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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Co.于同年出版）；《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正名：中国人的逻辑》（2013年）；《国富新论》（2013年）。译著：《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编著：《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目錄： 目 录 根源篇 河图、洛书是一万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时太阳历图示，是中华文化之根。这种上古中国先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历法，其优美、简洁、精确的理论构建令人惊叹。在数千年的应用过程中，河图、洛书所表征的五行、四时历锁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学范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万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对于21世纪人类科学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章 河图、洛书图说考 一、图亡数存：北宋以前的河图、洛书 二、图现义乱：宋代以后的河图、洛书 三、河图图说：上古阴阳五行历概说 四、洛书图说：上古四时八节历概说 第二章 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考 一、从阴阳观念到阴阳符号 二、从四时八节到四象八卦 三、从河洛数理到易经数理 第三章 银雀山汉简与河图、洛书五行四时历 一、《禁》篇揭示的五行本义 二、《三十时》当是齐地遗存的河图阴阳五行历 三、《迎四时》所见洛书四时八节历 四、《四时令》当为“五行令” 五、《五令》中隐含的五行生克关系 流变篇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经历了五次大的变迁：从河图、洛书时代漫长的文化草创期到西周王官学的形成，一变也；东周礼崩乐坏，由王官学流变为诸子百家之学，二变也；战国、秦汉中国走向大一统，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三变也；汉以后，佛学大兴，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过改造吸收王官学、排斥诸子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四变也；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西学取代儒学的独尊地位，中国本土学术不绝如缕，五变也——今天，我们复兴中华文明，主要是复兴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并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理智融会庞杂的西方文?化——?这是21世纪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第一章 重新评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家针对《尚书》“下刀子” 二、儒家拿礼、乐“戴帽子” 三、儒家以《易》、《春秋》“掺沙子” 第二章 黄老之学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 一、中国学人——迷途的文化羔羊 二、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 三、文明复兴——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三章 黄老道统与儒家道统 一、黄老道统——中华文化的根柢 二、儒家道统——中华文化的异化 三、复兴中华道统、行人间大道 第四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西学的中国化 一、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 二、中国本土学术被送入历史垃圾堆 三、移植西学过程中鄙名与伪名之灾 总论篇 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现代学术，具有精深、动态、统一的特点。从形式到内容，它都是统一的。从内容上讲，中国的知识系统分为两个互相贯通的层次。一是由道至名而至于法，分别由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学派组成，即道家、名家、法家，其集大成是兴盛于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二是儒家最高“密法”，性命与天道之学，它由孔子所传，子思氏之儒发扬光大，但孟子之后已经鲜为人知。性命与天道之学是由理至性而至于命，也就是《易经?说卦传》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第一章 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落后而是先进 一、重意象而轻抽象 二、重事变而轻言理 三、重统一而轻支离 第二章 中国有通天人之际的大学问 一、道、名、法三者的本质及其间的辩证关系 二、穷理、尽性、至于命，修养做功夫的三个步骤 第三章 中华文化在形式上一以贯之 一、名学与汉字同样基于意象思维 二、从名学的角度审视汉语语法单位分级 三、比类取象——类与象的关系是汉语结构的基础 第四章 修习中国文化须原道、征圣、宗经 一、原道——本乎道 二、征圣——师乎圣 三、宗经——体乎经 附录一 蓝田书院，斯文在焉 附录二 名学与中医（答王明华） 附录三 节制权力?节制资本?节制欲望（答乐由） 后记 八年学术远征反思录 內容試閱： 一、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 先说生活方式。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将人类物质文明推向了极致。人们发现，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20世纪兴起的消费主义不过是物欲放纵的最高形态。在那里，物质上的成功，而非道德的成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广告、信贷、艺?术……?社会中的一切都为刺激人类的物欲，满足人类的物欲而存在，而人的本性，生命需要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被严重忽略了。 当物质世界塑造了人，人也被物化了——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符号化的生产要素。 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先进、时髦、现代，但它却与人的本性相违背。因为人本性清静，复归这种清静本性，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美德与快乐，人类若跌入“刺激物欲—满足物欲”的陷井不能自拔，其结果只能是战争和毁灭。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说教，两千多年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上面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通?智——?笔者注）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通智——笔者注）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通智——笔者注）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人类清静的本性因为外物的刺激才起作用，形成善恶美丑诸观念。若人不能节制这种外物的刺激，最终将不断追求声色犬马，成为外物的奴隶，即上文所说的“人化物”、“灭天理而穷人欲”。于是人们就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互相剥削，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大乱。 读者诸君试想，这不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现实吗！竞争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美德，欺骗已经渗透入学术本身，剥削则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且多以金融这种温情脉脉的形式…… 那么人类该如何正确地生活呢？就是遵循礼义之道。《礼记?乐记》的作者接着写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文意：所以先王要制定礼乐，让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的哭泣，是为了节制丧礼；钟鼓干戚的歌舞，是为了享受到适当的快乐；关于婚姻和冠笄的规定，是为了使男女有所区别；定期举行射箭比赛和宴会，是为了实现正当的社交活动。用礼来节制民众的心志，用乐调和民众的情感，通过政令使民众遵行礼乐，运用刑法防止违背礼乐的行为。礼、乐、刑、政，四者互相通达而不违逆，就具备了治理天下的王道。）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礼乐来节制民心，使之不致为物所化，重归天性、天理——这是王道政治的基础，是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 传统中国社会是用礼义之道来调节公私生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传统西方社会则是用宗教达到同样的目的。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所有这一切都被物欲主义吞没了，物化的人类犹如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它只能最终失控，自身毁灭。 在中国文化中，先贤称不遵循礼义之道的社会为夷——那不是一种文明的社会，而是一种野蛮的社会形态——与古代蛮夷相比，除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西方文明与之有何区别！ 二、“典型的欧洲痴呆症” 除了与人类本性相违背的生活方式，西方社会还流行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世界观，即将世界截然两分，分为二元对立的两部分：或分为理念世界、现象世界，或分为人的世界、神的世界，或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李约瑟称之为“典型的欧洲痴呆症” ［比］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 中国人整体的、有机的世界观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欠缺。李约瑟总结道：依照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概念，宇宙是在自发的和谐之中，现象的规则性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当权者，相反，自然、社会和天国中的这个和谐发源于这些过程中存在的平衡，这些过程是稳定的、互相依存的，并在非一致的和谐中彼此共鸣。 ［比］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西方的世界观与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现实是相违背的，这会导致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西方文明的排他性和狭隘性。 投射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是西方社会长期缺乏天下观念，地方、民族本位主义盛行，政治上始终没有实现大统一，也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直到今天，西方大国仍然主要采取联邦制的组织形式。 而中国早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时代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大统一。据记禹的功绩《尚书?禹贡》载，当时的礼乐之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从北方到南方——笔者注），声教讫于四海”，这里的四海也包括夷狄。《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当时维系天下秩序的不是西方排他性的殖民统治，而是包容性的“五服制”。《尚书?禹贡》描述说：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国都以外五百里叫做甸服。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缴纳连秆的禾；二百里的，缴纳禾穗；三百里的，缴纳带稃的谷；四百里的缴纳粗米；五百里的缴纳精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离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担任国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担任侦察工作。）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三百里的，考虑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奋扬武威保卫天子。）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要和平相处；二百里的，要遵守王法。）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维持隶属关系；二百里的，进贡与否流动不定。） 西周祭（音zhài）公谋父在谏穆王征犬戎时总结道：“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此处《尚书?禹贡》为“绥服”——笔者注），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 祭公谋父还指出，欲维系天下的五服制，首先要“增修于德”，只有这样才能使“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单凭武力是不行的，所谓：“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他接着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属甸服的供日祭，属侯服的供月祀，属宾服的供时享，属要服的供岁贡，属荒服的有终生一朝王的义务。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贡和一生一次的朝见天子之礼都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义务的，天子就应内省自己的心态；侯服有不履行月祀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号令；宾服有不履行时享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法律规章；要服有不履行岁贡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名号尊卑；荒服有不履行朝见天子义务的，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依次做了上述的内省检查后如还有不履行义务的才可以依法处置。因此，才有惩罚不祭、攻伐不祀、征讨不享、谴责不贡、告谕不朝的各种措施，才有惩罚的刑法、攻伐的军队、征讨的武备、谴责的严令、晓谕的文辞。如果颁布了法令、文告后还有不履行义务的，那就再一次内省自己的德行但不轻易劳民远征。正因为如此，近处的族群才没有不听从的，远处的族群也没有不信服的。 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国际政治，中国文化皆以内省、内养为本，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品格。表现为，其在国际政治上讲求协和万邦，反对侵略。所以中国版图数千年来的扩大，大体皆是由于抵御强敌，自然形成的，而非出于主动侵略。 西方政治品格与此相反，他们常常站在一己私利的基础上（比如为了石油资源），将对方说成异端，招集盟友，党同伐异，这是当代国际政治极其危险的主流——我们不得不警惕！ “典型的欧洲痴呆症”投射到学术领域，主要表现为西方学界随意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其他文明，只要与之不同，就会被加上传统、落后、异端的标签。19世纪是西方现代人文学术形成的时期，这种思想是殖民者的普遍心态，早已融入了西方学术的基因——后又被移值到中国学林。 中国以礼乐教化节人欲，西方以宗教节人欲，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有习俗不同，但在许多西方人眼里，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却成了他们拯救的异端民族。 中医与西医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尽管有数千年的实践，仍被称为“不科学”的。 中国代表整体利益、中立的中央政府，因为限制利益集团和党争，就被称为东方专制或军政权独裁下的威权主义。这些词皆具贬义。 西方狭隘的学术观念，动不动就以科学自居，视其他学术范式为异端，与中国学问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语出《礼记?中庸》），其宽容性相差何止千里。 试看今日之中国，重经验知识积累的西式大学垄断一切，而重道德修养（尊德性，语出《礼记?中庸》）的中国教化不绝如缕。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电脑已经具备超强的信息存储和信息加工能力，以尊德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学术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人生修养比知识技能更为基础、重要！ 三、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并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 “典型的欧洲痴呆症”投射到逻辑领域，就是两末之议在西方文化中盛行，其后果不仅浪费了大量人类智力资源，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什么是两末之议呢？就是在论述事理时采取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取事物的两个极端展开论述，穷诸玄辩，远离中道。比如颜色，只论黑白，而忽略宇宙间的五光十色；再比如政治，只论尧舜、桀纣两个极端典型，而忽视现实政治中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形态。《韩非子?难势》写道：“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饴糖和蜂蜜——笔者注）也，必苦莱、亭历（两种苦味的草本植?物——?笔者注）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 事实上，西方逻辑学有太大的局限性，其形式逻辑的最基础规律同一律本身就是有严重的问题，因为“甲是甲”或“甲等于甲”只有在排除了现实世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时，才是正确的，否则永远不可能成立——同样是一个人，幼年时他（她）和老年时的他（她）不可能定义为同一的。换言之，只有在时间与空间割裂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 这导致西方逻辑多适用于静态简单的事物，对于动态复杂的系统则难以适用——因为动态复杂的系统很难剥离时间一维。 中国古典逻辑名学不是这样，它特别强调概念的历时性，即“异时”。《墨子?大取篇》说：“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文意：过去考虑，不等于现在考虑。过去爱人，不等于现在爱人。） 《经下》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经说下》解释说：“‘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文意：考察任一事物之所以如此，以及之所以不如此的原因，可以从“尧善治”这一命题推导出来；“尧善治”这一命题的得出，是从今天的情况出发，考察古代的情况，指尧善于治理古代；假如从古代的情况出发来考察今天的情况，就不能说“尧善治”，因为“尧善治”不是指尧善于治理现代。） 《经下》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经说下》解释说：“‘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文意：“尧是仁义的”，是今天所说的话，这句话指的实际则处于古代，古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论证的理由是“尧是仁义的”这一命题涉及语言和现实两个方面；“尧是仁义的”这句话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这句话所指的现实则是处于古代。） 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18~619页。 关于名学与西方逻辑学的对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正名：中国人的逻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第8~10页。 西方逻辑过于不完备，特别容易陷入形式上完美自恰，本质上“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泥潭。也使建立于其上的学术理论常常远离现实，甚至直接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他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20世纪以来，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 西方有形的物质文明值得学习，并不意味着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也值得学习；中国科学物质上一时落后于西方，并不意味其他一切方面皆不如人。盲目学习他人，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烺，音lǎng；1889~1951年）在1934年初版的《欧化东渐史》一书开篇就写道：“中国与欧洲文化，有形上及无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风俗，饮食起居，各自其数千年之历史展转推演，而成今日之状态。东西文化孰为高下，诚不易言。但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则是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质文明，中国与欧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至若无形之思想文明，则以东西民族性不同，各国历史互异之故，行之西洋则有效，而行之中国则大乱。各种思想与主义，无非为解决民生问题。而勉强效颦他人，使国中发生数十年或数百年长期乱事，自相屠杀，血流漂杵，人烟断绝，以至国破种灭。吾人何贵乎效法此种主义耶？依此种情形观之，欧洲之无形文明，各种思想，各种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优于中国固有，与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怀疑矣。”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页。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如张星烺这样了解东西文明交流史，并理性看待此一问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国家危难，全盘西化的滔滔浪潮冲击之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如何将之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在科技力量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人类目前已经掌握太多自我毁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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