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史家所称“塔中书”，指莫尔被囚禁于伦敦塔监狱期间所写全部作品，包括狱中书信、《安慰的对话》（A Dialogue of
Comfort）以及本书所涵盖的四篇作品。这四篇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各自独立成篇，但从内容和主题来说，却是紧密相连，并与《安慰的对话》有较大区别。关于第一篇《耶稣受难》，西方研究者大多认为其创作始于莫尔被捕之前，而完成于监狱中。就内容而言，它以耶稣受难为主线，以天使的堕落和上帝造人为开端，论述了耶稣受难的缘起和受难的开始即最后的晚餐。第二篇《论领圣餐》在内容上只是《耶稣受难》篇最后一部分的延续，应当是对后者的补充。第三篇《基督的悲伤》则是以晚餐之后耶稣率领门徒到橄榄山上作祈祷，直至因叛徒犹大出卖而被抓，这一发展过程为线索加以评述。第四篇《教训与祷文》是莫尔对前三篇中其对信仰问题所作思考的一个总结。莫尔的这四篇作品在内容上前后贯通、互为呼应，主题则是紧凑而统一，因此，对这四篇作品的理解应以整体把握为宜。这四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反映了莫尔献身宗教、沉思信仰的愿望和要求。
尽管莫尔一再宣称他已无心过问俗事，一心寻求精神解脱和归依，但《塔中书》仍处处流露出莫尔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基督教世界现状与前途的忧虑、关心，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国王的宗教改革以及更为根本的统治方法的期待与告诫，就此而论，《塔中书》不仅仅是一部莫尔寻求精神安慰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政治反思和劝谏之作。莫尔的入世情怀仍展露无遗。
目錄：
一
在对耶稣受难历程的思考与回顾过程中，莫尔首先对基督教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批判。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不守上帝的律法。莫尔认为犹太人在遵守摩西律法方面比较疏忽和懈怠，如斋戒期间尽管也在戒荤，但却与邻居争斗乃至对簿公堂。但与让上帝已经感到不满的犹太人相比，莫尔认为，基督教徒在守律法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糟糕。“就慈善行为而言，恐怕我们的表现丝毫不比他们好；而在做恶事方面，我们也丝毫不比他们落后。在外在的仪式上，我想我们根本就无法与之相比。”至于最为关键的信仰问题，尽管犹太人在正统教派之外还分裂出了一两个教派，但相比之下，基督教的教派分裂则要严重得多。莫尔认为，在遵守律法方面，救世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因为尽管耶稣不受律法的约束，但他却时时刻刻都在奉行律法的规定；而我们虽然负有遵守律法的义务，却时时违背它。因此，在遵守律法问题上，基督教徒应该效仿救世主耶稣。第75页。
其次，领圣餐时不够虔诚和恭敬，只注重仪式而轻视信仰。莫尔认为圣餐礼包含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所谓形式就是作为圣餐之物质体现的酒与饼，而内容就是圣餐所蕴涵的意义。第113~114页。据此，莫尔认为领圣餐也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即礼仪上领圣餐和灵魂上领圣餐。只在礼仪上领圣餐是对上帝的不敬，不仅无法得到上帝的恩惠，而且还会造成伤害，“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这些只在形式上领圣餐的人最容易遭到魔鬼的诱惑，一旦魔鬼进入他们的心中，“就好似一个人用缰绳和马刺驾驭着一匹骏马奔驰一样……使他们避善从恶，直至陷入罪恶的深渊”第131页。。
最后，因懒惰而疏于祷告，祈祷时心有旁骛。在论及救世主基督具有为祷告上帝而彻夜不眠的习惯时，莫尔又对基督徒的懈怠进行了批评。他希望“我们当中那些因为懒惰而不能效仿我们的救世主光荣榜样的人，至少也应该在床上翻身时能够想到基督正在彻夜祈祷”，因此，我们应该“在再度入睡之前向基督致谢，谴责自身的懒惰，祈求他多赐我们恩典”，“如果我们开始养成一个哪怕只是做一丁点善事的习惯，我相信，上帝必定会让我们在追寻美德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第146~147页。。不仅如此，即使做祷告，许多人也是心有不专、思绪万千，难以做到潜心静性、心无旁骛，对此莫尔也是深感忧虑：“我很担心这些状态不仅不能让上帝满意而赐予恩惠，反而还会刺激他，激起他的怒火。”莫尔认为，在基督看来，没有什么事能比祈祷更重要，但是这项人类获救的手段却经常因为人们的疏忽和恶魔的恶意而无法发挥作用，以致它时常沦为破坏人类灵魂的工具。如果基督徒不能在祷告时排除杂念，相反，却使之在一段时间内日益强烈起来，“我毫不怀疑，它们的力量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给我们的灵魂造成致命的破坏作用”第160页。。
在对基督教世界存在的种种恶习和弊病进行批判的同时，莫尔提出了一个在其全部思考中最为关键和堪称核心的问题，即效仿基督的问题。在基督晚餐之后走向橄榄山时，福音书记载他的门徒们也跟随着他，莫尔再次明确发出了自己追随耶稣基督的呼吁，“让我们一起效仿基督，向圣父祈祷。让我们不要效仿犹大，在分享了基督的恩惠并与之同进晚餐之后就背离基督”第145页。。那么，对于莫尔而言，效仿基督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首先，效仿基督是莫尔宗教沉思的中心话题，也是莫尔为革除基督教会内部的积年陋习而开出的一剂药方。效仿基督可以解决基督教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以使基督徒更好地遵守律法，使基督徒从本质上领受圣餐，还可以让他们勤奋而专心于祷告。这不仅将会取悦上帝，也能获得上帝的恩典，从而有助于人类灵魂的拯救。这一以基督为榜样从我做起、和平改革的基本主张与莫尔关于宗教改革的基本思想也是相符合的，即宗教改革应在教会内部进行，反对导致教会分裂和社会混乱的任何激烈手段。
其次，效仿基督也是莫尔寻求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是其选择的一种新的人生道路。莫尔处处以基督作为榜样来要求基督徒，同时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期望。效仿基督，以基督为榜样，既体现在日常的宗教行为和宗教仪式上，如守律法、领圣餐和做祷告，但同时，就莫尔的亲身处境来看，更体现在怀着平静的心为上帝殉道的心态方面。
莫尔在塔中书中表达了效仿基督受难的强烈愿望，提出了为上帝而殉道的主张，以此使自己的灵魂摆脱罪恶。在《基督的悲伤》一篇中，莫尔对两种类型的殉道者作了分析。第一种殉道者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为响应上帝的号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第二种殉道者在面对死亡时则表现出担忧和恐惧心理，只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才获得了赴难的勇气。对这两种不同的殉道者，莫尔主张在形势需要时都应予以效仿。因为各人的能力和获得的上帝恩惠各有不同，所以在面对死亡时的态度也就有所差异，因此，莫尔认为，只要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殉道时产生恐惧之心并不可怕，因为，全知万能的上帝能够根据形势的不同显示其力量，或者让过于狂热者趋于平静，或者让悲观失望者抖擞精神。因此，莫尔号召人们应该感谢上帝，在遭受痛苦时应该想到上帝的恩惠，并竭尽全力祈求上帝赐以安慰。第180~181页。
身处牢狱之中的莫尔，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的凶险，恐惧和担忧也在所难免。通过树立效仿基督受难的决心和勇气，莫尔从中获得了坦然面对死亡的精神动力和心灵安慰。“对死亡和受刑的恐惧并不是什么耻辱的罪行，而是基督后来选择去忍受而不是逃避的那种痛苦。”第152页。在《塔中书》中经常能够读到莫尔自我激励的这些话语。从耶稣两度发现自己的门徒在橄榄山下入睡时向上帝两度祷告的榜样中，莫尔看到了自己蒙上帝恩典和眷顾的希望，“当我们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时，即使这个危险体现了上帝的意愿，我们也要相信请求上帝为我们指引一条摆脱危机的路并无不可。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上帝使我们陷入困境之中完全是因为对危险的恐惧能够使我们更加热忱地祈祷，而顺境只会使我们冷漠，尤其当这种危险危害到身体时更加如此”
，因此莫尔提出，我们应该准备好顺从地忍受上帝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第174页。
二
狱中的莫尔完全转向了宗教的沉思，以宗教思考作为自己全部生活的内容。如果对比一下莫尔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生涯，那么，在莫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从投身世俗事务到献身上帝和神学的转变。但是，莫尔并非完全不问世事，一心只求自身的解脱和赎罪。莫尔对宗教的思考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来世的关怀，更包含着对自身处境以及更为重要的现实政治与宗教的思考，在《塔中书》中就包含着许多这些方面的寓意、暗指和隐义。因此，可以说莫尔《塔中书》既是一部寻求自我解脱的信仰之作，也是一部以神学历史的思考为形式讽喻现实政治与宗教的劝谏之作。
首先，由于莫尔是因为反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而下狱的，因此，《塔中书》很自然地就充满了作者对国王的批判、劝诫和期望。在《耶稣受难》篇的开篇之处，莫尔就借天使鲁西弗因骄傲自大冒犯上帝而被打入地狱之事揭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骄傲是一项危害甚巨的罪，为上帝所深恶痛绝，因为它首先会使人轻视和蔑视上帝，然后又会使人反抗和抛弃上帝。这无疑就是对亨利八世坚持由国王担任英国国教会首脑一事的暗讽，因为作为天堂中高贵的天使，鲁西弗尚且因傲遭贬，那么，尘世中的高贵者国王一旦因傲致罪，自然也难逃上帝惩罚。莫尔进一步指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予的，包括财富、王位、领主权、美、力量、学识、智慧、身体和灵魂等一切，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资格利用上帝所赐来冒犯上帝。第6页。在《基督的悲伤》篇中，莫尔以犹大身居十二门徒之列却因为虚荣和骄傲而背叛基督为例指出，身居高位者切忌骄傲和自负，他们应该记住，其光荣头衔和荣誉的取得乃是因为他们尽心尽责地履行了义务，否则，他们就应感到羞耻。第201页。
在述及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遭上帝惩罚时，莫尔也是有感而发，认为亚当疏忽了对夏娃的教导之责，对此莫尔进一步作了引申，认为人人都应该尽可能地保护他人使其免受伤害，这不仅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徒，尤其要求那些有守民之责的人，都应有天然的爱和慈善心肠。耶和华对人子曾说过：“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须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旧约?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此，莫尔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应照顾好他的子民，给他们以正确的引导，“如若不然，不仅羊会受到惩罚而死亡，羊群的疾病也会感染牧羊人致其死亡”第16页。。显然，莫尔的这一番评论有着深刻的寓意，是在劝诫国王亨利八世照顾好自己的臣民，切勿使其受到伤害，既包括身体上的伤害，更包括精神和信仰上的伤害，否则国王本人也难脱罪责。更明确地说，莫尔这是在借神学评论含蓄地表达他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反对意见。国王不能因为世俗的考虑而冒犯上帝，致使上帝疏远他和他的子民，正如莫尔在《论领圣餐》一篇中指出的那样，上帝是万能的，他造了我们，给我们赎罪，主宰着我们的生死，因此，“我们不要因为对世俗利益过分的爱好或肮脏的欲望而使上帝离开我们”，相反，我们应该为了灵魂的得救而克制住这些欲望。第138页。
其次，尽管已然身处狱中，尽管自己是因反新教的宗教立场而触怒国王，但莫尔仍在利用狱中沉思的机会表达自己的信仰热情和宗教倾向，继续宣扬其对新教以及新教徒的不满乃至憎恶之情。
对新教的兴起，莫尔视之如猛兽洪水，对它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威胁深感忧虑。莫尔认为，新教兴起导致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混乱和分裂，它给基督教带来的危险恰如犹大给基督带来的危险一样严重。不仅如此，对于新教徒不把饼与酒看做耶稣肉与血的亵渎思想，莫尔也逐条进行了批驳，并得出结论认为其所有的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第107页。莫尔认为，新教徒的这些渎神行为也就意味着基督被出卖给了一群罪人手中。他们的做法既与《圣经》的篇章内容不符，与所有圣徒的解经之说不符，与整个教会千余年来最恒定的信仰不符，也与数以千计的显灵奇迹所验证的真理不符。在莫尔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中，新教徒与背叛基督的犹大、逮捕基督的犹太人和罗马人毫无二致。第197页。
面对这种形势，莫尔感到每一个基督教徒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应该有一种捍卫基督教的强烈使命感。“每当我们目睹这一切，或是听到此类事情正在发生时，无论它们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都应当想到现在绝不是休息睡觉之时，我们应当立刻起身，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给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们带去慰问。”第197页。他呼吁说：“让我们不断地保持警醒，起来做祷告，祈求那些被撒旦的阴谋诡计所欺骗而陷入到可悲的愚蠢之中的人们能够早日醒悟过来，祈求上帝保护我们不要陷入这种诱惑之中，不要让魔鬼的风暴冲击我们的海岸。”第199页。在这里，莫尔充满了感化新教徒使之重归天主教正道的使命感，他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草率地偏离了正道，让我们期待他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正途；同时，让我们不断谦卑地祈求上帝给他保留醒悟的机会，而且还要祈求他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够急切地抓住这些机会，一旦抓住之后就要紧紧地把握住，不要心怀恶意又把它们扔掉，或是由于可憎的懒惰而使它们溜走。”第186页。
莫尔尽管一方面谴责新教的教义和学说，但同时又表现出对新教徒的宽容精神和感化的责任，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他在《乌托邦》中表达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基本主张。莫尔认为，对于那些身在恶中的人，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因为对上帝的敬畏而宣扬真理，反而去宣讲错误的学说，其罪之甚堪比犹大迫害基督，但是，莫尔强调，即使是这些人，由于上帝无尽的仁慈和宽厚，也不用对上帝的惩罚感到担忧，因为，即使对于犹大，上帝也给了他很多回头的机会。比如，在知道犹大要背叛自己后，耶稣仍然让他跟随自己；在知道犹大有偷盗之癖时，并没有拿走他身上的钱袋；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仍然把犹大看做是自己最热爱的门徒之一，甚至不惜屈尊俯身蹲在犹大脚下，用自己高贵神圣的双手去洗犹大肮脏的脚；并且，耶稣还赐给犹大作为其肉与血象征的饼和酒；当最后犹大走到耶稣跟前亲吻耶稣作为背叛的信号时，耶稣仍然平静而柔和地接受了他的吻。既然上帝以这么多的方式向犹大这样一个沦为叛徒的使徒宣示了自己的仁慈，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因为自己曾对上帝作恶而感到担忧，应该相信只要他们回头向善，上帝会像对待犹大一样宽恕他们的。第186页。
关于莫尔对待异端和新教徒的态度问题，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迈尔斯认为莫尔在《乌托邦》中体现出来的宗教宽容思想与他在随后的政治实践并不相符，莫尔在成为国王政府的官员之后参与了对新教徒和异端的迫害Leland
Miles, “Persecution and the Dialogue of Comfort: A Fresh Look at
Charges Against Thomas Mor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5,
No?1, 1965,
pp?19-30?。从《塔中书》看，晚期的莫尔在思想上又渐趋宽容，强调对新教徒的感化和教育，颇有回归乌托邦信仰自由精神的倾向。不过，由于莫尔关于政治、宗教的基本观点如教权独立、有限君权论等都是在《乌托邦》中首次明确表达出来的，因此，与其说莫尔晚年的异端思想是在回归乌托邦，不如说这是在新的政治与宗教形势下，莫尔对自身自16世纪20年代以来宗教思想变化过程的一种自我纠正。
三
《塔中书》所反映出的莫尔的思想是复杂的。一方面，莫尔试图通过宗教的沉思和对神学历史的思考使自己能够在精神上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这里体现出的是莫尔超脱现实的出世情怀。但另一方面，莫尔又从来没有真正地做到过不问世事，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宗教使命感，即使身陷囹圄依然本色不改。这种突出的入世精神与《乌托邦》体现出的社会批评精神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这也表明，莫尔的思想在其人生的前后阶段是有其延续性的。必须要指出的是，出世与入世这一对原本相互矛盾的概念在莫尔身上并非不可调和，其入世的使命感恰恰来自他潜心静修的心灵体悟，而尘世的变革则使莫尔更感有必要加强信仰的虔诚。在《塔中书》中，入世与出世统一于莫尔的天主教信仰之中。
西方学术界对莫尔的研究一方面重视对莫尔外在性即其公开言论与行为的考察，同时也强调不能忽视作为内在之人（Inner
Man）的莫尔。《塔中书》所见莫尔的思想证明，这两种思路都是必要的，而且二者还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本书所选四篇作品和《安慰的对话》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托马斯?莫尔研究以及英国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莫尔与新教异端的关系问题、莫尔晚期思想与早期思想的延续与变化问题以及宗教改革背景下人文主义运动的演变问题，都有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这也是本书翻译的价值所在。
本书四篇作品最早见于1557年由莫尔的侄子威廉?拉斯泰尔（William
Rastell）在伦敦出版的《托马斯?莫尔爵士英语作品集》（The Works of Sir Thomas More in the
English
Tongue）中，在此后四百余年的时间里这是其唯一的版本。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出版社启动了托马斯?莫尔全集的出版工程，将托马斯?莫尔除书信以外的全部作品点校出版。本书四篇作品于1976年分为两卷正式出版，第一篇《耶稣受难》、第二篇《论领圣餐》和第四篇《教训与祷文》为《圣托马斯?莫尔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t?Thomas
More）第十三卷，第三篇《基督的悲伤》为第十四卷。本书翻译以这两卷为主要文本依据，同时参考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由第十三卷的编订者加里?豪普特（Garry
Haupt）点校的合编本《塔中书》（The Tower Works: Devotional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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