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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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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国藩的书籍，坊间多有，但对曾国藩进行详尽和全面评析的，并不多见。民国学者学风严谨，写作认真，讲究资料的广征博引，立论的客观有据，这是这本《曾国藩评传》时隔将近80年后仍熠熠闪光的原因所在。从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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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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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采用“述”为主，“述评”结合的写作手法，首先划分出曾国藩思想产生的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评述了曾国藩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治家思想、养生思想等，本书评述中肯，引用史料、典籍127种，史料丰富，论证翔实，结构严谨而不失机智、新颖，评传中尽现作者的历史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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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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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贻焜（1908～1959）字一风，湖南衡南县东阳乡（今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乡）人。193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后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毕业。先后在北平高级商科学校、湖南省立二中、衡阳成章、平智、船山、扶轮、道南和省立一师等中学任教。1943年出任衡阳县师范学校校长，1951年至1957年任衡阳铁路一中教员。在湖南大学读书时，所写《续文心雕龙》使湘中著名学者李少聃大为震惊，经李推荐，在《长沙晚报》连载。在北师大求学时，深得国学大师黎锦熙器重。1936年9月写成《曾国藩评传》，1937年由正中书局首次出版时，甚得海内外学者推崇，一时“洛阳纸贵”。1975年在台湾再版后，先后重印七次，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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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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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题 记
导 言
第一章 曾公的时代背景与家世
第一节 人物与时代
第二节 家世
第二章 曾公生平介绍
第一节 曾公生平划分
第二节 曾公之早年生活
第三节 中年生活（第一阶段）
第四节 中年生活（第二阶段）
第五节 晚年生活
第六节 个性
第三章 曾公思想的起源和转变
第一节 思想的意义及探讨方式
第二节 曾公思想之转变
第四章 曾公思想体系之建立
第一节 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 建立以“仁”“礼”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第三节 曾公思想体系范畴概述
第四节 曾公思想体系的施行
第五章 细述曾公思想（上）
第一节 哲学思想
第二节 伦理思想
第三节 教育思想
第四节 政治思想
第六章 细述曾公思想（下）
第一节 军事思想
第二节 文艺思想
第三节 治家思想
第四节 养生思想
第七章 曾公对于时人之叙论
第八章 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
结 论
附 录 李肖聃先生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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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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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志
曾公赴蜀赴赣之行，均由于外放，而外放之结果，“不过多得钱耳”。然则做官发财，果曾公之所欲耶？吾人试读曾公之《家书》，即知其不然。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公尝致弟一函云：
“予自30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家书》卷三）
曾公不但以做官发财为可耻，而且不肯轻受人惠。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曾公与弟书云：
“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后，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家书》卷三）
曾公早年，志在科名，志在文艺，此阶段中，已迥异于前。曾公尝于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弟函云：
“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名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乌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家书》卷三）
又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致弟函云：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家书》卷一）
曾公所以不志在科名，不志在文艺，盖由于崇高德行，尊重实践。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曾公致弟一函，曾剀切言之。其言曰：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家书》卷一）
曾公既以《大学》之三大纲领为读书人之分内事，故意志高远，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概，而不为小利害所动。曾公尝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家书》卷一）
曾公志存匡济，不仅见于家书，亦且形诸吟咏。曾公癸卯曾作《感春》诗数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兹录二首于后，以见一斑：
男儿读书良不恶，乃用文章自束缚。何（贞子）吴（屏南）朱（韩伯）邵（西蕙）不知羞，排日肝肾困锤凿。河西别驾酸到骨，昨者立谈三距跃。老汤（秋海）语言更支离，万兀千摇仍述作。丈夫求志动渭莘，虫鱼篆刻安足尘？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吾辈轻薄人？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丹心烂熳开瑶池，碧血淋漓染仙仗。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明。（《诗集》卷二）
曾公尝谓“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其意志亦复如是。曾公为救济贫民计，尝有置义田之志。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曾公致弟函云：
“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廿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目前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家书》卷三）
“仕宦所入”，“除供堂上甘旨外”，“稍有赢余”，“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此何等胸襟，何等器量！只知饱一己私囊，而于民生社会漠不相关者，其视此为何如耶？
曾公此时，亦尝有志著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寄弟一函，曾述其事。其言曰：
“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古人作《大学衍义》《衍义补》，乃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而随便引书以证明之，非翻书而遍抄之也，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家书》卷一）
7. 嗜好
曾公早年，爱购书籍，此时亦复如是。公尝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致弟函云：“我仕官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平生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
平生嗜好，惟在书籍，既爱购买，自喜阅读。曾公尝云：“余近来事极繁，然无日不看书。”即其明证。
8. 习惯
曾公早年求学，颇有无恒之病。夷考厥因，似由年年应付考试之故。自入词垣以后，生活较为安定，为学已有一定之课程，故无恒之病，渐渐减少。曾公尝致弟函云：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见前）
又云：
“余他无可取，惟近来日日有恒，可为诸弟倡率。”（《家书》卷二）
其习惯养成之历程，约略可见。曾公此时，不但养成良好之习惯，抑且废除恶习。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公致弟函云：“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即其实例。
美国大心理学家詹姆斯尝谓：“人生不过习惯一束。”并谓：“教育目的，即在有用习惯之养成。”曾公立志自新，迁善改过，不遗余力，卒能养成善良之习惯，其自我教育之目的，洵可谓达到矣。
10. 精神
西谚有云：“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曾公此时之身体，吾人既知其大概，其精神若何，自不言而喻矣。其最值吾人注意者，即曾公患病，苟非甚剧，犹能不废诗书，其好学不倦之精神，有足多者。至于为学有恒，鲜有间绝。希志先哲，力自振拔；要由精神振作，有以致之。故在此阶段中，就曾公之精神而言，固亦有颓废之时，然要以奋发之时为多。兹试录《日记》数条于后，以见一斑。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无使牛羊又从而牧之；如爇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用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庚子十月）
“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辛丑十月）
“座右为联语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辛亥七月）
“除却进德修业，乃是一无所恃，所谓把截四路头也！若不日日向上，则人非鬼责，身败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至于运用精神之道，曾公此时亦尝云及。如云：
“精神要常令有余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二、曾公思想转变的五个时期
曾公思想之渊源，前已述及，就其思想演进之历史观之，犹有转变之痕迹，且与时间空间至有关系，此事前人业已述其大概。如《水窗春呓》云：
“文正一生有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又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余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文正尝言：‘吾学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其中所述，除习字一项属于技术与思想之关系较小外，余均与思想至有关系。至最能表现思想受时空之影响，则莫如“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
曾公思想演进之情形，于公之生活中，已大致述及。兹为研究便利计，特分为五期，摘要述之。
1. 第一期
曾公自五岁受学于庭，直至25岁入京会试，其所习者大抵为五经四书时文帖括之属。自乙未至京以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此应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一期。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家书》卷一）
“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售，京师读书，研经穷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年谱》卷一）
2. 第二期
自庚子入京以后，公尝从唐镜海先生问为学之方，并得一二良友，互相切磋，乃从事经世之学与义理之学，较之日前仅有志学诗古文，固已不同。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二期。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家书》卷一）
“七月，善化唐公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从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分门记录。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助，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年谱》卷一）
“公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序仁和、邵公懿展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厉。”（《年谱》卷一）
“公官至卿式，名望渐崇，而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巨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修身、齐家、治国为三门，其目三十有二。”（《年谱》卷一）
3. 第三期
自壬子出都，奉命办团，目睹当时因循苟且之风气，驯致世乱日亟，公用法颇尚严厉，不拘拘于儒家德治之说，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三期。
“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蜂起？”（《书札》卷二）
“吾乡疮痍之后，惟芟除土匪为第一要务。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籍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卷同上）
4. 第四期
自丁巳（咸丰七年）奉讳家居，深悟日前之非，戊午再出，意存趋时，且厌闻高深之理论，力从平实上用功。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四期。
“国藩此次在外，无不答之信，无不批之禀，官场庆吊，酌量送礼，观戚本家，亦少为点缀，余悉率往常规模不变。”（《书札》卷七）
“往岁志在讨贼，尚尔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书札》卷八）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书札》卷十四）
“凡道理不宜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书札》卷十六）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40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家书》卷十）
5. 第五期
至于晚年，以事多拂逆，物议沸腾，中怀不免郁抑，且觉有所兴作，易获咎戾。于老、庄之旨，颇多默契。惟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墨为归依。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五期。
“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日记》——戊辰十二月）
“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之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者。但求不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家书》卷十）
“初三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言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年谱》卷十二）
曾公思想之转变，就其大体言之，约如上述。如详为探讨，则曾公之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批评、军事学识，均有转变之遗迹。兹为节省篇幅，免除重复计，容后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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