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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型民国社会调查史料汇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系列
◎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民国社会学田野调查史料最完备汇集
◎民国社会生存图景最全面客观的记录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谱系构建的基础
这是继《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之后更大规模的一批民国社会调查史料的汇集，编者在查阅了1400多种民国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精选出500余篇编入本续编。因此，选入《二编》中的，不少都是各领域中非常经典、但一般读者又不易查找使用的调查资料。
本书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民国社会的鲜活材料，对我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学术系谱的记录，对现代学科、学术流派的兴起史和现行教育都有着宝贵的参考价值。
--张永钦（丛书策划编辑）
本书卖点
1．本书是继大型史料丛书《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之后的又一批民国史料汇集，为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项目。《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自2005年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已获得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等奖项。
2．本二编在一编的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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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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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收调查报告15篇，分三册，是有关民国时期四川、山东邹平、云南、江苏、湖北、浙江等地的人口户籍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反映民国时期各地的人口存变情况，对现在人口情况研究具有参考与借鉴的意义，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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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 编：李文海，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副主编：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现任所长，教授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他们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皆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为我国人文社科界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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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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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兰溪实验县户口统计及分析目 兰溪实验县县政府编
学生家庭人口试查报告（浙江省） 陈华寅
民国24年邹平实验县户口调查报告 吴顾毓
中册
试办句容县生命统计第一年工作概况 内政部卫生署许世瑾
试办句容县生命统计二年来概况 内政部卫生署许世瑾
江宁自治实验县二十二年户口调查报告 江宁自治实验县县政府编
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 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
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 云南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
下册
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方案 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委员会制订
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总报告彭县双流县崇宁县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
涪陵县户口统计报告书 涪陵县县政府调查户口办事处制
湖北人口：三十五年冬季户口总覆查实施纪要 湖北省政府编印
湖北武昌县青山实验区户口与经济调查报告 王倘、薛建吾合编
怀宁东流406村户人口土地的分析研究 冯紫岗 刘端生
关中农村人口问题——关中1273农家灾荒与人口之调查研究 蒋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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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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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前言
两年前，由我们主编的十卷本《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甫经出版，即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纷纷建议我们要将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作为编者，我们自然倍受鼓舞，但也深知这样的情况，与其是对编者的鼓励，莫如说是对那一时代倡行社会调查之众多先驱者的赞誉。正是这些先驱者们不畏艰难、不辞劳苦、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和不厌烦琐、脚踏实地的严谨学风，才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纷扰不已的乱世硝烟散尽之后，仍然给我们留下如许丰富的数据、如许多彩的文字，让一个已然逝去的时代以及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人物，如许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这大约也是今日矢志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共同的心声吧。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但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的革命虚无主义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用李景汉的话来说，那就是"孔子打倒，礼教打倒，旧年迷信打倒，马褂打倒，反动打倒，知识阶级打倒，总之，古传的大半及目下见到之事物少有不在打倒之列者，有大刀阔斧一扫而光之势"。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以往对于"革命"的狭隘定义，这样的社会调查运动，理所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发生于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何况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革命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也是很早就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后来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革命过程中，这些绝大多数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革命领导者，更是把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和中国革命道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致国外有学者把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调查，称为国内外最大规模的人类学调查。
但是要将这样一种在西方近代社会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移植到当时的中国来，却又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在一个基本上不具备社会调查土壤的传统社会搞调查，搞得不好，或许同样也会像其所批评的全盘西化论者或革命虚无主义者一样，陷入"穿洋靴于缠足"的困境之中。胡适曾经写过一篇叫《差不多先生传》的寓言式传记，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不求精确、不讲效率、马马虎虎的行为习惯给予辛辣的嘲讽，然而这样一种在西洋镜透视下的"懒人"，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恰好又是一位"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的有德行的人，是一位"样样事情想得通、看得破"的"圆通大师"。（见叶圣陶著：《文章例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页）而李景汉先生之所以在大学课堂上"跼蹐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由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者之后"，那又是他在美国读书时的感受；一旦回到国内，他所要遭遇的恰是那些不具备这种起码的普通公民常识的民众，是一个不具备"近代国家资格"的"有民国而无国民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度，事实上并不缺乏调查这样的信息采集活动，只是这样的调查最终的目的无非服务于统治者的征赋加徭，故而当一种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社会改良的新型的现代社会调查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反过来却要遭遇这些预想中的受益者种种似乎不可理喻的误解、抵制或敌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从事社会调查，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从而获取被调查者的信赖，另一方面往往又要对被调查者进行一番改造。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序言中写道，从事社会调查，"调查者底技术，固须训练；被调查者也同样的须受技术的训练。譬如我们为调查农民家庭岁入和岁出的情形，而要它们记帐，便须先训练它们能写、能算，就是说，它们信仰你，而愿意帮助你，但是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它们培养起来"。他还以建房子做比喻："本来招工购料，就可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啊，正是工料全无。我们须得先栽树，烧砖，训练工人。" 就此而论，作为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之产物的社会调查运动，反过来又成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真正通道，使这些知识分子在深入传统社会关系内部的同时，又悄然改变着这一社会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民众观念的变革。至少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例如定县实验区，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势，即从统计型的 "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己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走向"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事实上，此处既是费孝通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反省，也是对当时以李景汉、陈达、卜凯等代表的注重数据统计的调查风格的批评。费的导师吴文藻也曾尖锐地指出，对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注重，"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商务印书馆《社会学丛刊》总序）。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燕大学者赵承信，则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仅视为 "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因此并非像调查者声称的那样仅是呈现"赤裸裸的事实"，不加任何解释，而实际上是以平教会（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认定的所谓中国乡村 "愚"、"穷"、"弱"、"私"四大病为出发点的，是"结论先于调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调查"。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调查运动的扩散和由此促进的社会统计行为的"机关化"（即由政府机关接收最初由学者们倡导的搜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结束。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对片段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整体、社会变迁或社会过程的探讨，"去发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参见《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
······
与此相关的，便是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调查学的建立与发展。当时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无不深知，对社会进行调查要取得圆满的结果，是与被调查的社会本身有一个圆满的良性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举办全国性的国情调查或人口普查--这也正是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杂税之免除，土匪之肃清，不良军队之裁汰"，即令勉强实施，也是徒劳无益。但他们也同样明白，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又绝非一点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选择某一村落或县份从事小范围的地区调查，是为"实验调查"。其目的，一则为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更重要的则是在调查的组织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调查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体系，也为更大范围的国情普查或人口调查奠定方法论的基础。所以，翻阅当时的调查报告，我们往往会发现作者一般都在其开篇或结论处对整个调查过程作一番细致的交代，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更无论那些专门探讨调查理论、介绍实地调查经验的专著了。于是，我们发现，这些往往出于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社会调查，最终并没有通过其所服务的社会改良活动，营造出一个适合社会调查的社会，但是在其所反对或质疑的革命终于打倒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它们的成果又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费孝通先生在质疑土地革命的理论时运用社会调查提出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不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之路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
节选2|兰溪实验县户口统计及分析
序 言
施政之本有二：一曰土地，二曰户口。一县之土地若干、户口几何，如无精确之调查及统计，则一切施政将无所依据。以此本县于清查土地完成以后，即赓续从事户口之调查。三年以来计先后调查户口三次：第一次为二十三年一月户口调查，既竣即接办人事登记未及半年因遭遇旱灾遂告停顿；第二次为二十四年一月，此次系全县普查人事登记，亦较进步。第感于各种表册未尽合式，而人事登记亦未能绝对精确，爰于二十五年四月举行第三次户口调查。主其事者为本府民政科长王硕如、户籍室主任周灵钧。至各种表式之厘订，则以统计室主任谢杰民之力为较多。户口调查既毕，为供本府施政上之参考起见，特嘱谢君就现有调查材料详加整理。著为此书，谢君之草拟是篇也，始则董理统计事必躬亲，继则博参群籍无间昼夜其致力可谓勤矣。兹者铅椠既成，用序数言籍志始末。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胡次威谨识。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户口统计之重要
调查为直接搜集材料之工具，统计乃整理分析材料之方法，质言之：调查为统计之准备，统计乃调查之完成，二者相依为用，不可分离，盖无调查则无材料，统计即无法进行，反之，若无统计，则调查所得之材料，等于一堆废纸，毫无用途，故欲统计，必先用调查方法，搜集材料，材料既得，即须用统计方法从事整理，夫然后调查所得之繁复材料，得以分类统计，列表制图，而于数种简单之数字上，表现其繁杂之事实，再从而推究其因果关系，以达其为行政张本之目的，本县于本年4月1日至5日复查户口既毕，随即着手户口之统计者，盖以此也。
考户口统计之功用至为广大，一言以蔽之曰，足为"一切行政之张本"是已。分别言之：在政治方面，可为选举征兵之根据及维持地方治安之工具；在经济方面，可为租税分配之标准及统制粮食产销之基础；在教育方面，可为救济失学儿童及扫除文盲之参考；在社会方面，可为恤幼养老及救灾济贫之准绳；更就人口本身言之，则可以其为决定人口政策之依据及解决人口问题之指南针。
次就户口统计内容或人口组合言之，性别统计，表示两性之分配比例，决定国民劳役及兵役之多寡，以及推求解决道德风教等问题之根据；年龄分配统计，表示人口年龄之分配状态，可以推测整个人口盛衰消长之趋势，并可明了学龄儿童壮丁及选举者之总数；依婚姻状况统计（结婚、离婚、早婚、晚婚以及鳏寡人数），可以推测人口增减之趋势及社会文化之转移；由职业统计，在平时可以明了国民经济之概况，以及国家经济之组织，在战时可为计划全国各业总动员之指南针；由教育统计，可以推测一国之文化程度，并知文盲及失学儿童之总数；由人口自然分布状况与集中人口之比较，可以测定城市人口集中之趋势；由残废者之数目与残废原因，可以决定预防及救济之方策。
循上所述，无论就社会之各关系方面言，或就户口统计之内容或人口组合言，户口统计之重要，可以概见。
第二节 户口统计之方法
统计材料之整理，以利用机器为适宜，以其工作迅速，不易错误，实非人工统计所可比拟也。惟机器价格甚昂，且其所用之卡片甚不经济，实非经济困难之统计机关所能设置及采用，加之机器统计，只宜施之于大量材料，区区一县，殊无利用机器之必要。且我国工资低廉，尤以县内为最，利用机器，较之利用人工反不经济，如谓工作迟缓，然若增加工作人数，未尝不可获得适当之速效。此整理统计材料所宜先决者也。
办理户口统计既以人工为宜，而人工整理材料方法，普通常用者又有3种，究以采用何种为宜，尤有研讨之必要。
（一）卡片法此法国防设计委员会办理句容人口统计曾采用之，其法系将调查项目转录于特制之人口分类统计卡片，每张卡片所记载者只限于一人，缮就之后，校对一遍，然后分别按照调查项目加以统计，即得所需之统计结果。此法缮校正确，统计亦少错误，且较他法迅速，是其所长，顾其用为小票之卡片，价格太昂，为节省经费计，不宜采用。
（二）数表法此法在江苏各县办理保甲统计时曾采用之，其法系就调查表依照统计项目按表直数，计入算盘，最后求得总数。此法颇为简便迅速，而且经济，但重复遗漏，势所不免，错误既多，未可采用。
（三）划"正"法此法于统计之先，就统计项目分别制定统计表，然后依照调查表中之项目，于统计表格中划"正"字统计之，每"正"字代表五人。此法之施行，又可分为两种：一为分组统计，即将若干人分为若干组，每组四人，分别担任决定之统计项目，如第1人担任性别年龄，第2人担任籍贯教育程度，第3人担任婚姻职业，第4人担任宗教残废等，就户口调查表轮流统计，惟因工作人员之工作速度不同，未能如理想中之相互衔接，易生错误，不宜采用。一为各项目分别统计，如先统计性别，然后统计年龄，在统计某一项目时，先由户而村，由村而乡，由乡而县，乃得总数。各项目先后统计，其所得之总数，有互相校对之效，不易错误，有之亦易寻查，且各工作人员在同一项目之下，各担任一村或一乡，工作既称单纯，速度亦不互相牵制，工作效率大可尽量提高，再一县之乡村甚多，工作人员自可尽量增加，不似前法4人一组之拘泥。本县办理户口统计，即采用此种方法，既正确亦经济，工作人员加多，工作完成亦颇迅速，似不失人工办理统计之良法焉。
第三节 本县办理户口统计之经过
本县于4月1日至5日复查户口既毕，即着手缮造户籍册，经时两月始竣事功，26日开始办理户口统计，由本府统计室主持其事。惟本府自成立统计室办理名称统计以来为节省经费及提高工作效率起见，除设主任1人外，概行雇用临时书记办理，并未设置统计员事务员或书记，此次办理户口统计，即就原有缮造户籍册之临时书记中，拣选算术智识较佳而头脑清晰者为临时统计员，前后共计23人，工作月余，除求得各种总数外，并制表绘图及作详细之分析，共费400余工。各临时工作人员自备笔墨算盘；工作时间日夜共10小时，每日给报酬4角，并按工作成绩增减之，其工作成绩在规定标准以上者，按照比例加给报酬，其在规定标准以下者，亦按比例减给报酬，惟此标准之规定，不在事先，而在事后，其法系在某种项目统计完毕后，再总计其人口数与工作人数及日数，求得每人每日平均工作量，即为预定之标准。大多数工作人员，均可日得报酬4角，工作迅速而努力者，每日得6角之多，其迟钝者每日尚不及3角，全部工作既毕，共给报酬188元7角2分，全县人口28万余，平均每人统计费不过6毫，所费殊不甚多。此外所用之油印整理表回旋针橡皮圈等文具，支出经费不及10元，此在平时办公，亦为必需之品，其临时书记所用之笔墨算盘等，既均自备，政府不过安置桌凳，因作夜工而配置电灯，所费亦属有限，本县此次办理户口统计之迅速，与夫经费之节省，实出乎吾人意料之外，不可谓非幸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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