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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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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西方政治制度史。全书以典型西方国家，如意大利、英国、美国、德国的政治制度演变史为例，详细描述了西方政治制度演变的过程。全书结构分明，脉络清晰，对相关人士了解西方政治制度，从中总结规律，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作者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确认，然后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源起、演变过程、发展等进行了梳理；在对各国政治制度沿革与变迁过程进行分析的同时，作者对西方各国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形成和特点也进行了比较分析。本书是我们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历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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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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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立，现为上海政法学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历任上海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等职以及上海市世界史学会、政治学学会、行政管理学会和法治研究会理事；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联特约研究员和上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文化史、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曾主持国家与省部级项目十余项，获上海市育才奖和上海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被评选为全国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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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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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第一章导论
一、制度是什么
二、制度的内部构成
三、政治制度
四、何谓西方
五、国家的起源
第二章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
一、希腊氏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
二、提秀斯改革与雅典政治制度的建立
三、雅典民主的初步、巩固和顶峰
四、斯巴达的贵族民主政治
五、城邦政治、公民传统与爱国主义精神
六、希腊城邦制度衰落之原因
第三章古代罗马的政治制度
一、古代罗马国家的建立及其早期的王制政体
二、共和时代的罗马政制
三、帝国时代的罗马政制
四、帝国政治制度的特征
五、罗马法
第四章西欧封建制国家的形成与法兰克王国的政制
一、罗马的崩溃
二、日耳曼人的早期社会政治状况
三、西欧封建制国家的形成与法兰克王国的建立
四、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
第五章法兰西王国的封建政治制度
一、法兰西的封建等级制度
二、法兰西封建王权的强化
三、法兰西等级代表君主制
四、法兰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五、法兰西王国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
第六章英吉利王国的封建政治制度
一、英吉利王国早期的政治制度
二、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发展
三、《大宪章》与英格兰等级代议君主制
四、都铎王朝的有限君主专制
五、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宪政传统
第七章中世纪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一、德意志帝国16世纪前的政治制度
二、德意志帝国各邦的君主专制
三、中世纪意大利及其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四、基督教与教皇国
五、神圣罗马帝国为何“既不神圣又非罗马更不帝国”
第八章英国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变革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二、议会寡头统治与内阁制度的确立
三、英国现代政党与政府制度的建立
四、英国文官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五、当代英国政治制度发展的特点
第九章法兰西共和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一、法国大革命与1791年宪法确立的君主立宪制
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政制与拿破仑独裁
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制与路易·波拿巴政变后的政治制度
四、巴黎公社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制
五、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政制
六、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制
第十章美国政治体制的构建及其演变
一、美国概况与美国政治制度演进的特点
二、美国宪法——确定政治竞赛规则
三、美国国会、总统与文官制度
四、美国司法制度
五、美国的政党制度、利益集团和新闻界
第十一章1848年后德意志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
一、1848年革命前后的德国状况与法兰克福宪法确立的
联邦体制
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
三、魏玛共和时期的政治制度
四、法西斯体制下的政治制度
五、德意志国家的分裂、统一和联邦德国的基本法
六、德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启示
第十二章瑞士政治制度
一、瑞士联邦的建立
二、联邦议会
三、联邦委员会与文官制度
四、联邦司法机构
五、瑞士地方政府
六、直接民主和政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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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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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是什么
海德格尔称语言是存在之家，聚生着事物的本质。因此，我们不妨从语源角度简单梳理一下“制度”这一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制度”，所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nstitution与system。Institution对应的拉丁文语源有“制定”和“设立”的意思，后来引申为制度和习惯；system对应的希腊语源是将部分摆放成为整体，后来引申为制度、组织和系统。古汉语中的“制度”，更偏于动词，意思是通过人为的“制”达到某种规模和格局。《汉书·文帝本纪》上有言，“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说的是汉文帝节俭，为自己立庙，盖得非常小。《资治通鉴》里说隋文帝时期，杨素建造仁素宫，隋文帝至，“见制度壮丽”，很不高兴。这里的“制度”一词，显然与institution和system有别。参见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其实，与“国家”、“民主”、“经济”、“革命”等社会科学主干词汇一样，以“制度”对译institution和system，大多源出日本。甲午中日战争，尤其是清末新政后，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学习时，这些词汇为留日学生引入中国。王尔敏教授等人则认为，这些社会科学的主干词汇最早是传教士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汉译西方文献时创造出来的；明治维新后，被日本人大量借用，及至甲午战后，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之后，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再将这些词汇引进国内，世人多误以为这些词汇为日本人所创造。
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而本书又是从哪个角度来梳理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呢？实际上，今天社会科学界对“制度”一词有着诸多定义，其中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思的界定影响最为广泛。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制度能够决定人们的行为偏好，因为人们是在游戏规则之下作出选择的。“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历史上著名的“犯人船事件”即为此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17~18世纪，英国运送犯人到澳洲，按上船时犯人的人头数给私营船主付费。私营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的死活，导致每船运送人数过多，生存环境恶劣。加之船主克扣犯人的食物，囤积起来以便到达目的地后卖钱，使得大部分犯人在中途就死去。更残忍的是，有的船主有时一出海就把犯人活活扔进海里。英国政府极欲降低犯人的死亡率，如果加强医疗措施，多发食物改善营养，就会增加运输成本，同时也无法抑制船主的谋利私欲；如果在船上增派管理人员监视船主，除了大大增加政府开支外，也难以保证派去的监管人员在暴利的诱惑下不与船主合谋勾结。最后，英国政府制定了一个新办法：规定按到达澳洲活着下船的犯人的人头数付费。于是，私营船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让最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此后，运往澳洲的犯人的死亡率相当低，最低时不超过1%，而原来最高时竟有94%。这个故事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的讨论是相通的。斯密这样写道：“……人差不多总有机会去获得他的兄弟们的帮助，然而只是期望从他们的善意去获得这种帮助，那是徒劳的。但是他如果能激起他们的利己心，使之倾向于他，并向他们表明，正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才去做他所求他们为他要做的事情，那他就很可能达到目的。……我们不能期望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慈善心得到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关怀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得到。”［英］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英国政府正是通过对运费计算规则的改变，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私营船主的牟利之心，从而达成了自己运送英格兰犯人去开发澳洲的目的。最初的挫折就在于，英国政府的目的与私营船主的目的未能作用于同一方向。在评论“犯人船事件”时，继承了亚当·斯密衣钵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社会思想家哈耶克写道：坏的制度会让好人作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从良。无独有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也曾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所以，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成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页。
二、制度的内部构成
诺思认为“institutions”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具体来说，“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性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非正式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仰、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特征则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
诺思指出，即使在像当代西方国家这样法治比较健全的发达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型塑人们社会选择之约束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非常重要），而人们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的非正式约束则普遍存在。他还认为，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codes of conduct）、行为规范（norms of behavior）以及惯例（conventions）等，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加之，由于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往往并不会对正式规则的变化做出即时反应，因而这些非正式约束嵌套在（nested in）其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了路径依赖的根源”。以英国政治为例，众所周知，英国宪法是不成文法，乃英国政治惯例与传统的集合。近代以来英国政治的发展，正是在其不成文宪法规约下“旧瓶装新酒”式的稳步变迁。因此，要想把握英国政治制度的演进，绝对离不开对英国政治制度中“非正式规则”以及“实施的形式和有效性”的关注。另外，美国早期宪政史也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所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成文宪法，一直沿用至今。但其从羊皮纸上的文字变成一架在国家版图之内任何地方都不容抗拒的最高强制机器，恰如比尔德夫妇在《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中所说：“当费城的文件成为现实时，它是靠制订和通过它的人的理智和意志来维持的。”［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1页。 王希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本）中也指出：“早期联邦政府（包括国会和总统部门）的运作和政策对宪法权威性的建立极为重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斯科特·索普在《美国国父们留下了什么？》一书第12章“革命的完成”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乔治·华盛顿了解贯彻宪法原则的困难，但他巧妙地树立起了一些先例，使得作为美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宪法丰满起来，同时也使得《独立宣言》所宣示的理念得以落实到现实政治生活中，从而使得美国民主真正运转了起来。当时，华盛顿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同国会的关系。宪法赋予了总统对于立法机构决议的否决权，却没有具体规定如何运用这一权力。华盛顿不得不使用否决权来影响立法进程，或者仅仅用它来阻止违反宪法的法律，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谨慎的华盛顿决定只冻结违反法律的议案，而不去干预立法分支的活动。尽管如此，华盛顿和国会还是在免除总统任命的官员职务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议院坚称拥有这一权力，因为是参议院批准了总统对于官员的任命，所以自己也能免除他们的职务。华盛顿在这场冲突中赢得了胜利。如果他未能获胜的话，美国的政府将会很不一样。其时，华盛顿还试图按照宪法详细载明的那样，与参议院就（对外）条约问题进行协商，但这被证明是自找麻烦。当他来到参议院寻求建议时，参议员们没有提供任何建议。华盛顿决定从那以后只将签订的条约送往参议院批准生效，这一办法直到今天仍被遵行。1797年，担任了两届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对美国民主做出了最后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贡献——他引退了。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在华盛顿的时代，这还是一种新奇的观念。权力的交接只发生在两种情形之下：要么是领导人去世，要么是他被赶下台。当时的统治依赖于一位领导人，领导人离去之后，政局就会发生动荡。参见［美］斯科特·索普：《美国国父们留下了什么？》第12章“革命的完成”，杨小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后来，总统只连任一届就成了美国的政治惯例与传统，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打破，但此后美国便将这一做法写进了宪法修正案，成为硬邦邦的正式规则。
三、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阶段以后，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框架，以及政治游戏规则和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简单地说，政治制度就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政治制度建构了人类的社会等级和秩序，搭建了人们政治活动的大框架，其变革往往意味着社会的变革与动荡，但这种变革往往最能体现历史的演进轨迹。
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是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政治利益的冲突，在于有着利害冲突的人们需要以制度化的行为规则来约束和指导自身的政治行为。不过，政治制度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只有通过政治行动才能建立起来。政治制度既非天然就有，也并非全是人为设计，它是通过人类的政治行动而历史地形成的，它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歧见中，从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这些歧见的程序和组织环节中脱颖而出的。人数很少、性质单纯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力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日趋频繁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政治组织和程序从而最终产生政治制度的先决条件”。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有组织的少数能够一成不变地支配没有组织起来的多数”［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因此，我们只有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社会组织上，将制度纳入对政治权力的研究之中，才能获得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的深刻洞悉。
四、何谓西方
西方世界（Western World、the West 或the Occident）也称西方国家，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外延。但一般而言，它是指西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时也包括东欧、拉丁美洲、土耳其和以色列，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一脉相承。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时也被包括在内，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因为它们的生活水平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传统西方国家相近。故西方国家往往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
近代以前的中国一般将西方称为“西洋”。而西洋是古代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地理概念。其时，与西洋相关的概念有：
东洋：东中国海以远，日本附近。如“东洋战刀”。
南洋：南中国海附近的东南亚诸国，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如“下南洋”、“南洋华人”。
西洋：印度洋沿岸，及经由印度洋到中国的欧洲。如“郑和下西洋”、“西洋镜”。
北洋：渤海、黄海以及朝鲜半岛附近。如“北洋水师”、“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北洋大学”、“北洋通商大臣”。这些词均源自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重臣在北洋地区的军事、商业、外交、教育活动。
当然，今天“西洋”的用法已与西方世界相同。
五、国家的起源
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然而“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这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传统习俗来调控人们之间关系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因而也没有国家。这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以生产力极端低下为前提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平等相处。原始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是按同一祖先的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生活集体与生产单位。氏族之上，还有按血缘亲属关系的不同程度组合的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氏族组织的重要特点是，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氏族的一切重大问题皆由氏族全体男女组织的氏族会议决定。而氏族首领也由氏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男女都可以当选。氏族首领和成员完全平等，社会秩序与氏族权力是依靠传统习惯和氏族首领的威信来维持和调整的。
在氏族制度解体并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出现了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恩格斯指出：“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军事民主制的特点：一是在不同的程序和形式上保留着氏族民主制的因素；二是出现了军事首长的个人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尚未达到国家统治权力的程度。军事民主制的出现，同频繁的战争紧密相关。先前氏族或部落之间偶尔也发生冲突，但原因主要是血亲复仇或边界纠纷。然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导致掠夺他人财富和奴隶为目的的战争产生，使战争变成了“经常的职业”和“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军事民主制的典型机构是人民大会（由全体武装男子组成）、议事会（由氏族、部落首领组成）和军事首长。人民大会和议事会是民主机构，因为一切重大事情均由其决定。而军事首长则是个人权力的象征。起初，个人权力还湮没在氏族民主之中，但后来它却越来越显得突出了。经常性的战争，使军事首长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公职，其财富和权力与日俱增。军事首长原是由选举产生的，后逐渐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到这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在氏族部落制度崩溃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和氏族的不同特点在于：其一，国家不是以血缘关系，而且按照地域来划分和组织国民的。其二，国家不是用传统习俗，而是依靠特殊的公共权力统治与管理社会，如军队、警察、官吏、法庭、监狱等暴力强制机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就是国家的实质。其三，“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8页。
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这是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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