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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百年大转型时代，江山无语，人物犹存。
傅国涌道出中国穿越历史“三峡”的艰难曲折，让历史的还给历史。
通过大量史料，爬梳考证期间的人和事，写慈禧的垂帘时代，写鲁迅的演讲、胡适与白话文、张季鸾与《大公报》、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傅斯年对抗战进程的判断，还有郁达夫、竺可桢、胡政之等知识人的在民国时代的心路旅程。
深刻展现百年中国转型中各路风流人物“激流勇进”的独特风骨。
百家小集，名家云集。百家小集第二辑收入钱理群、十年砍柴、傅国涌、萧默、单世联、王学典、来新夏、陈行之、程映虹、周志兴等名家思想随笔。
百家小集：历史的倒影（十年砍柴 著）
百家小集：秋风吹不尽（萧默 著）
百家小集：无语江山有人物（傅国涌 著）
百家小集：一个人的战斗（单世联 著）
百家小集：与鲁迅面对面（钱理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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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无语江山有人物》收入著名文史学者傅国涌近年来读史札记十五篇，全书各篇从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名人经历往事进行回顾和评述。全书文字延续了傅国涌历史散文作品一贯的叙事风格，文字深沉有力，字里行间饱含感情，体现出对历史人物深切的温情与理解，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无语江山有人物》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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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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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并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在多家重要报刊开设评论或历史专栏。主要著作有：《金庸传》《叶公超传》《历史的误会》《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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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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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六年：慈禧垂帘听政时代的宪政萌芽
孙中山：“革命不忘读书”
鲁迅先生的讲演
新语言和胡适的“得寸进寸”社会演进思路
邵飘萍：幸还是不幸？
张季鸾：大变动时代的报人典范
郁达夫，别了“风雨茅庐”
“三度挽危亡”：王云五自命“野牛”
傅斯年对抗日战争进程的判断
竺可桢怎样当大学校长
“于子三运动”与浙江大学
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几乎被文学史遗忘的周文
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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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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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相对泪下。
屈万里回忆，听说傅斯年那时身上经常带着安眠药，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夜难成寐，并不是为自杀而准备安眠药。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介石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此前十二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这个决定在十一月就已作出。当月，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已迁到台湾杨梅镇。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其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一
台湾大学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将一九四五年光复之日算作校庆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时才迎来第四年的校庆。他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和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的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四月二十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发表的《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通过一年半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同时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说这些都“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但以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做去。
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他深知，“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的好，决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这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所以，他原则上赞许大学的讲座制度，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如果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五四”时代，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风云际会，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终于和师长陈独秀、胡适他们一同造成时势，开创了新时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以及“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短暂的五十五年人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留学归来，他先后出任过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在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前，他做过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对办大学并不是个生手。他有着让胡适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为“五四”时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如今在台大校园，还有“傅钟”“傅园”。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来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三十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湾大学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作为校长，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这些自由。
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三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工具主义大行其道，重温傅斯年斯人斯言，不禁让人黯然神伤。他倡导简朴的学风。九月二十八日，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对有钱人子弟，以台大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认为这是浪费教育资源，退学固然不能禁止，但在发证件上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规矩。十月十二日发布的布告就是专门防止有钱人子弟“任意来去”的。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样子，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他一直想写一本阐述大学精神、他对大学见解的专著，因为事务繁忙，最终没有写成。但在各种零散的演讲、文章、书信、布告等文字中，我们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观点。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在台大校庆日发表演讲，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
在根本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或“寻求真理”）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都是相通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第二是力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第三是爱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作到释迦牟尼或耶苏基督或林肯或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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