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旧梦的碎片
今年六月中旬，瑞典的“国家、社会、个人”学术会议之后，我和与会的部分朋友一起乘船到圣彼得堡旅游。这些朋友包括李泽厚、李欧梵、李陀、葛浩文、北岛、高行健、万之、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刘禾、汪晖、高建平、李明等，除了葛浩文及其两个女儿之外，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诗人与学人，对俄国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欧梵一踏上游轮就感慨：我研究俄国思想史，爱俄国甚于爱中国。与欧梵相比，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学人，对俄国更是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联系与命运联系：俄国，曾经是我们的梦，曾经是我们的追求与期待；而屹立在波罗的海岸边的圣彼得堡，死了的列宁格勒，更是我们的梦中之梦。
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滚滚流逝的波浪，一种寻找旧梦的感觉便骤然升起。我知道列宁的名字已被海那一边的城市与国家抛弃了，往昔的君王彼得大帝的名字又重新飘扬在那里的高楼与大街。在还没有寻找到旧梦的时候，梦已破碎了一半。历史的沧桑如此迅猛与残酷，几乎使我难以置信。我的人生一直连着马克思的宣言和列宁的革命帝国，当列宁的塑像被绞刑架似的起重机高高吊起的时候，我的心复杂地颤抖着，而当列宁的名字被彼得大帝取代的时候，我的灵魂又再一次震动。然而，我必须面对事实，面对我的旧梦被撕碎的事实。尽管被撕碎了，但我还是要去看看，至少我可以寻找到一些梦的碎片。
踏上圣彼得堡海岸的那一瞬间，我一眼就看到海埠的楼顶上写着“列宁格勒”，非常粗陋的字牌，没有任何装饰。城市变动了，但作为历史陈迹的名字还保留着。大部分俄国人是厚道的，当他们告别列宁时代的时候，并没有把列宁的名字放到脚下践踏或高喊“踏上一万只脚”，社会大变迁时并没有太多疯狂。只是“列宁格勒”字牌下一片萧条，海关像残破的旧庙，海关人员像疲倦到极点而懒得翻经书的老和尚，有气没力地打开我们的护照。
过了海关，就是兑换货币的小窗台，那里标着当天的外汇兑换价格。一美元可以换一千一百三十四卢布。我记得当年戈尔巴乔夫每月工资是四千卢布，还记得我的俄语老师告诉过我：你大学毕业后领到月薪五十六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十卢布。兑换外币后，我们这些东方漂泊者顿时意识到自己乃是“百万富翁”。
一美元（即一千一百多卢布）在俄国可以购买不少东西。我和李泽厚参观冬宫之后去逛百货商店，商店里没什么食品，却有各种非常便宜的商品。我们各自用一千卢布买了一个袋子繁多的大背包，还用三千多卢布买了一个足有二尺高的且非常精致的俄罗斯布娃娃。布娃娃的大眼睛转动时非常迷人。这么便宜的（相当于二点五美元）布娃娃摆满了柜台，可是没看到当地人去碰碰她，买这种布娃娃，大约太奢侈了。我真是爱不释手，而且想到当年报刊上的一句话：“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明天，明天中国的布娃娃能这么美这么便宜吗？
逛了商店后，我们又去逛涅瓦大街。我记得列宁说过，革命不是涅瓦大街。因此，一站在涅瓦大街就有一种熟悉感。正在想着列宁的名言时，一位俄国人走到我们身边。一眼就可看出他是一位知识分子，果然，他用英语与我们交谈，他说他是一位英语教师。没想到，他竟然请求：“Can you give me one dollar ?”（“你能给我一美元吗？”）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自然不会拒绝，然而我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震动。一个我往日梦中的先行者，一个我憧憬半生的列宁之城的“灵魂工程师”，竟开口要一美元，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他明明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问他：“你对俄国的未来有什么想法？”他摇摇头说：“我们太疲倦了，已经没有力量考虑未来了！”“那么，你赞成这两年的变化吗？”“当然，倘若不变，我们还得永远苦下去！”俄国的知识分子大约真的感到没有力量思考未来了。从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开始，俄国的知识分子就为自己的国家的新生而奋斗，而坐牢，而被流放，而被杀头。革命，失败，革命，成功，但是，到头来，还是一片萧疏，一片贫穷的大旷野，一片令人迷惘的破烂不堪。为了一美元而操心的知识者还有什么力量去操心一个庞大国家的未来？
然而，一美元对于今天俄国的普通公民是要紧的，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才相当于六美元。一美元他们可以看十五次芭蕾舞表演，可以参观二十五次冬宫。无论怎么动荡与贫穷，举世瞩目的俄罗斯芭蕾舞和其他艺术还活着，还照样像太阳天天从山边升起，还照样在灯光下做着牵动人心的精彩表演。我们到达圣彼得堡的第一天晚上就去观赏芭蕾舞，正巧赶上年轻芭蕾舞演员的会演，那精湛的艺术，让我们倾倒。俄国文化的根底毕竟雄厚，拥有这种文化的国度必定拥有明天——这位英语教师暂时还看不到或者不愿意去想的明天。
不管圣彼得堡给我们笼罩的气氛如何使人迷惘，但我们游玩的兴致却很高。坐着旅游车，听着俄国小姐介绍每一座古老而著名的楼房，看到旧俄时代留下来的建筑依然厚实地屹立着，像恐龙的骨架。彼得大帝为俄罗斯创造的恐龙时代，至今还到处留下值得骄傲的痕迹。导游小姐介绍着，我们静静地倾听着，欣赏着。唯独见到一座华丽的大厦时，导游小姐指着它说：“这是圣彼得堡最好的大饭店，里面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舒适！”整车人才哈哈大笑。因为正是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饭店领教过晚餐，除了吃到两片硬得几乎啃不动的面包之外，绝对感受不到舒适。从餐馆回到船上，大家仍然觉得很饿。幸而我的妻子菲亚早就听说俄国缺少食物，她从瑞典带来了两条大香肠，此时可算是雪中送炭。大家用小刀一片一片切着，还小饮葡萄酒。北岛吃得特别香，并喃喃地说：“幸而吃了这两片香肠，否则晚上就睡不好了。”这是我们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一次真正的半古典半现代的生活。
我们这次旅行的高潮不是在冬宫博物院，而是在阿芙乐尔号炮舰前。看到阿芙乐尔号，我们几乎都“哦”了一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它。炮舰大约刷新过许多回，比我们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见到的要漂亮得多。对着炮舰，大家都很激动：是高兴？是悲哀？是骄傲？是懊丧？是历史壮剧的开始？是历史悲剧的起点？我一下子全模糊了。此时，我才发现自己丢失了阿芙乐尔号的意义。意义消失了，但它毕竟是历史。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命运。中国在这个世纪的壮烈与荒谬，战争与贫穷，革命与革革命，甚至连我的老师们带着高帽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然后走进猪栏与牛棚，都与阿芙乐尔相关。现在，俄国人对阿芙乐尔已失去敬意，中国人的敬意也在消失，然而，我们还是乐意以它为背景合个影，因为对于我们，这才是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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