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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 台湾学者、散文家黄永武先生最知名作品首次引进大陆。荣获台湾 “国家文艺奖”， 风行台湾三十余年。
二
作者以商量旧学、汇通新知的方法，在抽象的诗艺中发凡起例，建立起客观、审美的体系，分别从设计、鉴赏、思想和考据四个维度，条分细缕地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开创了中国诗歌欣赏的新境界。为一部讲论古典诗歌的顶级作品。
三在诗歌鉴赏沦为玄学，在面对诗歌人人皆可开讲的今日，本书为读者开辟途径，建立章轨，让诗歌鉴赏有路可徇，有法可依。读者可藉此明了真正的诗歌鉴赏是有所凭据的。
三
章法谨严，文字清丽，将复杂的道理讲得明晰清爽，将通往诗歌的崎岖小径拓成平易大道，读者可藉此走向诗歌，走向真正的诗歌鉴赏。
四 作者出入文史，横行百代，征引繁富，见解明澈，文字清丽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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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讲论古典诗歌的顶级作品，翻开它，细读数行，就知道，它和其他同类书划清了界线。它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真正传统，开创了中国诗歌欣赏的新境界，将现时的读者和古典诗歌连系起来。
全书共4册：《思想篇》《设计篇》《考据篇》《鉴赏篇》。
本书为《鉴赏篇》 本书自读者的悟境、诗歌本身的诗境、诗者的心境三方面入手，引领读者透过字义诠释的层次、结构美感的层次、性向风格的层次、道德判断的层次，直与作者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进行“诗的完全鉴赏”。将通往诗歌的崎岖小径拓成平易大道，读者可藉此走近诗歌，走向真正的诗歌鉴赏。
其他三篇：
《思想篇》
引领读者探求诗者思想之渊流：儒、释、道是其本源，但并非全部，鸟兽虫鱼、花木瓜果、江山美人，皆诗者思想原型，寻常卑微之物，一经入于诗人之眼，皆能着手成春，铸就壮语伟词。
《设计篇》
引领读者探求诗者匠心之妙，设计之巧：尽管诗心空灵倏忽、隐微玄妙，但是一首不朽的诗既经设计完成，便成一关节灵活、风韵万千的美人。这种美往往可予分析：意象如何浮现、时空如何设计、如何浓凝字句以求密度、如何横硬气势以求强度、音响之中藏着什么奥秘、笔墨之外如何表现神韵……。本书以细密剖析的方法，讲明这些美如何形成。让抽象的美具体起来，让隐微的美显现出来，让可以意会的，可以言传。
《考据篇》
究中国古诗真伪之辨。诗歌校勘、笺注方法禁忌、辨伪之法、研究古诗重要书目，有条不紊，叙述精详，有志于窥望中国古典诗歌堂奥者、有志于著述者，不可错过。
四本书成一完整系统，是引领读者一窥中国古诗神与美之堂奥的路标。
本书初版于1976-1979年间，修订新版于2008年。此次与大陆读者见面的，是该著的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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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永武，1936
年生人，台湾第一代文学博士，亲炙民国学人。著名学者、散文家。曾任台湾中兴大学、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创会会长。
《中国诗学》是黄永武最知名作品，初创于上世纪70年代初。1979年成书，1980年获台湾作品最高奖——“国家文艺奖”。2008年再版，有较大的修订。《中国诗学》至今风行台湾三十余年，对台湾文学影响至深。本书为其2008年修订版。本书创作之初，正值大陆“文革”，作者抱定“延续文化命脉于一线”之愿，耕耘不已。修订之时，见两岸分割，因此寄希望于“靠诗来弥缝”“从文化美感中挽回国族的元气”，拳拳之心，贯注于文字当中，感人至深。
黄永武又是台湾散文大家，其文集《爱庐小品》继《中国诗学》之后，再获“国家文艺奖”文学创作。是两次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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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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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本序
自序——谈诗的鉴赏角度
读者的悟境
一、广学识以明诗义
二、富历练以察兴会
三、谙作法以识匠心
四、知校雠以定是非
五、分平仄以辨格律
作品的诗境
（甲）从诗的内容上欣赏
一、显示的内容
1.时空变化
2.时空交感
3.情景分写
4.情景交融
5.情感改造空间
6.情感改造时间
7.情感改造理性
8.情感改造事物
二、潜藏的内容
1.象征
2.影射
3.歧义
4.调侃
三、大传统的内容
1.中国诗中植物世界的基型
2.中国诗中动物世界的基型
3.中国诗中矿物世界的基型
4.以用典为妙的传统
5.以隐士为高的传统
6.以遗民为尊的传统
7.以同性友谊为义的传统
8.以代作为乐的传统
9.以贫病易动人的传统
10.以拟古为雅的传统
11.以怀古的题材引起共鸣的传统
12.以奔迸呼号尽情宣泄的感情为不祥不寿的传统
（乙）从诗的形式上欣赏
一、结构美的欣赏
1.承接的美
2.交综的美
3.翻叠的美
4.对比的美
二、辞采美的欣赏
1.巧与拙各有其美
2.奇与常各有其美
3.浓与淡各有其美
4.雅与俗各有其美
5.刚与柔各有其美
6.藏与露各有其美
三、声律美的欣赏
1.从句型上欣赏
2.从音节上欣赏
3.从拗救上欣赏
4.从谐律上欣赏
四、神韵美的欣赏
1.欣赏含蓄性的意境
2.欣赏联想性的意境
3.欣赏改造性的意境
4.欣赏实感性的意境
5.欣赏感悟性的意境
6.欣赏新奇性的意境
7.欣赏无限性的意境
作者的心境
一、考查创作的年代可以推测当时的时事
二、考查创作的地点可以省察当地的情状
三、考查作者的性向可以认识作品的风格
四、考查作者的交游可以指证作品的疑窦
五、考查作者的际遇可以明白作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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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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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篇》自序——谈诗的鉴赏角度
诗歌的鉴赏活动可以说人人都会，也可以说不是人人都能的。怎么说呢?如果鉴赏完全是以读者个人趣味为中心，这种印象式的鉴赏，是人人都能的；但如果要透过字义诠释的层次、透过结构美感的层次、透过性向风格的层次、透过道德判断的层次，直与作者的心弦发生生命的共振，则这种鉴赏断非人人皆能。
现代的诗歌研究，无论是诗的设计、鉴赏、考据、思想，莫不须注意方法：考据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设计须了悟艺术的原则，思想须辨析义理的内涵，而鉴赏则须将科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的法则兼备并用。每一首诗，可以从多种角度作为鉴赏的着眼点，如历史故实的考求、社会背景的探究、作者心理的分析，这些是鉴赏作品的前提，都有其科学的方法；又如章句结构的析论、音响美感的探索、境界层次的阐述，也是鉴赏作品的要点，都有其艺术的法则；至于作品与诗人性格的研究，作品与诗人宗教或时代思潮的关涉，乃至民族特性与世界观的深层探迹，都有其思想的背景。有了这些法则，未必能作完全的欣赏，但没有法则，只能求盲目的偶合而已，然而法则的深谙，就不是人人皆能的。
所谓鉴赏的法则，究竟是指那些呢?试举权德舆的〈玉台体〉诗来说明，这是一首以率直赋体写成的诗：
昨夜裙带解，今朝■子飞。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
前人的鉴赏，大部分精力在注释何谓“玉台体”？或者特别讨论“藁砧”何以是“夫婿”的转折隐语，都着重于字义解释的层次，能够联想到“女为悦己者容”，或者批评它“俗不伤雅”的，涉及到内容风格的批评，已是难能可贵了。
事实上，奉诗还可以从许多角度加以分析：譬如每一句的动词位置就很特别，都安排在句末第五字，幸好第三句没有写成“勿将铅华弃”（姑不论其平仄），否则四句诗的句型完全类似，虚字实字安排的位置过分一致，声调节奏便呆滞重复，“复调”原是诗中的毛病，但本诗一二四句的“复调”反使本诗表现出古拙的民谣风味。
再就本诗所写时间的顺序来看，完全是直线叙下的，先说过去的“昨夜”，再说眼前的“今朝”，再推想到预测中的未来。直线式的时间行进，表达出简单淳朴的意味。诗中所说过去与现在，是实有的事，已经发生，未来的推测则是虚叙的事，可能发生，结尾只作一个疑问句，这个问号不曾因是否获得解答而消失，反使不竭的余情在空际回荡。
同时也可从奉诗窥见唐代妇人的心理，妇人没有交游，唯以丈夫为生活的中心，丈夫不在时，由于航邮口讯的不便，妇人们直觉地重视“裙带解”“蟢子飞”等等喜乐的瑞兆，与其批评那是一种迷信，还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慰借法。妇人能以毫不掩饰的口吻说出“裙带解”“蟢子飞”，这种突然降临的欢乐预感，使她望夫的眼神，充满了闪烁的光彩。也正因用的是率真的表现法，加浓了“古调”的韵味。
再从平仄格律上讲，第一句的第四字拗成仄声，按例必须以第二句第三字改为平声来救转，但本诗“蟢”字却是上声，这种例子极特殊，梅尧臣的〈夏日晚霁〉诗：“两脚收不尽，斜阳半古城”，也许是学这诗的格律，这种特殊的格律，使节奏间特别明显地流露出脱胎于古诗的痕迹，也加深本诗古风式的印象。
若再从本诗作者的性向去认识作品，史书上记载权德舆虽官至辅相，但是他“动止无外饰”（见《唐才子传》卷五），这种自然潇洒的风格，表现在本诗里，自然没有一丝矫情作态的习气。
试再看李商隐的〈登乐游原〉诗：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首简短的诗可供分析的方面仍很多，前人有的用旁圈密点的方式，有的用眉批夹注的方式，或是把这首好诗选出来，抄在选集里，也算是完成了他个人印象式的欣赏，其中大部份只欣赏到“好景难长久”的含意方面，就搁笔不谈了，这种体认虽不错，但总嫌笼统，如果能分别从各种角度去透视，必然体认得更为深刻。
譬如从音响方面说，第一句连用了五个仄声字，是拗句，第二句的第三字就必须将仄声换成平声，借以救转这平仄失调的现象，本诗正用“登”字作了拗救。义山在平仄拗救方面，往往寓有深意，原来拗救的秘密就在于将拗口的音响与情感作一致的呼应，“向晚意不适”连用五个仄声，五仄之中必须有入声参杂，声调才不致太低哑，这儿“不适”二个入声字用在五仄的句尾，使全句的音响逼蹙迫促，充分形容出心中怏怏不乐的压迫感。义山用“向晚意不适”五个仄声把心情逼逼逼，逼到近乎窒息的角落，然后用一个平声“登”字特别响亮地发声，像以脚猛地一踩要跨出去似的，“登!”把压抑反转成爆发!所以在朗诵这诗时，何处声调低压，何时冲口爆出，拗时低压，救时高冲，才能使拗救的神味充分将心情夸张出来。
再从时空情景方面说，诗题一登乐游原一是着眼于空间性的，但诗中用了“晚”、“夕阳”、“黄昏”等三个重复的词汇，使全诗又着重于时间性了。再看一二两句正写情事，三四两句却用一幅以时间画成的风景，拦截了将吐未吐的情事，使这不适的情感渗透入景物里去，景物显得十分凄美。
再就全诗情景的安排来看，原是因为向晚的时分加浓了“不适”的情绪，所以才驱车去登古原，意欲宣洩这不适的情绪，待欣赏到古原上绝美的夕阳，原本“不适”的心情正要畅快些，却无奈又有了“近黄昏”的悲哀!斜阳的美好与黄昏的短暂起了情节上的冲突，这矛盾冲突使“遣愁更愁”的心境进入了愁情的高潮。从首句不适起，到结句更愁止，适巧使意义回环成一个圆。
上述这些分析，还都着重于诗的内在研究，如果从诗的外缘去研究，譬如想知道本诗所说的夕阳霞光，是不是“义山自伤年老之诗”?那就得考查义山作本诗时是几岁?想详考年月，又须将本诗作系年，并得考查乐游原的地理位置，乐游原既在长安附近，那就得考查义山几岁在长安?最后一次到长安是不是在晚年?义山登乐游原吟诗不止一次，集中所收至少有三首，春梦云云一首，冯浩以为是少年时代的作品；万树云云一首作于深秋，也不像晚年到长安时所作。义山在四十七岁去世，最后一次到长安是四十五岁春天（大中十年，西元八五六年），夏秋间他便到洛阳去，唐人年过四十往往自比“衰翁”，本诗如果能考定作于这一年，则距义山下世不过二载，自然可说诗中寓有伤老的意思。
又譬如想知道本诗是否有“忧唐之衰”的意思，则首须知道义山是晚唐人，义山下世距唐祚覆亡，虽然尚有五十年，但是当时宣宗大中年间，镇将跋扈、节帅被逐，唐室必亡，当时已有具体的征验。前人根据这些外缘的研究，认为本诗中“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杨守智评语），或认为本诗“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谓之怨身世，可；谓之忧时事，亦可”（纪昀评语），都将诗中“好景难长久”的意义推深到歎老伤时的二重层次里去，使鉴赏的视界宽阔了许多。果真如此，这一首小诗里有著作者整个心境的缩影、整个时代的缩影，像太阳透过叶丛，在地上投射的每一个光影，都是太阳的缩影一样。
从上述二诗的分析，可以知道诗的鉴赏方法是很多的，训诂字义的认识，仅是粗浅的层面，如感不足，还可从作品内在的结构音响等方面去品鉴，如仍感不足，还可以从作品的外缘背景去认知。
训诂字义的认识，是读者开展其悟境的基础；作品中结构音响等的认识，是深入作品诗境的梯阶，至于作品历史背景的考查、作者生活情操的认识，则是探索作者心境的神秘蹊径。本书就是以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作者的心境三方面并重，来创建一套比较公允的鉴赏标准。
要想使读者的悟境、作品的诗境、作者的心境三方面并重，则各种鉴赏的角度，均须兼顾并重。自从西方的文学批评成为国内热烈讨论的课题以后，西方人所分：历史论的、形式论的、社会文化论的、心理学的，及神话论等五个批评学派，已成为国内谈文学鉴赏者附响景从的芻像，其实这些流派，有些在中国久已存在，只是旁见散出于各书，未曾刻意地标榜什么门派，而西方所分的派别，其门户及内涵或宽或狭，未必能各成大宗。再则所分的各派，如果不能互补短长，融通兼施，也只如盲人摸象，各执一偏而已。所以我想将中国自来对诗歌鉴赏的各种角度重新分析归纳，釐成十类，如能将这十种角度，融通活用，相辅相成，自不必完全追随西方，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这些鉴赏诗歌的角度是：
一、以诠释字义为鉴赏
字义的诠释、出典的查勘，是鉴赏诗歌最基础的层面，然而自来许多有学养的诗评家，深信“诗可注而不可解”、“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以为箇中消息，只许自悟，不可道破，如吴雷发《野鸿诗的》、沉德潛《唐诗别裁》都有类似的说法，所以许多诗评家都学李善注《文选》的诗那样，只考经史典故及地理职官，使资料方面“原委灿然”，便算达到了鉴赏的目的。事实上可能是人所皆知不必注的地方不厌其详注了一大堆，该注的地方注者也不明白，没见有一字半解的增益处，何曾使“原”与“委”都灿然了呢?如果像刘辰翁摘取诗中一字一句来作评，被他们讥为“醉翁呓语”；像金圣歎评唐才子诗，分前解后解，讲承接照应，更是投以鄙夷的眼光，讥笑为“死在句下”。
千百年来，他们是缺乏情趣地禁止了分析批评。这一派学者自身对于诗的美感经验，或许有不少会心之处，但只是混融一体，不求甚解。然而他们几乎是传统鉴赏的中坚，所著的书以考查诗句的出处、标明典故的由来，来显示其博学，对于诗旨的疏通，守著宋人所谓“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的原则。这种鉴赏对于诗歌的本身仅是触及，而未曾深入。当然，对于连字义也解不来的读者或许有助益。但是今天由于工具辞书的发达，笺注出处或典故，事实上只是翻检辞书而已，早没有炫耀博学的价值了。
二、以考据故实为鉴赏
考据故实本来是提供正确鉴赏的一项佐证，仅属鉴赏的前提，不该是鉴赏的终点。当然，从考据出发，也可以修正鉴赏时臆测的误差，譬如利用宋代牟益的檮衣图卷，可以帮助认识李白〈子夜歌〉“万户檮衣声”是檮生丝为熟丝，而不是洗衣服。利用出土的铜器，知道周代金奏之乐，天子与诸侯才并用钟鼓，大夫与士只用鼓而不用钟的，可以帮助认识《诗经?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不是在描写一般巷里平民娶新娘的情景，小序以为是在赞美后妃，其身分是很适切的。又如《诗经?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的句子，从出上的铜器看来，金罍也的确是人君或宗庙的器皿，小序也以为该诗是赞美后妃，仍有它坚强的理由。
又如民国五十七年八月中共发掘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宝绾的古墓，出土两套“金缕玉衣”，证明金缕衣是陪葬的殉物，诗评家才想起杜秋娘唱〈金缕衣〉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可能是劝人与其在死后穿镶金缀玉的寿衣，不如惜取年少可爱的时光。我说金缕衣作“华丽的衣服”解之外，可能有作“寿衣”解释的，曾引起质疑，质问道：“杜秋娘对着暴戾的主人，怎么敢唱出寿衣来?”“古人极重忌讳，不吉祥的歌词适合在酒筵前唱吗?”其实前面的问题，既是“李锜长唱此辞”，李锜爱听，命令歌妓杜秋娘唱，便不发生敢不敢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好像据常情理该如此。但若翻检出白居易的〈狂歌词〉来读：“明月照君席，白露沾我衣，劝君酒杯满，听我狂歌词，五十以后衰，二十以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生前不欢乐，死后有余赀，焉用黄墟下，朱衾玉匣为!”末句“朱衾玉匣”，玉匣就是“玉匣金缕”，就是出土的金缕衣，这“寿衣”的狂歌真的在酒筵前唱的呢!而且〈狂歌词〉的内容，简直就像杜秋娘唱〈金缕衣〉的翻版。“五十以后衰，二十以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不就是“劝君惜取少年时”吗?“生前不欢乐，死后有余赀”不就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吗?那么“焉用黄墟下，朱衾王匣为”，不就是“劝君莫惜金缕衣”了。白居易这首诗，据汪立名的考证，作于长庆三年，距李锜被戮刚过十六年，白居易应该听过杜秋娘所唱的金缕衣以后，才写这首〈狂歌词〉，雨诗机杼相髣髴，可见都作“寿衣”解也不是没有可能（详见拙著《读书与赏诗》及《珍珠船》，洪范本）。有了这些名物故实的考据，对鉴赏自然极有助益，但考据毕竟不能等于鉴赏，像吴景旭的《历代诗话》十集，只就一字一词考据，至多引诗一句二句，很少讨论到全首诗旨，他的著作，可作为这一派诗评家中傑出的代表。
三、以选抄去取为鉴赏
用选抄的态度去品评诗篇，无论是一代之中选数人、一人之中选数首、一首之中选几句；或抄成一本诗选：或在全集中稍作圈记，那入选作品的多寡、圈圈点点的疏密，都寓有鉴赏的价值判断在其间。孔子删诗之说是不是可信，是另一个问题，但根据〈周南〉、〈召南〉看来，诗篇的编次前后，恰与大学修齐治平的纲目相应合，可见现存的《诗经》，必然是经过儒家鉴赏后编选而成的读本，编选时也必然有他鉴赏的尺度。其后徐陵编《玉台新咏》十卷，萧统编《文选》，录诗十三卷，一爱新艳，一尚雅正，从选抄之中，便能显示出主观印象的差异。又譬如唐人选唐诗，多不收李杜诗，今存十一种唐人所选唐诗中，杜甫的作品一首也不曾入选，敦煌卷子中只抄录李白诗，依然没有杜甫诗。宋人元人选唐诗，选录李杜诗的稍多，至明人清人，则所选大都以李杜为宗，这说明从选抄中可以觇见各代人的鉴赏偏好。选抄时也有以自己的主张为中心的，如王渔洋编《唐贤三昧集》，以神韵为主，特别推崇王孟：陈沆作《诗比兴笺》，以比兴为主，特别偏重韩诗，所选篇章的数量竟超过了李杜，同时也很重视李贺，在这存删去取之间，都表现出编者的趣向。编选的人鉴赏力高，这些选本对读者也有许多好处，不仅节省读者的时间精力，也稍具指点门径的作用，像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蘅塘退上孙洙的《唐诗三百首》，部以选录与否作为鉴赏的尺度，同样成为不朽的名著。
有人批评王安石的选本道：“王荆公号称知言，而《百家选》遍得晚唐刻削为奇，盛唐冲融浑灏之风，在选者戛戛无几。”（明王称叙《唐诗品汇》）我想王安石所以偏重晚唐、轻略盛唐，并不是他的选择标准如此，而是只做了晚唐的部分，手头翻到哪些集子，就在集子里挑佳作，当时没有全部唐诗在案头，盛唐部分尚未挑选，这《百家选》乃是不曾完工的作业罢了。至于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也不是从《全唐诗》中一一挑选，而是从众多前人选本中集其大成，累积了前人评选的智慧，容易获得普遍的认同。
诗选文选原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清人宋荦序《二十四家诗定》就说：“作者难，选者尤难，非力学则无由办。然世之操选政者，正不必有学，愚者效小儿解事，慧者思英雄欺人，往往妄生好恶，横立是非，何定评之有?降及末流，更有借此为依名攫利地者，其人于风雅一灯，既未梦见，则凡升降正变之数，又孰从而诘责之而辨正之?”正指出以选抄为鉴赏，选者的审美能力与公正心态是十分重要的。然后人编诗文选，或尊重作者的名位功业，或偏袒于自己的私交朋党，既无目力，又嫉真才，私于一己之见，不是阿谀，就是瞽目，岂止一失，乃是百漏!甚至于让当代作者自选自捧，不能就诗论诗，一本大公。编选者寸衷既乱，识鉴有限，自然没有裁断作品高下的价值了。
四、以主观品第为鉴赏
以主观品第为鉴赏，与上节以选抄去取为鉴赏一样，鉴赏的尺度完全以诗歌给予自身的感动程度而定，感动的深浅，便是评定作品价值的依据。它与科学性的客观批评完全相反，纯然取决于主观的印象。由于各人的情趣不同，所得的品第自然有别。像钟嵘作《诗品》，因为讨厌当时人“随其嗜欲，商榷不同”，以致“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所以分汉魏以来的诗为上中下三品，并自诩说：“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奕一，自以为能将诗篇高下的品评，像围棋数目一般地数出黑白胜负来，这种鉴赏是否能让别人全部接受，极可怀疑。当然，钟嵘的鉴识力甚高，所定的三品升降，可议的地方不多，即使他认为陶渊明的诗源流出自应璩，模拟的痕迹很明显，所以列入中品，后人持相反意见的不少，但依据今日辑佚所得的资料，证明钟氏所说乃是公正的评论。然而钟氏讨厌“缙绅之士”全凭一己的嗜欲印象来作“商榷”，没有“准的”可以依循，但是他自己所主张的“有滋味”“口吻调利”以及“反说理”等等，又何尝不是依凭自己的“嗜欲”?
《诗品》之后，凡如轩轾李杜、王孟、高岑、韩柳、元白、温韦等等，用比较两者优劣的方法作为鉴赏的，都算是品第的鉴赏。就算如钱谦益写《列朝诗集小传》，自认为是“有公鉴，无姑息”，“敢以是非黑白自任”，虽不曾将明代全部诗人品等分级，但推扬或排诋，有时指篇摘句，各有是非。对于李东阳、程嘉燧推扬备至，对于李攀龙、何景明、王元美、胡应麟，各有排诋，等于给了品第似的。但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引吴梅村的看法，认为“推扬幽隐太过，排诋三四钜公，也未必为定论。”可见以品第为鉴赏，随你怎样自许为“公鉴”，仍不免受主观的局限。这种鉴赏的角度，为一般诗话作者所常用，也是传统鉴赏的主流，他们对于诗篇何以“有滋味”、读来何以会“口吻调利”等，是很少进一步探索的。
五、以讲明结构为鉴赏
讲明诗的结构，总不外乎章法、句法、字法的研析。章法的析论可以兼括谋篇及命意，句法字法的析论，则必然牵联到修辞与文法。总之这派的学者是集中注意力于诗篇的本身，以为认清诗法格律，是进窥堂奥的途径，对于所谓“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的结构与神韵，毫不放过，精密地剖解这些内在的元素与弦外之音。这一派学者在西方称之为形构批评或新批评，在我国古代也有这些专门阐明脉络章句的书，早先或以眉批的方式、或以夹注的方式写成，同样是以著书的精神作批阅，也是著书方法的一种，但体裁上不登大雅之堂，所以自来被讥为村塾闾师用的“陋书”，即使如明代钟惺的《词府灵蛇》，将诗依“体势”来分类，如“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叫做“狮子返踯势”，如“可能有事开心后，得似无人识面时”叫做“毒龙顾尾势”，如“既不经离别，安知慕远心”叫做“孤雁失群势”。这些物象虚构的势，在批评家自己或许鲜活生动，但所指究竟是结构还是内容?分所难分。他想假托物象的动作来说明一种有机组织的肌理关系，心态可嘉，但方法模糊，过于自说自话，自我陶醉，仍不脱“陋书”的讥评。
这些传统的印象鉴赏家一直主张好诗像“无缝天衣”，如果“求之针缕襞绩间”则“愚矣”!不过，这种“以不解为解”的鉴赏风气，在清代干隆年间，已有一位傑出的诗评家吴瞻泰，提出反驳，他主张“以法为宗”，示范式地作了《杜诗提要》十四卷，选取杜诗四百七十七首，致力于擘析披剥，做到了“提纲挈领、摄魄追魂、意象昭融、法律森列”（罗挺评语）。吴氏的著作已从结构脉络，直探索到意象格法，我们把他列为结构批评派的先知者与前道者，也能名实相符。试举他剖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前四句“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抬出魏武曹操这位英雄，既文采又风流，而今天这位曹霸将军，只剩文采，以丹青作画见长，已非本色。全诗以丹青为主，言外正为将军深深可惜。而这位“承恩数上南薰殿”的大画家，至今飘泊干戈际，画画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一幅丹青由得意而沦落，复至坎壈，而诗中呼叫“将军”四次，是极著意处，也是极辛酸处，将军不以武功显而以文采显，至今文采又不见重，乃至俗眼翻白，文采扫地，如此呼叫“将军”，其可悲可慨真是深重层层。全诗从发端析论至结尾，正面、反笔、侧笔、陪笔，一一分析，真是精彩倍现。
其他如金圣歎批唐才子诗，仇兆鳌作《杜诗详注》，于分段结构、脉理照应处，也不惮繁琐，分析入细。这些鉴赏的成绩，到今天已逐渐获得应有的重视。自然，在研讨诗篇的本身结构时，仍必须与作品以外许多历史的知识相结合，才能使诗篇本身的分析更接近真实。
六、以道德伦理为鉴赏
孔子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作为诗的功用之一，《诗经?大序》更举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一的道德伦理标准，说明“先王”对诗篇的看法。数千年来，中国文学常以这种教化的功能作为诗篇的评价标准，“发乎情、止乎礼义”、“思无邪”就成了诗的创作尺度。自从宋代的朱熹，指出了《诗经》中有一部分是淫诗，王柏更建议将淫诗从《诗经》中删去，这种建议，表面上像是动摇了前人对诗经的崇拜，实则仍是基于以道德伦理为鉴赏的标准，宋代的理学家们评诗文，无不如此，如程伊川说：“语丽辞赡，此应世之文也；识高志远、议论卓绝，此名世之文也；编之乎诗书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传世之文也。”外形辞华的美，只是“应世”的文字；内涵识见的美，只是“名世”的文字；唯有诗书教化的美，才是“传世”的文字!所以像祖咏的〈终南望余雪〉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诗苍秀省净，把融雪时气温特别冷的景况，简笔勾出，但道德学者看此诗，就爱推想到“我辈优游而不如我辈者万千，我辈以雪景为美，霁色为美，而冻馁之人不可忘”的仁者怀抱中去，认定言外之意如此，才是好诗。作为一位好诗人，就得始终坚持自己是人类的良心。换句话说，此类诗评家是文教不分的，文学作品要带有教育性，写下好的观念才值得风行。
当然，由于这一派鉴赏家一再强调诗文对社会可能的影响，使后代许多诗人抱着严肃诚慎的态度去创作，在社会的安宁秩序上、在风俗的温厚淳美上，都有莫大的贡献，作者以“有补于世道人心”为写作的目标，读者以文学的道德功能为鉴赏的标竿。相当令人惊奇的是：每当这种“载道”的文学主张高涨的时代，天下盛平；每当“载道”主张式微而“唯美”主义高涨的时代，天下混乱。可能的解释是：天下盛平，道德伦理易为人们所认同，成为社会公众重视的规范；天下混浊，唯美思想为人们所追求，成为诗人自己逃避现实的渊薮。这么说来，以道德伦理为鉴赏的标准，虽然忽视了诗歌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但或许真有拨乱反正的时代功能。
七、以思想类型为鉴赏
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对于“说诗”一道，就主张“以意逆志”，《诗经?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知“志”是指诗歌完成以前的思想，也就是指作者的心境。“以意逆志”就是要去探索这种思想抱负、这种深邃的心境。后人在诗歌的鉴赏方面，也有专门在思想的类型方面着眼的，如由毓淼研究杜甫，就从“非战思想”、“讽世不平”、“汛爱众观”去解析杜诗；陈慧剑研究寒山，举列“儒生期”、“慕道期”、“学佛期”为寒山思想脉络上的分界。再则如有人讨论韩愈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王维白居易为佛家思想的代表，皮日休陆龟蒙是道教思想的代表，李白是神仙家思想的代表等等（均见《唐代诗学》），都着眼于思想的类型。思想从横面看有类型的不同，从纵面看又各有层次的不同。从类型上研究，先经过通盘的归纳，比泛泛地排比三行五句，就分什么“非战思想”“忠君思想”要有意义一些；比无论讨论谁，都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或“宇宙观”、“人生观”等时髦的门类，而实质空无所有，当然更有意义。思想类型的鉴赏，最怕是落入一般的共相而不自知，像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分析屈原文学的思想与艺术，共分四点：（一）爱国精神的发扬；（二）强烈的政治倾向；（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四）艺术的特色及其影响。所分不伦不类，前面三点显然不是在分析屈原个人的思想。试问拿前三点不也可以去分析杜甫整本诗集?不也可以去分析岳飞的单首〈满江红〉？原来这三点实在是古今中国文学的共相，所以任举杜甫、岳飞也都符合，这不是屈原个人的殊相，如此的思想分析，看起来章节堂皇，根本不具意义。屈原因为与楚王室是同姓，不同姓的臣子可以像鸟那样自由选择树木，任意飞离，而同姓臣子到死也不能离开，这才是屈原思想中解不开的死结。掌握这个死结，才能读懂〈离骚〉，分析鉴赏〈离骚〉。
思想若从层次上分析，可以注意到思想的纵深面，那该是最深入的探讨了，如寒山诗中的佛家思想，有着纵深的层次性，这层次正道出了他学佛的进程，从劝善的小乘，进入破我相的大乘，然后破得念、照见诸相非相，诗中历述其见性的过程，完全是见证的自白。到了“可贵天然物，独立无伴侣，觅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处……”是见性了。继续努力作保任的工夫，又破见障、破知障，各有诗记述修证的进阶，到了“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则到达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最高层次。
八、以分析心理为鉴赏
诗是作者心的投影，诗的内容往往是诗人自身表演的感人纪录。从诗的风格、诗的主题选择，以及辞汇的表现、象征的手法等等，去了解诗人的经验、个性与情操，乃是一条明确的道路。譬如从慈祥恺悌的性情去认识陆放翁，知道他治家主宽、阖家和乐，然后读他的〈喜小儿辈到行在〉诗：“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涴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才能有所体认，才能清晰地想见其精神面貌。又譬如从李益多疑的性格，去体认他的〈罢镜〉诗：“欲令孤月掩，从遣半心疑”、〈照镜〉诗：“衰须朝临镜，将看欲自疑”，都是他多疑性格的自供，从而可望见他惊悚疑惑的眼神。但是若过分依仗心理的特征，也易落入轻率批判的陷阱，其流弊约有二端，一是鉴赏的领域过于窄隘，对某一作者，只有某一种讲法，宋代的朱熹已批评过这种毛病：“《楚辞》不皆是怨君，被后人都说成怨君。”原因是太强调屈原这一辈人精神上的创伤，误以为那是作品中唯一的因素。沉德潛也说过：“少陵固多忠爱之词，义山间作风刺之语，然必动辄牵人，即小小赋物，对境咏怀，亦必云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亦何取耶?”也指出了同样的流弊。
另一个弊病是鉴赏的态度过于轻佻，因为近代心理分析派的学者过分夸张潛意识中被压抑的性欲，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诗的机心是在玩弄一个刻意伪装的性的象征”，于是读孟浩然的〈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被附会成压抑的欲望转变为痛苦性经验的象征；杜牧的〈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被附会作男性器官的暗示。这样的心理分析，当然是着魔的邪道，乱把鉴赏引入死巷。
其实佛洛伊德说：“心灵的倾向，大部分正是一个造诗的器官。”这话是正确的，作品是作者真实的反映或赤裸的投影，所以分析心理者，要对个人的经验及其对事物的反应深切地注意，有些反应或许均赋有结构组织与独特性，这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家及史学家在观察上常忽略的一环，值得加强。
九、以生平历史为鉴赏
研究作者的生平事迹，以推断作品中的意向，将诗人的仕宦出处、爱情生活、师友渊源、乃至异闻轶事，都列为作品意义与价值的可靠指引，这种鉴赏，也是传统方法中常用的，像《唐诗纪事》、《宋诗纪事》及许多诗话，无不如此。后来写文学史诗史的作者，也都是采用这种历史的鉴赏法，着重于诗歌本身以外的材料。谈到诗歌的本身，便只用些抽象的辞汇来形容，像讨论到高适的诗，不是渲染他“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的神话，就是详述在旗亭看“妙妓”唱诗的趣事。对作品本身的鉴赏，最多说它“风格雄放”，能将它与岑参的诗作一比较，说什么相异处是：“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相同处是皆以“悲壮为宗”，稍稍涉及作品的本身，已经算是说得很透彻了。传统的诗歌鉴赏滞留在这个圈缋中打转，历时甚久，许多说诗的资料，重复引用，愈积愈多，至清末的夏敬观作《唐诗说》，总结前人所说而集其大成，可以举为这一派鉴赏法的代表。就缺点而言，这样的鉴赏往往将作品内在的结构忽略，吾人不否认研究作者的历史，是对作品的鉴赏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但作者的生平历史往往只数十百言，即使加以编年纪事，一年所纪仍有限，要想了解每首作品仍有其困难，而即使了解诗作的本末，与了解诗作的艺术成就依然是两回事。若作品的本身被忽略，则鉴赏家退居为史评家，诗的鉴赏就会全部落空。
所以考明了作者的生平事迹，还应据以深究作品的艺术结构。譬如鉴赏杜有的〈宿府〉诗，据生平历史，知道此诗作于五十三岁，杜甫入严武幕府，做了工部员外郎，赐给绯鱼袋，就“杜工部”的宦途而言，乃是飘泊一生中最有依靠的岁月。全诗是“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棲息一枝安。”从未句中知道他有“姑且相就”的心思，但鉴赏不应限于此，该就诗作去分析脉理，发现“独宿”二字是通篇的眼目，井梧寒、蜡炬残，当然是在写独宿，而“永夜角声悲”时自言自语，也是独宿的凄凉景况，“中天月色好”时谁共赏看?也是独宿的无聊心情。“悲”也罢，“好”也罢，结果一样凄凉无聊，如此一顿一挫，神味加倍隽永了。下面风尘侵寻、乡书阔绝，写来也来不得；关塞萧条、归路艰难，写去也去不得，这才是“姑且相就”的独宿原因。然而“一夜独宿”时寓有多少“十年”中的感慨；“一枝棲息”间寓有多少飘泊的空间，今日暂依于此，思绪翻腾，必然是凄恻不眠了。全诗脉络紧凑，命意悲壮，得历史生平的配合而益为彰显，如此才是理想的鉴赏法。
十、以社会风尚为鉴赏
诗的花朵，必然受社会气候的影响。所以要鉴赏诗，对于所以产生当代诗歌的社会生活条件、社会思想与价值标准，应当深刻了解，才能充分接近诗人的想法与做法。譬如陈寅恪研究元稹的艳诗，认为对于当时社会风习与道德观念影响及于元稹的行为者，必先明其梗概，然后才可了解元稹的艳诗。元稹在〈梦游春〉七十韵的长诗中，将与少日情人崔莺莺的交往，比作梦中的“灵境”，“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写他虽然拋弃了寒门的女孩莺莺，还以一种赎罪的心情孤单地生活了八九年。然而“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写自己追求眼前门第显贵人家的小姐，将负心往事比作无足轻重的春梦，诗中如此直率地自供始乱终弃的事迹，竟毫无惭意，白乐天与他唱和，也不稍指斥，可见元稹另娶高门的小姐，是当时社会风尚所能容忍的正当行为。〈梦游春〉诗中还自供说：“美玉琢文佳，良金填武库，徒谓自坚贞，安知受砻铸”，坦白承认自己纵使坚贞得像美玉良金，受了社会风习的砻铸，也会改变他如何生活的态度。如娶豪门、求登第，是唐代社会中像石磨铁铸般不可抗拒的价值观念，也代表当时社会不容异议的个人生存态势，纵使个人再坚执也是徒然。这四句诗，也等于是说明个人观念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联。他这般写，显然在当时获得的是同情谅解，而不是负心责骂。然而这一派学者的鉴赏也有它的偏失，由于太重视诗歌中的社会意识形态，重视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往往难以兼顾诗歌本身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
我想假如读朱庆余的〈近试上张籍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首先得明白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后代不同，在考试之前，诗人热衷将作品遍送显达人士以求“推赞”，此乃一种人皆如此的社会风气，朱庆余的诗稿放在张籍的袖管里，时常被张拿出来当众“推赞”，以致诗名很快流传于海内，这样考试时才容易登科，这和后代科举时弥封誊录、不准干求请托是不同的。因此本诗是借画眉深浅合不合时尚，能否取得舅姑欢心，来比喻试期将近，问张籍道：“我的诗文风尚是否合主考者的赏识?”单是如此探索，只说明了社会风习与诗中的主意，如果能分析第一句“昨夜”是过去，第二句“待晓”是未来，三四句是表现当前的一刹那，捉住这一新娘向新郎低声请问的奇妙时分，相对于昨夜的长等，待晓的久等，这即将分晓过关的当前剎那是何等旖旎动魄?至于借用的典故是张敞画眉，恰巧扣住张籍也姓张，用典入妙、比喻灵动，在艺术性方面可真不同凡响。
以上所分的十种鉴赏角度，是从我国传统的诗歌鉴赏书籍中归纳得来的，而西方所分的五大文学批评学派，其方法大部分也概括于其间。然而学术的领域，正随着时间之衍久而扩大，许多新兴的学问，不断地相互利用，相互激发，成为新辟的学术门径，因此就鉴赏诗歌的角度而言，也自然门径日繁、方法日多、视界日益宽阔。像西方新兴的神话论批评，从史前的神话中去了解民俗观念，进而欣赏人类普遍共有的象征，把诗中的神话涵意作为作者志趣象征的投影。在我国，用神话研究去分析诗的还很少，闻一多写《神话与诗》，研究《高唐赋》的神女传说或〈九歌〉中东皇太一神的意义，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成绩，其他研究神话的年轻学者，还不曾能将神话论派的学说运用到中国古典诗的研究上去，虽然我试图在思想篇中探讨一些动物植物世界在诗中一再出现的基型，以及本篇谈中国诗中的集体精神模式，与此派想法有接近处，但止于滥觞而已，所以还不宜将这一派学说与以上的十种鉴赏角度并列。一个有理想的诗评家，应该对旧有的各种鉴赏角度兼容并蓄、多方运用；对新增的鉴赏角度致力创建，开拓新境。学术随时代日进，没有一种学问能滞留不动的，诗歌的鉴赏自然也不例外。
在今天，精神的世界日益萎缩，人们虽然灵性未泯，却缺少深度，而诗，永远是如此超妙地提升人类的精神，我们不仅可以把诗的鉴赏看作净化心灵的工作，也可以把它看作挽救沦亡的大事业!
黄永武
民国六十五年识于台湾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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