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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与《世代论》互为表里，与《吾国吾民》隔代相望。
游居香港、台北、北京三个中国人的都会的陈冠中对香港婴儿潮一代人的反省、体察与建议，针针见血；像一场探险，源源不断的文化词汇和思想理念汹涌而来，严肃而幽默，复杂而深刻。
陈冠中对香港的又一次“顾左右而言他”，他精心打磨出一面被区隔于香港之外，当下大陆80后一代人的镜子。
梁文道等名家一致推荐，被认为是解读香港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陈冠中，获得2013香港书展年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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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一个港人的角度，为读者解读了“港人港事”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城市，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全方位谈香港，比如香港的社会文化史，香港回归十周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其余两部分主要聚焦于世界一些其他城市的观念，比如美国的城市等等。
陈冠中先生对香港“来自何处，往何处去”的反思和想象，在宏大繁杂的命题下，从小处和居民的福祉着眼潜藏着对香港隐忍的爱，他呼吁对香港人接受和珍惜现有历史、建筑、文化积累和社区，告诉人们这个混杂的拥挤的半唐番的城市的魅力所在，为之分析规划未来之路的理性思考。陈冠中以非凡的洞察力、坦率诚恳的态度，反省婴儿潮世代对香港的贡献和枷锁，精辟独到。游居香港、台北、北京三个中国人的都会的陈冠中对香港婴儿潮一代人的反省、体察与建议，针针见血，矛头直指自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香港人实际只是夜郎自大，香港所谓成功之道种出了现时深层矛盾的苦果。作者对于香港的描述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解读香港最好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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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冠中
香港作家,
获得2013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大学。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等发起人，现任绿色和平国际董事。1976年创办生活潮流月刊《号外》。曾在90年代中期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著有小说“香港三部曲”（《太阳膏的梦》《什么都没有发生》《金都茶餐厅》）《盛世》《裸命》，评论集《城市九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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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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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
I
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
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
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论述：香港
众妙之合：实干心态、功夫精神、创新意识
香港设计的几个主题
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
II
波希米亚北京
台北这个城市的好
街道、城市和我的五个错误想法
住在雅各布斯的城市
III
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
是荒诞又如何？
美国怎么了？
墨索里尼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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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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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
本书收录的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分文章。
从那时我开始跟内地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地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内地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双方难免有冲撞也需要不断对话和互补。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在台北生活6年——令我大开眼界的20世纪90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多年，这就成了我长达20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补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香港，得益于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群体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70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纳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我接受“混合经济”，从80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80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内地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明确地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内地后，我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个不理想的称谓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时评，但多篇文章涉及上述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内地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
香港岂是“文化沙漠”
1949年后，各省来香港的人多了，从山东威海的警察到跑单帮的台湾客，在本地广东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为瞩目。
当然，香港人所说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根据1950年上海的人口调查，上海居民只有15%是原居民，48%是江苏人，26%是浙江人，还有其他省的人，包括广东人。
广义的上海人让香港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变化。他们私下可能操各种方言，但他们的文化产品是用国语的——国语，顾名思义在民国时期已经是全国的普通话，而上海在1949年前是民国的、国族的、国语的文化生产的独大中心。
一时间国语文化在香港所占的份额大增，而在香港制造的国语电影及国语“时代曲”甚至在势头上盖过本地的粤语电影、粤语流行曲，虽然在人口数上操粤语者占绝大多数。在70年代前，台湾的书和国语电影在香港亦甚受欢迎，甚至从台湾输入的新国语歌也曾风行一时。内地普通话电影从《刘三姐》到《大闹天宫》动画到样板戏，都曾安排在左派自己的院线放映。至于左派人士及曾在培侨、香岛、汉华、劳工子弟等左派学校受教育的年轻人，大概也更会熟悉“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内地流行文艺。
就是说，1949年至70年代初，香港曾有过20多年的国语文化流行期。
1949年后第一波香港原创文化，往往也是以国语为载体的。
当时有一群高水平的文化人，统称南来文人。他们有满肚子话要说的同时，也为了谋生而变得多产，报刊评论、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以至实验小说都能看到他们的手笔。香港报章副刊具有特色的专栏——每日更新的方块短文——热闹非凡，南来文人与本地文人各领风骚。
我们从报刊出版可以看到当年的盛况。
香港左派承办了搬到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还创办了《新晚报》、《正午报》，走大众路线的《香港商报》，为统战而办的《晶报》，还有外围友军的《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等。为了吸引读者，多份左派报都设有马经版（赛马版）。
国民党也办了《香港时报》。
另外，本地的中文报章——有不少当年报头挂“中华民国”年号——还有《星岛日（晚）报》、《华侨日（晚）报》、《成报》、《红绿日报》、《新生晚报》、《真报》、《新报》、《天天日报》、《快报》等等，以及著名的《明报》、《东方日报》、《信报》。
当时还有每天出版的《娱乐新闻报》、《连环图报》、《马经报》和《情色报》。1979年，香港共有120家中文报和4家英文报。
左派还办文化刊物，如《文艺世纪》、《文艺伴侣》、《海洋文艺》、《海光文艺》、《青年乐园》、《小朋友》；另有各种图书出版社，包括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
美国政府也通过在港的美国新闻处、亚洲基金会等渠道撒美元营造软实力，刊物有《今日世界》、《亚洲画报》、《人人文学》、《祖国》、《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等；出版社有今日世界出版社、亚洲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等。
另外民间也办文化杂志，当然更多是通俗杂志——《文艺新潮》、《诗朵》、《热风》、《当代文艺》、《西点》、《伴侣》、《星岛周报》、《良友》、《青年知识》、《家庭生活》、《妇女与家庭》、《无线电世界》、《新思潮》、《好望角》、《创世纪》、《大人》、《大成》、《南国电影》、《娱乐画报》、《银色画报》、《香港影画》、《蓝皮书》、《香港青年周报》、《明报周刊》等，及《明报月刊》、《展望》、《盘古》、《万人》等中左右思想性刊物。这只数到60年代。到1979年，香港有近300种刊物。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写了一堆当年的报刊名，是想说明香港在70年代前书报刊出版业的蓬勃及其光谱之宽，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这些都是以后香港本地文化发展的资源。
这里补谈一下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上文说到鲁迅在1927年到香港演讲，共作了两场。当时在场的有一名香港教师叫刘随，本身也是诗人兼书法家，把演讲笔录下来，留存至今。54年后，即1981年，刘随写了一篇演讲回忆录，里面说到“文化沙漠”：“我们曾向鲁迅谈及香港在文坛上的荒凉现状，并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鲁迅当时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估计未免太颓唐了，他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并且还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可见“沙漠”一说，在1927年已出现，是那个时候一些本地文人提出的想法。而鲁迅虽然对香港殖民地的印象并不佳，可他在当年已对“文化沙漠”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不过，正如说香港开埠前是个荒岛、是个渔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老调子事隔多年后还是会煞有介事地被一再复述，反映出说话者对香港的认知，说这话的往往是香港人自己。
“香港人”的诞生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19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
“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1967年9月骚动期间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吗？”香港成了主体。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
因为1997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从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香港的杂种本地化
香港华人占香港人口95%以上，其中广东人又占绝大多数，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必须学会说流利粤语。除英语系的文化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香港虽然存在，却不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这个粤语族群的独大性有两个效果：第一，大部分港人对族群问题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兴趣，不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地区；第二，获大多数人认同的本地文化主体性较容易显现。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这里作个小总结，就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香港至少已并存着8个可识辨的文化系统或亚系统，是一个多文化而不是单文化的局面，也可说都是当时香港的本地文化资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
二、广东地方传统文化。
三、广东以外各省地方传统文化。
四、民国新文化，包括各种已经由中国人过滤后的现代性思想以及民国时期国民的新生活形态、新价值观和新文艺。不过在1949年后的香港，丰盛的民国新文化往往被偏颇地体会成上海都会摩登文化。
五、中央的政治文化，当时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触不多。回归后这方面的认知会加深。
六、英国殖民地文化，特别是在体制、法律、精英的心态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向英语系国家倾斜。“二战”后唯美国马首是瞻，意识形态跟随美英主流，消费和流行文化方面后来偏向法、意、德、日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南洋、南亚（包括尼泊尔）、俄罗斯等少数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变身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节点，许多精英分子成了企业管理人，并接受了里根、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加上国际化的消费及大都会生活方式，在许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识中，香港的资本主义性格、企业性格、国际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杂种的本地文化。这已超过了上述文化的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而是带着创造性毁灭的、混血的、自主创新的新品种、新传承。杂种本地化是一个以香港为主体，把上述七个系统的文化拿来糅杂的创新生产过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个文化系统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们招手。他们的文化胃口已经很混杂，只差一个可依傍的主体性文化。他们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费上要与欧美新潮同步，然后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费者，更想成为生产者，于是自己动手动脑，哪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为土法炼钢般加入了本地元素，一个杂种的本地产品就出现了，就算一时间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引起心态相近的年轻人竞相加入生产行列，强化了本地特色，持续发展下竟形成市场，并产生移风易俗的效应，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支可辨识的、有主体性的杂种本地文化系统，被称为港式、港味、港产，或直接称为香港文化。
这一波香港制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粤语。
所谓港式粤语，口语包括港腔广府方言、新的俚语流行语以及夹在粤语句法里的英语单词短语。书面语则由“旧三及第”（白话文、文言文、粤语方言）转向“新三及第”（仍带文言风的白话文为主构，加上粤语词句，偶然出现英文）。
1949年后香港在英美文化与国语文化的冲击下，粤语的文化产业一度颇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部粤语片，1972年完全停拍，1973年也只有一部《七十二家房客》是粤语的。谁知道该片成为票房冠军，粤语片一下子复活，港产片在原产地香港从此是说粤语的。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流行乐坛。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国语歌压倒了粤语歌。但到70年代，几年间港式粤语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产国语歌，并在流行程度上远超过英美流行曲。电视方面，60年代有中文电视之初，港人爱看配了粤语的美日影片，70年代初还看台湾拍的古装连续剧，但到1976年之后，中文台黄金时段大都是粤语的港产节目，特别是粤语连续剧。
8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很能说明情况。当时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编的是居港的外籍编曲家，乐手混音师是菲律宾音乐人。中文歌词的填词者固然是香港华人，但他们除部分作品纯以方言俚语入词外，更多是用较雅的“三及第”书面语填词，而歌手以华人占多数，其中不少是从唱英文歌、国语歌转到唱粤语歌的。这是典型的杂种本地产品，多方挪用混合，却有很强的主体性，成就了香港的文化身份。现在世人一般所说的香港文化，可说是这一轮杂种本地化的结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进口强势文化的消费地，但光消费是无法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文化的。一个消费城市要跨越成为创新型生产（不是加工）城市，才可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后发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就免不了一场杂种化加上本地化的过程，或叫自主创新。
香港的杂种本地化由来已久，见诸大排档奶茶和20世纪30年代的西装粤剧。1949年后，香港也是国际和国语文化的消费城市，然后才出现本地化或应该说是再度本地化的现象。因为有了婴儿潮这股本地生力大军，这次再度本地化大潮规模比以前任何阶段更大。
无可避免的是，后发大城市的再度本地化，一定是要混杂多方文化的，故称之为杂种，意思是这些新本地品种是不能还原为源头的“纯种”的。还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损，也是这个新文化品种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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