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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社会文明与否的标志在于政策制定者和每个社会成员会关注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关注他们的基本生存状况和权利，关注公平与正义，关注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和乡村还有很大差距；甚至已经进入城市创业、生活工作的年轻人，由于一纸户籍，也难以享受同城里人相同的待遇。《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的作者以学者的情怀，政策研究者的理性，直面城镇化过程中热点、难点问题，带来城镇化改革十问，并试图回答和破解这些问题。
一问：如何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缩小城乡差距？
二问：中国城镇化所需的土地到底够还是不够？
三问：为什么不能给“农民工”户籍？
四问：能否解决“农民工”进城后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五问：城镇化到底是集约利用了资源，减少污染；还是浪费了资源，增加污染？
六问：怎样才能让农民工落户城镇？
七问：如何实现“农民工”家乡宅基地的有效退出？
八问：从“半城镇化”到城镇化的路还有多远？
九问：为什么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十问：30年前我们为什么出发——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城镇化改革，涉及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利益并实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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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改革对象，从哪里突破成为很现实的问题。
《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从改革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城镇化作为重点突破来推进整体改革，深入探讨了改革和城镇化问题。
城镇化能否为实现2.6亿农民工的城镇梦提供历史契机？城镇化与以往“半城镇化”的本质差别是什么？城镇化应选择怎样的战略模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应如何测算、从哪里入手？如何破解城镇化的难点——农民工住房？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农民工购房能否起到经济增长“启动器”的作用？对这些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作者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以学者的情怀、政策研究者的理性，通过大量数据和具体事例，采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了阐述。
城镇化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也将收获丰厚的改革红利，这是一条荆棘与鲜花共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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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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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超，男，1976年出生，河北邯郸人。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长期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在《求是》、《改革》、《经济学动态》、《经济体制改革》、《管理世界》、《科学学研究》、《中国发展观察》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2005年出版《农民问题新探》。2012年出版《中国留守儿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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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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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推进改革必须“庖丁解牛”
一、改革需要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
二、改革既要积极又不能蛮干
三、新形势下须有新技巧
第二章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一、城镇化是改革的铺路石
二、“半城镇化”是不够的
三、为什么城镇化可以作为突破口
四、城镇化正当其时
第三章资源约束下的城镇化战略
一、推进城镇化土地到底够不够？
二、应以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战略模式
三、政府可以做什么？
第四章使农民工成为城里人
一、成为城里人意味着要享受同等公共服务
二、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
三、在社会共识中不断突破前行
第五章实现农民工的城镇住房梦
一、农民工住房是城镇化的关键一环
二、扩大土地供给是解决住房问题的钥匙
三、完善土地制度具有“画龙点睛”之效
结语改革在突破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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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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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樱桃好吃树难栽”，中国的城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类迁徙工程，又建立在严格僵化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起点上，困难可想而知。
“梨树上难结出苹果”，要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迫切需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社会基础，途径只能是城镇化。城镇化对改革来说，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只有城镇更像城镇，农村才能更像农村，自然才更能回归本质。
如果让现有的2.6亿农民工完全实现生活空间的转换，耕地总量可增加至18.9亿亩。所谓城镇化导致耕地不足只是个自己吓唬自己的“咕咚”。
一个农民工选择到一个城镇务工乃至定居，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城镇大，这个城镇新，也不是因为这个城镇靠近海边、风景独好，而是因为这个城镇有适合他的就业岗位，能给他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对户籍改革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要给农民工户籍”，而是“为什么不能给农民工户籍”，必须将我们的“担心”具体化。
在打开城镇大门时，只要捏住“教育资源粥够吃”和“社会救助不加压”这两个要诀，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只有农民工在城镇拥有适宜家庭生活的稳定的居住条件，城镇化才能构成“闭合回路”，生活空间置换、节约资源的效果才能得以体现出来。
通过实施“宅基地换7折购房”的政策，使得农民工得以在城镇购买住房、国家耕地面积增加、财政不增加额外负担，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帕累托改进。
一、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可以将改革的目的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30年多来，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靠的就是我们的增长奇迹。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经济增长放在最靠前的部分，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政府和社会最关注的指标，往届政府屡屡提及“保8”、本届政府提出“区间管理”，都是立足国情的明智之举。中国有近14亿人，吃饭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增长，“蛋糕”做大的速度不够，会直接导致蛋糕不够分的问题。一旦经济增长遭遇严重困难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但某些时候也具有很强的破坏力，有时甚至扩散至经济之外。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直接导致了希特勒政府的上台。中国由于政府重视和调控得当，还从未遭遇过经济危机，社会对此普遍缺乏想象力和承受力。因此，对经济危机的警惕和防范，从来都不能放松。我们既要杜绝“GDP主义”，也要杜绝忽视GDP的做法。，过去增长红利下被遮盖的各种矛盾就会凸显出来，甚至难以收拾。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在短期内进行更有效的需求管理，缓解需求不足的结构矛盾；在长期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反过来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又会给改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
人民获得更多实惠。蛋糕做大了，还有个分蛋糕的问题。经济增长了，人民获得的实惠未必一定增多。如果分得不够均匀，或者机制设计不够合理，在一定时段内某些领域的状况还会更差一些。比如，我们有2.6亿城镇农民工还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领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难以完全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物质成果。再比如住房，近年来这一问题日渐突出，让不少居民望城兴叹、望房兴叹。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我们原来有些机制不够合理，这不仅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阻碍了国家整体文明进步的步伐。这需要通过改革，改掉原来那些不合理的机制，使改革红利人皆有份，给各社会群体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社会格局从“鸭梨型”变为“枣核形”，甚至改变主要人群的整个生活面貌。
保障人民权利权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程度和治理水平不断获得提高，人民的权利权益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保障。然而，在我国现有的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少侵犯人民权利权益的现象，如在前面提到的某县征地拆迁中，政府没有和老百姓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协议，就擅自扒掉1 000多户居民的住房，农妇哭诉自己完全是“被迫自愿”。随着人民群众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此类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这就必须通过改革，使政府和民众建立起新型契约关系，对政府“法无授权即为禁止”，对民众“法不禁止即为授权”，从而“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障民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陈情权利、监督权利等各项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社会更加公平和稳定。
合理利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承载能力脆弱的国家，但此前我们在发展中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严重，这种发展难以长期持续。2013年，我国石油进口依赖率达到58.1%，土壤污染总点位超标率达到16.1%，地表水中污染最严重的劣Ⅴ类水占比达到10%，其中海河流域达到39.1%，全国100个大中城市雾霾天气全年平均达到29.9天，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海洋渔业资源枯竭，“楝树开花，黄鱼不来”，极少数渔民越界到别国海域偷渔……“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怎能持续？“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就必须通过改革，将资源环境成本内化于发展中，切实转变增长方式，用制度保护环境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革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必须提前制定计划。人的成长首先是从学会做计划开始的。对改革来说，这种计划应当包括：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战略目标是什么？
——为了实现改革目标，需要何种条件，需要哪些资源支撑？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如果当下不具备，何时可以具备？如何具备？
——在实现改革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
——为实现改革目标，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在诸多配套中，哪些是可以省略掉的，哪些是可以适当从简的，哪些是必不可少的？
——和以前的政策如何衔接？前后有矛盾该如何处理？
——在实现改革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遇到每种情况该如何应对？遇到抵制该怎么办？为解决这些问题是否留有后手？
——一定要学会适当妥协。妥协并不是彻底放弃改革目标，而是在不改变大方向、能把问题解决掉的前提下做出退让。在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科涅夫抑扬顿挫地辩解道：“退却，您知道的，是一种最复杂的战斗形式，需要指战员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伏罗希洛夫粗暴地打断：“你这种复杂的战斗形式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红军需要去战斗！”而实际上，科涅夫说的才是对的，要想撤退不变成溃逃、撤退中少受损失、后撤后能组成新防线，确实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苏军付出300万官兵生命的代价才学会这一点。政府层级间需要妥协，社会阶层之间也需要妥协。如何妥协、妥协的程度，是最微妙、最难以把握的改革艺术。
二、为什么城镇化可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在我国改革中，城镇化是相对容易获得突破的领域。由于“半城镇化”的制度安排极为不合理，一旦调整，可以激发亿万农民工的城镇梦，城镇化还为改革提供了具体有形的对象，使其成为一个最好的抓手。不仅如此，城镇化还可以缓解供求矛盾，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随着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出，剩余农民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将会显著提高，为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村面貌改善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对改革具有“一抓就灵”的作用，从而为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突破口。
城镇化具有良好的突破性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过去30年间，在“半城镇化”模式下，城镇仅仅是“打开了一条门缝”，但已经有农民工大量涌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如果能够采取恰当的手段、按照恰当的步骤敞开城镇大门，将会大大激发数亿农民工的城镇化梦想，在短时期内使我国的城镇化得以健康地加速推进。
城镇化可以激发几亿人的城镇梦
农民工们愿意在城镇定居吗？2006年，我在浙江慈溪市的调查显示，如果简单填写愿意在哪里居住，52.1%的农民工选择回农村老家，30.3%选择去其他城镇，只有17.8%选择在务工城镇定居。但是，如果加上一个“假如可以获得和本地居民同等待遇”的条件，则选择在务工城镇定居的比例提升到55.1%。事实上这个55.1%也是个低估的数字，因为很多农民工根本难以理解这样的假设，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能力。有一位农民工说得很清楚：“这里比我的家乡条件好得多，如果能像这里的人一样生活，有谁不愿意在这里定居呢？”
跳离“农门”、进入城镇生活是中国几代农民的梦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甚至具有某种神圣化的色彩。但农民理想中的城镇生活不是打工，打工寄人篱下、易受歧视，最重要的是在城市里连个固定的“窝”都没有。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房价的快速上涨，更成为一道高企的门障，将亿万农民工挡在城镇之外。延续近60年的户籍制度、远远超过承受能力的高房价，使农民工对城镇生活只有内心深处的梦想，却不敢自讨没趣、自不量力地去实际追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切实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使打工变定居成为可能，则亿万农民工心中的城镇梦将会被唤醒，进入城镇定居生活将成为他们心中中国梦最具体的体现。
那么，农民工们的这一梦想是否可以实现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凿开一个口，水会自动流下来”。
城镇化为改革提供了具体有形的对象
改革最怕的情况是面对无形的对象，“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城镇化提供了有形的改革对象，将纷乱芜杂的改革落实为具体的经济问题，而且：
——领域是明确的。城镇化的基本任务是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是以户籍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包括户口、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社会救助等；另一个是农民工住房的获取，这一问题复杂一些，将涉及农民工的农村承包耕地、农村宅基地、城郊土地征地拆迁、城镇供地、住房市场等。
——方向是明确的。无论是城镇公共服务，还是城镇住房，它们的方向都是扩充和完善。在明确了城镇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很多具体问题的小方向自然得以明确。必须加快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加快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促使进城定居农民工家庭与农村脱离“脐带”联系。
——方式是明确的。城镇化的本义是承认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动机、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它的推动将依靠经济内生力量，也就是市场化的方式。政府不可能给几亿农民工发房子，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市场的完善，政府通过大幅增加城镇住房用地供给来有效平抑房价，农民工则通过自己的积蓄到市场上买房。
——部门是明确的。在中央政府层面，农民工市民化将涉及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部委，如果考虑到城镇化中需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还可以加上农业部，如果再考虑到需要加强数字统计，还可以加上统计局。在统一规划下，将城镇化的任务分解给上述部门，让它们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实现国家的城镇化目标。省级以下依此类推即可。
城镇化成果容易固定
在改革中经常会出现体制复归的现象，花大力气对某项制度做了改进，稍一放松，它就又弹回去。但城镇化天然具有不可逆转的优点。它就像是一个棘轮，只能往前转，不能往后转。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给农民工提供户籍等公共服务，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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