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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ller） ★ 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乏力？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哪里？脆弱的创新体制、焦躁的民众情绪、激进的投资策略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渐渐失去了增长的动力。这本书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本书，它找到了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 ★ 此书提出了民富才能国强，公众的创新才能带来国家的繁荣，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 此书解决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社会如何繁荣？经济如何增长？就业如何实现？首次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记住，这种原动力不是科技，也不是发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增长全球权威研究专家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倾力打造。此书将作为2013年最重要的经济读物在全球上市。 ★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教授、新华都商学院执行院长何志毅教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教授、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共同推荐。 內容簡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全球权威学者 数十年磨一剑，中英文同步出版 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 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经济繁荣能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是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费尔普斯认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他认为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本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大繁荣》对任何关心经济增长源泉和社会发展未来的读者都是必读之选。 關於作者：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他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费尔普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5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目錄： 推荐序一IX 推荐序二XI 推荐序三XV 中文版序XVII 前言XXI 概论 现代经济的诞生? 第一部分 活力与体验 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 创新、活力与增长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社会制度 第二章 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并非完美的玫瑰园 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另一个世界：工作和职业的改造 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小结 第四章 经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 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 经济文化：差异和改变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第一部分小结 第二部分 鲜花与荆棘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诱惑 现代社会中的不满 社会主义的理想 理想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建成吗？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20世纪早期的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新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的阴暗面 第七章 新社会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创新的贫乏 第八章 各国的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 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 第三部分 衰败与重生 第九章 衰败的里程碑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第十章 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衰落之源 第二次转型 第十一章 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定义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义概念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对“美好经济”的启示 第十二章 美好与正义 现代经济中的正义 多重人性中的正义 看似正义的解放体制 小结 结语 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大事记 现代主义与现代性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第九章 衰败的里程碑 　与19~20世纪大多数时期成就辉煌的现代经济相比，今天的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从经济表现的几个核心维度（工作满意度、失业率和相对生产率）上能清楚地反映出来。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三方面都出现恶化，只有工作满意度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期有过短暂的回升。其他西方国家也或早或晚出现了类似的恶化趋势：德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和法国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也逐渐显现出增长乏力，这些严重缺乏自主创新的国家便再也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维持繁荣。 　美国经济的长期恶化一开始显得很神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由于大量女性和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失业率有所上升，工资有所下降。但人口结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显然是暂时现象，经济的持续恶化表明其构造板块正在发生变化——一种系统的、本质的变化。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严重减速才充分显露出来，但实际上这种趋势早在若干年前就已出现，只是被繁荣的就业市场掩盖了。1962年秋天，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了“让美国再度前进”的口号。讽刺的是，现有数据表明，明显的生产率减速正是在1964年左右开始显现，之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恶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93年之前，美国的生产率增速都非常低，进入互联网繁荣时期后有显著回升，此后又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蜗牛速度。 　剖析生产率减速有助于我们看清真相。生产率有两种类型，人们较熟悉的一种是产值与工作量的关系，被称为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如图9–1所示。在1972年之前的几十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维持在每年2.33%的均值附近，但1972年之后，均值下降到1.57%。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的工作小时数的迅速增加导致劳动报酬递减。然而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本平均产出的增速下降得更快，这就很难归咎于劳动投入的增加。我们还可以把这两个要素的生产率进行综合，观察全要素生产率或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变化（这个概念在第七章已介绍过，相当于单位资本和劳动的组合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参见图9–2：1972年之前约为2.26%，此后约为1.17%。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减速更严重。如图9–1和图9–2所示，在互联网繁荣时期生产率出现了加速，趋势逆转，但泡沫破灭之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更为严重。 　1973年，当生产率增速下降已非常明显（并将继续恶化）时，失业率开始大幅上升，从1968~1969年多数月份3.4%的低谷，提升到1975年5月9.0%的高点。1972~1981年平均失业率为6.6%，而此前20年的平均值仅为4.6%，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值为4.95%。1973年后的城市骚乱尤其严重，石油价格在1973年和1979年的急剧提高更是火上浇油，不过这种效应是暂时的（特别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在1973年之后的30年里，平均失业率为6.3%，其中1982~1991年为7.0%、1992~2001年为5.4%、2002~2011年为6.5%。欧洲国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失业率上升。在所有西方国家，生产率增长减速带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已成为整个时代的标志。 　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失业率提高之间是因果关系吗？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某些依然基本保持现代性质，某些已不再是现代经济）约20年的观察表明，生产率增长减速与失业存在系统性的联系。经合组织职业研究的结果显示：英国的失业率一开始比美国还低，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超过美国，法国的失业率也在80年代超过美国，德国则于9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与之相对应的是，生产率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的依次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因此，生产率增长减速会规律性地带来更多失业，胡恩（Hoon）和我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阐释了这个现象。其实很多记者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他们甚至开始用“增长”作为高就业的同义词，直到2010~2011年的“无就业复苏”才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洲增速放缓的原因与美国不同，但增长率同失业率的直接联系依然很紧密。当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生产率迅速增长但就业不振的现象，即“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提醒过我们，创新活跃会造成某些摩擦性失业。不过，大规模失业似乎难以归咎于快速的生产率增长，应该是其他货币和非货币因素推高了失业率。如果当时没有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没有人修建跨越全国的电缆，美国的失业情况可能更严重。 　就业与创新率之间有三种机制联系。第一种是直接作用，企业如果感到来自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威胁降低，常常会提高价格、减少雇员数量。 　第二种是企业的雇佣人数和自身创新前景的关系。如果企业认为自己的生产率增速会放缓，那么对新增雇员的产值期望就会降低，此时，生产率下降的作用就和利率上升一样，将导致企业减少雇佣人数。 　第三种机制通过工资和财富的关系发挥作用。最简化的理论模型是，某个经济体的产出完全是由劳动创造，不存在任何物质资本，这个社会的资本都被企业用来把新员工培训成技术熟练的员工，正如胡恩和我的论文中假设的那样。此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提高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资，从而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在长期一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技术突然得到改进，人均产出突然增加，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工资可能上涨，就业率会在一段时间内提高，但增幅究竟多大呢？工资与财富（家庭的财产价值）的相对比值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随着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的储蓄也会相应增加，财富会不断增长。家庭财富的增加会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因为员工所要求的工资会提高，从而压低就业量，推高工资水平。然而，只要财富增速还没赶上工资增速，财富的增幅就不足以使就业量绝对下降。如果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速持续提高，财富的增长将永远赶不上工资的提高。在这个阶段，财富虽然也在增加，但相对于工资却在减少。只有当工资财富比足够高之后，财富的增速才能最终赶上工资，这个阶段才能宣告结束。 　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增速下降会对就业和失业产生两种不良影响。首先，生产率增速下降时，储蓄并不会停止增长，因此财富增长在初期不会减速。其结果是工资财富比在1968年达到“二战”后的新高（0.38）后，20世纪70年代出现下跌，1980年降至0.32，1990年为0.29。很多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要求更好的待遇，否则就更换工作甚至不再工作。财富工资比的膨胀也促使消费与收入的比例提高：消费占国内产出的比例从1970年的62%提高到2001年的69%（见图10–2a和图10–2b）。其次，预期利润率增速降低使经营性资产（包括员工和顾客）的价值随之降低，股票价格在1968年狂跌，企业业绩不佳导致预期更加悲观，股价直到1974年才恢复平稳，由此也导致就业率下降。消费品行业的员工发现，他们在雇主心目中和经营性资产一样贬值了，他们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原有的岗位。然而，许多员工考虑到实际家庭财富仍在增加或者没有显著减少，因此不愿意接受降低实际工资的现状。与此类似，资本品行业的员工也发现其产出的市场价值下跌，如果要保住饭碗，只能降低实际工资。在相对财富减少时，通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逐步复苏，但工资和就业水平要想从这一结构性调整中完全复苏是没什么指望的。美国企业的股票价格最终在1992年恢复到了1968年的水平，但是到1992年需要用于生产增量资本的劳动机会却增加了，也就是说，用于资本品生产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更大了，而且员工们在1992年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1968年，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把他们留住。 　这些是否意味着“储蓄是件坏事”？当然不是。储蓄行为是支持投资和创新项目的必需品，现有的资本存量和来之不易的知识积累都是储蓄的“丰功伟绩”。然而，财富也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和工作意愿，从而增加新投资等创新活动的难度。通常来说，储蓄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可以使产出的增幅超越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但是当创新陷入枯竭时，储蓄能带来的生产率增幅越来越小，经济活动的产出就会低于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因此，衰退和相关问题的根源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而普遍的增长减速，而这种减速只能归咎于自主创新的萎缩，因为草根创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创新的主要源泉。 　创新减弱的另一个影响是创新带来的包容性影响的逆转。当某个地区开始繁荣时，边缘位置的工人和资产能获得最大收益，甚至从零收益转向正收益。与之类似，衰退给社会边缘群体造成的伤害最大（按比例衡量），而非强势群体或富裕群体。这种现象将成为下文的重要话题。 　总之，各种投资活动（对新设备、新员工等）及其支持的创新是维持高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政策反应（及其失败）是后续的重大历史事件。到20世纪80年代，生产率增速仍然低迷，看不到任何重现快速发展的迹象。产业界人士不再指望生产率能像以前那样，今天的员工也不指望成为将来的超级雇员。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知道，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抑制下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努力，但没人知道究竟该移动哪座大山。不过，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能够缓解问题的措施：抑制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向受打击更严重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1981年，热衷于供给经济学药方的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希望普遍下调所得税税率，以此增强人们参与劳动、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从而增加就业。他还建议对企业的投资费用进行税收抵扣，厂房设备的投资增加虽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不过，当时的美国国会对财政责任的要求并没有21世纪前10年那么宽松，肯尼迪当年的减税法案是在他遇刺后才在充满哀悼情绪的国会会议上通过。非常相似的是，里根也是在遭受枪击事件后，其减税法案才最终通过。但政府同时也填补了一些逃税漏洞，希望尽可能弥补税率降低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实现所谓的税收中性。但随着里根减税政策的推出，美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提高，1982年达到10.4%的顶峰，直到1989年年底才回落至5.4%。 　1989年，对供给经济学（曾称其为“巫术经济学”）心存疑虑的新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却希望维持财政赤字。然而在1990年，民主党人拒绝削减政府支出，国会表决通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增税法案，由总统签字生效。这导致美国失业率在当年年中开始提高，1992年达到7.5%，1994年回落到6.1%。当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府的想法又改变了。克林顿的顾问们认为，财政盈余在未来数年内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将多于其破坏的就业机会。不管怎样，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互联网革命和互联网泡沫。当2001年失业率再度飙升时，新当选的小布什总统再度求助于供给经济学理论，在2002年推出了所得税削减法案，随后在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扩大福利，最后还出台了鼓吹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措施。然而这一繁荣未能长期持续，失业率飙升到更高的水平。另外在这段时期，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开始参与经济活动，这使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58%~60%提高到80年代的60%~63%，再提高到90年代的近64%，这也表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依然非常有效。 　显然，即使在公共债务水平较低的初期，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政策和供给经济学的刺激劳动供给政策都未能逆转生产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趋势。这并不是说所有政策都毫无价值，而是强调这些行动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而没有可持续的效果，而且即使能取得收益，也不足以弥补成本。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又出现了另一种退步，而且持续恶化到90年代早期：经济包容性的下降。这里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势群体的相对失业率和相对工资等指标。长期观察得到的一个常识是，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大约是其他群体的2倍，其相对失业率的上升在这个时期并不明显，然而，低端劳动力与中等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最低的10%的工人的工资与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工资水平）的比例。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20世纪40年代，低收入者相对于中位数收入者的状况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资水平提高的美好时代于20世纪最后25年宣告终结，全职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与中位数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扩大了9%，到80年代又扩大了10%， 90年代依然以同样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才稳定下来。其结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对工资到90年代中期约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 　由于工资差距是从70年代后期（增长率下降几年之后）开始显著增大，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怀疑生产率增长减速是工资差距拉大的原因。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还存在疑问。本书用很多篇幅指出，创新活动可以推高对资本品的价值评估，从而把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推向更高的轨道，另外还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因为产品开发、推广和评价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然而这里要讨论的是低收入者相对于中等收入者的工资水平，答案可能与高技术产业体系的出现有关，因为通信技术提高了大多数商业创新对技能的要求。史蒂夫?乔布斯必须对相关技术有所了解，才能判断哪些新产品是可行的。新出现的高技术体系对负责其运转的员工也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简而言之，快速创新是问题的根源。然而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数据表明，从整体经济来看，创新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只在1996~2007年稍有回升。假如创新活动恢复到当年的高水平，那会造成怎样的就业悲剧！因此，更符合实际的假设是，参与和采用创新的企业往往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当创新停滞时，其价格也不再下降，这会给弱势群体和大多数工人群体造成较大的损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积极采取措施，试图扭转或控制差距的扩大。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具有预言性地出现在70年代初，他认为经济正义的概念要求政府用补贴或者其他手段进行干预，尽可能提高最低工资率。几年之后，众议院的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领头并通过了1975年的《所得税抵扣法案》。该法案规定某个年度的低收入者将获得未来的税收抵扣，700美元可能变成1 000美元。这个措施恰逢其时，因为最低收入者的工资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下滑，并延续到90年代早期。1985年的里根减税法案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正，比之前更加照顾有未成年子女的工作家庭，其性质由此变得更类似于儿童抚养补贴，而非工作补贴。但不管怎样，这方面的年度支出从未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 　这些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增加收入从而鼓励人们通过继续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斯密所说的“自助”，而是向低收入者提供经济帮助，不管他们是否参加工作。来自税收抵扣的微薄收入远远比不上低收入者从其他补贴项目中获得的好处，包括食品券、医疗补助计划、低收入者住房项目、未成年子女的母亲补助、残疾人福利以及其他较小的项目。与低收入者所能得到的工资相比，从这些项目中获得的收入加起来更可观。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社会性转移支付”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7.26%提高到1970年的10.21%，并于70年代飙升到15.03%，几乎与英国的水平相当，然后在8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21.36%，远远超过英国。随着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延续，社会福利依然呈现扩大趋势。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表明，获得某种形式的政府福利的家庭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1983年的29%，直线提高到2011年的48%。当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增长停滞时，非工作性质的收入大幅增加： 　最底层的10%的群体在1990年的收入仅为150亿美元，人均约1 200美元，而整体经济中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当年约为2.5万美元……这点儿收入（1 200美元）怎么维持生计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大规模的福利支出，尤其是（但不限于）在岗员工和潜在员工有资格获得的福利……当年，针对在职员工的各项福利，如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住房福利和补充收入保障计划的总公共支出高达1 500亿美元。从现有的补助项目中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最底层的10%的群体的工资收入。我们这里有一个对其依赖度的测算：他们的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现金和实物收入）中只占一小部分。然而，取消福利制度并不会增强他们的独立性……他们还是会依赖，只不过依赖对象会转移到亲属和慈善机构。 　这样一来，工作被严重贬值。愿意从事全职工作乃至任何一种工作的低收入者越来越少。 　政策制定者在最近几十年采取了另一种应对措施，即对收入最低的40%的群体（几乎是总人口的一半）接近于取消税收。选择工作的人（多数是工资较高的人）面临的税率也几乎低于西方其他国家：非常名不副实的所得税、零住房税收以及零联邦增值税等。于是，美国政府为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负担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使人们的税后工资、财富和消费基本上保持在相对收入没有下降的水平。然而，这些政策对于鼓励低收入者重新融入社会、增强他们因为贡献而获得收入的自立精神毫无裨益。以前，美国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口虽然不能为政府提供税收，也不能影响政府，但至少还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如今他们没有自己的事业，对政府事务有了发言权却依然不负担任何成本。 　面对各种问题，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只有表面作用，美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此外，即使税收抵扣、社会福利支出和减税能够持续有效地把失业和工资差距缩小到以前的水平，还是会有问题。如果创新萎缩继续拖累经济发展，经济生活的满意度也很可能下降。从本质上讲，政策措施无法解决经济生活的结构问题和体验的退步。 　此外还有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损失和工作安全问题。在增长率增速放缓时，工作满意度的确出现了显著下降。从理论上说，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速度大为减慢，尤其是本土的草根创新带来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我们可以推论，在产业界从事工作的收益将很快下降，因此，工作满意度趋势的数据可用于检测经济发展形势的严重恶化。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涉及工作满意度问题的多次家庭调查中，虽然某些调查显示70年代早期以来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下降，但总体而言，工作满意度呈显著下降趋势。例如，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一份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你是否很享受工作，把工作推到一边时感觉很难熬？”对这个问题做肯定答复者在1955年占51%，1988年为33%，2001年只有23%。吉孚富凯罗普顾问公司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休闲的目的是给工作充电还是纯粹娱乐？”回答工作最重要的比例在1975年为48%，1985年为46%，1995年为37%，2000年只有34%。最后，盖洛普咨询公司在调查中问道：“对你从事的工作或岗位是否满意？”回答“满意”的人的比例在1966年平均为86%， 1973年为77%，1984年为70%，1995年为73%，到2001年仅为70%。 　布兰弗罗和奥斯瓦尔德对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工作满意度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一时期出现了“幅度较小但系统性的”下降趋势。作为工作满意度研究方面的权威经济学家，他们还指出这个结果，因为在最近几十年中，工作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在不断改善。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这个趋势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 　或许有人会问，工作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是表明工作士气出现了问题，还是说由于生产率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导致员工和雇主的地位发生变化？毕竟，美国的失业率曾经在1982年11~12月达到10.8%的高点，那正是对抗通货膨胀过程中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即便我们把研究范围缩小到失业率较低、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相近的年份（但这样的年景也越来越罕见），仍然可以看到工作满意度的显著下降。 　工作满意度下降的现象并不限于美国。源自内部的自主创新曾经是西欧国家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源泉，但这种创新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停滞，到50年代已彻底消失，只是依靠从海外（主要是美国）引进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弥补这个缺陷，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引进一直占主流地位，给劳动者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满意度。然而，随着美国的生产率在70年代的减速，到80年代，欧洲国家能引进的海外创意大量减少，那里的工作满意度和就业数量开始显著下降。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推断，欧洲国家的工作满意度会在80年代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是因为其基点原本就不高。事实上，从世界价值观调查在80年代搜集的早期数据可以看出，英国的工作满意度在1980~1991年严重下滑，1991~2001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意大利在1980~1991年下滑，德国当时的下滑幅度较小。最后，欧洲国家自身的生产率增长也必然减速，意大利和法国的生产率增长分别从1997年、1998年开始急剧减速。法国的工作满意度虽然在1991~2001年略有上升，但21世纪前10年再度下降，德国则是从1984年开始就陆续减速。 　许多人认为，工作满意度的下降标志着工作稳定度的下降。不仅专注于安全保障的人可能会这样想，就连一些涉猎范围更广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一些家庭调查专家就提出：工作稳定度是工作满意度的一部分。但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你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巨大的满足感，但某些东西使你担心失去这份工作，你就会说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说你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岂不是更准确？至少有一个调查引导受访者把工作稳定度纳入工作满意度，并将其列为工作满意度三要素或四要素之一。那么，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稳定度之间是否存在统计相关性呢？如果把各种干扰因素清除，的确能看到这样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工作满意度低和工作稳定度低可能只是经济中有大量低收入岗位存在的特征。工作稳定度也不是工作满意度的充分条件：例如匈牙利人的工作稳定度很高，但工作满意度极低。不管怎样，生产率增长减速时期的历史数据并不表明工作稳定度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盖洛普咨询公司的家庭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的在岗员工对工作稳定度表示“完全满意”的比例从1989年（调查初年）的45%提高到2002年和2006年的55%（这些信息来自美国的工作满意度数据汇编，没有更早的年份）。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报告指出：感觉“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失业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从1977~1978年的91%（最早的数据）到1990~1991年和1994~1996年的89.5%；感觉“非常容易”或者“比较容易”找到报酬相当的另一份工作的人口比例从1977~1978年的59%提高到1990~1991年的60%， 1994~1996年又下滑到57%。这些数据表明，经济活力下降并没有增强不安全感。 　因此，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能够证明经济活力的丧失会导致工作不安全感增加。随着生产率增速放缓，人们会推论出熊彼特主义的“就业破坏”与“就业创造”现象同时减少，而实际数据也证实了这个推测。据估计，1989年有8%的工作岗位被破坏，这个数字1992~2002年下降到7%，2002~2007年降至6%。这个结论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工作的不稳定度在经济衰退时期通常会升高，然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工作的长期稳定都发生在某次衰退之后。即使经济衰退加剧了失业问题，在经济复苏甚至平稳期，工作岗位也不太容易被破坏，因为危机及其破坏已经过去。活力丧失、解雇浪潮等破坏虽然在经济复苏期未能逆转，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轻易再爆发。 　生产率增长减速时期的一个新现象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金融业的结构性转变。美国的重工业（耐用品制造业）就业人数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均为1 150万人，非耐用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则从720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670万人。由于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员工大多是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因此其他部门的增长无法创造足够多的新劳动力需求，也就无法弥补原需求的减少。就业的完全恢复要求总产值有更大幅度的增加。产值的增长不足以完全实现就业水平的恢复，这在今天被称为“无就业复苏”。制造业下滑在21世纪前10年加剧，当然部分源于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建筑业的繁荣很快弥补并超越了制造业的就业损失。在国内储蓄不变的情况下，从购买美国的国内产品转向购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增加了用于国内投资（建筑业）的资源总量。在储蓄减少和投资持续繁荣的情况下，外贸赤字必然扩大，出口越来越少，从中国的进口越来越多。 　最后但同样关键的一点是，在生产率减速时期，就业波动越来越大。我们已经介绍了失业率上升的趋势，但还有其他经济表现维度，包括离职及其带来的混乱感。这个时期，在30多年内就发生了5次衰退：1975年（月度失业率达到9.0%），1982年（10.8%），1992年（7.8%），2002~2003年（6.3%），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10.1%）。因此客观地说，1972年之后的经济变得更易受到衰退的影响。我们可以用骑自行车来做个类比：在不得不低速前进时，骑行者往往更容易偏离路线。创新的削弱可能是生产率和就业减速的原因。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企业考虑放弃某项创新项目，担心新产品遭遇失败，首先是害怕新产品会使自己的产品被市场淘汰，另外也很担心市场需求会因下一次衰退而变弱。 　2008~2009年的严重衰退是一个特例，这不是因为其下降幅度最大，而是因为这只是长期衰退的序幕，美国经济直到现在才勉强摆脱。相比之下，1933~1937年从“大萧条”中的复苏创造了复苏速度的纪录。低谷也往往代表着矫枉过正，而非基本面的因素，低谷之后通常会出现高速复苏。然而，前文提到的多次衰退之后的复苏期都非常规地延长了。再以骑自行车为例，我们的解释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对抗衰退的能力更强，就像快速前进的骑行者回到正轨的速度也更快。在1949年的衰退中，当美国经济回到过去的快速增长轨道时，失业率在达到7.9%的峰值（一年前为3.7%）后一年内又回落到4.2%。但在1975年的衰退中，在达到9.0%的峰值（一年前为5.1%）后，花了3年时间才回落到6.0%。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与1950~1972年的黄金时代相比，1972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要慢得多。即使在1920~1941年的高增长期，美国经济也几乎不受衰退的冲击或长期处于波动状态，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投资过剩之后遭遇了沉重的打击，而政策的失误又加剧了衰退。 　如今，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引发2008~2009年严重危机的一系列错误行动：政府试图扩大住房所有权的政策，房价会不断上涨（至少有时间卖掉）的幼稚判断造成的鲁莽行为，抵押贷款发放者的欺诈行为，大银行通过大量借款提高资本杠杆率然后把抵押贷款做成资产包卖给海外银行（打包和分销）的做法等。 　然而，我们所分析的这一时期的多次衰退（包括1975年和2008~2009年的衰退）却显示，许多家庭靠大幅减少储蓄维持收入水平，整个国家通过向海外大量借款维持财富规模，政府通过大量借款和各种刺激投资、产出和就业的措施维持其财政收入，而这些做法最终被事实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其效果令人失望。总体来说，人们顽固地否认生产率下滑时代已经到来，拒绝对未来可以承受的国内消费水平进行冷静判断。这必然导致一个病态的社会，政治领袖在选民面前不敢讲出真相。大减速之后并不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讲，生产率增长减速会使社会陷入狂躁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过度投机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它更有可能使整个社会跌入衰落和瘫痪的深渊。但不管怎样，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减速的原因并积极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第十章 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在某个讲述美国衰落的故事中，“二战”后的几十年曾经是黄金时代。联邦政府为劳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各州政府则提供失业补贴。这些保障了员工和消费者的安全，并防止人们的储蓄受银行倒闭的牵连，保护其投资免遭欺诈。各类大型企业给员工提供事实上的终身岗位，使他们自愿保持忠诚。工会为反对裁员和争取工龄权利而斗争。除广泛的经济保障外，失业率较低且平稳，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接下来，故事中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企业脱掉了可贵的父爱主义外衣，成为高效的管理资本主义的典型：把股东利益置于员工利益之上，为推高股票价格不择手段。业绩不佳的经理人成为公司并购和私人股权收购的猎物，只有大幅裁员才能保住剩下的岗位。被这种新精神俘获的政府通过削减税收激励企业，如果政府收入减少，则会削减社会项目支出。工会被私营企业排挤。结果是，失业率上升，员工安全感降低，企业感觉不确定性增强，投资人找不到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 　这个为获得效率而牺牲稳定性的故事的寓意是，重返“二战”后的社团主义道路对美国是有利的。某些认同该故事的人对其含义有不同的解读，认为黄金时代建立的各种保障项目只有在美国经济运转良好时才是可持续的： 　在左翼阵营，一直以来的看法是……20世纪中期的模式是可持续的，贪婪的私人股权“秃鹫”可以被控制，当欧洲成为废墟、半个地球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时，仍然能在美国有效运转的体制到了全球化时代同样能发挥作用。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即便重建了社团主义—共产主义模式，也不能摆脱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造成的工资水平停滞状况，这些因素包括国际竞争、国内人口结构、就业的社会福利缴费等，更不用说创新萎缩了。 　这种民粹主义的叙述存在根本缺陷。首先，“二战”后那段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其增长率远不及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失业率和劳动就业率与20世纪20年代乃至更早期相比也并不突出。50年代的工作场所的杂乱无序也成为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书的主题。其次，虽然全球化造成了间接破坏，但任何严肃的分析都能发现这些成本背后的显著收益：世界市场的比重扩大（从80年代到90年代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对美国的创新只有促进作用；中国提供的低利率的资金对创新也具有激励作用，或者说，假如美国的经济政策没有把这种激励导向投机者和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住房投资，本来是可以用以激励创新的。最后，虽然通过提高效率增加利润的动力会破坏某些工作岗位，或者迫使工会放弃某些权力，但削减职位有助于继续保留剩余职位，从工会控制下释放的新自由只会有利于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美国产业界“二战”后的社团主义精神保证了创新活力、创造了工作机会的观点缺乏确凿的实证根据。新保守主义重新确立了在产业界的地位、恢复了所有者的控制，导致企业界丧失了经济活力和就业创造能力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 　在关于美国衰落的另一个故事中，历史更久远但内容不同的黄金时代开始的时间要早几十年，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自由企业从公众和政府那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对应的监管措施很少且易于实施。美国的大多数税率处于较低水平，大学入学率是全球最高的，医疗产业和教育产业不时有新的私立医院和私立大学加入，它们能看到盈利的前景。即使像杜邦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也颇具创新力。随着社会偏见的减弱，少数族裔开始闯进专业领域和产业界。另外，经济增长率处于高水平，除30年代以外的失业率也较低。那是一个创业的时代。 　这个故事接下来说，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大量出现的监管规范对投资机会的限制越来越多，功能失常的公立学校和家庭环境剥夺了大批民众获得最新科技知识的机会。据说，很难找到能胜任办公室工作的人，公司雇用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打杂跑腿。对储蓄和投资的税收政策更加苛刻，小企业也不得不寻求有限责任的保护。企业缴纳公司税后只能留下65%的营业收入，再扣除15%的红利和资本收益，只剩下55%。另外，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 　保守主义者的推论是，如果回到教科书中的标准资本主义，美国就可以恢复活力：经济中需要的监管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企业税率应大幅降低，以刺激就业和增长。某些青睐资本主义的观察家质疑美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还能否做到这一点： 　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称，我们所需要的似乎只是放松监管、降低税率……然而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帮助……40%出自单亲家庭或失去社区支持的人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竞争技能……以便成为高素质的劳动力……奥巴马可能不得不选择其他政策。 　不过，经济学家或许会说，即使社会制度和“社区支持”能提供必要的技能，也还需要克服制约工资提高的市场因素，尤其是影响创新的因素。 　上述推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尽管低税收和高竞争可能是实现高就业与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但这样的经济治理规则并不是高就业率和高工作满意度所需要的经济活力的充分条件。前文已经讨论过这一观点：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工资税和雇主的工资支出会增加私人储蓄和私人财富，最终抵消工资收入提高的效应。由于这种作用，改革最终不会带来就业水平的提升。 　第三个故事版本说，由于“二战”后几十年里不再重视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在弱势群体和家庭中形成了一种功能失常的文化，从而加剧了社会问题，威胁到这个社会支持自由企业甚至维持自身的能力。这种观点不属于“左”、右任何一派。我在《有益的工作》（Rewarding Work）一书中支持对企业提供分级补贴，以鼓励它们雇用低技能工人。这种做法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工资，迅速提升社会包容度。今天，许多人赞成改善教育、抚养子女和社区支持等方面的措施，旨在大幅减少下一代弱势群体的数量。但有一点很明确，即改善弱势群体待遇的补贴和提高其素质的投资都不足以使其就业率和参与率回到衰退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原因在于，回归过去的自立、教育、抚养习惯和其他社会规范并不能大幅提高整体经济的活力，也就无法降低总体的失业率并实现快速的生产率和工资增长。 　本书对于现代经济的观点不同于以上各种流行说法。我们关注的是现代经济中核心机制的退化，这种退化必然导致经济活力显著下降，随之降低经济包容性。我们并不把问题归咎于企业面临的人力资本退化（比如学校教育年限减少）或者税率的小幅提高，而是通过证据指出，今天的少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活力被制度—文化体系中的某些缺陷削弱了，政治上的不恰当应对措施则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我们并不要求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监管，也不是更广泛地推行自由主义，或者对教育和就业进行更多的干预（先不管其中的具体措施有多么受欢迎）。我们强烈呼吁，应该从社会价值观和制度两方面清除制约经济活力的障碍，以真正复兴现代资本主义。 　衰落之源 　到底是哪些缺陷导致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力被显著削弱，从而失去自主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进步时代充满了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评，其中的一些批评催生了有效的行动，例如对垄断现象的反制。当时的反对理由是基于静态的资源配置：垄断力量可以限制产量，提高相对于成本的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如果是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由单一企业进行生产能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率，就将其改组为接受价格控制的公共事业机构。进步时代还把批评指向原始的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不应该给予工资补贴、利息收入不应该征税等。然而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试图寻找的缺陷是制约创新能力的因素，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大企业、共同基金和银行的结构性缺陷 　美国产业界和金融界的老手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严重的缺陷。某些缺陷已经扩散，过去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些企业组织办法，如今都需要从创新的立场出发重现检视。 　杰出的商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用“管理革命”这个鼓舞人心的说法描述“专业管理”的崛起，它们可以把“多重产品线”纳入由中高层经理人组成的层级管理体系。 　到20世纪中叶，这些企业雇用数百甚至数千名中高层经理人监督几十甚至几百个经营单位，员工总数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种组织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如此重要和普及的程度。 　这种新型管理方法得到了广泛赞誉，它能找到最节约成本的生产方法，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种新型管理方法本身就是杰出的创新，它改变了全世界的经营实践。此外，新兴企业的规模之大，使其可以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小型企业难以承担的创新项目。然而不利于创新的因素也随之出现：在传统的小型企业里，即使是最底层的员工，只要他们有新奇或与众不同的想法，就有机会传递到较为高层（就算不是最高层）的管理者那里。因此，企业员工会更留意自己灵光一闪的瞬间，从而更容易获得创意。但是在管理层级极其复杂的大企业里，员工看不到这样的前景。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企业所有者不进行干预以控制公司规模、改善内部沟通？原因在于，大企业（包括那些成功进军甚至开创某个产业先河的大企业在内）都容易有所有大型层级组织共有的内部交易的弊病。即便公司的首席执政官本身就是最大的股东兼董事长，情况也是如此。有关微软公司的报道就是典型案例。 　在我任职初期，我们工作组的绘图专家发明了一种在屏幕上显示文字的方法，名为超清晰显示技术……电子书已经采用了这种技术，而且该技术几乎对任何带屏幕的仪器都有价值，因此称得上是微软拥有的潜力工具。可是这种技术让微软公司的其他工作群组感受到了威胁和不快。视窗群组的工程师们虚伪地宣称，这种技术在展示某些色彩时会出现故障，办公软件产品部门的负责人则说这种技术让他头疼，便携设备部门的副总裁更直接，声称只要我把这个项目和程序员转移到他手下，他就会支持和采用该技术。最终的结果是，尽管这一技术获得了广泛赞誉和内部推广，并申请了专利，却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在视窗操作系统中推出完整的实用版本。 　内部竞争在大公司里很普遍，激励创意的竞争是明智之举，但是在竞争失去控制甚至带有破坏性时，问题也就来了。微软公司形成了一种有功能障碍的企业文化，大型既得利益集团可以猎捕那些新兴团队，蔑视他人的努力，不公平地和他人争夺资源，不断排挤对手……微软公司的未来堪忧。 　首席执政官即使同时兼任董事长（甚至本身就是公司创始人），手握强权，类似的问题依然难以避免。很多创始人并不具备管理一个复杂组织所需要的才华，或者不愿意投入必要的时间。脸谱网（Facebook）富有远见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就很明智地招募了一位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不过随着公司组织越来越复杂，就需要分权给中层经理人，麻烦也在不断产生。各种问题虽不足以完全阻碍公司创新的步伐，但肯定会拖累前进的速度。 　对大公司而言，即便最优秀的领导人也难免管理不当，如果公司控制权掌握在创始人和控股股东以外的职业经理人手里，情况可能更糟。在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后不久，就有人指出把大公司的治理交给这些人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例如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2年）一书中的评论就是非常经典的批评。股票工具可以使公司的股权持有人迅速获得资本收益，哪怕公司从事的项目在很多股东都已去世的遥远未来才能产生利润，这种做出长期承诺的妙招屡试不爽。然而，大公司经理人也由此产生了背叛股东利益的想法（当然未必都会付诸行动）：青睐那些会在他的预定任期内产生回报的项目，而放弃时间跨度更大、前景更远大的项目。为防止此类行为，给经理人制定薪酬标准的董事会明白，在股票价格上扬时可以给经理人提供奖励，某些时候还可以在股票价格下挫时收取罚金。然而经理人（尤其是有年幼子女的经理人）会要求更高的固定工资，以弥补罚金损失。此外，这些做法还会迫使经理人回避所有给自己带来风险的投资项目，特别是成本较高的长期项目。注重长期回报的精神依然很难成气候。有时，强势的大股东可以帮助解决公司治理问题，而某些与经理人同样短视的法人股东则会使问题雪上加霜。 　近年来，大公司的短视行为随着共同基金的兴起愈演愈烈——这是路易斯?洛温斯坦（Louis Lowenstein）及其儿子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的研究课题。对冲基金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较为忠实的、不经常换手的投资人，因此会高度规避股票价格有大幅下挫风险的公司。共同基金会宣告其投资的公司下个季度的盈利目标，并给公司施加相应的压力。于是，这些上市公司的经理人被迫把很多精力放在实现季度盈利目标上，而不是思考长期投资和创新战略。 　共同基金还造成了更多缺陷：它们进行极为广泛的分散投资，使财富所有者丧失了利用自己独有知识的动力，他们不再需要分析特定企业、产业和技术的情况，只需要简单地把财富委托给一家或多家基金即可。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用科学的资产组合分散投资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正如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é）发表于1993年的《股市流动性的隐含成本》（The Hidden Costs of Stock Market Liquidity）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大退步。对我们目前的议题来说最重要的是，由于共同基金对各种类型的公司保持相对稳定的投资权重，这会使发现特殊机遇的公司几乎看不到其股价的相应涨落，以至于错失投资和创新良机。此外，人们把投资决策委托给专业机构，这也会削弱他们了解公司实际情况的动力。 　最严重的是，现代经济的各种缺陷集中表现在大型投资银行内部。金融市场的许多不完善之处目前已被修补，资产流动性大大增强。于是，大型投资银行将其很大一部分资金（及金融业的大量专业人才）用于货币和政府债券的投资，而不是用来评估各公司和产业、判断新的发展方向的价值。此外，这些银行的风险水平也大幅提高。很多过去一直采用合伙制、由合伙人承担重大责任的银行如今已改组成公司制，在股票市场上市，而股东们对它们的控制力却很弱。在遇到麻烦时，股东将蒙受损失，而不再是合伙人身份的经理人却无须对任何错误的投资决策承担个人偿付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称不上“赌场银行”（casino banking），因为赌场不存在这种道德风险。讽刺的是，银行却宣称可以通过大数定律科学且精确地管理风险。 　银行的投机行为还加剧了整个经济遭遇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和严重冲击的风险。在利率较低时，银行倾向于借入短期资金、贷出长期资金，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长期利率的下降幅度没那么大，银行轻轻松松就能从中获利。虽然从概率上讲这很有利，但也容易导致“赌徒破产”的结局。如果短期利率意外回升，引起长期利率提高，使其价格相应下跌（就像长期投机泡沫之后房屋价格下跌一样），银行将在借款中遭受巨额损失。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要求投资银行必须靠长期借款进行长期贷款，因此在债券到期之前，银行还有挽回损失的机会。这种无约束的金融投机的另一种社会效应是，迫使各国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民粹主义的限制措施，这有利于已经掌握资本的既得利益者，却增加了新兴企业的融资难度，并使它们担心能否在下次危机来临之前完成项目，总之不利于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该全面禁止个人、企业和银行的任何投机行为。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商业银行（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储蓄服务的银行）受到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之前1929年的危机曾致使美国15的商业银行倒闭，前任检察官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在国会举证说，银行在过度投机中推波助澜。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业务、为顾客买卖股票债券的经纪业务，以及通过自身账户买卖股票债券的自营业务。然而到1999年，该法案被取消。随后几年，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建立或收购投资银行，通过大量短期借款提升资本杠杆率。 　人们所说的“恶性竞争”给银行业和航空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不过这个术语已不再流行。航空公司不断开辟新业务，银行不断向外发放贷款，都是考虑到企业管理费用可以分摊到越来越多的航线和资产上，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可是，当所有航空公司都大肆扩张之时，它们之间的竞争会破坏彼此的盈利机会。2005~2006年之所以出现疯狂的“打包分销”贷款浪潮，也是因为银行考虑到如果不把新资产卖掉，损失就只能自己承担。但它们没有考虑到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打算，从而导致整个产业过分膨胀。结果就是，这些产业不断爆发的危机造成了就业和利润的损失，也波及其他经济部门。 　银行业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概念，它们投入巨额资产参与赌博，而没有形成现代经济良好运转所必需的远见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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