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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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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精》的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与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是20世纪以来世界纯文学的标杆，2012年5月病逝，再次成为全球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富恩特斯是一位“入世”的文豪，是21世纪“360度的大知识分子”（墨西哥著名学者埃曼努尔·卡瓦略语）。他的作品无不与墨西哥的社会和历史相关。这本散文集正是其入世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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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著的《我相信精》是一本散文随笔集。富恩特斯以二十六个字母排列组合，从A到Z选出四十一个单词作为标题，细诉他七十四载人生所悟。四十一篇散文，夹叙夹议，关怀思索，《我相信精》由“
爱”出发，透过“友谊”、“电影”、“全球化”“儿女”、“左派”、“
读书”、“苏黎世”等主题勾勒世界，同时记载作家的个人私密和学思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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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卡洛斯·富恩特斯，当代墨西哥国宝级作家，也是西班牙语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及散文家之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
1928年11月11日出生于巴拿马，父亲是墨西哥外交官，自幼跟随父母辗转世界各地，深受不同文化熏陶。16岁返回墨西哥生活。1950年赴日内瓦深造，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1972至
1976年，出任墨西哥驻法国大使。
1959年首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出版，一举成名，由此开始了被他称为“时间的年龄”系列文学创作过程。一生著有六十余部作品，曾获拉丁美洲最富盛名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项塞万提斯奖，以及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多年来都是呼声很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12年5月15日，病逝于墨西哥城。墨西哥以国丧礼遇向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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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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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
爱
巴尔扎克
美
布努埃尔
醋意
电影
上帝
教育
经验
家
福克纳
全球化
儿女
历史
伊比利亚美洲
左派
耶稣
卡夫卡
读书
自由
墨西哥
死亡
女人们
小说
奥德赛
政治
吉诃德
革命
性
莎士比亚
西尔维娅
公民社会
时间
城市，乳房
委拉斯凯斯
维特根斯坦
排外
自我
斑马
苏黎世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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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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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
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从朋友那里寻得。我相信这条教诲，并且自小就在心中树立起了这个观念。在这点上，我与大部分人并无不同。友谊是家与外界间伟大联结的开始。家，无论其幸福与否，是我们获得最初的智慧的课堂，而友谊则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我们从家里接收到的，我们在友谊中证实它。家庭与朋友间的不同、分歧或是相似，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矛盾之路。尽管我们爱我们的家，但所有人都要经历走出家门的不安或不定的时刻。（尽管我们喜欢这样，尽管我们会永远这样。）只有友谊，才能作为对家的离弃的补偿。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了外面的友谊，里面的家就会崩塌。友谊不会与家庭争夺人生的开始，它只会验证之，肯定之，延续之。友谊为那些只有离开了家才能成长的情感开通道路。这些情感若是被禁锢在家室之中，就会像缺水的花草那样干枯至死。而打开家门，我们就会发现那将家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的爱的形式。这种爱的形式叫作友谊。
正因为我相信友谊的这最基本的价值，我才对那些给友谊蒙上一层阴云的哲学上的无耻格外留意。奥斯卡?王尔德曾运用他说反话的可怕本领说萧伯纳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冤家也没有，可他的朋友一个也不喜欢他。而在拜伦那里，友情不幸成了没有翅膀的爱情。而倘若友情能够转化成爱情，可以肯定的是，爱情很少能转化成友情。民间谚语说，对于朋友，应当欢欢喜喜相迎，急急忙忙送走。如果是来借宿的，三天一过，便臭如腐尸。
我相信，在已经丧失的友谊中，痛苦是多于尖酸的。那些被我们发现并为我们分享的情感，朋友对我们的启迪，只有在与朋友共度的青春中才编织得起来的理想，拉帮结派搞恶作剧的乐趣，盟友间的联系，青年时代朋友间的默契，身为青年的自豪感，还有少年老成的老朋友提出的忠告，等等。我们还是学着对这种身为青年的自豪感加以控制吧。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年轻，那时，我们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朋友。
人生有两个阶段，分别是友情体验的起始与结束。其一是青少年时期，我的“硬盘”至今还记载着同窗好友们的名字、面容、说过的话和所作所为。但是我忘却的仍然比记得的要多。我出生在一个外交官的家庭，我的童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无定的生活对友情的延续构成了挑战，然而六十年后，我仍与童年时代最初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我至今仍在与汉斯?伯林奈尔通着信，这个当年的德国犹太小男孩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来到我在华盛顿就读的小学的。小孩子总对与自己不一样的同类表现得很残忍，他就成了这种残忍折磨的对象。他皮肤黝黑，高高的个子与其年龄并不相称，总穿着短裤，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儿童那样。对于美国孩子来说，他不能算“正常人”，也就是说，他不能为他们所认同。我在1938年卡德纳斯总统宣布石油国有化之后受到小伙伴们的冷落，并且在我人生中第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嫌疑人。同学们的排挤让我和汉斯结成盟友，直到今天。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但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已是少年的我很快又找到了伙伴、死党。他们是和我一样的男孩，我们喜欢读书和谈天胜过我们英国学校里那些肮脏野蛮的运动。那所学校叫“The
Grange”
，就在安第斯山脚下，是为一群坚信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英国船长所管治的。我还记得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的脸——佩基、萨阿韦德拉、奎斯奈、马林，尤其是那个姓托莱蒂的同学，他的名字叫罗贝托，是我的文友，我们曾合写过我们的第一部小说。那部小说丢失在罗贝托的母亲放遗嘱的箱子里了，但我和托莱蒂仍继续写作并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时见面一叙，要么在瓦哈卡，要么在波多黎各，或是一个在墨西哥城，一个在圣地亚哥，用文字继续我们的对话。他是个非凡的哲学家，他常常将我带回到少年时代在英国学校度过的那些岁月，带回到在墨西哥使馆大院里一次次扮枪手的游戏之中，带回到其他更久远或更沉痛的记忆里。我在那里还认识了何塞?多诺索，他比我年长，是智利文学的未来之星。我不知道那时他认不认识我。我还在之前的一所学校里品尝了失去一个密友的痛苦，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头一次面对同龄人的死，我悲痛不已。而另一个男孩的命运同样让我悲痛。他是个畸形儿，自然成了其他孩子嘲笑和欺负的对象，我却站出来保护他，于是我发现了友谊的又一个层面：同情。后来，在残忍的皮诺切特发动残忍的军事政变后，这个已长大成人的男孩在智利南方的死亡集中营里受尽摧残。得知此，我不仅对人性的残酷备感恐惧，也更加同情和怜悯我的这位朋友，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并为之争论不休的“友谊”。
因为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背叛过自己的朋友，或是为朋友所背叛，帮派的成员们终会作鸟兽散，年少时最亲密的朋友长大后会变成最疏远、最冷漠的幻影。再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容易遭到背叛的了。如果我们将所有失去了的朋友列成名单，我们也许会在那些名字后面的批注里写上疏远、仇恨、作对，不过也可能是时空的隔离，或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离开了他们？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我们？把这些问题都看清楚，在这世界上也就没有多少友谊可言，特别是在地位相等的人之间。威廉?布莱克就说了句无与伦比的妙语：你的友情让我太受伤——求你了，做我的敌人吧。因为如果友谊在本质上意味着效劳、慷慨、广交朋友的豁达，那么当它被感到成为一种依靠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秘密和暗地里的拒绝。华兹华斯谈到过生命的“原始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我们经历着一种矛盾，它将我们扔到路上任命运摆布，可同时又保护我们免遭命运的事故。有时候，是感情的事故。萨尔金特[1]
曾感叹他每画一张肖像，就失去一个朋友。而著名的英国外交大臣康宁则就友谊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让我摆脱掉那真诚的朋友吧，他求道。确实如此：在外交界和政治界，信任朋友，则自讨苦吃。在权力的领域，集中了所有的最能摧毁友谊的法则。比如背叛，比如反悔，比如逃避。感情的滥用会留下一块停尸场。权力的冷漠会留下被废弃的战壕。并且，总是有着坏心情的诱惑。马尔罗问热奈：“你对我的真实看法是什么？”热奈说：“我对你还没有爱到能对你说的程度。”
这些教训并不是无益的。最贫瘠的田地也会开出鲜花，这告诉我们，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有时候应该用一用《传道书》中的智慧，认识到朋友对自己的伤害可以是一种忠诚的伤害。我们可以大胆地跟朋友说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他。而我们的仇家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失去朋友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所失去的是被这个朋友赋予了意义的日子。所以，失去朋友，严格地说，意味着失去一段时光。过分的期望，嫉妒别人取得成功。失去的时光告诉我们，友情需要经常呵护，才能结出美丽的果子。建立好感，享受共鸣。互相安慰。开开心心地维持友情。与朋友一起发现世界的潜力，发现共度时光的欢乐。和朋友一起欢笑。把友情看成是应当被接受和已被接受的持续邀请。在内心呼唤一种免受任何攻击的尽可能完美的友情。和朋友在一起，绝不会在明天感到羞愧，从不说其他人的坏话。让友情免受醋意、嫉妒、恐惧的袭击。同意个人持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能加深友情和相互间的尊重。朋友间理智的交往容不下野心、狭隘和吝啬。友情是体面的谦虚，是想象力，是慷慨大度，而有时候，却是骄傲、惰性或是感情的吝啬。
说起惰性，我就想起交谈是享受友情的一种方式，而沉默也可以。我跟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友情就是个例子。一开始，我以为在一场热烈的谈话中他突然的沉默是由于我说了错话，是他在责备我。后来我才知道，懂得待在一起什么也不说，是友谊的一种高级形式。这是尊重。这是崇敬。这是思考。跟闲聊完全是两码事。此刻我们不是能言善辩者，而是哲人。斯多亚派的哲人们，如科尔多瓦、塞涅加和马诺莱特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种充满了思考与尊敬的沉默，也是友情体验的一种，让我认识到生活分为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刻和独处的时刻。如果说友谊是联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纽带，那么私人生活就该向友谊抱怨自己的孤独。这很正常：我们在朋友的目光中为我们自己寻找我们所认可的激情、智慧或爱。好感和接近总有一个界限——我自己。我回到自己，回归到自己的痛苦中，同时也回归到自己的权力中。我深深怀念与朋友们一起度过的童年的最初时光。把友谊保持到成年，那是多么困难的事啊！我带着苦痛回忆与朋友决裂的时刻。虽然时已易，路已分，但我的内心还是不可避免地向友谊去乞讨。难道从一开始起，我们就不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朋友面前感到更新生活的需要吗？难道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总是带着不安甚至是羞愧，不敢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暴露自己的不足吗？
我们却把自己的不足交给世界，把自己的羞愧交给社会，希望另一种形式的友谊，那种属于公共生活的友谊，来拯救我们。艺术家很快就学会以创造作品的名义来忍受孤独。但还是友谊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大家都有局限。原来我们是一艘船上的朋友，我们互相需要。所以梭罗说，他在家里放三把椅子，一把给孤独，另一把给朋友，还有一把给社会。学会独处，是对学会跟朋友相处的必要补偿。
孤独并不是友谊的唯一补偿。死亡也是一种补偿。就像我忠实地回忆最久远的童年玩伴一样，我也常常回忆那些已逝去的老朋友，他们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这代人带着拉丁式的羞涩回忆我们青年时代的两位大师。他们是墨西哥人阿方索?雷耶斯[1]
和西班牙人曼努埃尔?佩德罗索[2]。这两位学者彼此也是朋友。他们不仅传授知识，也传授友情。他们不像那些虚伪的老师那样会希望学生死心塌地地去崇拜他们。他们希望并且要求我们年轻人去积极地获取知识，打败他们。从矮矮胖胖的雷耶斯和高高瘦瘦的佩德罗索那里，我们学到：友谊意味着在老年或者说是在时光中长存；总会有新的发现；培养友谊，则收获友谊；没有谁从不树敌却拥有朋友，但没有哪个仇家能达到一个朋友的高度；友谊是一种谨慎：它容不了让说出者自食其果的诽谤，也容不了将一切变成垃圾的流言飞语；友谊是信任；友谊教会我们去尊重，去保持距离，教我们去爱，或去恨。
于是，我们生命中的各个时期为我们在不同的年岁上拥有的友谊度量着。久远的朋友被我们忘记在流逝的时光中。没有跟上我们成长节拍的青年时代的朋友终被抛弃。我们寻找比我们年轻的朋友，为了重拾正在生理上渐渐远去的活力。我们寻找能处一辈子的朋友，而我们相互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看着亲爱的老朋友老去，我们已认不得他们，或者他们已认不得我们。年龄远去，只是因为它正在等待着我们。在夕阳的余晖里，青年时代的光芒重新焕发。也许，在遥远的雾里，我们忆起了曾经的共鸣，一起发现未曾发现的东西，重拾青春，又成了盟友、弟兄、伙伴。我们再次收获激情、平定叛乱。我们带着留恋之情，回望着逝去的友情的时光，好像从没有经历过一样……
儿女
我亲眼目睹了我的三个儿女的降生。我的大女儿塞西莉娅于1962年出生在墨西哥城。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第一任妻子丽塔?马塞多，当时是一个绝美的演员，印欧混血人的身材，肤色深深，眼睛大而长，颧骨高耸。当她开始参加路易斯?布努埃尔的电影《灭绝天使》的摄制时，医生建议她一定要休息，因为她有孕在身，而分娩将非常艰难。实际上，丽塔出现在电影的最后一幕里，当时那些逃出监禁的人聚在一个教堂里感谢上帝，却发现他们又出不去了……拍电影时，最后一幕往往是最先拍摄的。所以，丽塔只在最后露了一面。
不过塞西莉娅的降生并不困难，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神奇的，这自然的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每位父亲都认为其孩子的降生具有某些神奇、独特，在他人的情况下是难以理解的特征，尽管他知道他也给予了孩子的降生以某种独有的特性。塞西莉娅的降生是音乐性的。当时我本可以听到或想起话语、图像、花或果、飞禽或走兽、河流、海洋。可我只听到了音乐。我没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也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我确信我听到了音乐。在塞西莉娅降生并发出第一声叫喊的时刻，我感觉听到大自然在讲话。这话音很新近，也很久远。听见新生命的声音，就是听到了万物之源的回响，就像是一阵激昂的歌声。一个小女孩出生时，她啼叫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举动。她的本质通过声音开始搭建一座连通社会、文化和爱的桥梁。降生的美妙无与伦比。
塞西莉娅失去了母亲，后来就完全地沉浸在父爱中了。她很快就让人们听到了她温柔的声音。第一次拥抱她时，我感觉我的身体和她的身体都在自由地表达。父女二人，虽不一样，却因为那美妙的一瞬，同成为一种自由性别的主宰，爱情、亲情的欲望和欢欣在此刻交织在了一起。
塞西莉娅渐渐长大，路易斯?布努埃尔也不断地变着法子叫她：“富恩特西塔”、“小胖妞”、“从前的小胖妞”。到后来布努埃尔就不再玩那捧起她的圆脑袋或跟她踢足球的残忍把戏了。她的成长伴随着不安、被遗弃感，她对事物总持有批判的、现实的敏锐目光。今天，即将年满四十岁的她越发具有一种温柔的活力，并且养成了一种对自己和其他人都不能满意的心态。对我她却很亲，并不那么苛求。
但是看着女儿长大，我却总还停留在她降生的那一瞬，当时我听到了一种真切的音乐。这是救难、欢乐和悲伤的声音，后来它慢慢地逝去，因为言语和歌唱不再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不允许她歌唱。歌唱着来到人世，这是降生的专利。就因为这些，我给她取名塞西莉娅，音乐圣女的名字，那位圣女被判在自己的浴盆里窒息而死，罗马士兵徒劳地尝试了三次，使她在整整三天里受着痛苦的折磨，最后才砍了她的头。我们给她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不让她重复那位圣女的命运。
1972 年，我与我的第二任妻子西尔维娅?莱慕斯成婚。我的二女儿娜塔莎于1974
年出生在华盛顿。她是个活泼开朗、想象力丰富又颇具幽默感的女孩。她爸爸的伟大理想是她能够永远做一个快乐之源，总是蹦蹦跳跳地进到屋里。但是，照片会褪色，纱布会磨破，丝绸会发黄。第一次领圣餐不是一个永恒的事件。
“梅拉尼娅，”有一次四岁的娜塔莎和她同龄的玩伴一道在我的书房里蹦蹦跳跳，“我向你介绍我的爸爸，他有一百岁啦。”我们每个人老去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在聚合与离散之间会产生矛盾。分开时，谈不上谁无辜谁有错，只存在着一种不懈的努力，要在自己和父母、儿女之间结清旧账，找到平衡。
我和娜塔莎有时靠得很近，有时又分得很开，每个人都紧紧躲在自己的躯壳里。她常常讲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忧郁冬季”，讲起她一次次想变成女人，一次次创造、再创造的努力。她想让别人开心。她想让别人大吃一惊。有时候，她是在自己家里的一个饥饿的流放者。在一座孤岛上，她发现了一抽屉书，然后就让她的老师们吃惊，因为她能指出他们的错误，比他们还要领先，以至于他们动了火：“孩子，你读了太多的书啦！”
她懂得太多，她在一种又灿烂又恶毒的文化里栖身。她不晓得在舞台上，在一个角色里创造自己。她得让她的故事活起来。她没有走出她那充满了虚无缥缈之乐的世界，去和别人交流，去写作、表演，给她的才能赋予良机。她没有发现那块任人自由发挥的宝地。
我以《战争与和平》里的人物，那个美丽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来给她命的名。
我的儿子是个青年艺术家。他的命运，谁也摧毁不了，因为他的命运就是艺术的命运，是在艺术家死后仍长存不朽的艺术作品的命运。摸着儿子滚烫的额头，母亲却自问，她的这个艺术家儿子是不是把对艺术的热爱与命运结合得太紧密了。他的画里的那些扭曲的、性感的形象不是一个承诺，而是一个总结。它们不是一个开始，而是意味着一个结束。明白这些让他的母亲痛苦，因为她要在儿子身上见到的是一种从创造中得到快乐的人格的完全实现。不公的是，身体背叛了他，而且身体也不为意志所左右了。
她看着儿子专心地、入迷地工作。我的儿子要展示他的才能，但是他没有时间去争取什么。他要工作，他要想象，但是他没有时间去制作。他的绘画事业是不可抛弃的，这是他的奖品。在他孤独的工作中，他是不可替代的，不管多长时间，在他的作品里没有失望，哪怕他的生命会早早结束……
当前几年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没把它们当成是预言，只希望能借此避邪而已。我怀念我的儿子卡洛斯?富恩特斯?莱慕斯，他1973 年8
月22 日生于巴黎，1999 年5 月5
日卒于哈里斯科州的瓦亚塔港。还在学走路的时候——当时我和他的母亲西尔维娅住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农场里——他的身体上就布满了淤斑，关节肿胀。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因为某种基因突变，卡洛斯患上了血友病，这种病能阻止血液的凝结。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得接受注射身上所缺少的凝固剂。我们总想，虽然这样很痛苦，他却在其中找到了一种伴随终生的安慰。艾滋病病毒造成的血库污染让血友病病人处于无保护的状态之下，有时是因为医疗政策的失误，有时是因为欧洲国家和美国当局不负责任的行为。血友病病人不得不面对可怕的感染和自身免疫系统的衰竭。
……
爱
在尤卡坦，你永远看不到水。水是在松脆的土层和石灰岩底下流淌的。有时候，尤卡坦的这层娇嫩的皮肤会从泉眼中喷涌而出，或是出现在水塘里——那是地下湖，为这神秘的地下暗流的存在提供有力的佐证。我觉得爱情就好似尤卡坦的这些地下湖与令人惊讶的喷泉。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无穷的深渊，如果在虚无的河床上没有一条或宽或窄、时缓时急的河流淌过，没有这条让我们不致永远消失在浩渺的空无中的河流，这些深渊恐怕是真的没有底了。既然要跳进河中畅游一把，就会碰到机遇和危险，但这总比光有危险而没有机遇要好。
如果说爱就是这条流淌着并维持着生命的河流，这并不意味着爱和它最宝贵的属性——善、美、真情、关爱、记忆、陪伴、欲望、激情、亲密、慷慨、爱和被爱的愿望——中就没有那个看似否定它的属性：恶。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可以相信，政治人物出于对一个民族的爱的作为往往会最终毁灭这个民族，并且从内到外招致仇恨。比方说，我并不怀疑希特勒是爱德国的。但是在《我的奋斗》里，他却要人们相信，爱德国，就必然要憎恨所有在他的眼中与德国对立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邪恶政治里，这种由对别人的恨滋养的爱得以显露出其狰狞的面目来。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宣称，为了谋求善，他要推行一个邪恶的政治。他没有稍加掩饰。
萨德侯爵也主张一种邪恶之爱，这种爱激起肉体的快感，以建立肉体的疼痛和毁灭。侯爵说，这种爱对受害者来说也许是祸害，但对施虐者来说却是至善。不过，萨德并不曾打算把他这种可怕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个写作的人，一个几乎一直被囚在牢里的、在他的幻想王国之外被剥夺了行动能力的人。他是创造的君主。他还提醒我们说：“我是淫荡之人，但我既不是犯人，也不是杀手。”
另外还有一种表现为爱的矫饰之恶。这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为他人着想”，也就是说，出于对爱人的爱，以爱的名义，剥夺爱人的自由，使其偏离自身命运的轨道。这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对我来说，在这个主题的表现上，没有人能比那位让青年时代的我着迷的作家写得更好，那个人就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苔蕾丝?德斯盖鲁》、《爱的荒漠》、《蝮蛇结》、《给麻风病人的吻》，还有《恶》，他的这些小说都表现了一种堕落之恶——本意是向善的，然而却受宗教、金钱，尤其是社会成见和虚伪的左右，爱的能力消亡或大打折扣。在一场用美好心愿筑造地狱的悲剧中，苔蕾丝?德斯盖鲁最终狠下杀手。社会、家庭、荣誉，这些东西催生了爱，却也以这种爱的名义，决定了女主人公的性奴役和情感犯罪。
在赞颂爱情是人类的最高级状态或最高级追求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爱也常常是与恶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实质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爱能够压倒恶。爱能够减缓恶，却不能完全地战胜它。恶时时在暗处窥伺着，爱需要用怀疑来对付它。然而在男女之爱中，无论是怀疑还是愤怒都会消融在快感、温柔、盲目的激情和甚至是暂时的幸福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热烈的激情也会逐渐退化成习惯。一开始，男人和女人需要相互了解，因为之前他们彼此毫不了解。一切都让他们觉得新奇。当新奇感消失时，爱情就会死亡。有时候，人会渴望着找回初次见面时的惊喜感觉，但最终发现，到了第二次，这种惊喜的感觉只是一种怀念。在某些人看来，迁就习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片最后的单调的沙漠，其仅有的一块绿洲就是死亡、电视或是独处的房间。但是有多少夫妻没有在习惯中发现最明确、最持久的爱情，那最能体现陪伴和依靠的爱情啊！它们也是爱情的名字啊。而那没有间歇的激情，那让男女主角沉浸其中，宁要在极乐时死去，也不要没有激情的灰暗生活的爱，不也是一个昼暑夜寒的沙漠吗？罗密欧和朱丽叶能白头偕老吗？也许可能吧。但少年维特可不能坐在电视前看着摇滚乐节目打发余生，以此作为他参与激情的唯一方式。
爱情想尽可能久地成为乐的极致。在爱恋中，欲望在心里开花，并延伸到手上、手指上、大腿上、腰上、昂起的那块肉和张开的那块肉上、抚摸和跳动的脉搏上，延伸至无穷的爱的肌肤上，爱人们化为与世界的相逢、寂静中的叫喊、万物的名字。在此时，我们什么都不想，只为了让这过程不会终结。或者说，我们想所有的事情，只为了不去想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给肉体的快感以自由和最漫长的瞬间。这时我们认为圣奥古斯丁是对的，他说，爱是动物的死亡，但有一个区别：只有我们人类在做爱时是脸对着脸的。对于动物来说，则没有例外。对于我们来说，动物界的例外就是人类的法则。
爱情的幸福感什么时候最大？是在爱的进行之中，还是在向前的跳跃中，还是在对下一场爱情结合的想象中呢？回忆的乐趣，被爱所增大的、对新的爱情行动的强烈欲望，这些就是幸福吗？这种快乐让我们吃惊。一个人怎么会没有丝毫的浪费和丢弃，迷失在爱人的肉体和目光中，失去所有的对爱以外的世界的感知呢？这怎么可能呢？该怎样支付这种爱、这种快感、这种幻想呢？
现实世界对爱情的要价不一。但就像在戏院和足球场一样，入口不同，座次不同，入场券的价格也不一样。目光就是爱情的入场券。俗话说，爱从眼中进。事实上，当我们相爱时，整个世界都从我们的目光中悄悄溜走了，我们的眼里只有爱人。有一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带着一点难为情，发现了爱的目光的另一种特性：不在。我们的朋友路易莎?瓦伦苏埃拉带着我和我的夫人去了长长的里瓦达维亚大道上的一个有探戈舞演出的地方。那是一个真正的舞厅，里面没有游客，没有令人目眩的七彩灯，也没有耀眼的闪光灯。那是平民的舞厅，有它自己的乐队：钢琴、小提琴和手风琴。就像在家庭聚会中一样，人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人群中的一对对，有老有少，有大有小。然后我便看到了一个舞池中的女王。那是个盲女孩，戴着墨镜，穿着花衣，简直是一个再生的戴莉娅?嘉赛斯[1]。她成了那晚上最受追捧的舞女。她把她的白手杖放在椅子上，然后便进到舞池中翩翩起舞，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却被所有人看着。她跳得棒极了。她还原了桑托斯?迪塞波罗[2]
对探戈的定义：是一种忧伤的思想在翩翩起舞。这是一个同时在光和影中舞动的爱情的美丽而奇特的形式。对，一半的光。
《心灵的黄昏》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爱上爱人身上的不完美之处。并不是说，尽管他不完美，我们还是爱他；应该说，正是因为他不完美，我们才爱他。因为爱人身上的某个缺陷，某个可以度量的缺点，使我们对他更亲近，并不是由于爱人的缺点让我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希腊人将狂妄自大作为针对人的界限的侮辱而不是作为对神的侮辱来加以惩罚。由于爱人的缺点让我们能接受自己的缺点，两个人由此才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与另一种形式的爱——故意去爱，不同。故意去爱，这是件含混不清的事，它可以和同情的旗帜一道飘扬，但也可以将私利、诡计或亚里士多德描绘的那种求利之交的破布照亮。我们应该将这两种形式的爱区分清楚，因为前者包含着大度，而后者则与利己主义有关。
“一种两人间的完美的利己主义”，萨查?古伊特里用这样一个充满法国味的公式来定义爱情，这多少包含着一点讽刺的意味。一方面这种两人间的利己主义意味着面对哈姆雷特所说的“由肉体所继承的”诸般苦难，接受、容忍或是保持谨慎。但另一方面就是这利己主义——极端的、吝啬的孤独——不仅意味着与另一个人分开，而且意味着与自己分开。总有人会说，不管怎样，爱情的最佳时刻是分离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带着悲伤回忆的时候，也就是独处的时候……这种情形要比为因为急迫、冷漠或没有时间而从没有发生的悲伤要好过些。
“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说最后一个字。没有时间相互诉说这么多有关爱的东西。”
无论故意还是习惯，大度或是不完美，美与完满，亲密和分离，爱情，作为人的一种活动，还是得像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面对必将走向终了的命运。如果说我们把爱情定为最明确的人生目标，作为人生中最能体会得到的快乐，那是因为爱情总被想象成无限的，其缘由只在于爱情注定是有限的。爱情只想象着自己是无限的。而同时爱人们心里明白，他们的爱情是有限度的（尽管他们在激情中是盲目的，此时他们否定这个观点），不在人生当中，就在死亡之中。用巴塔耶的话说，死亡是真正的情欲的帝国，“是最强烈的爱在被爱者消逝后的延续”。比如《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比如鲁尔福笔下的佩德罗?巴拉莫和苏珊娜?圣胡安间的爱情。但在生活中，最完美的爱能让我们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满足吗？我们不总是在要求更多吗？诗人说，假使我们是无限的，我们就是上帝了。但我们至少想无限地爱下去。这是能让我们向神性接近的机会。这是我们的道别的目光，我们的上帝的目光。
也许读者朋友会在本书中的每一章里都发现各不相同的爱的形式。但我想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种，以此来让它得以长存。这就是关怀，关怀之爱，关怀别人，也让自己去接受别人的关怀。因为最大程度上的关怀就意味着创造的能力，而具备这种能力的条件就是爱。
匈牙利女哲学家阿格奈?海勒曾写道，道德是个人责任的事情，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而担负起的责任，是对另外一个人的呼唤的应答。所有的道德伦理归根结底都是责任问题：我们应当对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负责。然而，一个人怎么能对所有人负起责任来呢？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核心问题。
怎样才能领悟受苦受辱而又满怀希望的人类的所有经验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失落感，向他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最伟大的批评家维萨里昂?格列高列维奇?别林斯基提出了这个问题。回答是非常清楚的：单从一个人开始。从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开始。就是那个你最近看到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用爱握住他的手，在他的眼睛里，你会看到整个人类的所有的需要、所有的希望和所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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