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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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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集散地，在知识份子中影响极大，大陆没有公开发行。1966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创办《明报月刊》之后，刊物的历届主编均为华语文学界的大师，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他们将刊物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打造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本书是王蒙、余秋雨、莫言、二月河、王安忆、董桥、李欧梵七位文学名家从未在大陆发表过的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文学和生活，对于兴趣爱好和所处环境，对于创作的原则和方向，他们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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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蒙，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
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二月河，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董桥，台湾著名作家。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苹果日报》社长。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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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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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卷
人生小语
话说这碗“粥”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我的喝酒
你是哪一年人？
冰心的风范
谁来拯救文学与文学能拯救谁
非常中国
竞争的悖论
喜欢巴金
余秋雨卷
世纪思考：文明的存在和失落——『千年巡拜』演讲会总报告
我的中学老师们
叔叔为了《红楼梦》三度割脉——隐秘的河湾?之一
陷入黑洞的日子里——隐秘的河湾?之二
公道自在天地间——隐秘的河湾?之三
莫言卷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一
福克纳大叔，你好吗？——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二
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三
我的《丰乳肥臀》——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四
厨房里的看客
董桥卷
人生小语
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
文章似酒
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气
萝卜白菜的意识
英伦日志半叶
访书小录
从中国文学的界说和种类想起
关于藏书
谈谈谈书的事
从《老张的哲学》看老舍的文字
如意?吉祥
另外一种心情
李欧梵卷
人生小语
书债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
——访问史维耶考斯基（F．Svejkovsky）后的杂感
谈成龙
游船上的臆想——我的第一篇大陆游记
看牙——庸俗的臆想
欧洲文化神秘面的代表——重游布拉格札记
时代是仓促的，更大的破坏将到来——张爱玲、颓废与世纪末
我恨洛杉矶
吃人不眨眼的大章鱼
好莱坞之梦的幻灭
不是温文尔雅人住的地方
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她者』
曾使我惊吓万分的城市：上海
王安忆卷
上海的女性
型
宋朝
出巡回来乐遥遥
过去的生活
安娜的型
寂寞
遍地民工
岛上的顾城
二月河卷
古今卖友记
文人无行
『跳梁』文人
『二臣』文人
雍正与术士
闲话密折
三位皇帝反腐有力度
崇祯辞庙随想
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明报月刊》
——《明月精品文丛》编后记 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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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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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一年人？
王蒙
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
我有一个朋友，从中国去到美国，上学、毕业、赢得学位、打工、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取得了在美的居留权，再回到祖国服务报效，前后用了十七八年的时间。有一次我们闲谈，谈到祖国这十几年的突飞猛进与变化幅度之大，他用“隔几年就认不出来了”形容他对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感受。再谈起“文革”、“反右”、“大跃进，诸旧事，更是恍如隔世。
我问他：“这十几年美国的变化大吗？”
他说：“当然也有些变化，但美国这个国家已经相当定型，远远不像中国的变化之大。”
◎“五四”时代的作家硕果仅存
是的，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不仅是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转型剧变的世纪。
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例如“文革”中北京的中学生，有一年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有的去了云南，有的去了黑龙江，最近的也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但次一年的毕业生全都留在了北京市当工人，这两届学生的故事就大不一样。
拿中国的作家来说，有“五四”当中成长起来的最老一代，如冰心、巴金，德高望重，硕果仅存，我想与许多旁的作家一样，青年时代的经历、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对于他们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形成与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青年时代的主要文化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启蒙主义者，他们通过文学手段呼喊和争取民主、科学、幸福、反帝反封、醒国醒民并救国救民，他们有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我不太了解这一代作家中持相反文学价值观的人们的情况，例如被称做“封建余孽”或“洋奴”、“叭儿”的人们，他们都已作古，是非功过仍可评说。倒是现今有些年轻人持（“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说，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颇多批评，于是“五四精神”的传人们，不得不站出来为它的理念与旗帜进行辩护。
◎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家敢于斗争
后来有——我想称之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年代拿起笔来的一代作家，持积极投入革命和战争态度的这一批作家，充满献身精神，信仰坚定，立场分明，富于自信，敢于也善于斗争，他们隶属于胜利者与（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光荣行列。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执文坛之牛耳者当然是这些作家，他们的名字群星灿烂，有许多巨星已经陨落，也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物特别富于一种政治敏感、主人翁意识、整体（包括事业整体与文坛整体）意识、主流或中流砥柱意识，党与人民的代言人意识，方向意识乃至开国元勋的责任感。例如最近我就看到这样一位老作家，声言有了谁谁谁来“接文学的班”，他老就放心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群伦的情怀溢于言表。这一代作家是新中国文学事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崭新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和主力部队。他们虽然也逐渐变得高龄，他们中的许多人物，仍然笔力不减，新作迭出，尤其是正言谠论，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的精神甚劲（包括公开发表的与动辄上书言事的）。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主流，这些老作家拿起笔来的时期的主流是革命与战争，同时每个时期也都有对于主流积极投入或不是投入而是黯然疏离的不同选择。选择了疏离主流的作家在革命大获全胜后受到主流的相当的疏离，坐了相当长时期的冷板凳，乃至受到了批评直至冲击，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无倾斜的，历史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微笑抚摸捧抬装点，同时历史的秋千又常常荡来荡去。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疏离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流的作家在某些圈子之内，颇有些个时来运转的气象，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被请了出来，再现辉煌，重新红火，行时得很。这大概也很符合中国式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因为中国少有那种一个时期的互补共存、互相制约也互相激荡的多元平衡，而多半在某一特定时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目前有些学人对待“五四”以来新文学史的态度发展到一百八十度转弯——不疏离的不要、不边缘的不爱，红过的都贬或贬过的都红，从不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要求的不行到沾上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行（这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即反对前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标准），从唯周扬之马首是瞻到唯海外某种舆论或学术思潮说不定即海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马首是瞻——的程度，令人感到仍然是非艺术的思路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信仰革命、信仰苏联
再往下就要说到笔者这一代人了，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无限光明、无限幸福、无限胜利、无限热情，十分骄傲自豪。我年轻时常常觉得过往的老一辈实在活得冤——他们竟然那么多年活在旧社会，旧社会的生活岂能算是人的生活？后来的人也不如我们幸福，他们完全没有见识过新旧社会，没有见识过革命的凯歌行进与美丽光荣的新中国在旧中国的废墟中诞生。因此唯有我们这一代——后来通常称为五十年代起来的作家——是历史乃至上天的选民，但后来这些人中的许多遭遇到了反右运动的蒙头盖脸的试炼，于是又形成了一种难以清除的对于极左的警惕乃至于恐惧，“文革”结束后，这批人活跃了一阵子，有的还颇成气候；但也有些人由于锋芒太露、战线太长而受到了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包括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夹击，被指责为不够革命、干脆不革命或者是相反——始终没有脱离开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太过革命，他们曾经那样热爱革命、热爱苏联以至于那样警惕或曰内心恐惧极左，也被某些年轻人嘲笑，觉得他们太没出息，有些讨厌和啰唆。年轻人想“现在都什么年头了，还怕（或防）极左”？看来是幸福的，但他们自己仍然觉得太不幸、太不走运的新一代人，不理解上一代人怎么会那样轻信，那样自找苦吃，又那样地摆不脱放不下；尤其是上一代留给他们的这个世界离他们的要求还太远太远。他们批评那一代人说，那是被扭曲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生产出的不是应该生产出来使下一代人现成接收受用的光芒四射的真理，而是破铜烂铁，不是很有趣也很讽刺吗？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新中国建立时期拿起笔来的这一批作家当中找不到几个疏离者呢？莫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疏离的反衬的关头成长起来的吗？这倒真有点扭曲的味儿了。至于反右云云，那倒是除了警惕者、恐惧者外也还有意犹未尽者，还有意欲一反到底虎视眈眈跃跃欲试者，事物从来不仅是单方面的，这也正常。
◎“文革”中成长的作家高举批判大旗
现在在文坛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还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所谓“从红卫兵到作家”（这是旅加汉学家梁丽芳的一本著作的题目），所谓青春无悔，所谓“六八”人（似指1968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论者认为这个年级的学生最有思想，会出“思想者”或这个年龄段要出人才），所谓喝狼奶长大的（此话不够友好和全面，但也多少说明了一些事实）等，他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又在盛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他们热情洋溢，勇于高瞻远瞩，富有正义感和悲壮感，富有精英意识乃至提出向世俗化宣战的口号。他们富有火气和冲击力，他们声音洪亮颇有气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文革”后期，上山下乡时或刚刚上山下乡后拿起笔来写作的。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也都是热情投入、努力奋斗的，从而他们都有效地汲取了当时的最新鲜、最生动、最丰富时髦的思想营养与人生及世界信息，他们痛感到战斗正未有穷期，他们是当今文坛的主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若隐若现地怀念着或呼唤着“红卫兵”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提出了或响应着当前的最新思潮，高举爱国主义与批判的大旗，批判现代性、批判启蒙话语、批判国际资产阶级与殖民文化的民主、法制、科学、宽容观念，他们的主张使人耳目一新，他们的思想的超前性发人深省，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然而同样我也不太找得着这个“代”的疏离群落。时至今日，倒是有人特别敏感于新条件下的同行的礼崩乐坏、精神失落、道德颓败，他们举起了抵抗投降的大旗；而另一些人显得温和一些，易于认同（投降？）一些，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分化。
◎改革开放年代的作家喜欢张扬个性
同时，更新的一代人正在崛起，应该称他们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更少条条框框，更喜欢张扬个性与公开地追求物质利益，我不想多谈这一代作家，因为我对他们的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还很不够。但他们与过往的几代作家又有不同则是明显的，例如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发表对于共和国同龄人不敬的议论了。
代与代的沟通并不那么容易。例如我前面举的那个五十年代作家热爱至少是热爱过苏联、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例子。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喀秋莎》这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洁的歌曲，是作为小流氓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聚会的背景音乐来出现的。我试图教过孩子们学我们年轻时喜欢的苏联和中国革命歌曲，我全然失败了。一位孩子说：“你们从前唱过的歌原来这么水”，而我认为是他们爱唱的流行歌曲才“水”得要死。不知道这算不算代沟一例。
近年来中国文坛笔墨官司此起彼伏，有的争得很情绪化，除了其他原因，代与代的区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近百年风云变化，每隔那么十几年二十年乃至三年五年就“当惊世界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回，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背景、不同的惯用语言——包括俗话、套话、俏皮话，不同的精神风貌，不同的服饰做派——现在的西服革履，如果放到“文革”中穿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连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想不出来。一代一代人也会有不同的歌曲、书籍、思潮被青睐，这样，隔上一段时间人们在发现世界之“殊”的同时也会发现他的同类——人也已经“殊”了又“殊”，叫做时惊世界异，自觉彼此殊；殊，也会成为一种隔膜吧。这也好，不这样中国岂能由鸦片战争时期的大清帝国发展到今天！
同时在每一代人之中，对于历史提出来的中心任务与活动舞台，有积极投入与消极疏离的态度的区别，这又是一种“殊”——人言人殊了。积极投入者叱咤风云，活得、写得都充实红火，但也可能在历史的风景中跌断脖颈，或失误受挫。至于因了投入历史的中心任务而顾不上乃至损害了文学的某些艺术层面的精雕细刻，更是不在话下。疏离者常感困惑，常受冷落，有时貌似无所事事，苍白空处，向隅独吟；但在边缘状态下也许反而显得清醒，反而显得更纯洁、更温柔、更逍遥、更迷人地经营着精美的文学。待到风息浪止，沉淀寂静下来以后，他们就会被挖掘出来一放异彩。
选择了红火的人应该不拒绝为红火付出代价，选择了寂寞的人应该不拒绝为寂寞付出代价。寂寞了偏要人家承认你的伟大，红火了偏要人家承认你的高洁；然后为自己的寂寞或红火而骄傲，而自我欣赏自吹自擂或互相吹捧不已，再加上排斥不同的选择，未免显得太贪、太满、太发烧友，应该慢慢懂得，真理没有谁能够垄断，赞美没有谁能独赢，百分之百的满分，谁也不可能全部得到。
（对于当今的社会发展主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各代作家的态度就复杂多了，有的欢呼投入，有的总结经验唯恐历史再走回头路，有的面对市场经济六神无主，有的我行我素，有的忧愤交加痛心疾首……总之有的摩擦、有的适应，以摩擦的姿态适应，以适应的姿态摩擦，屡屡跌破眼镜者也大有人在，这不是本文能论及的了。）
◎各代作家自有其历史机遇与舞台
在中国内地，人们不太喜欢“代沟”这样一种来自西方的语词。那么看看几代人之间的不同乃至他们之间的龃龉，恐怕也难以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其实各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机遇与历史舞台，有自己的历史业绩、历史性贡献与历史局限、历史遗憾，人们被历史成全、被历史厚爱又有时被历史捉弄乃至被历史牺牲。与此同时，整个百年中国，代与代之间有它的连续性、传承性、一致性。各代作家之间，有许多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也有代而不沟或有沟也可以架桥的因素。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对立起来，没有必要把自己这一代想得太美太悲而把更上一代或下一代想得太差太丑。动不动自我作古、自我纪元、怨父恨子，是幼稚的。
因此我希望，每一代作家除了看到自己这一代人的伟大悲壮以外也正视自己这一代人做过的蠢事，除了悲剧的精神也不妨具有一点喜剧的精神，除了执著的态度也还有一点自我的超越，除了自恋自怜、自我咀嚼也不妨有一点自嘲、自省、自审，除了热度也可以有一些冷度——清醒度；我过去这方面做得也常常不足，我在近年的作品中追求的也包括这个。我希望人们除了相信自己这一代人的生辰八字必有异彩——这很可爱很能鼓舞人——以外也不妨相信旁的年头也能出人才，这也就像相信任何年头都会出小有所得便烧得不行，不太明理而又喜欢自吹和咬人的人一样，这样，人们不但可以并认定应该审父教子；也还可以研究与理解乃父乃子，与乃父乃子沟通交流。即使要审要教也还得弄清楚乃父与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理解代与代的差异的客观依据与历史依据。有了理解，再有了善意，有了那么多共识和统一，有了清醒与自知之明，那么不但你上学那一年流年八字极佳，他上学那一年，现在与今后的子孙后代上学的许多年，都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遇到不同代人的不同意见，不必立即悲壮亢奋，也不必把对方立即视为妖魔、丑类、歹徒。君子和而不同，几千年前的孔夫子的话说得真好。我相信各代作家都是一些或愿意是一些君子，我盼望隶属于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不同性别、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作家，都能和而不同：不苟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同时不苟敌、苟恶、苟斗、苟贬，尽可能地不伤或少伤和气，除了斗斗斗骂骂骂以外，也还可以讲一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的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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