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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第一部以大战略视野深刻解析1870-1895年大清内政外交的华语著作
积十余年之力，爬梳多国史料，告诉你历史教科书上写不出来的细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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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李鸿章时代》一书从1870年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各发生的一件大事讲起。在大清国，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在欧洲则爆发了普法战争。1895年，太平洋的两岸同样各发生一件大事。在西岸，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李鸿章被撤销直隶总督一职；在东岸，美国的GDP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从1870年到1895年的26年，是李鸿章主政北洋，“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26年，也是全球权力格局巨变的26年，更是晚清错失战略机遇、加速进入下行曲线的26年。其间之内政外交，无论是成是败，为是为非，李鸿章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因而，这26年也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李鸿章时代。
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给出的答案：“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也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本书广泛搜集中、日、法等多国史料，以19世纪后期的国际格局巨变为背景，以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三大事件为波峰，穿插李鸿章主持的内部变革，强调从大历史与大战略的双重视角，全新解读这段似乎国人已经非常熟悉，其实依然非常陌生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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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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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某公立省重点高中历史教师三年，因痛感于基层教学之缺乏人文精神和创新理念而辞职，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著书立说，并致力于传统史学复兴。现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战略学，战争史，儒学，中国传统史学。著有《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数年来在《世界军事》战略纵论专栏、《航空档案》、《现代舰船》、《战场文集》、《百家讲坛》、《信报》（香港）、《成报》（香港）、《国学新视野》（香港）、《历史月刊》（台湾）等期刊发表战略、历史、传统文化类文章近百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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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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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七十年不遇之洪灾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七十年不遇之洪灾
曾老师的李学生
李总督的奋起一搏
李合肥的幸与不幸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第一章 一万年来谁著史
蒸汽动力与陆海权兴衰
蒸汽动力的陆权化
李斯特的战略规划
德式教育体系与新工业的发展
震撼全球的军事革命
陆权的复兴
第二章 宿命般的对日外交
睦邻建交暗藏玄机
曾老师与李学生的对策
中日外交马拉松
东洋磨刀忙
琉球小国一女二嫁
离奇的牡丹社事件
第三章 台湾上空波谲云诡
急先锋登场
美国大使加剧中日冲突
“美国张松”献地图
洋高参谋划偷袭台湾
多重使命的使节团
被曲解的非正式晤谈
万里激波暂未鸣
缓急之争与十月政变
第四章 四十寿诞下的粉饰太平
风云激变
覆水终难收
责难背后的真相
总署的麻木与李鸿章的觉醒
自掘坟墓的日本远征军
外交争锋暗设陷阱
百年之惑
第五章 大清国的变与不变
李中堂呼吁教改
马嘉理事件
七万里之行
伊犁危机
吞并琉球：日本的第三次落井下石
第六章 李中堂的改革
扣住时代的命脉
电报易建
铁路难行
第七章 越南出了个刘永福
风虎云龙亦偶然
法兰西染指中南半岛
失尊严于欧洲，求补偿于海外
目 录
一战纸桥：一千对二十的伏击
守在四夷，还是引火烧身？
被误读的铁血
左右为难中的铤而走险
第八章 朝鲜问题横起风波
河内再度失守
李鸿章离岗
高丽国公媳斗法
壬午兵变：日本的第四次落井下石
转瞬即逝的和平曙光
李合肥大摆空城计
差一点，大清国也有了势力范围
消逝的和平曙光
第九章 南天惊雷：山西—北宁是怎么失守的
二战纸桥：两千对四百的再次伏击
李德谈判，彻底谈崩
天兵入越
法方策略
战场素描
双方实力对比
山西是这样失守的
李鸿章的误算
闹剧般的北宁之战
第十章 镜花水月的短暂和平
战难，和亦难
两声霹雳
变起观音桥
曾巴会谈有始无终
李鸿章运筹全局
薛高参筹防浙东
刘爵帅远赴台湾
福州问题逆向行棋
第十一章 巴黎抓起石头，却砸了双方的脚
山雨欲来
基隆之战
血染马江
纸上谈兵的“牵敌战越”
越南战场以劳待逸
错误的“胜算”
“郎甲—船头”之战
孤拔卷土重来
“淡水—基隆”之战
第十二章 镇南关：惊人的尾声
宣光之围
东南战场：封锁与反封锁
离奇的东风
汉城夜宴：日本的第五次落井下石
天朝介入
双雄初会
沉船迷案
大崩溃
宣光解围
山穷水尽
柳暗花明
联合省军
中方部署
法方部署
二战镇南关
连小说家也不敢写的谅山奇迹
连锁反应到了西线
闹剧般的终战
第十三章 十年竞争落差惊人
中法战争震荡波
东亚第一舰队成军
东洋暗礁
德国军火与德国制度
走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
全面差距的形成
外交失机，自陷危局
主动参加均势牌局的日本
降旗事件引发的中英冲突
海军竞赛日本反超
第十四章 陷入朝鲜漩涡
朝鲜半岛风云又起
图穷匕见
和战之间
外交博弈再度失分
武力援朝，自空家底
丰岛偷袭，不宣而战
高升被沉，余波不绝
第十五章 此路不通，因为不许去走
李鸿章转向持久战
日军计划
进退两难
指挥难题
最后的寂静
倭刀出鞘
日军部署
目 录
清军部署
天上掉下了馅饼
起 锚
痛失平壤
意外的海战机会
第十六章 大败局：从黄海惨胜到旅顺失守
接 触
黄海激战
出乎意料的落幕
胜负之争
国门洞开
鸭绿江失守背后的历史隐喻
失大连
丢旅顺
第十七章 有人从此到瀛洲
移师山东再占先机
荣成湾：日军登陆
威海卫：龙旗飘落
明争暗斗总无术
价值一亿两的愤青一枪
春帆楼上，城下之盟
画外余音 陆沉的古国与崛起的新大陆
一个年份，两件大事
新霸主的崛起
联俄迷梦一场空
美国之行
陆沉的新时代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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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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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1895年，是李鸿章主政北洋、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26年，是全球权力格局巨变的26年，是大清国属国琉球被吞、越南失据、朝鲜失守，台湾地区告危，主权频频染指的26年，是晚清现代化艰难转型、加速进入下行曲线的26年。李鸿章坐镇直隶，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无疑是西太后笼络的重点对象。在向李鸿章展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后，慈禧同时又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断。她决定，大力支持李鸿章的自强大业。李中堂呼吁教改
同治十三年的日本入侵台湾事件给大清国敲响了警钟。
日本，一个同样是东亚国家的蕞尔岛邦，仅仅只是进行了十年不到的维新，现在居然就敢于挑衅大清王朝，甚至图谋占领台湾。这件事情对清廷刺激很大。其直接结果就是促生海防大筹议的展开。
根据最直观的理解，这次危机被定义为一次“海防”危机。所以相关讨论也是在“海防”的题目下发起的。
虽然已有上谕决定在高层内部来一次海防大讨论。但在李鸿章看来，“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正如李鸿章写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所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于是也才有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不仅说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更本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用数千年未有之大转变应对的态度，提出了深度改革的建议。
李鸿章指出，洋枪洋炮的引进，铁甲舰的购买，新式海防要塞的构筑，都只是应急之举，而非根本之图。关键的桎梏还是在于：“人才之难得（教育有问题——笔者注），经费之难筹（经济有问题——笔者注），畛域之难化（政治体系有问题——笔者注），故习之难除（文化导向有问题——笔者注）。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其中，人才养成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所在。
在这份奏折的“附单”中，李鸿章郑重提出：“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回顾历史，“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可是国家依然严重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原因就在于普遍性的“不学”，而“下不学”又起源于“上不教”。核心障碍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高度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早在同治三年（1864
年）的春天，在和恭亲王的通信中，李鸿章就感慨大清国里文则时文小楷，武则弓马刀箭，前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后者“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长期以往，“人才何由而出”？如此下去，“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故而要进行教育改革，科举的形式不必断然废除，但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以及隐藏在内应与方法背后的对“人才”的界定，一定要改。改的方法就是在科举中增设洋务专科，再与遣派留学生，地方上设立西学机构相结合，“凡格致（物理）、测算（数学、几何学）、舆图（地理）、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的学科，都应列入。如此积以时日，20
年后当可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似乎是为了加强说服力度，激起同僚们的奋发之心，在同一天上呈的《筹议铁甲兼请遣使片》中，李鸿章又以日本为参照系，指出该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更堪忧虑的是：“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
李鸿章的发言在大清国官僚体系内迅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不过争论的焦点既不在海防也不在教改，而在于李鸿章是不是汉奸。
在那些夜郎自大又甘做井底之蛙的官员们看来，李鸿章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洋内容，这就是要“以夷变夏”，是比物质层面的卖国贼更可怕的文化汉奸。结果就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这种围攻不能影响李鸿章个人的地位，但却已经足以打消掉中央政权进行教育改革的勇气与底气。教育改革走不动，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不仅在地缘战略上揭示了日本的威胁，还在技术层面暴露了大清国的反应迟钝，既然如此，从技术革新入手，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的附单中指出的那样，“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如果能像西洋列强那样，“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无事”。可是，大清国全部没有，以这次日入侵台湾事件而言，“臣与沈葆桢协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假设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恐怕大清国的反应还是“缓不及事”。故而，仅从国防安全的寻求，就有大建电报、铁路的必要。而电报、铁路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益于经济发展。铁路的一个直接功效就在于可以更便捷地将山西的煤炭资源外运。而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风潮大起，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故而煤炭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要。同时，火车的动力来自于煤，建铁路本身需要钢铁业的大力支持，而钢铁业又对军事力量影响深远。故而修建电报、铁路线，开采煤铁矿，刺激经济发展，加强海防，改善国防环境就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一点突破，全盘皆活。就这样，李鸿章又与大清国的电报与铁路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75 年1 月9 日），53
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也即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两朝，大学士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的法理地位并不高。说白了，就是皇上的一群高等秘书。但放在明清两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框架下，皇帝的鸡毛尚能当令箭，何况秘书与秘书长？所以大学士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又是绝对的位尊权重，往往在军国大计上发挥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出任首席大学士，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此之后，李中堂不仅仍将是地方督抚的龙头，同时他更将接近大清国的权力运作核心。
就在李鸿章官运亨通的三天之后，刚刚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暴崩于养心殿，年仅19 岁。
葬礼期间，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大谈他的煤矿、铁厂、电报、铁路、海防筹备、教育改革来。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李鸿章选择的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机会。西太后刚死了儿子，哪有心思听他唠叨这些事情。可是，不要忘了，西太后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相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政治家，一个权利欲极强的女政治家。
不错，同治是他的亲儿子。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听话，个性极强的亲儿子。当这个儿子已经长大，并且亲政时，太后再想垂帘听政，那就不可能了。可现在不同了。同治的死，等于给了慈禧一个权力复活的机会。在她的努力坚持下，她妹子与醇亲王仅四岁的幼子载湉，被立为新帝（即光绪帝），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在这权力交替的重大关头，朝中重臣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至关重要。李鸿章
072
坐镇直隶，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无疑是西太后笼络的重点对象。李鸿章此时与之商讨新政推行，正是一个大好时机。果然，在向李鸿章展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后，慈禧同时又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断。她决定，大力支持李鸿章的自强大业。小皇帝死了。李鸿章的事业与官运反而都有了转机，历史就是这样奇妙。马嘉理事件
晚清历史不仅奇妙，更充满着凶险。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官运确实有了转机。但他的事业却遭遇了暗礁。
就在光绪元年（1875 年）的正月十六，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官马嘉理（时年29
岁）及四名中国随从在云南腾越厅境内“探险”被杀。仅比光绪帝登基早三四天。
杀人者一说是当地土匪，一说是山区野人，一说是当地仇外官员雇佣的杀手，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案发后地方官先是隐瞒不报，继而又坚称杀人者是当地野人，未及时进行调查取证工作。这就使大清国在外交上处于一个极被动的状态。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大肆恐吓，扬言若中方不能作出令英方满意的答复，英方就将采取“自由行动”。
到此地步，清廷也只有门牙打掉往肚里咽，一口咬定系野人所为，地方官主要负失职的责任。并希望以赔款和增开温州、北海两处通商口岸为代价，息事宁人。英方却不甘心就此了局，坚决驳回中方的开价，并直斥中方审案“如儿戏”。威妥玛道：“总署诸人如同小孩子，说来说去，总是空谈，一味说从容商办，定是一件不办。一到总署，必定吃饭，总署大臣陪坐，好象饮食就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大臣一个看一个，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亲王，恭亲王一发言，大臣便轰然响应。”
可问题无法解决。如此你来我往，争论一拖就是一年有半。其间英国公使甚至一度扬言要下旗离京，让兵舰来解决问题。直到光绪二年（1876
年）的六月八日，才又有了转机。
这一天，清廷下谕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往烟台与英使会商。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提出“以拒为迎”的谈判方针，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遍告各国使臣，力争外交解决。
本着这个方针，李鸿章在烟台将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匈）八国公使召集到一起开会，巧妙地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制衡英国，在让英国产生受挫的同时，再作出适当的让步，终于让英国知难而退，转而寻求与中方协商解决问题。
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英国签署了《中英烟台条约》，清廷除向滇案中死难的英国人付抚恤金20
万两，增开三个通商口岸外，还要另派道歉使臣于十月十八日由上海启行往英国正式致歉。
对大清国而言，这是又一个惨痛的教训。正如曾纪泽对西太后所说的那样：“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难题在于由谁作代表去英国道歉。
在当时的大清国有一个顽固的群体，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死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外不参与洋务，内不参与新政，反而专门攻击搞洋务、办新政的人与事，他们自命为清流，而将洋务—新政派称为“浊流”。他们高唱“尊王攘夷”的高调，“反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
正是这个激进而又幼稚的清流派，在晚清重大外交决策上起到了严重的干扰作用。
在这个主流风潮下，大多数人是避“洋务”犹恐不及，何况这次是去给洋鬼子道歉？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次的“道歉特使”道完歉后并不完事，而是就此做大清国的第一位常驻外国使节。后人说：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当时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住在可怕的蛮夷之国，那就是去父母之邦，就是“二鬼子”。
但必须有人去。谁去？郭嵩焘去。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的金兰之交，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可是，他要去，他的湖南老乡们却不让他去。在后者看来，郭嵩焘不顾舆论的反对，“坚持”去当道歉特使，只能用一句话解释：想当官想疯了。一夜之间，郭嵩焘成了“官迷”与“二鬼子”的代名词。而骂他最狠的，正是他的老家——湖南。
认识他的人，争相与之划清界限。不认识他的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以至出现了湖南人“耻与为伍”的局面。一副很有名的对联也就诞生在这时。上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下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里的“鬼”，特指洋鬼子。
当年在湖南省会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们，也是爱国不甘人后。自发组织了声讨大会。群情激奋中，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在郭嵩焘出资重修的唐代古刹上林禅寺中，藏有洋人！这还了得！
于是乎，众愤青振臂直前，浩浩荡荡，直杀上林禅寺。一番大搜之后，自然不可能找到什么洋人。找不到的结果就是一把大火，千年古刹，化为墟丘。但他们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有人提出建议：开除郭嵩焘的湖南省籍！而且要继续火烧郭家楼。
如果不是当地官府奉命对郭家楼进行了紧急戒严，郭家楼也难逃付诸一炬的结果。
无畏的无知者们造成的风狂雨横中，西太后发话了：“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汝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什么。”
李鸿章等洋务精英同样想方设法地替郭嵩焘排除障碍。于是也才有了后面一段“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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