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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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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中，瑞士著名观念史家斯塔罗宾斯基对弗拉戈纳尔、戈雅、路易·大卫等著名画家及其画作的精彩阐释与分析，配以130多幅插图，对于我们理解18世纪欧洲的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法国大革命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斯塔罗宾斯基亦有精到的分析，因此《自由的创造与理想的象征》不仅是一部欧洲艺术史，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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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由斯塔罗宾斯基的两部著作《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组成。作者致力于在艺术与欧洲启蒙时代的哲学思潮之间建立关联，试图分析和展现18世纪以及大革命风暴中成形的美学与思想体验之独特性。
在《自由的创造》中，作者力图说明拒绝神学所提倡的原罪意识、重建对人性的信任的启蒙思想是如何首先关注感性生活与情感世界，同时引入启蒙的光芒以作为奥援的。法语标题中的“创造”（invention）来自该词的两个主要语义——找回与创造——从而指代启蒙思想的双重意旨：一方面，重建原初的自由，这种自由已经被现代国家的民众主体所遗忘或丢失；另一方面，为一个重生的时代奠基，这个时代将会是公民幸福的保证。
《理性的象征》在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背景下，审视法国大革命文化的几个典型画面，研究这些画面得以被理解和传播的形式。革命宗旨往往被表现为一束曙光，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来，这种试图驱除阴影的艺术，仅仅是在这样的一些艺术家那里才能达到它的巅峰：这些艺术家在内心和身外，为阴影复来的威胁而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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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1920年生于日内瓦，著名的瑞士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观念史专家，日内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著作：《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障碍》、《灵动的眼》、《批评的关系》、《镜中的忧郁》等。
张亘，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国研究》副主编，法国文学博士。其学术兴趣起自对马拉美的诗学专攻，后拓展至对法国当代小说和文化社会心态的研究。译作有《遗存篇》、《贫民窟的哲学家》等。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夏燕，武汉大学法国文学硕士，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十八世纪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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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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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由的诞生
1700-1789
第一章 18世纪的人性空间
第二章 哲学与快感的神话
第三章 焦虑与节庆
第四章 对大自然的模仿
第五章 怀旧和乌托邦
1789
理性的象征
1789
第一章 结冰期
第二章 威尼斯最后的火光
第三章 莫扎特小夜曲
第四章 革命之光辉神话
第五章 原则和意志
第六章 几何式城邦
第七章 会说话的建筑，持久的话语
第八章 大卫的誓言
第九章 约翰·亨利·菲斯里
第十章 罗马和新古典主义
第十一章 卡诺瓦和不在场的神灵们
第十二章 与阴影的和解
第十三章 戈雅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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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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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是欧洲政治史的分界线。在艺术风格、流派上，这一年份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吗？乍看起来，这一年份里，没有任何艺术史的重要事件可以定位，没有任何新生的、有影响力的流派可以捕捉。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回归古典”这一艺术思潮就已经出现，新古典主义在此基础上得以确立，并在1750年后广泛地传播开来。法国大革命中倡导的,为其所用的艺术形式都是1789年之前产生的。大革命带来了什么呢？新古典主义流派中的罗马风格与共和思想被充满激情地渲染，与过分精细的亚历山大式元素背道而驰；宣传性与反宣传性图片的广泛传播；公众节日中礼仪的舞台化趋势。初看来，这一小结令人失望，可是，当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留下来的一纸纸欠单，内心不免更为沮丧。革命的烽火岁月，颠簸不已，这使得一些无法摆脱贵族和富裕阶层控制的艺术家陷入了创作的真空——无为状态；建筑师、肖像画家、木工、珠宝工人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少数中途投身到法国大革命阵营的人，成为官方御用艺人，如：路易大卫；多数人受到制约，不得不从事第二艺术（版画、雕刻，等等），借以生存。有些与贵族联系密切的人甚至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出走、流亡国外：他们的位置没有人可以立刻代替。艺术可能更适合于体现文明的各种形态，而不是呈现各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来的例子中得知：革命不会创造出一种与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相符的艺术语言，即使人们宣布一个旧的世界陨落，他们依然长期使用沿袭下来的艺术形式。
说到1789年，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革命发生的突然性，而不是革命带来的长期效应。我们总是将革命的出现和革命的起因、革命的动向、革命的征兆联系在一起去把握和理解革命。大部分1789年出现的艺术作品不能看作是革命这一事件本身带来的成果。法国以及本土之外，许多建筑、画作、歌剧早在巴黎出现骚乱和法国君主政体摇摇欲坠时就已经完成。它们在革命前已构思成形，这种思想，这种意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艺术家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和炽热的革命岁月没有必然的关联，我们也似乎可以脱离历史所赋予的时代背景去独立地阐释作品本身。我们不能将这样的时间上的巧合性作为从原因导向结果的理论依据。
但是这种纯粹的、时间上的巧合性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法国大革命也是在之前道德氛围熏陶下一种思想积淀的结果：革命促使其绽放开来。1789年的历史实际上是对先前有准备的、长期以来部分实现的社会变革的一种猛烈认定，由此，我们看到一系列戏剧化的事件先后发生、前后呼应，好比一个悲剧的各个场景，被一道强有力的光束直射：它们比历史上任何其它时刻都更为耀眼。这简直就好像事先有一个剧本，事先筹划了一切，剧本的写作风格也类似一部斟酌过的作品。革命一开始，各种评论接踵而来，舆论界曾经认为1789年是上帝之手或人民之手写下的一页……比较革命这一事件本身的风格和同时期艺术作品的风格是具有正当性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我们不得不思索形势一词的丰富内涵。艺术与历史事件交相辉映,它们一方对另一方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即使它们不是相互承认，而是相互背离。
在艺术作品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中，历史事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革命的光辉如此闪耀，超越了任何一个同时代的社会现象。无论人们重视或者忽略，无论人们赞成或者反对，1789年的艺术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同辈人，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脱离革命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评判艺术家，革命确立了一般准则，用以衡量当时的现代派与守旧派；革命促进了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并使其经受考验；面对这种新型社会关系，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发挥着回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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