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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返回岁月现场：敦煌石窟、祁连山、辽阔大西北；梁思成、常书鸿、叶圣陶、高尔泰……鸿儒往来，亦师亦友；著名建筑史专家萧默生前最出色的散文随笔集。
百家小集，名家云集。百家小集第二辑收入钱理群、十年砍柴、傅国涌、萧默、单世联、王学典、来新夏、陈行之、程映虹、周志兴等名家思想随笔。
百家小集：历史的倒影（十年砍柴 著）
百家小集：秋风吹不尽（萧默 著）
百家小集：无语江山有人物（傅国涌 著）
百家小集：一个人的战斗（单世联 著）
百家小集：与鲁迅面对面（钱理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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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秋风吹不尽》收入著名建筑史学家萧默先生的生前随笔散文九篇。
敦煌石窟、祁连山、大西北，是作者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秋风吹不尽》带你返回岁月现场，重现那鲜活生动的别样时光。
梁思成、常书鸿、叶圣陶、高尔泰……他们与萧默亦师亦友，他们之间的往来故事引人入胜。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萧默一生学识渊博，足迹遍布海内外，历尽世间人情冷暖。一句“秋风吹不尽”，正是作者一生经历的写照。
《秋风吹不尽》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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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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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默（1937—2013），原名萧功汉，湖南衡阳人。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曾在新疆从事建筑创作，1963年调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建筑历史研究15年。1981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研究室（后改所）前主任、前所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办《建筑意》辑刊主编。曾创办《建筑意》辑刊。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紫禁城学会顾问、中国传统建筑园林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及多种书刊编委。2013年1月8日，萧默先生去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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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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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侠士（代序）
1. “三过家门”——我的国图缘
2. 旅印札记
3. 回忆梁思成、常书鸿与叶圣陶
4. 我到敦煌
5. 山雨欲来风满楼
6. 《祁连山下》外篇
7. 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
8. 洗尽铅华的常书鸿
9. 《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
附：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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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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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甘肃的“四清”是逐片进行的，敦煌曾派人参加过别县的“四清”。敦煌要“四清”了，其他各地也来支援，还有不少军官。学习之余，不免步上街头。
酒泉的布局也属明清典型的北方城市，十字街中心点上有钟鼓楼，方形，坐落在砖砌高台上。台内有十字券，四面通门，门额分别是“北通大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酒泉得名于一则历史故事，说汉武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有功，帝赐御酒，霍去病倾酒于泉，与将士共饮，故称“酒泉”。市东酒泉公园内现仍有泉，据说就是霍倾酒入内之泉，泉旁立有清“西汉酒泉胜迹”、“汉酒泉古郡”碑及左宗棠手书“大地醍醐”匾。酒泉是汉武所建河西四郡的最早一郡，敦煌郡还是割酒泉西部才建立的。
我被分配到敦煌新墩（“文革”中改名红星）公社八户梁小队。
“八户梁”，一听这地名，就知道人户不多，的确是这样。这是位于敦煌绿洲东缘的一座小村，又分上、下二村，相距约一里，有农户二三十户。
几名“四清”队员，都住在一座原属地主的砖砌小四合院里。甘肃的地主实在也穷，所住砖房比起我后来看到的如徽州地区贫下中农民居院的楼上楼下、雕梁镂窗相差甚远。我的任务是访贫问苦，收集苦大仇深的材料，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访”了一下，农民推出两家，说他们最穷最苦。其中一家只有一个单身汉，四十多了，穷得只剩下了一张铁锨，下地用它翻土，回家用它做饭。因为锅在“大跃进”的大炼钢铁中砸掉了，就用铁锨当锅，天天只吃烙饼。说是“烙饼”，其实只是一点面粉或玉米面，和上水，倒在铁锨上烤成之物。如果水多包谷面少，勉强可算得是西北人常吃的“糊糊”即包谷面粥。但他却是一位玩世不恭者，对什么都不在乎，并不以此为苦，反倒以此为乐，好吃懒做，时不时还有一些不端行为，威信太低，不宜成为“典型”。
郭大娘家其实相对来说并不太苦，家里井井有条，有儿有女，只是出身世代贫农，自己是童养媳，早年只身从河南逃荒而来，没有家底，住房比较破烂。郭大娘来自中原，见过世面，能说也肯说，倾谈之下，却也倒出了一大缸“苦水”，说：“那会儿可苦咧！从下八户到上八户吃饭，看吧，走着走着就倒了一个，再也拉不起咧！吃罢回来，也走不动，这一来一回，大冬天的，光吃饭就把人耗垮了。”我不明就里，问为什么吃饭还非得跑到上八户去？“不去那可不成，那会儿吃食堂，不去就啥也吃不上了！”
我一听，原来她诉的是“大跃进”的苦，忙说，这个就不说了吧，你还有没有别的苦？
“那可就说不完了。我们看着看着，这里也待不下去了，还是回去吧，说不定还有条活路呢。扒上汽车，你就看吧，公路两边，隔不远就躺倒一个，隔不远又是一个，可多咧！”我问：“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去柳园扒火车哪。”
我掐指一算，柳园有了火车，必定也是解放后的事，觉得这事也不宜声张，便启发她谈谈解放前的事。她说：“幸亏没回成，听说河南老家饿死的更多。你说解放前啊，那可就不同了。”我生怕她再说出什么“反动话”来，要她集中谈谈她当童养媳那会儿的生活。她说那会儿闹日本，黄河决口，倒也讲出了一些民族恨、阶级仇和童养媳的苦。我让她在“忆苦思甜会”上就讲这些，别的不说也罢。她嗯嗯应着，也不知道明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没承想，一开会，她讲的还是令她永世不忘的“大跃进”饿死人那会儿的事（这也难怪，还有什么事比饿死更苦的），我慌忙叫她打住，说大娘还是谈谈解放前吧！不料郭大娘一下子来了精气神，竟蹦出了这么几句：“你说解放前呀，那会儿可好咧！地主雇人给收麦子，先让吃，大白馍馍管够。他看着，谁吃得多雇谁，吃得少的白吃完走人，嫌你吃得少了没劲。”我一听坏了，这是忆哪门子苦、思哪门子甜哪！硬是不让她说了，会也没有开成。
像我这样子的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上面老批评我们“不与工农结合”，每次我都是打心眼里虚心接受，因为这的确是实情。可不结合倒好，这么一“结合”，我却对书本里和报纸上读到的东西顿生疑惑……当然，原因只能从自身找，归根结底，大概还是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都不对头吧！但后来我有幸读到彭老总的“万言书”，却又糊涂了，到底是谁对谁不对呢？
说到彭老总，这里可以插入一段传闻，是我来研究所以后听到的。说是“大跃进”那会儿，彭德怀从青海柴达木来过敦煌，就住在千佛洞招待所的几间土房子里，整天不说话，谁都不理，跟知识分子也没有说头，只是特别喜欢与管招待所的“刘姥姥”瞎聊，有说有笑。一天，酒泉军分区和玉门驻军的几位首长应召到了，在老总面前军服笔挺地站成一排。老总并不理会他们，头也不抬，继续和“刘姥姥”下棋。“刘姥姥”慌了，老总说不碍事，下完下完。军分区的几位首长一直笔挺站着，直等到这盘棋完了，才轮到他们向老总汇报、挨训，原来是老总对他们也跟着地方干部搞浮夸大有意见。
“刘姥姥”我没见过，其实是位男士，我来所前已经走了，听说是位半通不通而能侃能聊的角色。有天他带人参观，到了一个洞子前，一指，说：“自己去看吧，里面有匹健骆驼，好着呢！”他自己蹲在外面抽烟，害得人家进去到处找骆驼，到底也没找着。原来，不知道他是从所里哪位老先生那里听到一个“犍陀罗艺术”的词，到处乱用。不过当时来参观的多半都是青海石油运输公司的司机，对这些倒也不太在意。还有一来就指名要看“十八寡妇征西”，什么“薛丁山被困锁阳城，樊梨花夜走榆林窟”之类，一看敦煌壁画里面都没画这些，连喊没劲的。
话又扯远了，还得拉回来。
中国的农民就这么实际，不像我们这些读书人，说话总得顾到与书本子和报纸保持高度一致。农民曾经诚心诚意支持革命并作出了巨大牺牲，盼的就是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土改了，土地到手了，农民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但不几年，从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农民刚刚到手的土地却又不明不白地不归自己了，包括农具牲畜，也全都无偿归公。农民失去了一切，甚至包括原先至少还有的迁徙的自由也丧失了，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连出去卖苦力都算是“搞资本主义”，被称为“盲流”，强迫遣回。养几只鸡也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原先是农民先把产品收回家再各自完成国家任务的，现在变成为由大队安排直接就从打谷场拉走了，农民完全失去了对自己产品的支配权，给各级干部在“上有所好”的推动下，为邀功而虚报浮夸提供了动力和机会。浮夸了，对各级干部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根据虚报上来的产量确定的统购粮，却全都要从预定分给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粮中来支付，造成对农民的超量剥夺。加上同样由于农民失去了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权，大大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虽然气候实际上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么坏，但一九五九、一九六○年还是发生了粮食连年大减产，全国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而饿死的基本上都是直接生产这些粮食的农民……
从苏联到中国，所谓农业集体化，全都走的是这条剥夺农民的路子。这些，才是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七千人大会”只是在表面上触及了浮夸的现象，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症结之所在，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次“四清”中还要进一步“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当然普遍没有兴趣了。
但农民也享有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另一特大优惠，就是言论的相对自由，像郭大娘那样的放言无忌，要是在知识分子这里，可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言论”了。
“四清”队员遭到社员抵制的明显证据便是，我们普遍吃不饱。我们交粮票交钱吃派饭，社员端上来的大约是一种介乎“汤面”与“面汤”之间的东西，而且数量有限，各人还没盛满一碗就见了锅底。我们一走，社员再关起门来加餐。刚开始还不觉得，日子稍长，就受不了了，各大队都是这样。其实，号称“河西粮仓”的敦煌，无论按头年的收成，还是民风的淳朴，都还不至于如此。明显地，这是农民对进一步要割他们“资本主义尾巴”表示的无声抗议。“四清”工作团注意到了大家吃不饱的情况，通知各小队“四清”队员每周集中到公社“开会”一次，后来又改成为两次。所谓“开会”，其实就是吃一顿饱饭，给队员们加一点油水。吩咐回队以后还是得说“开会”，免得伤了农民的感情。
但我在农村待的时间并不长，大概这年四月中，就调回县城，参加县“四清”工作团阶级教育展览馆的筹办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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