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并无来处
让费舍
受邀为赫拉尔多莫斯克拉的这本论文选集写一篇前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让我有机会重读这些思想之精华；它们曾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于当代世界各国和国际艺术界的美学与社会政治动态的了解。重读他的文章，我想起这些思想在和世界的对话中不断地引起智慧的共鸣，是多么地让人愉悦而又鼓舞人心。看评论中的重叠句，而后重拾、细述、再组、改造，极像一曲通过切分音节和变幻主题而即兴演奏的爵士乐。文章首先表现出一种批评意识，对社会公平深切的人文关怀，渴望艺术和文化实践促进社会政治的革新。为此，代理（Agency）的问题就极为重要，它也强调了理论家兼策展人莫斯克拉的双重实践。代理与莫斯克拉评论的附属主题有特殊的共鸣，人们认为它意味着控制自己在权力现场的表现或反应的能力，在权力场上，“掌控性的语言也传达了控制意义的权力”［1］。
莫斯克拉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继拉丁美洲地区乌托邦之梦的破灭后，崛起的新一代批评家中的先锋。拉丁美洲曾受困于一场国家身份的危机，莫斯克拉将这一危机描述为“迷失在对欧美的模仿、对西方化的拒绝、对‘全宇宙民族’的空想或自感身处混乱旋涡中心的虚无主义之间”［2］。于是，最先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要敞开一个批判性的空间，让这一地区能够欣赏自己的创新，克服对固有身份的依赖，不再为了满足强国对他者异国情调的新殖民主义需求。
莫斯克拉在他早期的文章里简明地道出了一个“国际化”艺术圈的症候与策略，它的运作体系追随的仍是老一套殖民主义贸易路线。他认为，如今全球化通信技术已把我们平等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是一种强权派的谬论，事实上，“这些联系只是围绕各个权力中心，放射式地在一种霸权体系里发生，而（世界上大多数的）外围国家并没有彼此联系在一起，或仅只是通过中心国或在中心国的控制下，间接联系在一起”。这一体制不断制造出“静默区”（zones of silence）［见《跨文化策展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 in Transcultural Curating）］，它是莫斯克拉颇有远见地命名。他抓住表达的掌控权，对艺术流通多样化的思考和关注是通过一些合作完成的策展项目来真正实现的，这最早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哈瓦那双年展。最初作为实验，以加强欠发达的南方-南方轴线上的“静默区”之间的交流为目的做的这些项目，如今在国际双年展的概念里，已成为人们心中前卫的范式转移。同样，莫斯克拉对一系列在北部国家举办，由北部国家赞助，而展示南部国家文化的展览的批评，将这个世界巧妙地划分成了“策展与被策展的两种文化”。他将其付诸行动：“安特美国”（Ante América）展，这是他与卡洛琳娜彭斯德莱昂（Carolina Ponce de León）和雷切尔韦斯（Rachel Weiss）于1992年联合策划的一个展览。它的视角完全源自拉丁美洲艺术家们与学者们，并在南北两地都做了展出。后来莫斯克拉把对北部霸权的这一挑战写入论文集《超越幻想：拉丁美洲当代艺术批评》［3］（Beyond the Fantastic: Contemporary Art Criticism from Latin America），为英语读者敞开了一扇通往拉丁美洲批评之门。
当国际艺术的舞台扩展到把来自“所有地方和任何地方”，或者用后现代的话来说“不知何处”的艺术家们纳入进来的时候，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就浮现出来。莫斯克拉对“全球化”保持了相当多的批判和怀疑，在承认艺术语言“国际化”的同时，他也强调这并不能必然地导向强国模式的全世界大同，经济与政治的全球化在寻找一种占统治支配地位的形式的同时，也激起了颇多反抗。因此，他对全球化的批评也与人们对拉丁美洲文化模式的批判性分析形成了对位关系。奥斯瓦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在1928年写过一篇论述弱者南国与旧帝国是“食人肉”（anthropophagic）关系的开创性文章（最近此文再度火了起来），预见到了与我们有关系的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异质与带有嘲弄意味的挪用。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尽管矛盾重重，仍然存在依赖。“杂合”（hybridity）和“混血”（mestizaje）等流行概念常常制造出一种“和谐交融”（harmonious fusion）的假象，隐瞒民族主义计划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矛盾事实。莫斯克拉认为这些仍然是欧洲殖民中心主义的形式，并未充分考虑这一地区民族语言的多样性。相比之下，1948年由古巴民族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预先提出的“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模式，强调了在文化冲突的对位运动中，“跨文化”抵制并肯定了这一附属主题。即便如此，莫斯克拉批评道，跨文化主义并未抓住这样的交流所带来的创新，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话来说，就是从不同术语间完全无缝转译中不可能产生极有创造力的“剩余物”（remainder）。莫斯克拉将“剩余物”归功于林飞龙在欧洲现代主义与奇异的古巴文化之间所做的独特对话。在“来自差异而非存在于差异之中的当代艺术话语认识论依据”中，莫斯克拉所描述的更广泛的千年之变，即他所称的“来自这里”（from here）的范式，林飞龙是先锋人物。正是“以行动而非表现确定身份”的做法制造了新的文化议题，这一认识在2003年举办于巴拿马城的“多样化城之城”（ciudadMULTIPLEcity）［与阿德里安那萨默斯（Adrienne Samos）联合策展］展览中得到了生动的验证；展览的中心思想是，公共空间是当地社会想象的表演场，而非公民机构强加于人的调解展示的大舞台。
莫斯克拉对特殊问题及对话合作的关注让人想起，与让-卢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文章《处处与随处》（Urbi et Orbi，英译“everywhere and anywhere”）中对全球化的批评做一番比较。［4］南希使用的两个术语很难转译为英语：一是globalisation或globality（皆意为全球化、全球性）［与莫斯克拉使用“globalism”（全球主义，意为一般性参与而非真正的互动）有异曲同工之处］，指的是全球技术专家统治论与经济逻辑灾难性的总体影响，这些逻辑正将世界弄得越来越无法居住；二是mondialisation，大致翻译为“世界的形成”，指的是人类关系中意义生产膨胀的过程，如今遭到了全球化的威胁。南希指出，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自我毁灭的时候，这样的世界才会出现：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意识形态上，当人们不再把它设想成一个从世界之外的超然制高点发出的总体表现时，它才会浮现出来。莫斯克拉在《地球，城市，转变》（Spheres, Cities, Transitions）一文中开篇就描述了这一惊人的画面。他评论道，弗里兹科尼格（Fritz Koenig）的公共雕塑《地球》（The Sphere）最初是作为一座“通过世界贸易，促进世界和平”（不过莫斯克拉提到，这座雕塑同时也是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最好的标志）的纪念碑竖立在世界贸易中心，911事件摧毁了它，变得残破不堪。只有本身就足以“形成世界”的理解力才能引出莫斯克拉的观点，借用南希的说法，莫斯克拉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事情会真实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地方。在“这个世界”的空间里行动，对它独立于一切“外在因素”之外的“本色”负责，既意味着责任（只要行动者面对的是绝对的道德需求，因为责任是任何公认的更高权威都不能替代的），也意味着自由（只要这一道德需求推翻预设的意识形态与理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空间，但或许同时也充满希望与欢乐：一如莫斯克拉的观点所言，正是从此处出发，世界永远都可以由人类再创造。
注释
［1］赫拉尔多莫斯克拉，《地球、城市、转变》，第七届沙迦双年展图录，2005年，88页。
［2］莫斯克拉，《现代非洲：林飞龙在他的岛上》（Modernidad y Africanía: Wifredo Lam in his Island），《第三文本》（Third Text），20期，1992年，47页。
［3］莫斯克拉编，《超越幻想：拉丁美洲当代艺术批评》，伦敦：伦敦国际视觉艺术学院，坎布里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1995年。
［4］让-卢克南希，《世界或全球化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or Globalisation），弗朗索瓦拉弗（Franois Raffoul）与大卫佩蒂格鲁（David Pettigrew）译，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7年，3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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