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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说：“学者不是‘演员’，也不是鼓动家，当然学者也不是谁的幕僚，不是谁家的清客，更不是帝王师。学者应该追求一种独立的品格，对社会和老百姓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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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于建嵘—底层立场
这本书是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先生的最新文集，囊括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重要文章。作者从农民工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入手，探讨了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基层政权的困境和信访改革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以及呼唤社会真正和谐稳定的拳拳之心。
面对着中国现实的许多问题，作者认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丁-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他用谦卑敬畏的学者良知正大光明的研究当代社会的真问题和真学术，用真诚的心灵和理性的思想感动了无数底层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员，堪称颇具现代意义的空谷足音，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
父亲的江湖: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
本书是著名学者于建嵘的杂文、演讲、对话、小说精品集。全书分为“我的农民兄弟”、“有一种抽象愤怒”、“底层政治与社会变迁”、“美丽山水是悲伤”四部分。包含了作者最近几年的杂文、随笔和小说，与国外知名学者如詹姆斯·C.
斯科特（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捷锐（世界著名学者，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经济学博士）、毛里和子（日本政治学家，早稻田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等人的对话，以及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伯克利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的演讲。文字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底层立场与悲悯情怀，同时体现了他精湛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情感表述，非常感人、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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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于建嵘，法学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底层立场》。2005
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2008 年分别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30 年30
名农村人物”称号，《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2010
年再获《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并获《新周刊》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新锐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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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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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底层立场
1 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
让农民工不再漂移
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
失业就得自己承受?
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何遭冷遇?
农民工养老保险需要制度创新
何必僵化处理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题
返乡农民工创业要量力而行
农民工返乡的社会压力和对策
农民工培训券动了谁的奶酪
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
深圳代市长“农民工”观的希望与缺憾
不是“人道关怀”，而是政府责任
2 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
城镇化要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
不能把土地流转当政绩
土地应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
土地流转是农民的法定权利
……
3 村民如何自治
4 “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
5 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
6 信访改革需要新思维
7 基层政权的困境
8 在底层发现政治
9 权利、良知与责任
后记
父亲的江湖: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
序 平民学者于建嵘 郝庆军
第一辑 我的农民兄弟
这个社会很少有把农民工当成孩子看待的，起码没有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在我看来，农民工不是谁家的孩子，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区出卖自己的劳动，他们也应有权利在任何地区享受他们的劳动创造。没有这种认识，要很好地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简直没有多少可能性。
我的农民兄弟
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
学者和庸医及农民的鲜血
农民致富中的政府责任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需要新思维——对话芮捷锐
哈佛演讲：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
第二辑 有一种抽象愤怒
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的江湖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的“不抱怨运动”。
有一种抽象愤怒
给非正规就业空间
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
如此花钱买不来真正的稳定
警惕“创新”的“纪委股东”
谁在教城管“打人不见血”
耶鲁演讲：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伯克利演讲：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
复旦演讲：中国民众为何抱怨？
香港大学演讲：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
第三辑 底层政治与社会变迁
我们对政治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们也不能停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
30年来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变迁
30年来中国学者的突围与抗争
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底层政治与社会变迁——对话斯科特
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对话裴宜理
政治发展：东亚经验与中国特色——对话毛里和子
人民大学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
第四辑 美丽山水是悲伤
今天的中国社会，表面上很美好，GDP增长的数字很振奋人心，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很先进，奥运会、世博会很提气长脸，充实的国库让政府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很骄傲。可是在角落里，站立的却是或茫然或惶恐或自我麻醉、心灵无处安放的人们。背后更是无数个普通中国人的艰难生活和伤痛故事。
父亲是个流氓（小说）
附一 刘方喜 ：真实的父亲，会安息吗？
附二 周泉：食色的革命
父亲的江湖
喊冤的母亲，您还好吗？
附 吴祚来：始于父亲，终于母亲
总统先生，美丽山水是悲伤
东书房记事：国事、家事和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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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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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
让农民工不再漂移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社会对农民工处境给予了高度关切。人们从金融危机中大量农民工失业这一社会现象发现，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城市问题，而且是一个农村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而这一切又都与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是漂移在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弱势群体有关。
这首先在于，农民工劳动在异乡，但根还在生养他们的乡村。“农民工”这个词语最为准确的揭示了这一社会群体的特征：农民的身份，工人的职业，是一个处于城乡二元社会夹缝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就像一群候鸟，每年春节后从乡村飞向城市，又赶在来年的春节前飞回家乡，大规模的、周期性的往返迂徙，形成中国独有的“春运”难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障碍，他们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虽然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青春、血汗甚至生命，但要想真正留在城市，摆脱“城市过客”的命运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由于融入不了城市，农民工群体绝大部分并不放弃自己在农村拥有的土地、房产等权利，这也成为他们规避生存风险的最根本的渠道：再者，农民工的亲属、朋友关系大部分都在农村，这一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群体最为信赖的安全保障和精神归宿，城市里有风吹革动或者春节时期，他们大多千方百计的不计成本地回到农村的“家园”，即使一家数口人都在城市打工。另外，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是乡村选举、计划生育等工作中他们并不能摆脱家多政府的管理。可见，作为一个“漂移”在城乡社会间的群体，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经济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控制都扎根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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