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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奥多·冯塔纳是德语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经常被从事德语语言文学研究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德语文学研究专家作为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研究对象。但遗憾的是，国内迄今只有其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中译本，而其同样是德语文学经典的小说《施蒂娜》却迄今仍然没有中译本，大大影响了德语文学优秀作家在中国的推广与对他研究的深入。这次对其小说翻译以及相关评论文章的出版不仅可以填补德语文学翻译领域的一项空白，为国内广大不懂德语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奠定冯塔纳研究的基础，而且使他们通过评论文章准确理解原著，同时还能通过大量详尽的注释使广大普通读者准确理解原作者的意图和原文含义。概言之，小说《施蒂娜》的出版具有双重意义：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为中国读者加深对德语文学和文化的了解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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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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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娜》描写了一位出身贵族，但从未享受过父母给予的家庭温暖的普鲁士退役军官瓦尔德玛尔与底层的刺绣女工施蒂娜之间不幸的爱情悲剧。瓦尔德玛尔的叔叔老伯爵爱上了施蒂娜的姐姐宝丽娜?皮泰尔考。老伯爵出于同情资助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皮泰尔考。在女友家举办的一次晚宴聚会中，老伯爵带上侄子瓦尔德玛尔，施蒂娜同样受邀参加聚会。这是他们首次相识。后来，瓦尔德玛尔对施蒂娜产生爱慕之情。他每天下午到施蒂娜的房间，与她聊天，聊他缺乏温暖的家庭、他在部队中为普鲁士国家效力负伤以及从此到处投医治病的经历。每次从施蒂娜的房间向外眺望，都可以看到落日，象征瓦尔德玛尔悲剧性的人生走势。他把自己想打破门第观念娶施蒂娜为妻并且与她一起远赴美国的打算告诉叔叔，结果遭到叔叔的冷漠拒绝。当瓦尔德玛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施蒂娜时，她清醒地看到他们的爱情不会幸福，而且随着他想苛求完美结局而提前夭折，因为，她分析，即便远走他乡到美国生活，他们也摆脱不了门第观念对他们的爱情的束缚。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瓦尔德玛尔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表现了他的软弱性。小说以施蒂娜偷偷参加在他的家乡举行的隆重葬礼和葬礼后发高烧，由姐姐宝丽娜照顾安慰这一幕结束。整部小说笼罩着世纪末的灰暗、令人压抑的色调和氛围。冯塔纳在小说《施蒂娜》中刻画了当时并不罕见的试图自杀的人物形象，提前展现了世纪末颓废派的厌世疲惫。瓦尔德玛尔自述自己的病人心理：“我有病，而且没有幸福的和健康的人称之为分散注意力的意识。”神经精细的而且为死而感到快乐的瓦尔德玛尔似乎已经描绘了一种向托马斯?曼和世纪之交的颓废主题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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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台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堪称德语文学现实主义作家最重要、最有
影响力的代表，被誉为“批判性最强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创作对德语文学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和君特?格拉斯都影响深远。在19世纪德语文坛的意义可以与俾斯麦在政坛的意义相媲美。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以批评态度关注势态发展，遵循少说话、说真话的现实主义原则。他对现实主义的评论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凡意义。老年的冯塔纳的重要意义更充分地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冯塔纳以《混乱与迷惘》为开端，创作许多以柏林生活为题材、社会批评的时代小说，勾勒出一幅帝国时代柏林的画卷。他描绘了由没落贵族、市民阶层以及第四阶层组成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全景图。他的小说尊重事实、再现生活，他以此实践了自己提出的现代小说的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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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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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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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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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伤残者大街Invalidenstraβe是柏林西北部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冯塔纳非常喜欢选择这条大街放在其小说中，因为这条大街的地理位置独特，它象征连接各种对立。这条大街得名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1748年下令建造的“伤残者收容院”。该收容院位于北面一条横向的大街，即沙恩霍斯特大街上。这条大街也确定了伤残者公园的界限，在公园里矗立着1861年为与“阿玛宗号”轮船一起沉没的海员竖立的纪念碑。伤残者大街还连接汉堡车站、雷尔特车站和施台提纳车站，那儿有近卫军军营以及1842年至1849年按照美国宾夕法尼亚体系建造的带单人狱室的监狱。冯塔纳在1853年撰写的文章《探访柏林附近带单人狱室的监狱》Ein
Besuch im Zellengef?ngnis bei
Berlin中描写过它。在伤残者大街附近还有近卫军与炮兵部队的操练场。看上去与往常一样：有轨马车有轨马车Pferdebahnwagen是1865年建造的柏林第一条、很长时间内也是唯一的一条有轨马车，从夏洛滕堡宫通往库普弗尔沟Kupfergraben。每隔15分钟发一班车。发出铃铛响，机械工人冯塔纳在《漫游》Wanderungen、《哈维尔州》Havelland和《泰格尔》Tegel等作品中也描写过“人口最多、或许也最有趣的柏林近郊……所谓的奥拉尼堡市郊Oranienburg
Vorstadt”，它当时“由许多车站和兵营、教堂和炼铁厂组成”。冯塔纳还在回其家乡瑙伊鲁宾的途中了解这个地区。冯塔纳在1888年6月4日致信保尔?施伦泰尔Paul
Schlenther时提到过“多愁善感的语言”和“自然特性的语言”。这个地区是这两个语言特征得天独厚的地方。然而，这个地区也指明了小说男主人公瓦尔德玛尔在战争中身负重伤的命运。去吃午饭。谁要想发现点儿什么奇怪的地方，那么也只能发现，98e号房子二层的窗户——尽管还没到复活节复活节Ostern是基督教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节日，在每年的三、四月份，比如，2013年3月31日为复活星期日，4月1日为复活节星期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奇怪的地方还真被察觉了，住在斜对面的沙恩霍斯特大街拐角处的里尔申老太太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我真不知道，皮泰尔考又有什么突发奇想。可是，她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她的妹妹施蒂娜住在楼上波尔金家的小房间里，还拿着她的单独的钥匙。谁都没发觉什么，瞧着吧，她也会和她姐姐恰恰是同样的货色。天啊，你看皮泰尔考站在那儿使劲儿干活的样子！假如现在还是傍晚的话，可现在还是光天化日下的大中午，波尔基希和施瓦尔茨考本波尔基希Borsig是机械厂名字。自1837年以来，该机械厂在奥拉尼堡城门前生产；施瓦尔茨考本Schwarzkoppen工厂区与伤残者大街毗邻。的机械工人们恰好沿路走过来。真的，就好像所有男人都得朝上看她似的，这真是个罪过和耻辱。”
里尔申太太就这么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尽管她的评价不太友好，可这些评价却也不无道理，因为楼上窗台上站着一个很有姿色的、黑皮肤的女人。她梳着漂亮卖俏的、整齐的大波浪头，她把裤腿挽到膝盖处，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擦拭着一侧的窗玻璃，为了更好地支撑自己，掌握平衡，她把左胳膊放在另一个横梁上。她在干活过程中不时地停下来歇一歇，低头看下面的马路。马路上，在有轨马车轨道的另一侧，在中午炎炎烈日下，停着一个三轮的、几乎可以说是漂亮的儿童车。儿童车里坐着一个从任何迹象上看都很犟的孩子，他非常具有贵族气地穿着白色的精细网织衣服。孩子被交给一个十岁的小姑娘照看，小姑娘无论怎么哄劝那哭闹的孩子都无济于事，她无奈之下给那孩子一巴掌。可就在这一刹那，那胆敢采取这种教育方式的十岁小女孩儿胆怯地朝楼上窗户看去，真的，这一切都被人从另一侧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漂亮的黑女人马上用抹布向那个被逮住越权教育孩子的小姑娘表示威胁，因为她把“打和教育”看成完全是她自己的事。尽管离得远，她似乎接下来还破口大骂，以表达愤怒。然而，这时，一个交情不错的信使用手向上举着一封信，示意他给她带来点儿什么。她马上心领神会，从窗台跳到旁边的椅子上，然后消失在房间的背景处。一分钟后，她又回来，坐到光线好的地方，目的是更舒服地读信。可她读的内容似乎给她带来的是恼火而不是喜悦，因为，她的额头马上生气地蹙起几道皱纹，她噘着嘴，嘲讽地说：“还是那么恶心。越来越别扭。”但她并不是什么事都长时间往心上去的人，所以，她手里还拿着那封信，她把身子探出窗外很大一截，用一种并非我们都城底层人特有的沙哑声音，冲着马路方向喊道：“奥尔加！”
“到底什么事，妈妈？”
“到底什么事，妈妈！傻丫头！我叫你，你就过来，懂了吗？”
一辆安装着一个破旧的蒸汽锅炉的载重汽车正轰鸣着、颤抖着开过来，阻止了她这道命令的立即执行；还没等这辆运货车开过去，奥尔加就抓起童车的把手，横穿马路，飞奔向房子，一下子就蹿进楼道。她在这儿把孩子从童车上抱下来。她先把童车放在楼下，然后走上楼梯，来到妈妈的房间。
她妈妈这时平静下来，额头的皱纹消失了。妈妈拉着奥尔加的手，用一种过分亲密的语气说话，通常人们只有在对待最私密的事情时才拿出这种过分的亲密劲儿来：“奥尔加，那位伯伯今天又要来。他来得总不是时候。就好像他想惹我生气似的。没错，他就是这样。哎，也没有别的办法，谢天谢地，他八点钟之前不会来。你现在去万达家，告诉她，……哎，算了……你又不会点菜，点菜需要的时间太长，我
尔加。朝楼下瞥一眼正推着童车照看弟弟的女儿奥寡妇皮泰尔考正在楼上擦窗户，她不时……还是给你写张纸条吧。”她一边说着，就一边这样做了，写张纸条。她们在门口说这番话。她从房门走到一张非常考究并且因此而与这幢房子不大相称的洛可可风格洛可可Rokoko是欧洲专制主义晚期的一种艺术风格。它作为城市贵族的装饰风格在1730年左右产生于巴黎。它上承巴洛克，然后过渡到古典主义，这种古典主义在1750年左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北部信奉新教的地区发展。洛可可风格的主题是用贝壳和石子儿装饰，内饰上突出房间的明快和舒适。——译者注的写字台旁。这张写字台上放着更加令人惊讶的皮制压花公文包。这位还高挽起裤腿的女人在寻找一块儿信纸。起初她还很平静，但是，当她在红色信纸堆里找了三遍还什么都没找到时，她又气急败坏，与往常一样,她又迁怒于奥尔加：“你又把纸拿走剪娃娃了。”
“不，妈妈，没有，真的没有；我可以向你发誓。”
“哎，你就永远发誓吧。你到底是否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写字的？”
“有，我的写字本。”
奥尔加飞快地跑进隔壁房间和后屋里，然后拿着一个蓝色的笔记本回来。母亲不假思索地立即撕下最后一页。她在上面最后一行，用相当快捷的方式，用潦草的字迹起草一封信。然后，她把这封信折叠两次，再用邮票边上空余的胶水条把这封折好的信的敞开处粘上，她总是习惯于把胶水最多的邮票胶水条从邮票联上取下，她一边忙活着一边念叨着“比英国的橡皮膏要好使”，她最后嘱咐女儿：“这样吧，小奥尔加。现在，你到万达万达Wanda是人们根据一个柏林笑话起的名字。浪漫派戏剧家查哈里阿斯?维尔纳Zachrias
Werner在一个悲剧作品中描写了传说中萨尔玛滕女王的命运。他在悲剧中形成了其爱情学说。万达通过发誓而有义务仅仅属于她的人民。因此，她拒绝她的恋人，她先应他的请求杀了他，然后自己也寻了短见。万达这个人物象征迷失的恋人。家，把这封信交给她。假如她不在，你就把信交给老施里希丁。但是，你不要把信给他的妻子，也别给弗罗拉，她总偷看信，她不必什么都知道。你在回来的路上到波尔灿宁家波尔灿宁是伤残者大街上的一家甜食店。预定一块蛋糕。”
“什么样的蛋糕？”奥尔加问，她的脸顿时容光焕发。
“要甜橙的……而你马上支付蛋糕钱。等你交完钱后，你告诉他，蛋糕上不要添加任何东西，也不要加甜橙块儿，它们只不过是珍珠与宝石……现在，你就去吧，快着点儿，等你回来时，你可以到对面的玛尔扎恩店给自己买五芬妮的大麦糖豆。”
第二章
奥尔加没有迟疑，她走到后屋，去拿她红黑格子的围巾。它与她的一顶有些磨旧了的涤带礼帽构成她通常走在马路上要戴的行头。寡妇皮泰尔考自己则先把还在大哭不止的孩子放在一个装饰得很雅致的带顶盖的摇篮里，往孩子嘴里塞一个奶瓶，然后向上走两层台阶，到波尔金家，她的妹妹施蒂娜住在那个带家具的房间里。
波尔金夫妇是日子过得不错的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把所有带家具的房间都租出去，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出于纯粹的吝啬，还是把所有带家具的房间都租了出去，或者尽可能地出租，为的是让他们自己能够免费居住，或者，用波尔金太太的话说，就是“为了徒劳地身陷囹圄波尔金夫妇把其他房子出租后，自己居住环境就很拥挤，就像身居狭窄的牢房里一样，所以，波尔金太太才这样自我解嘲地说。——译者注”。根据波尔金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地毯工厂主”（然而是最低惯例的工厂主）。在有意鄙视所有补色法则的情况下，他局限于把很窄的、几乎还没有手指宽的碎布条和稻草或者灯芯草编织在一起，然后把这种编织物当成“波尔金地毯”出售。他每次谈生意时都以这句话结尾：“您看，这种波尔金地毯从来都不会用废的，假如一个地方被踩没了，或者，如果带滚动桌腿的餐桌上破了一个洞，我就会拿出几个旧布条，然后再编上一些新布条，这样，一切都准备完好了。您看，波尔金地毯就是如此。但是，假如斯密纳尔羊毛地毯斯密纳尔羊毛地毯Smyrnaer是来自东方的手编地毯的总称，也指德国和欧洲的手编地毯。破个洞，那就没有办法，上帝都帮不了。”他在说这番话时，完全把自己看成一个历史人物。
正如这段话中所体现的那样，波尔金先生喜欢哲学思考，这个特征通过他所从事的第二职业得到非常明显的强化。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在夜晚几个小时内，他还是按小时计工资的临时勤务员。由于他谨慎和灵巧，当他在伤残者大街和夏里特大街夏里特大街Charitéstraβe是通往普鲁士国王1785年建立的夏里特医院的那条路。之间这个城区出现时，他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波尔金太太在和皮泰尔考聊天时一再强调这一点：“您看，亲爱的皮泰尔考，我丈夫是个正派的、有教养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是白手起家的，所以，他最懂得，并非每个人都该被轰走。您看，他也按照这个原则行事，例如，他根本就没有把房子出租给犹豫不决、并且反复再三改主意的骚希伦夫妇。要是波尔金哪怕闪了一下腰，那我就不想活了。他在拿东西回家方面同样彬彬有礼，很有教养。他是我丈夫，而我不得不说，他具有别人并不具备的某种精细和谦逊内敛的品质。是的，我必须听任他这一点。他不止一百次地对我说过：‘艾米丽，今天我又为我的同事感到害羞来着。这当然是因为那个来自夏里特大街的扁平足家伙。他居然忸怩作态，而且丝毫不注意外表和体面，你相信吗？哎，上帝保佑。他完全厚颜无耻地走开，仿佛在说：‘是的，先生们，那儿有红葡萄酒，我把那酒带回家了。’”
波尔金夫妇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的走廊门上安着一个门铃，皮泰尔考还是敲旁边的房门（按照她们的约定），这表示，来登门造访就仅仅是出于“友谊”。不一会儿，波尔金太太就过来开门。
波尔金家这套住房只有三个房间，夫妇俩为享受一条走廊的优先权而感到高兴。可这走廊不比一张可折叠的赌桌大多少，而且，眼下它只有一个目的，即，指明引向它的三个房门，其中左侧的那道门通向丧偶的私人秘书卡尔鲍姆女士的房间，中间那扇门通向波尔金夫妇自己的房间，右侧的房门引向施蒂娜的房间。这个房间是这套住房中最好的，明亮而温馨，可以俯瞰下面的马路，而卡尔鲍姆只能借助庭院的照明灯照明；波尔金夫妇不得不借助倾斜的阁楼间的灯光，这道光就像在摄影工作室里一样，从上向下照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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