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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微观调研把握宏观中国，用战略思维观照现实国情。中南海高参、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系统深入探讨新常态，分析未来三十年的走向和命运。
1.十三五规划再一次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关键问题。《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立足于改革新常态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矛盾，把脉当下时局，比如一带一路、中美关系、反腐新形势等，预测未来趋势，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让政府和大众能够看懂当下和未来趋势。
2.有大局观，又关注现实不局限于细节，通俗，不艰涩，全角度、新思考，中立客观，在《未来三十年》一书中对当下改革和经济形势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据。
3. 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是中南海高参和高层智囊，因此对形势和国情的把握更加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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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立足国情、前瞻趋势之作。
十八大绘就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多成效，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低一些；运动式反腐，不断揪出大老虎，如何制度化，从而预防和遏制腐败，避免“亡党亡国”？目前的改革遇到了哪些新的风险？“一带一路”这个新战略的经济逻辑是什么，怎么有助于中国崛起？中国如何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美国重返亚洲，是在孤立中国吗？
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停留在纸上文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麻烦。政府每年有什么改革新进展，有什么新的举措要完善，将成为未来几年观察中国的焦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取决于如何面对新常态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以及采取的行动。
在这些新秩序、新挑战、新矛盾的面前，我们该如何面对并积聚新的力量，从而更从容地面对变化的世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就是试图通过分析和回答这些新挑战、新矛盾、新力量出现的原因、目前的情势，以及应对的策略，对我们无法确定的未来给予更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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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中国模式（修订版）》《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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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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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党的十八大三周年再评价 3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13
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 19
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 24
中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下去 36
第二章 改革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风险 45
中国不改革的政治风险 51
中国不改革的社会风险 57
中国经济改革的风险 62
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67
中国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危害 72
第三章 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79
运动式反腐为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84
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88
中国反腐败运动揭示什么？ 93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99
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105
反腐制度设计不能理想化 111
第四章 政府治理的关键问题
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119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 124
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 129
不能有官场新秩序已建成的麻痹思想 135
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 141
开放、竞争和参与：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147
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 156
第五章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167
中国丝绸之路的政策工具 176
中国实施丝绸之路的优势 182
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可持续崛起 187
丝绸之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192
“丝绸之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 197
中国重返丝绸之路的几个重大问题 202
新丝绸之路：做什么、怎么做？ 207
第六章 中国崛起已不可避免
中国外部崛起不可扭转 215
地缘政治变迁和政治秩序重塑 225
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 231
反思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245
第七章 中国的大外交时代
中国要避免轻信或者恐惧西方 253
中国如何建设性地“平衡”美国力量？ 258
美国的“日本困境” 268
中国要和印度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74
中国与东北亚的未来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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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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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三周年再评价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转眼间过去近三年。从学者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悲观，认为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并不顺利，充斥着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虽显现诸多问题，但已在30年间从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第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一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肯定面临问题——欧美的转型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改革。
然而，此前的中国在问题面前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导致“无改革”成为常态。为此我曾认为既得利益和寡头已经初步成形，悲观于中国仍然没有动力打破“无改革”的状态。
但我没想到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
十八大过去三年，新政府下的中国已有焕然一新之感，改革这潭死水被搅开。为了改革，在权力和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思路和方法的改变也能看到新政权动了真格。
“体制集权”非“个人集权”
党的十八大后的一年主要是加强党的领导并反腐，为接下来的改革做好准备。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四中全会，法治是当仁不让的主旨。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目标不仅是做好两个任期，而是在规划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蓝图——此思路在这两年的改革中已能捕捉。
中国已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特点是政治利益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会出现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正式制度，以及为一些个别利益服务的非正式制度，如果后者压倒前者，那么危机就不可避免，因此正式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
现在可以看到，中央成立的各领导小组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顶顶层”设计，此外还有重新设定全国人大的作用、强调落实法治，并且改进司法制度。这些都是顶层设计，都是为了整体国家民众之利益。
顶层设计重在最高领导机构的权力结构重建。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9个常委，每个人管一块，这种分权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的例子。
分权也有实际效用的差异，邓小平当年的地方分权令地方和企业改革动力充足——这是有效分权。相较之下，十八大之前应称之为“分散”而非分权。如果西方是三权分立，那么此前中国是“九权分立”，十八大之前的国家管理低效，我想这一点政治局常委自身也有体会——他们十八大之前就在政府中。
十八大后，这种“分散”状态已经被打破，改变的方式即为“集权”。有人担心是否重现过去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个人集权，但我认为现在是体制上的集权而非个人的集权。
以习近平担任组长的4个领导小组而言，以前的领导小组也很多，但是组长、副组长以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公开。相比之下，现在都正式公开了，正式化意味着可以制度化，非正式的组织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作权力的媒介。
新的最高权力运作改变了过去各人管一块的模式。在4个最高领导小组中，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常委分配到不同的组中，有效提高了协调性。不然中国好多事情都没法协调，外交不协调，内政不协调，利益掣肘之下难以推动改革。
同时出彩之处还在于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习近平站出来表示承担组长一职。在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国家中，总统和首相都是负责人。有官员曾私下对我称赞“集体总统制”好。但是任何制度都得有人出来负责，以前的分权制度没有人负责。
因此，现在的制度化集权非常好。十八大后习近平表示“肉吃完了要啃骨头”。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很穷，穷则思变。现在要改革，既得利益群体不想改，他们过得很好。此时，只有集权才能打破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打破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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