最精彩见解，连诸老先生都非常佩服贾生，自愧不如。孝文帝自然更是喜欢，破格重用，一年之间贾生竟被提升为太中大夫。
此时的贾生自然是意气风发，愿把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尽献于明主。汉初建国时，一切法令制度大都因袭秦人。贾谊认为大汉建国到此时已有二十多年，现在天下和洽，正应该改历法，变服色，立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于是就草拟了各种仪法程式，色尚黄，数用五，作官名，全部改变秦时的旧制。汉文帝刚刚即位，诸事都未来得及做，法律的更定，列侯的就国等事，都由贾生提出新的想法，汉文帝很高兴，就想让他担任公卿之位。
但是贾生的这种改革想法显然有些操之过急，因为当时的掌权者还是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些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武夫。他们不满意贾生的做法，就在文帝面前说贾生的坏话：那个洛阳书生，年少初学，就想擅用大权，扰乱诸事。汉文帝自然不敢得罪这些前朝老臣，又觉得自高祖、萧何所建立的无为之治亦较有成效，也就渐渐地和贾生疏远，不再听他的主张，并把他贬谪为长沙王太傅。
这无疑是对贾生精神上的重大打击。他从内心里哀怨文帝对他态度的改变，恨群小对他的谗言陷害和排挤，怀着一腔幽怨离开了国都。他听说长沙乃是卑湿之地，以为自己到了那里寿命也不会长久，心情变得特别郁闷。他同情沉水而死的屈原，就在渡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并借以解脱自己的胸怀。
贾生作长沙王太傅三年，有一次鸟（猫头鹰）白日突然飞入他的屋里，这种不祥之兆使他更加悲伤，认为自己的生命不会长久，又作了一篇《鸟赋》来自我排解。
再过一年多以后，贾生有幸被文帝召回，自以为会重新得到信任。哪知道文帝半夜前席向他求教，问的却都是一些鬼神之事，这使贾生再一次失望。
文帝虽然感叹自己的才学仍不如贾生，但是并没有把他留在身边，不久又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很爱读书，是文帝少子，很受文帝喜爱，而贾谊也把自己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这个年幼的王子身上。
不幸的是几年之后，梁怀王在骑马时摔死，贾谊自以为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他的理想也完全破灭了，于是就整天哭泣。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之后，贾生终于因为哀伤过度而死了，年龄只有三十三岁，时当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年少的贾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悲剧既是个人的，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儒生的。
贾谊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政治中去，一开始就表现了儒家学者在思想见识上的高远。他的《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了秦人所以得天下及其灭亡的原因。史论结合，笔力纵横，气势豪迈，最能见出少年才子的风度。
当时汉兴已经二十多年，由于萧、曹等人推行无为之治，使百姓得到了短暂的休息，社会也出现了一片和平的景象。于是有些大臣们便开始飘飘然，认为天下大治的局面已经到来，并不断地向文帝进言报喜。而贾谊却独独看见其潜藏的危机。他在给文帝所上的《治安策》之中开篇就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因为预见了国家潜在的危机而痛哭、流涕、太息，以至于在心里淌血，我们不能不为他这种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所感动。而令贾生之痛哭流涕者，在外有强虏匈奴的侵犯，在内有诸侯王的僭越与不法。当时汉王朝为了求和，不得不年年向匈奴贡献大量的珍奇物品，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起到维持和平的目的，反而引得匈奴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年年侵扰，弄得民生凋敝。贾谊把这种危机称之为倒悬，意思是说它像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利剑一样，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当时的诸侯王奢侈成性，僭越与不法，这也是让贾谊感到触目惊心的现实。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病大瘇，所谓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这种末大于本、枝大于干的局面如果长久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诸侯王的篡位或天下的分裂。除此之外，令贾谊长太息的还有商人的暴富、贵族的奢侈和农民的饥寒，这种局面的恶性发展就有可能导致百姓的造反。贾谊把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他那颗忧生嗟世的崇高之心，怎能不为这种严酷的现实所感动呢？
不幸的是贾生出世早了一些，汉文帝只知躬行节俭为天下表率，还没有意识到贾生所说问题的严重性；而那些遵奉黄老之治原则的大臣们目光短浅，只被眼前的表象所迷惑，更不能接受贾生的观点。他犹如一个不被人理解的先知，备感到智者的孤独；他又如一个不合时宜的弱者，饱受人的冷眼与排挤。这个超越了时代的早产儿就这样忍受着心灵的折磨与痛苦，把自己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幽怨。于是，他借凭吊屈原来抒写自己的不幸：
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鸱鸮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于嗟嘿嘿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宝康瓠，腾驾疲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履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贾生想到屈原为了楚国的强盛而竭忠尽智，却因为群小的谗害排挤和楚王的不信任而被流放，最终竟自沉汨罗江而死，这种遭遇与自己是多么地相近啊！在凭吊屈原中，贾生的心情才得到了稍稍的宽解。
但是屈原和贾生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同，因而贾生对屈原也带着一些不理解。在他看来，既然是国其莫我知兮，何不摇增翮而去之，为什么偏偏要自沉汨罗呢？其实，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屈原乃是贵族出身，楚王室的一员，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和楚国的命运融在了一起，以至于永远也不可分割。因此，当屈原听说楚国的国都已经被秦人攻破的时候，他就感到这是楚国命运的完结，同时也是自己生命终结的日子，只有投江而死。这是屈原的必然选择。而贾生虽然有忠心报国之志，但是他与大汉王朝却没有那种同宗同族的血缘亲情，也没有遇到亡国的事件。这使贾生可以理解屈原的遭遇，却不能理解屈原沉江的行为。所以，当贾谊受到小人排挤而遭贬谪的时候，就不可能像屈原一样选择沉江而死之路，而是选择了老庄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解脱。
这一点在他的《鸟赋》中得到了更好的表现：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列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贾生此赋，实是对老庄人生观的洞解，其意义不可低估。他说明，自汉以后，当文人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之时，老庄思想乃是他们进行自我解脱的最好武器。得意时以儒家的进取思想为人生支柱，失意时以道家的齐物观看待人生。贾生的遭际是后世文人仕途不遇的缩影。他这种儒道相兼的思想模式，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贾生的不幸，表面看起来是文帝对他的疏远和那些老臣的反对，实则表现了汉初儒家思想与黄老思想的激烈斗争。文帝虽然欣赏贾生的才华，却不喜欢他的治国主张。在汉初那个特殊的时代，黄老思想也许更适合现实统治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面向着未来。贾生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在黄老思想统治下潜藏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在当时毕竟还没有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社会还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统治模式下良好地运转。从这个角度讲，贾生的思想是有些超前了，这是其悲剧发生的根源。
对于贾生的才华与不幸，在司马迁之后，西汉人刘向曾发出深深的慨叹。他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痛悼。这显然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但是班固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也许，贾生提出的制单于之策有些疏阔，但是，班固若以此而说贾谊的部分主张文帝曾有所施行，他的一生就不算不遇，这种见解就难以让人接受了。不错，贾生年纪轻轻就做过太中大夫，以后又先后当过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这官职也不算很低。更何况，汉文帝曾有过夜半前席向他求教的佳话，这也是许多文人可遇而不可求的殊荣。但是，贾生的才华和志向决不止于此，如果他能有公卿之位，能够把自己的变革主张得以推行的话，那么他对汉王朝的贡献也许远远不止于此。而这，也正是后人为他遗憾的原因。
清人吕留良曾认为，文帝之所以不能用贾生，是因为其左右朝廷决天下之大计者，皆与高祖披荆斩棘共起山泽者也。否则，皆先朝所擢之岩穴而用之廊庙者也。其出就侯国者，皆天子之叔伯兄弟也。否则，皆功臣之后也。一旦以少年布衣，加于老成贵介之上，而且欲裁抑勋旧，损削侯王，大或至于召乱，小亦必至于谗沮。是不得用臣之福，而先受臣之祸；欲行其言而并不得保其身也。是故出以老其才，静以俟其用，计绛灌诸臣衰退之年，当贾生强迈之日，于是举而授之，此所谓明君用臣之心也[8]。吕留良此论，显然有为文帝开脱之嫌，同时为贾生设想了一个完满的结局。文帝让贾生做他心爱的少子的太傅，自然也是对他的重用。但贾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早已看到了现实中所潜藏的深刻矛盾；出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心，对现实的危害坐视不管，就是对他心灵的极大折磨。更何况，那些把持朝政的庸臣对他的排挤和迫害，又岂会随着绛灌诸臣的衰退而终止？贾生死后时间不长，他所忧虑的诸侯王造反之事竟不幸发生。但是直到武帝初年，以窦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一直瞧不起儒生。由此看来，贾生的不得志乃是时代使然。一个壮志未酬的少年天才就这样过早地陨落，怎能不让后人深深地叹惜呢？毛泽东为此曾做过七律《咏贾谊》一首：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9]
才华横溢的贾生虽然壮志未酬而过早地去世，却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新书》是汉初最重要的哲学和思想理论著作，他的《陈政事疏》等是汉代最有见地的奏疏类文章，他的《吊屈原赋》等是汉代辞赋的发轫之作。贾生年轻气盛，富有理想，关心时事，眼光敏锐，少年得志而后又因为受排挤而失意，这使他的文章或者表露出一种少年的自信，议论风发，慷慨淋漓；或表现为一种感慨和激愤，笔带深情，时显悲壮。他的文章以说理透辟，结构严密、素朴浑厚为主，但又多用排比对偶、夸张铺陈，暗含闳肆富丽之气，向来被后人视为汉文的楷模。他的赋介于楚辞与汉大赋之间，无论在结构章法和遣词造句方面都对汉大赋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影响。
[1] 文吏与文人是有区别的。在秦汉之际，文吏和儒生也有相对立的一面，如秦人重文吏而斥儒生。但是在汉代，百官也可以通称为吏，而儒生们如果要走向仕途，也应该算是以学者的身份为吏。这说明，儒生和文吏也有相通的一面。大体来讲，在古代中国，儒生和文吏的共同源头应该是春秋以前的士大夫，他们在战国时分流，到秦代达到高度分化，但是到汉以后又逐渐合而为一。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文人生活，我们不能不关注文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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