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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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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主编古铁,原名胡紫桂,系中国书协第四届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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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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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爨宝子碑》艺术风格赏析
冯亚君
东汉末年群雄崛起,继而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东晋更替,南朝、北朝对峙。争战、离乱成了那个时代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两汉所盛行的『厚葬风』一去不复返。又因两晋朝廷严禁立碑,故魏晋以来直至南朝,碑版书法流传者如凤毛麟角。
东晋时期书体演变已臻完备,书写技法亦至精熟,尤其是『二王』的尺牍行草,笔精墨妙,尽显『江左风流』,为后世确立了新的书学风尚。面对帖学独大的东晋书法,人们无暇顾及极少碑版的存在。这种情况直至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大兴才逐步改观。阮元首先提出向北碑学习以救帖学之穷,并在其《南北书派论》中将碑帖风格进行分类,将帖属南,将碑属北。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认为,此只因阮氏所见南碑犹少,故有此论。他说:『南碑当溯于吴。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南碑奇古之《宝子》,则有《灵庙碑》似之』
《爨宝子碑》是为数不多的南碑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此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石于东晋大亨四年(405),实为义熙元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碑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城南,后为邓尔恒发现并购回,并有题跋为证:『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碑现立于云南曲靖。碑高1.83米,宽0.68米,共400余字,未记书丹者名。碑文记述了爨宝子生平等内容。爨宝子生于东晋太元七年(382),卒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仅23岁,东晋宁州建宁郡同乐县人,承袭建宁郡太守。
《爨宝子碑》从书法风格上看,与当时流行的『二王』书风迥然不同。其用笔沉雄刚健,点画朴厚方峻,笔势奇崛,不拘常态,奇姿百出。时若斩钉截铁,起伏跌宕;时若老骥伏枥,稳健从容。
点画既保留了八分遗意,又冲破隶书藩篱。结字方整而各具姿态,寓巧于拙、平中见奇;行笔稳健中时生险绝,寓静于动、寓庄于谐。正如康有为所评『端朴若古佛之容』。全碑通篇字形大小错落,字势欹正相生,局部跳荡,整体浑融。
如果我们将《爨宝子碑》放置回属于它的历史时代,从纵向上看,似乎可觅见隶楷之变的端倪;从横向上看,将该碑与那个时代所流行的『二王』书风比较,却找不到任何的关联。是因为《爨宝子碑》书丹者地处边隅,远离『江左风流』,不受时风所侵,还是其他?目前尚不能完全肯定。或曰,南蛮之地,人文荒疏,缺乏翰墨妙手。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出土于江苏南京与《爨宝子碑》同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我们就会发现『三王墓志』书风与《爨宝子碑》极为相似,它们虽远隔千里却有着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是王羲之本家,为何在他们的墓志书法中也不见丝毫『二王』书风的痕迹?也正是这个疑问,曾经带出了『兰亭论辩』证伪的一个论据。关于这个问题,沙孟海、商承祚、启功三位老先生曾分别撰文,指出更多是『刻工』的问题。沙老在其《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一文中说:『一九三二年,我看到西北科学考察(查)团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高昌国章和十六年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二年《画承夫妇墓志》,前五行刻字填丹,后三行丹书未刻。丹书运笔自然,刻文则笔笔方饬,不类书翰。』说白了就是刻手好,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也几乎变成《爨宝子》。话题再回到《爨宝子碑》,该碑是不是也存在刻工的问题?它的墨迹的原本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站在帖学的立场上,面对《爨宝子碑》揣摩笔法,我们不免会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困惑;而站在碑学的立场上,该碑古拙可爱,『金石气』十足,不失为一个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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