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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牟宜之的悲剧是那个荒唐时代的缩影。
这位当年发出过“历史的先声”的老人，
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知名的学者教授，亦不是如今多如牛毛的意见领袖和愤青，
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其为人，继承了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
其诗作，道出了“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
发出了“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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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牟宜之出身于乡绅人家，家学渊源，其姨父丁惟汾，既是训诂学家，亦是辛亥时期革命家，国民党元老之一。牟宜之自幼师从丁惟汾，素负报国大志，16岁即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又舍家纾难，以民国县长身份，迎接八路军115师挺进纵队进驻，顺利开辟抗日根据地，居功至伟。从军后，自115师至东北野战军，长期从事敌工和统战工作，屡建奇功。其胆识与才干，深得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嘉许器重。1949年后，牟宜之担任业务部门负责人，勤勉从公，不求闻达。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因拒绝俯首就范，遂被褫夺职务，投闲置散八年之久。后遭逢“文革”，又被发配至黑龙江边荒绝域“劳动改造”八年，饱受屈辱。1974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念及他当年功劳，批示可调回山东省退休安置，孰料遭当时山东省负责人抵制，困厄于济南，忧愤而殁。
牟宜之学养深厚，擅旧体诗，生平赋诗甚多，在“文革”中咏史言志，直刺奸佞，其锋芒、胆识为彼时所绝无仅有。牟宜之的一生，急公好义，任侠爽直，即处逆境之中，亦不坠济世拯民之志，乃中华优秀传统所化育之精魂、高风亮节之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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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清秋子，独立写作者，生于重庆，成长于长春，早年曾下乡插队八年。一生布衣，无由闻达，自承是“70年代的赎罪者”、“80年代的幸存者”、“90年代以来的零余者”。现居海南，专事写作。一手创作
“底层文学”，一手书写历史长卷，代表作：《我是老三届》、《我是北京地老鼠》、《六莲的爱情》、《明朝出了个张居正》、《中国人能做到——民国实业家卢作孚》、《寻找牟敦康》、《货币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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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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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 李锐
序二：为国纾难 为士招魂 钟沛璋
引言：潜听惊雷出笔端
1 勿忘在莒伏蒿莱
2 东林家风金石声
3 青衿学子有所思
4 少年谈笑赴锋镝
5 欲从草莽起刀兵
6 热血怎堪书斋冷
7 流星即逝亦炫目
8 永忆屐痕入樱花
9 忍将年华付蹉跎
10 万里当归重操戈
11 单骑更向虎山行
12 翩然一身入荆丛
13 乱世脱手斩豪雄
14 英雄相惜若手足
15 万民阻路为县令
16 即从虎穴下渝州
17 雾都啖饮亦豪侠
18 遂向关陕遇旧识
19 夜惊马蹄过太行
20 讨逆初识野战图
21 辕门纶巾四奇侠
22 沂蒙征战几生死
23 白玉何忍青蝇玷
24 情定沙场系灵犀
25 舌辩可抵万人敌
26 血溅白山闻战声
27 初走麦城终不悔
28 为官须有织妇心
29 中年最痛爱子丧
30 依旧任侠作京官
31 独有慧眼识鬼蜮
32 风波乍涌等闲看
33 英雄翻作槛中囚
34 岂有盛世忧饥肠
35 更作流民向边荒
36 野老无计驱顽童
37 万古穷荒有芝兰
38 弹铗只为黎民怨
39 万树蝉吟有恨声
40 凤鸣九皋天亦悲
尾声：今人何以慰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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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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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李 锐
五年前我写过《读牟宜之诗——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文，听说诗集很快售完。文中关于作者,未能作详细介绍。现在长于历史传记的作家清秋子为牟宜之作了传记，传名《国士》。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让我作序，虽然传记只是匆匆一读，但由于传记主人同自己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仍乐意为之。
何谓“国士”？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牟宜之长我8岁，1925年读中学时就加入共青团。在上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人群中，他有一种特殊的代表性，这同他的姨夫丁惟汾有很大关系。
丁惟汾与我的父亲同时代，同于1905年到日本留学时即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同时当选国会众议员。父亲在日本时，同黄兴、宋教仁、秋瑾是好朋友；辛亥革命回到湖南，就同谭延闿一起努力推行宪政；当年与平江同乡共产党的前辈方维夏、李六如也是好朋友；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后，父亲还到广东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不幸的是，1922年他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
在民初革命史上，丁惟汾很受孙中山器重，曾多次委以重任，同盟会创建之初，便被推为山东省主盟人；民国初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山东省党部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在山东起兵反袁；共谋北伐时，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的“左右之臂”；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一大上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忠实执行孙中山发起的国共合作，与李大钊等密切往来；李大钊等不幸遇难时，丁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国民党执政时期，丁历任要职，但始终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
牟宜之很幸运，有丁惟汾这样的一个好姨夫，才使他很年轻时即沐浴大革命的雨露，转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24年，为工作方便计，丁惟汾举家迁徙济南，牟宜之也就跟随到济南读书，与他同住一室的是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曾任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君羊早年丧父，被丁惟汾收养，视如己出，从小就受辛亥革命影响，思想激进，喜读进步书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牟宜之就是在这位表兄的影响下，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从而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且和党内的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共产党后，山东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牟宜之由此失去组织关系。1932年，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共日照中心县委组织日照暴动。为了搞到枪支弹药，牟宜之卖掉妻子陪嫁的30亩地，购得枪弹。暴动失败后，牟宜之被通缉，只身逃到上海，躲进姨夫家中，转而留学日本。1935年回国后，经丁惟汾和邵力子的推荐，在南京的中央政治会议任外事组专门委员。据他生前自述：“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游说各要人，力倡不要进攻西安，要和平解决，联共抗日。当蒙一班国民党元老所称许，对西安事变解决或有帮助。”不论作用大小，由于丁惟汾的关系，他在国民党中也有了不少人脉因缘，为他日后做敌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牟宜之利用在南京的关系，筹款筹枪，在山东组织抗日武装。期间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过董必武，要求解决入党问题，被告知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山东的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枪毙后，牟宜之利用姨夫的关系获得乐陵县县长一职。在这个土匪武装林立的“三不管”县，他大显身手，一方面想方设法为中共的抗日部队提供帮助，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虽然反共却打着抗日旗帜的土匪武装共同抗日；同时组建了县公安大队维持治安，并同中共联手剿灭为祸百姓的土匪武装，其艰难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被乐陵老一辈人称之为“乐陵版的《三国演义》”、“乐陵版的《七侠五义》”。1938年，牟宜之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调任八路军挺进纵队司令部秘书长，负责日常统战工作。后部队改编，出任泰山支队司令。他还化装成商人，不远万里，辗转敌后，到当时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还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作过长谈。然后再经西安、太行回冀鲁豫，曾同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会谈过，并用自己的几万元积蓄，解决了八路军的衣物困难。回到山东后，担任过滨海区副参议长、沂蒙专区专员、115师参事室主任、山东军区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曾策反多股敌伪军起义。抗战胜利后，在军调部执行处参与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调辽东军区，先后任秘书长、联络部长、敌工部长等职，曾策动国民党军184师起义，创建功勋。
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牟宜之先后在林业部、建设部任职，“职务越来越低”，逐渐被边缘化。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双跨”，同国民党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丁惟汾已辗转去了台湾，被划入国民党右派阵营；胞弟牟乃纮是蒋经国的下属，在台湾任国防部少将专员。尽管如此，牟宜之还是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超前性规划，揭露政治骗子李万铭等。揭露李万铭在当年是颇具影响的事件。
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牟宜之再也躲不过去了。以他的身世，他的秉性，不让他秉直劝谏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被“阳谋”圈住，应声倒地，从此打入另册。“文革”开始后，又被发配到黑龙江劳动改造，饱尝种种苦难，直到去世不得还乡。但“国家不幸诗家幸”，牟宜之后期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文革”以后，进入化境，直逼李杜。我在为《牟宜之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已加论述。牟宜之是东林后人，幼年由祖父教导，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开蒙，入私塾后，始读《四书》，读过的书，他均可背诵。据说，他识字之多，更是罕有人比，只要是《康熙字典》上有的字，全能认识，被人称为“活字典”。丁惟汾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对这位内侄的才学很是欣赏，曾有心让其承继自己的衣钵，专心国学。由于自幼的修养，牟宜之的才学特别显现在他的诗人气质中，我写过这样的评语：“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很欣赏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壮志豪情、乐观豁达，特别是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式宣判。这本传记的作者对牟诗的品评，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气和预见性加以论述，我很是赞同。可以举几个例证：
青少年时期的感时愤世：“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战乱年代对军阀的控诉：“兵连祸结灾不单，去年潼关又大战。”抗战时对侵略的谴责和对未来的向往：“野戍荒郊闻鬼哭，阳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涤荡平胡虏，载戢干戈不用兵。”“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这是他早年的立志。沦为“贱民”后，他意念坚定，不改初衷：“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文革”期间，发配到边陲绝域，身心备受摧残的同时，在坚强意志的支撑下，精神更得升华，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诗陡增其壮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显出超凡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如他在《冬日》中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暯，瀚海阑干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总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写下《闻彭大将军被辱有感》：
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
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
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
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他对“文革”乱局的是非颠倒，豺狼当道，人心不古，世风险恶，抨击无已，诗句极多，如“新贵多显赫，贪佞塞庙堂。傍行狐与兔，共事豺与狼。常怀临渊意，小心辟祸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见频”。1971年林彪事发，特写下咏史诗三首，被学者赞为当年评议此事旧诗词中的“翘楚”。不仅道出“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还作出“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本书作者为此评价传主的诗篇：“当年发出这种‘历史的先声’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学者教授，不是作家艺术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牟宜之是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传记亦是值得传播的。
2013年2月23日
序二
为国纾难 为士招魂
钟沛璋
作家清秋子为诗人牟宜之作传，取名“国士”，我深以为然。
什么是“国士”？太史公司马迁如是说：“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而这些，牟宜之身体力行，皆兼备之。
先说“自守奇士”。牟宜之一生贯穿了大动荡、大变革的20世纪中国，与此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多有牵涉，与国共两党上层皆有非同寻常的交往，其经历跌宕起伏：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他“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他“投笔从戎事国殇”，“冲锋在前奔而殿”；和平建设时期，他不求闻达，“埋名复隐姓，乐道又安贫”，为坚守信念，他“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堑”；晚年于艰窘困厄中，他豪情不减当年，“忽然闹天宫，忽然掘泥犁”，“雄兵百万一支笔，莫道廉颇已老矣”。这等人生，不可谓不神奇也。另一方面，牟宜之不论身处顺逆，始终表现出“富贵不淫贫贱乐，匹夫自有兴亡责”的中国传统士人风骨，他“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这等意念，不可谓不坚守也。
再说“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就有更多的例证。牟宜之少年离家，投身革命，自是“忠孝不能两全”，且他那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与农村士绅阶层的父辈，已绝然不同，“孝”的意义首先是报效祖国与民族。但尽管如此，牟宜之在国事稍安时，仍能为其父母养老送终，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牟宜之一生坚持真理，秉持诚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有事实表现的。”他以国民党县长的身份，能够取得周恩来、罗荣桓、肖华等中共上层领导人的信任，靠的就是肝胆相照的诚信。他一生自奉甚俭，不取任何不义之财为自身谋利，将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积攒的数万大洋送给八路军129师，解决了部队的冬衣困难，这难道不是“临财廉，取予义”？为了真理与事业，对牟宜之来说，“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在牟宜之眼里，人无有上下之分。一方面，他“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另一方面，他又与刻字师傅、鞋匠等“引车卖浆者流”结为朋友，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发出“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的浩叹。这些，已超越了“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的境界。
至于“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更是牟宜之一以贯之、践行终身的本色。且不说他战争年代出生入死，“青年疆场运奇谋，独闯虎穴，智取敌酋”的超凡业绩，也不说他“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的英雄气概，就是和平建设时期和“反右”、“文革”中身遭谗陷，沦为贱民，他依旧心怀社稷，不改初衷，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关怀百越犹烽火，殷盼九州早大同”；“愿将一滴玄黄血，化作甘霖洒大千”！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以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密切的社会关系和多年统战工作的经历，早在1974年就上书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对台工作“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为此，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在这本传记里，作者对牟宜之所处时代，以及那一时代年轻人的思想倾向和政治选择多有阐述。对此，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牟宜之长我15岁，是我的兄长，但我们皆身陷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疾风暴雨中。这一“变局”，始自1840年，至今仍在延续，且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已不仅限于数千年来周而复始、改朝换代式的政权危机。更为深重的危机是，中国在世界列强的环伺觊觎下，存在着被蚕食、瓜分，将要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方面，国门已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在西方文明映衬下，中国积贫积弱，政治腐败，政府无能，从而使包括所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这即是梁启超所说的“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总之一句话：传统的办法不行了，以前的路走不通了，中国向何处去？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几代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他们立党为公，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间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后又有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半个多世纪华夏大地上血沃荒原，尸横旷野，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牺牲，目的只有一个，即追求百姓的福祉、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从这一意义讲，自清末以来，凡秉持上述目的，不论何党何派，信奉何种学说，坚持哪一主义，在源头上均为一家，国、共两党尤是。至于某党派日后发生的嬗变和历史错位，亦不能抹杀其立党初衷和历史贡献。对党派尚且要如此历史地看待，对那一时代的人更不应妄加非议。
那一时代有知识文化的年轻人，受传统文化熏陶，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外抗强敌，内拯民生，就像牟宜之诗里所言:“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他们受西学浸染，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并独立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我同牟宜之一样，年轻时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主义。回想当年的意气风发，正像牟宜之诗里所描述：“盛赞马列是圣哲，痛斥军阀为鸡狗。革命壮志气贯虹，豪情万丈胆如斗。”
尽管几代人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取的成功演变到今天，与我们当初的革命理想，在事实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背谬，但我并不为年轻时的选择而悔怨。历史是连续的，路是人一步步走出来的，我们现在追述历史，还原真相，就是要让年轻一代全面了解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从中悟出真谛，以指导当前和未来。对于现在一些人，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以当前的结果为评判标准，对我们那一代人的选择和实践提出质疑甚至全面否定，我着实不敢苟同。关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本书作者的价值判断：
那一代的“少壮何倜傥”，在当今之世已不大被提起，甚至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报以讥嘲。其实，那一代人真诚的初衷，他们由少及壮的奋斗，与当今青年对于正义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
他们那一代人，弃学问、仕途而不顾，投军报效，奋身救亡，其动机是无可指摘的。无论何党何派，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应为后来的种种荒谬负责的，因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爱国，不应无端被质疑，尤其不该受到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马后炮”式的批评。
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
牟宜之是革命者，也是一位诗人。为其立传，谈他的诗是少不了的。2009年，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牟宜之百年诞辰座谈会的发言中，谈到牟宜之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豪情冲云霄，爱憎分明。他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真实地反映了百年中国，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波谲云诡的时代面貌。他的一些感时伤世的诗句，继承了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和士大夫讽喻朝政、刺世嫉邪的傲岸风骨，如写于1958年的《任凭风雨》，写于1960年的《纪念杜少陵七首》，写于1961年的《端阳节悼屈原三首》，还有写于1971年的《咏史三首》，其中诸多名句，像“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与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谭嗣同“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等佳句一脉相承，令人荡气回肠。然而，带有这种批判色彩的诗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在我国文坛上悄然绝迹。其中原因，关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人皆心知肚明，要讲，恐怕也要作专题论述。这里我要说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可以没有“同步批判”的勇气，可以不为真理、正义呼吁呐喊，也允许随波逐流、与时俯仰，但不论怎样妥协、退让，总要坚持做人的底线，不能为一己之利逢迎谄媚、歌功颂德，甚至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回顾一下还不算久远的历史，有多少文人，彼时“写下了一些文字，变成铅字在报刊上登载出来。40年后再回头，要令人为‘道德良心’这四个字而赧颜”（本书作者语）。
牟宜之与上述人不同，用本书作者的话说：“他正是一位由他那个时代锻打出来的斗士，上承古风，下启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风范，他视为终身操守，高标耿介，至最后一息。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年多难之后，他保持了清醒，绝不合流。‘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仰，也没有俯，活得堂堂正正。”
牟宜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大量古体诗词，堪称旷世绝响。无论在文学或史学的意义上，其独立思考、同步批判的勇气与预见性，纵是百年之纪，也罕有其匹！正如传记作者所言：“这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钟馗，是良心之子，是我们绵延千载的传统道义化育出来的民族之魂。”
对此，我深表赞同。我的这位具有“国士之风”的兄长，能被当今有识之士所发现、所认同，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好男儿当学牟宜之，因为他确实做到了“生不负时代，死不愧后人！”
2013年2月25日
引言：潜听惊雷出笔端
现在我将提笔书写的这部书，似是生命中一枝斜出的枝干，原本未有，却又命定似的出现。发蕊吐芽，虬结成冠，必欲酣畅淋漓而罢之。
我僻居南疆蛮荒之地久矣，很少北上。但是，自2011年起，我两次北上，跋涉千里，遥至生平所未涉足之北疆齐齐哈尔，重见24年未亲历之鹅毛大雪。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家族，为了两代英雄。
山东日照市西南一隅的牟家小庄，是这株英雄之树的根系所在；白山黑水，则是他们生命的枝蔓外延的土地。我两赴齐鲁，进而纵贯东北，都是为了追寻被历史所湮没的邈远足迹。
我想要追踪的这个人——牟宜之，曾于数十年间湮没无闻，除了亲朋，罕有人知。
但是，玉在璞中，终生光华；剑没深渊，终将跃起。
从2009年1月起，他的名字，倏忽间在知识界某一范围内不胫而走。他的遗诗，甫一出版上市，竟一销而空，旋又加印。
牟宜之（1909-1975），是一位难以给他的身份准确命名的传奇人物，一位从不辜负时代而时代却辜负了他的慷慨之士。他少年有为，发愤自砺；青年报国，投笔从戎；中年蹭蹬，沉郁多艰；终至在漫天的尘埃中不甘心地倒下，死不瞑目！
也许，他就像一位生错了时代的古之名士？
不，他正是一位由他那个时代锻打出来的斗士，上承古风，下启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风范，他视为终身操守准则，高标耿介，至最后一息。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年多难之后，他保持了清醒，绝不合流。可谓“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仰，也没有俯，他活得堂堂正正。如他所说：“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有事实表现的。”
这，才是百年之后亦令子孙无愧的“大丈夫”。
像牟宜之这种人，其实可以没有墓园、没有纪念故居、没有记功碑，他之金石灼灼的言行事迹，就是一座至高至伟的非人工的纪念碑。
牟宜之生于1909年，是一位典型的“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末世运偏消，横跨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几乎全过程，是命定的悲剧一代。很可惜，当他在66岁不幸忧愤而终时，恰是大雾弥天的1975年，离曙光初露仅有年余。
这一点，若他地下有知，必长歌当哭，万世心也难平！
在20世纪，牟宜之为国运所催迫，百年风雨中，亦文亦武，或官或民，以至很难只用一种身份来界定他。李锐先生在为《牟宜之诗》所作短序中，仅称他为“诗人”1，我觉得再恰当不过。这不仅是因为他在20岁之后至临终，留存于世二百余首意蕴丰富的旧体诗，更重要的是，他或革命、或从军、或为政、或被谪，都不脱诗人本色，“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2。
他的脱俗、超拔、傲岸，正是诗人之气质。
作为肉身的人，他虽被时代浊流所摧折，但作为精神的人，他是不可被摧折的，永远昂起头颅，以身为薪，为异常稀薄的文明之脉添一抹微光，燃亮一颗星辰。
做人至此，足矣！
现实中的牟宜之，结局是苍凉的，庙堂不能容他，江湖居然也归不得，在距故乡咫尺之遥的地方延宕着，成为天地均不容留的人。他是恶人么？他是叛贼么？不是。恶人或叛贼服输了，还能有一个体面的进退居处。然而，这个忠勇之士，这个为中华复兴而捐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儿子生命的人，却一度“死无葬身之地”！历史何由对他如此严酷？
天意从来高难问，然而牟宜之在临死时已经看清楚了。他的旧体诗，如匕首般锋利，勘破世事，谈笑古今——谁没有日薄西山的一天？他只坚信忠奸不两立，后世有定评。
他活着时，愿为生民肝脑涂地。他死后，必使佞人宵小无地自容。
这里，且简单交代一下我书写此传的缘起。
牟宜之，是我多年好友牟广丰的父亲。2010年底，我曾受广丰嘱托，为他兄长牟敦康写一部传记。牟敦康（1928-1951），解放军空军第一批战斗机飞行员，东北老航校第一批学员，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于1951年11月30日在朝鲜大和岛上空与美机激战中，不幸壮烈殉国，时年23岁。
斯人英年早逝，可谓求仁得仁，然今朝人事全非，遗体沉于朝鲜海域不得还乡。我在写牟敦康的时候，很伤感，只能以激情文字来掩盖。
2011年11月底，传记《寻找牟敦康》出版，恰是敦康兄阵亡60周年纪念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密山老航校旧址纪念馆和出版单位联合举办了纪念会和新书首发式，相关的老兵们及其后代在京云集，盛况空前。
于是，广丰顺势向我提起，可否为其父亲牟宜之作传。此项工作，原有别人在做，却因故中断，我唯有当仁不让。
到此时，我对牟宜之事迹，已然很熟悉了。在书写牟敦康传记时，曾接触过大量牟宜之的资料，我意外发现：这位相貌威武的父亲，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竟也有千般柔肠，如鲁迅“回眸时看小於菟”，舐犊之情难掩，遂造就了敦康兄这样一位青年勇士。因此，我对牟宜之金刚怒目背后的温情，也多少了然于心。
早在2009年，广丰就赠我一册《牟宜之诗》，诗人的咏史之作，放言无忌，烛照幽玄，读后令我击节三叹。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人物形象，早就在我心头浮出。因之，接下来的事，就水到渠成了，有赖于多方友人的相助，堆积如山的资料摆上了我的案头。
按照习惯，我写当代人传记，总有按捺不住的冲动，要到传主生活过的地方去实地踏查。山川风物，楼堂院落，我总要停留一下，呼吸一口彼地的空气，才能领会到传主彼时最细微、最真实的所思。
接着便是——我重向北方行，于2012年3月抛却了文学圈内的浑浊与不堪，先赴北京了。
凝望飞机舷窗外的云絮，有千载如斯的宁静，遂想起司马迁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泰山鸿毛，是如何分野的呢？
古来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说的便是泰山之死，意谓忠贞之极。
关于“武死战”，向来异议不大，我们见过很多物质性的丰碑，在昭示人们勿忘。但对于“文死谏”，到了现代以后，似乎变得可疑起来，至今难见一座光明正大的“文死谏”碑。
我于是遐想：牟宜之晚年，正逢“文革”乱世，沉冤不白，漂泊于济南而无着，终因忧愤而故去。他便是属于“文死谏”的正直君子。古时有担当的读书人，谓之“士”。他的病殁处，理应有一座沉冤碑，上书：
死谏之士牟宜之含恨殁于此
这才对！这才算是打开了历史的死结。
唯如此面对历史，才能无愧于“良心”二字。
机械虽能让人鹏飞万里，却总有牵绊来自冰冷的地面。当代人，何时才能真正践诺虚心纳谏的信条？河清可期，而此日可待乎？
在20世纪，一个人只要年逾一个甲子，在梳理他一生的时候，都不免有身世飘零、纷乱如麻之感。我翻阅案头牟宜之的资料，那些走笔龙蛇的钢笔字，那些学究气十足的老式稿纸，那些印着“最高指示”或“万寿无疆”的信笺，还有那张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的“华北人民政府委任状”，都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搜索百度网上的“百度名片”，牟宜之先生名列其中，对他的简介，有如下二百六十余字：
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1925年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日照暴动；抗战时期以乐陵县长的身份，投身抗日洪流，接应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后出任115师山东军区独立一旅政委，策动多股上千敌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并参与策动敌184师起义。全国解放后曾在北京市、山东省、林业部和建设部担任有关领导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被下放黑龙江；1974年邓小平同志批示牟宜之回关内休养，但未能落实；1975年故于济南。
我感叹现代的语文，虽能创造出那么多的夸饰之语，却亦能完全剔去历史的血肉而不动声色。如仅看记载官职沉浮的几百字，一个慷慨悲歌之人的一生，与一个庸吏又有何异？
不过，饶是如此，细心的读者还是能看出端倪来。
他的出生年份——1909，以中国的纪年论，是宣统元年，即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初年。这一年，“走向共和”的民意汹汹，清廷被迫下诏预备立宪，权臣袁世凯罢归，各省咨议局蜂起。
在这一年降生的人，欲躬耕林下、诗酒唱和而终其一生，可得乎？即便今日之莘莘学子，只要稍微读过两本近代史，也知那是万不可能的。国难、天灾、人祸，与“20世纪中国人”相纠缠，几乎纠缠了他们一生，至晚近方歇。
这一年，是中国民俗的“鸡年”。不知这一年降生的人，有多少人具有“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的壮怀？但可以想象，他们要走的路，将是何等奇崛，甚至匪夷所思！
百度的简介说，牟宜之“1925年参加革命”。1925，那是民国十四年，大革命在广州发源，国事又是一轮翻新。那时他年仅16岁，那是个什么年龄？相当于今日一个孜孜于应试的高中生而已。青衫少年，一般的思想激进尚可理解，但被认定“参加革命”，须有怎样过得硬的事迹方可？
简介说，他“以乐陵县长的身份，投身抗日”。乐陵，是鲁北与冀东相邻的一座古老县城，由燕国名将乐毅筑城，西汉时即设县。牟宜之在彼时，当的是哪个政府任命的“县长”？其玄机又何在？
看简介，牟宜之在八路军115师任职后，从事的多为“对敌工作”，即策反和统战工作，这又使他的身世有了“谍战”的色彩。他究竟有何奇才，能使组织屡次委他以这般另类的重任？
如此一位“老革命”，进城后身居主流，担纲城市建设，与文化、新闻等意识形态门类均无关，又缘何因言获罪，沦为贱民？
1966年“文革”狂飙突起，他屋漏偏逢连阴雨，又是以何种身份被“下放”？下放之后，是何种遭遇？“文革”之末，蒙复出的邓公照顾，他欲往故乡山东颐养天年却未果。何以邓公的批示在山东省遇阻，形同废纸？说他不幸“故于济南”，又是如何病殁的？为何是在济南？——所有这些，均语焉不详。
在语焉不详中，善与恶都隐于纸背，唯余文字上的无瑕疵。
一种惯性的流行剧，演了多年。品评人物向来就是这样，似乎都有“大团圆”的结局。但作为后来者，我们有权利发问：革命，似不应该如此对待它的儿女！
拨乱反正以来，所有曾经显赫而蒙冤的，都已经被“正名”了。然而，那些千千万万于20世纪上半叶背叛阶级、毁家纾难、热血报国的青年，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机会显赫的。他们那一代人，弃学问、仕途而不顾，投军报效，奋身救亡，其动机是无可指摘的。无论何党何派，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应为后来的种种荒谬负责的，因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爱国，不应无端被质疑，尤其不该受到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马后炮”式的批评。
其实，他们就是梁启超所呼唤的“少年中国”之担当者。我以为，无论他们后来显赫与否，或落脚于国土的哪一隅，都应统统予以“正名”，这才能维持民族之正气。
——历史的书写，当如是。
牟宜之到1949年，年已40岁，倘从少年时便一心向学，或成国学大师亦未可知，即使后来遭逢坎坷，也能享到今日知识界奉上的不尽香火。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那一代精英分子多有未选择治学而汲汲于救亡者，所以如此，皆因国事不宁、生灵涂炭之故。热血男儿，壮志蹈海，他们是有权利青春无悔的。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虽九死而未改其初衷，就更不该被遗忘或被轻视。
那一段历史，之所以发生，自有其顺天应人的道理。在改道变异之前，两代有志青年所洒的热血、所演绎的人生，不啻是现代版的《史记》与《左传》。他们之幸，就在于可袒身而击鼓骂曹、可击楫而唱恢复中原、可亲手掀翻一个旧世道。
忍气吞声，壮夫所不为也，这是他们奋斗的价值所在；而吾辈，恐怕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对牟宜之的生平资料梳理一遍之后，我对如何来写他，已是心中有数了。但是，他一生中的两个关节处——山东和东北，我是一定要实地去看一看，方能下笔的。早在2011年初春，为写牟敦康传记，我曾到过牟宜之的故乡日照牟家小庄，此次——亦即2012年的春季，我要去的是山东临沂老区、吉林临江战争旧地和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流放地”。
侠之大者，必有壮阔的山河做映衬。当我走出书斋、置身田野时，顿时就能体会到牟宜之“冥飞云外志何雄”的那股气概。我想，与鼠辈们厮守久了，必沾腐鼠之晦气，唯有孤绝的翱翔，才是英雄之辈所追求的至福。
龚自珍《已亥杂诗》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我此去，寻的就是这样的一副侠骨。
虽然无多，但有，就是民族之幸。为后世计，当以浓墨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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