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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怎样横空出世
携手救国：孙中山缘何能接纳共产党
居心叵测：共产国际援助的真正意图
初试锋芒：枪杆子出政权的小试牛刀
退避三舍：《汪陈联合宣言》是对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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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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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前后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的历史，谈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建党初期领导的运动、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等历史细节问题，采用纪实的手法尽力还原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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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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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战略研究员，大校军衔。长期从事国际军事、国防、战争战略、军史研究，著有多部学术著作和数十部军事科普读物，曾获军队学术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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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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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春雷
五四导火索
许德珩起草“救国”宣言
北京数千名高校学生齐聚华表下
毛泽东的伯乐善意纵火
五四运动中的工人和农民
第二章“老祖宗”最初在中国
1899：“老祖宗”在中国出现
《共产党宣言》最初在中国的流传和中文全译本的问世39
李大钊在中国首传马列
孙中山与列宁
第三章 开天辟地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
神秘来客
列宁派马林来华
“一大”代表赴会记
划时代一幕
“党必须非法地工作”
险遭大劫
小船上完成划时代使命
第四章 第一次握手
马林往返于国共俄之间
达林表示对国共合作的关心
西湖会议
孙中山、李大钊握手黄浦江畔
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
23位共产党人亲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真实态度
第五章 是兄弟还是父子？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他有力地促使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远东局在华始末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指导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中共支持中苏建交真相
第六章 锤子、镰刀
刘少奇领导安源大罢工
罗章龙诉述“二七”惨案
五卅运动始末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农民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洗会”运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及其前后
第七章 初试刀枪
中共早期的军事活动
中共在创建黄埔军校中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红色武装
叶挺独立团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先声——顺泸起义
中共中央领导发动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北伐
北伐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和实施的
共产党人在北伐战争中
第八章 危机
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中共对整理党务案作出让步的主要原因是联共布
为什么会有《汪陈联合宣言》的抛出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四一二”政变内幕
大革命失败的实况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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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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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整理党务案作出让步的主要原因是联共（布）
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这是继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向共产党发动的又一次进攻。“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便剥夺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从事领导工作的权力，限制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这是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的重大步骤。从此，广州的党政军大权基本落入蒋介石手中，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在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让步视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三次大让步”，即“党务上的大让步”
，其理由是：陈独秀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指派张国焘、彭述之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后来张国焘用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使得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其实，推动陈独秀、张国焘对整理党务案作出妥协退让的是来自于莫斯科的影响和压力，并且，代表莫斯科联共布行使权力的当时在华的鲍罗廷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中山舰事件后，莫斯科方面在要不要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一些人，主张适时改变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关系。维经斯基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谈了他的具体设想：“我们应该朝着建立我们党同国民党联盟的方向调整我们的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怎么做这件事呢?我认为，首先要使我们的党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成为越来越独立和越来越强大的组织。其次，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
而联共布领导人则希望继续维持国共的党内合作关系。他们提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认为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他们仍视蒋介石为左派，决定共产党“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但如果“在当地查明，主张在组织上同共产党人划清界限的运动很强大，并且两党关系有严重冷淡的危险，那就同意把这个问题尽快提交共产国际讨论”。
从表面上看，上述两种意见对中共的要求明显不同，但真正执行起来，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却会产生殊途同归的效果。按照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既然准备改变国共党内合作关系，共产党就应该多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而对国民党的工作不要“发号施令”，不占或尽量少占国民党的领导岗位，以便适时退出。根据联共布的指示，共产党要维持与国民党的关系，就要在组织问题上向蒋介石等“左派”作出让步。总之，退出国民党也好，维持现状也好，共产党都要在国民党内收缩自己的权力。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不得不放弃回国的计划，于3月下旬离开北京，途经张家口、库伦、上乌丁斯克、海参崴，由海路于4月29日赶回广州。此时，广州的形势与他两个月前离开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孙文主义学会虽然已解散，但其骨干分子仍在加紧活动。刚从苏联归国的胡汉民与蒋介石已经捐弃前嫌，且来往密切。广州传言：胡汉民希望蒋介石逮捕鲍罗廷。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共产党员已经从第1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受到重大削弱。面对这样的形势，鲍罗廷在不违背他的赴华使命的前提下，只能贯彻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精神。何况他还接到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布勃诺夫的来信，要求他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行动，慎重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
4月30日，即鲍罗廷回到广州的次日，便开始与蒋介石进行接触。在蒋介石当年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4月30日下午2时半，与鲍罗廷讨论党事。”“5月1日晚，与鲍罗廷纵谈时局。”“7日晚，与鲍罗廷议事，至3时方毕。”“12日，会张人杰即张静江——编者注及鲍罗廷，商议党务与政事，公以难题续出，纠纷日增令人无以为怀，惟有自矢至最后不得已时，决以身殉之而已。下午，与张、鲍定整理党务办法，殊苦棘手。”“13日上午，拟国共妥协条件。……晚，与张人杰暨鲍罗廷谈对共党各事。……14日，与鲍顾问磋商国共协定，鲍多持异。公为详释，并云对共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鲍始默然。”
鲍罗廷与蒋介石的频繁接触，令时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深为不满。他回忆说：“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的5月上旬——编者注，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静江、鲍三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烁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鲍罗廷总是要求我信任他，声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鲍罗廷一面与蒋介石进行磋商，一面说服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共广东区委接受蒋介石的限共提案。另一中共中央代表彭述之回忆说：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鲍罗廷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蒋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其理由是：“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指蒋介石——编者注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3月20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北伐，将来随着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直至国民党二届二中开幕的前一天，即5月14日，鲍罗廷才同蒋介石最后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其一，鲍罗廷容忍蒋介石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包括他限制、排斥共产党员的行为和制造出来的“以蒋代汪”的局面；其二，鲍罗廷将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其三，蒋介石答应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同意鲍提出的关于打击右派的意见。蒋介石后来洋洋自得地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
当天下午，鲍罗廷指示张国焘利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要他们向蒋和张表示，中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不会反对“整理党务案”。
鲍罗廷这种对有关国共关系的重大问题大包大揽的做法，从组织关系上说是极不正常的。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代表也好，中共广东区委也好，对他的决定和指示不得不表示认可。
在5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削弱共产党人的权力，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由于鲍罗廷事前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虽然对是否接受蒋介石的提案进行了讨论，但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
就这样，“整理党务案”在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
综上所述，“整理党务案”是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妥协政策指导下，与蒋介石、张静江达成的协议，并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陈独秀事前并不了解“整理党务案”的内容，也未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事后发表的两封信，一方面表明他在不违背莫斯科指示精神前提下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对蒋介石的政治面目缺乏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会有《汪陈联合宣言》的抛出
汪精卫和陈独秀在四?一二政变即将发生前，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国共两党关系联合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汪陈联合宣言》。这是在国共两党关系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处于严重危急时刻发表的。
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蒋介石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工作，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九江惨案和安庆惨案。他到上海后，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计划。汪精卫从法国经苏联莫斯科回到上海后，从4月1日至5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等接连举行秘密会议，谋求在反共问题上协调一致。蒋介石力主立即反共清党；汪精卫因摸不清宁、汉双方实力，加上蒋汪矛盾，虽同意反共，但不主张立即“分共”。最后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分共”，解决“党事纠纷”；并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解决。汪精卫与陈独秀进行“协商”后，于4月5日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
下面是宣言的全文：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
——告两党同志书
近来外间有种种谣言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合作关系，企图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故中国国民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乃发表联合宣言，以释革命同志之疑。宣言原文如下：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十六年四月四日。
从上述宣言内容可以看出，《宣言》不仅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未加任何指责，反而竭力为其掩盖，认为“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大家应“不听任任何谣言”，“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宣言》的公开发表为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作了掩护，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宣言》发表后仅7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那么，陈独秀明知蒋介石已磨刀霍霍，准备屠杀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与汪精卫发表这一联合宣言，替蒋介石打掩护呢?一言以蔽之：陈独秀对蒋介石抱着幻想，希望他放下屠刀，维持已经破裂的国共关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陈独秀等对形势认识和判断有误。陈独秀、罗亦农等领袖人物这时已经非常明确的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性，即看到蒋介石已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右派，看到了他公然倒向帝国主义和大地主阶级一边的本质。他们认识到蒋介石是为复仇而来，为“算账”而来的，然而却并没有彻底看透形势，没有预计到蒋介石已决心要压平革命势力，没有预计到蒋介石搞反动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即反革命屠杀的形式。相反地认为只是“新右派已在布置第二个三月二十日”。这说明，陈独秀和中共特委、区委领袖们理论上承认蒋介石要压平革命势力，要报仇，但是在实际上对蒋还抱幻想，仍幻想他或许暂时还可以服从武汉的命令，即便翻脸，也不过是一次新的“三二〇”事件。当然，这其中与蒋介石直到4月6日还在大耍两面派的迷惑有关，也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尚缺少政治斗争经验。
第二，中共领袖们企图依靠工人纠察队武装去同蒋介石进行决斗。中共特委，尤其是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等人多次讲到上海有80万工人，有3000工人纠察队，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要依靠这个力量来对抗白崇禧来缴械，我们依靠这个力量誓死同蒋介石决斗。这样的言词，在中共特委和区委会议记录上看到多次。
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形势下贸然决定决斗，其结果只能带来失败的结局。以3000人的纠察队去对付两个师的正规军，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用说对付两个正规军的师，连一个团也对付不了。中共特委和区委还援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认为正是这3000工人纠察队打败了张宗昌在上海的直鲁军。他们更脱离实际地认为刘峙的第2师比张宗昌部队更为腐败，更容易打些，因此有可能取胜。事实上，正是更为腐败的26军的1个团在四?一二中把工人武装给缴走了。这个结局，说明中共党组织所取策略的冒进。他们不懂得，要决斗，必须有力量上的优势，至少也要势均力敌。要决斗，必须有正规军做后盾。以少数民兵对付多数正规军的决斗，只能是惨败。
中共特委和区委的决斗对策，也曾考虑了北伐军各个正规军的呼应，希望驻沪的各师在交战中抗拒蒋介石的命令，消极或者中立，争取事变时军官和士兵拒绝向工人开枪。但是事实证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原来认为基础最好的2军、1军、6军及26军的第2师，没有哪一个师不服从蒋介石调动，而且正是26军第2师师长斯烈，出面说服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这说明争取军队的工作做得不深，只浮于表面。比如对第1师，一是给薛岳封官上海市政府委员，一是同士兵联欢，这些都不是抓军队的根本方面。
第三，中共特委和上海区委的主要领导人时而想拼命，时而又抱幻想，左右摇摆，这就使他们在对形势的分析和确定对策上出现了严重错误。陈独秀同汪精卫共同发表的《汪陈宣言》正是这种左右摇摆的一个典型表现。
同时应当指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是导致《汪陈联合宣言》出笼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一直对蒋介石和汪精卫抱有幻想。竭力推行“蒋汪合作”的方针。1927年3月底，联共中央政治局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说蒋介石已准备在上海发动政变、中共准备组织力量予以反击的消息后，还询问鲍罗廷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同时明确指示中共中央“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和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进行公开作战”，“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只在群众中开展反对蒋介石政变的群众运动。
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和斯大林严厉地批评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立即实行反蒋或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愚蠢的策略，反复宣称蒋介石“领导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
联共中央政治局还准备派维经斯基到上海安抚蒋介石，劝他不要采取极端行动。于是，中共中央的反蒋计划被取消；武汉政府准备逮捕蒋介石的命令也被延误。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汪陈联合宣言》应运而生。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是参加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军事首脑之一，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披露了蒋介石为发动这次政变召开的一次会议。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早年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任广西陆军模范营排长、连长。1921年任马晓军部营长。1922年任李宗仁自治军第三支队司令，同年被孙中山委为广西讨贼陆荣廷军总指挥。1924年经许崇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广西民政长。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军长。后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
黄绍竑在《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中叙述到：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蒋介石合谋发动政变的桂系军阀首脑之一。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乘专轮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见了面。他取出一份蒋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给我看，内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然未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决定同去上海。”
“4月2日上午，邮船驶入黄浦江，还没有泊码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谋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瑶乘海关小火轮到船上来迎接我们了。”
“在我们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蒋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们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13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15年1926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以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名义维护着农民’，从而，我的结论自然也是‘必须早日清共反共’。
“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诬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1军住在上海的2个师，第2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1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晖满口无锡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说什么‘国民党已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谬论……陈果夫不大说话，我同他是第一次会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部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查阅当时上海报载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参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现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衔略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16年3月28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4月2日下午7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联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4月2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5人，只占全体中监委20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3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3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3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蒋介石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4月2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讯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看来，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是一贯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入耳目的。”
“最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3000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摘武汉国民党左派‘不合者’二事，列举‘可痛心者’九事。”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3天——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帮会流氓以及我们这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黄绍竑是蒋介石亲自电令召来的，到上海后参加了所有重要密谋活动。所以，他的回忆文字应当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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