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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在压迫*轻的地方先爆发？法国大革命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洞察中国当下的困境，凝聚中国改革共识。
2.本书是由高层发起的倡导阅读的西学经典。一直是党政干部培训必备教材，社科院学者人手一本。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必读。
3. 2015年全新译本。译者三月半历史功底深厚，将艰涩的文字翻译的通俗上口。本译本是所有译本中非常容易看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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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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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既论述了大革命的开创性和决裂性，又论述了它的连续性，认为大革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历史的反复性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历史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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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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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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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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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这不是历史
第一篇
第1章大革命爆发时，舆论褒贬不一
第2章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第3章宗教革命的形式和政治革命的本质
第4章欧洲制度如出一辙，陷于全面崩溃
第5章法国大革命的特有成果
第二篇
第1章为什么法国人最难忍受封建特权
第2章中央集权制来源于旧制度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
第3章监管国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4章旧制度：官员免责制与行政司法合一
第5章权力集中为什么扎根于旧制度但没有摧毁它
第6章旧制度的行政管理模式
第7章法国首都何以压倒外省并控制全国
第8章千人一面的法国
第9章相似的法国人何以分裂成相互独立的小团体
第10章旧制度灭亡的根源：穷人纳税，富人免税
第11章旧制度下的自由
第12章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比13世纪时更悲惨
第三篇
第1章文人成为政治领袖及其后果
第2章反宗教倾向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3章先改革，再自由
第4章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5章努力减轻民众负担，反而激起了人民的反叛
第6章旧政府完成对民众的革命教育
第7章行政革命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
第8章大革命在旧制度中自发形成
附录一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附录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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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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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灭亡的根源：穷人纳税，富人免税
侵蚀旧制度机体的弊病很多，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这些弊病中，最致命的一个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继续向前追溯，看看那种荒诞而危险的弊病，到底源自哪里。找到了根源，就能知道它还会导致哪些其他弊病。
在中世纪的诸多危机中，英国人不像法国人，他们有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出的地方自治区。如果不是这样，英国的掌权阶级的诸阶层可能早就脱离民众了，就像法国的掌权阶级一样。只有自由精神可以使掌权阶级和民众站在同一阵线，不离不弃，而当互相理解的需要出现时，他们就能立刻达成一致。
看看英国贵族的这个特点，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有趣。英国贵族在野心的驱使下，经常和下属打成一片，只要有必要，他们还能把下属当成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前面提到的阿瑟·杨格写的《法兰西游记》，是现存的关于旧法国的最有指导意义的著作之一。其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利昂古尔公爵的乡村宅邸逗留，说自己想和附近最聪明最能干的农民聊上两句。公爵便让管家去叫几个来。这个英国人评论道：“英国贵族，就像这个例子里展示的一样，可以叫三四个庄稼汉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用餐，并让他们坐在最高贵的夫人旁边。这种事我在英格兰岛见过成百次，但是，即使你游遍整个法国，从加莱到巴约讷，都不可能看到类似的事情。”
无疑，英国贵族的天性比法国贵族要傲慢得多，他们更讨厌和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处境迫使他们必须收敛这种骄傲。为了维持权力，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在英国，几个世纪来，所有税法调整都是有利于贫苦阶级的。我请你注意：英法本为近邻，但统治原则不同，于是，他们走向了多么不同的方向啊！18世纪，英格兰的所有免税者都是穷人，法国都是富人。在英格兰，贵族承担所有重负，以换取统治权，在法国，贵族一直拒绝缴税，作为失去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14世纪，无论是法国还是在英格兰，都牢固树立了“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观念。人们经常援引它，违反它就等于暴政，恪守它才是合法合理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政府和英格兰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有诸多类似，但是后来，两个民族的命运分道扬镳，越来越不同。它们可以被比作两条直线，出发点相邻，方向略有不同，结果越往前延伸就离得越远。
约翰国王被俘、查理六世疯掉之后，整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国民疲惫不堪。我敢断言，从那时起，国王便可不经国民同意便新增捐税了。而卑鄙的贵族因为自己有免税权，所以和国王的意见一致。从此，所有滥权和祸害的种子被种下，而祸害和滥权不仅给旧制度的所有朝代都带来了麻烦，而且还导致了它最后的猝死。我很欣赏科米内这句非凡的话：“查理七世通过了法案，有权不经各阶级同意便可随意征收农业税。这件事成为他及其后继者的沉重心理负担，就像在王国身上捅了一刀，长期流血不止。”
而且这道伤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要看透这个事实，就得追溯这个法案在每个阶段的后果。
福尔勃奈写了鞭辟入里的巨著《法国财政研究》，其中正确指出，在中世纪，国王通常靠领地收入生活，而“特殊需要出现时，就得由特殊捐税来提供，由教士、贵族和民众共同负担”。
14世纪的大部分普通税，都要经三级投票表决，才能通过。这时期确立的几乎所有税项都是间接税，也就是说，所有消费者均须不加区分地缴税。如果是直接税，就不是根据财产缴纳，而是根据收入。比如，贵族、教士和平民都必须向国王缴纳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什一税。经国家三级会议通过的税项，效力和省三级会议确立的本地税项相同。
确实，从那时起，农业税这种直接税，从来没有向贵族征收过。贵族有义务无偿服兵役，所以贵族可以免缴农业税，但是农业税虽是普遍税，但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更多的是用于领地而不是王国。
当国王第一次凭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动议征收税项时，他非常明白，原则是不要得罪太多人，尤其是太多有权势的人。于是，他必须选择一个不损害贵族利益的税项，不激发他们的抵制，因为贵族当时是法国最有权势的阶级，是唯一可以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所以，国王选了农业税，因为贵族有免税权。
本来，已经存在很多的不平等了，这种新的不平等，比之前所有不平等的总和更有摧毁力，加剧了其他不公。从那天开始，中央权力不断增长，于是税款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而农业税也成倍地增长，直到涨了10倍，不能再涨了，新的名目开始出现，每个都叫农业税附加税。这样，年复一年，不平等课税在纳税人和免税人之间重建了一道高墙。捐税的第一条件就是强制性，政府出现一种怪异局面：富人免税，穷人缴税。有传言说，马扎然曾经为了解决财政的燃眉之急，曾想针对巴黎那些首要豪门征税，但没料到阻力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他便退缩了，只是把他想要的那500万里弗摊在了农业税上。
不平等课税得来的钱，终究还是有限的，而国王的需求是无穷的。但国王们拒绝召开三级会议获得帮助，也不肯向贵族征税以免激怒他们召开三级会议。这样，便出现了极其有害又高明的理财手段，持续了三个世纪直到王权覆灭。
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你就能明白，缺钱会让一个政府堕落到何种地步，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温和；而且一旦没有制约，一不怕曝光，二不怕革命——民众的最后一道安全阀 ——它会毫不负责地采取那些粗暴可耻的手段。
历史充斥着这样的案例：皇家财产被出售但很快被收回，因为该财产不可售；国王撕毁契约，漠视个人已经取得的权利；国债持有人每逢危机都被牺牲……王权持续失信于民。
国王赐予的终身特权经常被收回。如果有谁能同情因虚荣心而遭受痛苦的那些人，他就会同情那些新封的贵族的不幸，因为在整个17、18世纪，他们被迫为自己的荣誉和特权一次又一次地掏腰包，尽管他们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已经全额付款了。比如，路易十四取消了92年来授出的所有贵族头衔，而且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授予的，然后敕令说：要保住头衔只有重新掏钱，因为“所有这些头衔的授予都是意外获取的”。80年后，路易十五如法炮制。
据说，那时的自卫队士兵是找人代替的，因为这会抬高国家征兵的代价。
城市、行会、救济院都被迫到处借钱给国王。教区不敢建设有益的公共工程，就怕钱一花，不够缴农业税。
据说财政大臣奥里先生和桥梁公路局局长特律代纳先生曾有过一个计划，把某领地内每年的道路交通人头费以现金缴纳，用来修理各区县道路。这两个能干的官员拖了好久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原因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据说他们害怕资金一旦聚集，就不可能防止国库把它挪做他用，于是人们被迫又负担劳役又得缴税。我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个人，如果用伟大的国王的大手笔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产，一定会死得很惨。
如果你碰到中世纪的旧王朝机构，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靠增加旧制度的弊端而得以生存，或是通过阻碍改革而得以继续存在的，你总能在财政方面找到病根。就会发现某项权宜之计的财政措施，后来竟然转变为一种制度；为了偿付一天的债务，就会涉及一个维持数百年的机构。
很久以前，平民也可以拥有土地，但拥有土地又是贵族的特权，所以，为了拥有这土地，他们必须缴纳一种特殊的税，叫作封地获取税。世袭领地和平民的土地，这两种土地占有形式之间，是天上地下的关系，正是封地获取税把封建土地和小地产主土地彻底撕裂了。而在英格兰，17世纪时就废除了这种差别，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两者的融合。
14世纪，封地获取税很轻，而且相隔很久才收一次。但18世纪封建制度即将被废除前，该税每20年便征一次，数额高达该土地整整一年的收入。而且，父死子缴，极其苛刻。1761年，图尔农业协会说：“该税极大地危害着农业科学的进步。无可辩驳，国王向臣民征收的所有税项中，没有哪个像该税一样使农民恼怒，遭人痛恨。”另一个同一时代的人说：“这笔钱一开始一辈子才征一次，但后来变成了苛捐杂税。”该税阻碍了平民购买贵族的土地，所以贵族也想废除它，但是国库总是紧缺，所以它保留了下来，而且与日俱增。
有人把商业行会造成的一切恶果都归咎于中世纪，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会联合和行会团体一开始只是为了联系各个同行，并在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小型自治机构，目的是帮助工人改进技术和管理工人。圣路易似乎没有想到别的什么。
到16世纪初，市民和宗教自由蓬勃发展，人们才想出，原来劳动权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权进行买卖，而且这特权来自国王。到了这个时候，每个行会才变成了封闭的掌权阶级，有了对技术进步非常有害的劳动垄断权，我们的父辈曾对此深恶痛绝。亨利三世不是这一恶行的始作俑者，但他使劳动特权到处滥用。路易十六后来根除了这个弊病。在此期间，可以说，行会的弊病一直都在增长和蔓延，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这些弊病忍无可忍，舆论也对此无情地暴露。每年都有一些新行业被行会奴役，旧行业里行会的特权也会增长。对这个恶疾推动最大的要数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因为该国王花钱的数量远超他的先辈，而不求人的决心更是空前坚定。
1775年，勒特罗纳说得很到位：“国家创造出行会只是为了敛财，要么靠卖劳动许可证，要么靠卖行会里的官职。1673年的亨利三世敕令把各项原则贯彻得很到位，因为国王命令所有行会都要掏钱从政府那里购买行会里的官职，然后强迫所有行业必须建立行会。这卑鄙的敕令赚了30万里弗尔。”
我们已经明白，城市的整个体制是怎样被人推翻的了，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给国库捞钱。
正是由于国王对金钱的极度需求，加之他们又不愿向三级会议低头索取，于是就发明了卖官的好方法，旧制度下该现象慢慢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很少能在别的国家找到类似情况。卖官买官的基础就来自这种理财观念。而第三等级的虚荣心也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长盛不衰，第三等级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获取一官半职。民众的内心深处普遍充满了对官职的欲望，这种欲望奴役着人心，也成了大革命的根源之一。
国库越缺钱，新设的职位就越多，而免税和特权就是所有新职位的好处。因为所设官职都是由于国库缺钱而不是出于行政需要，这样的官职多如牛毛，不仅无用，反而有害。早在1664年科尔贝尔就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卖官这项业务上，人们共投入5亿多里弗尔的资本。据说黎世留曾废除10万个官职，但很快又多出来10万个，只是换了个名称。为了蝇头小利，人们一窝蜂地跑去抢，结果丢掉了管理和掌控公仆——至少从字面意义上是公共仆人——的权利。卖官制度的结果就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国家机器，它庞大、复杂、笨拙、低效。结果如何？为了不让这台机器空转，必须在它之外再设置一套更简单、更有效的管理工具，这样才能切切实实地办一些所有官员都假装在办实际上没办的事。
如果人们可以在不触犯国王法律的前提下讨论这些可恶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说，它们没有哪个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实际上它们都过了20多年才被取消。如果三级会议上能够讨论一下的话，或者，对这些机构的投诉可以在会议期间被听到的话，这些机构根本就不会建立起来。几个世纪以来三级会议举行的次数极少，但一直在反对这些机构。三级会议多次指出，国王滥用权力随意征收税项乃是一切弊病的根源。如果引用15世纪那种铿锵有力的表达，那就是：“未经三个等级的建议和同意，国王以民众的血肉自肥”。三级会议不仅谴责对自己造成的不公，还强烈要求——而且经常获胜——加强对各省市权利的尊重。每次三级会议上都可以听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对负担不平等的反对呼声。三级会议多次要求废除行会，而且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猛烈抨击愈演愈烈的买官卖官。三级会议说：“卖官就是卖正义，是可耻的。”当卖官的制度牢固地确立后，三级会议仍然在继续抨击它，如往常一样坚决努力。三级会议强烈反对无用且危险的职位和特权，但总是无功而返。那些机构本来就是对抗民众的碉堡，本就是为了不开三级会议而设的，本就是为了把税项乔装打扮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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