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指要
董桥
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美国出版机构做事期间认识刘绍铭。刘绍铭和李欧梵那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课余进城常来出版社找戴天，或谈译书琐事，或喝一顿午茶，李欧梵翩然倜傥，刘绍铭黯然神伤，衬起玻璃窗外花园道上蓊郁树荫的绿影，他们跟常来我们办公室的几位老派南来文人确是不很一样的风景：南来文人笑谈中遮不住劫后故国山河的几许皱纹，而李欧梵的洒脱和刘绍铭的沉潜毕竟渗出了一些留美岁月浸回来的超逸，一个走过那么debonair的春雨，一个熬尽那么stoical的冬夜。
人是这样，文章自也不能不这样。读南来文人的著述译作我恒常感叹他们笔底的荒漠烽烟和残红颓垣，我们在台湾受过教育的人对那样的氛围其实并不陌生。如果说刘绍铭李欧梵的笔下也带着那几分历史悲情，那是更广义的历史也是更异乡的悲情了。我最为庆幸的是他们尽管当了半辈子的教授，入世的赤诚竟然随着他们的老成而变得更浓。读李欧梵的文章我读的是他清新不羁的识见，读刘绍铭的文章我读的倒是他带点温情的愤世和带点孤僻的学养了。
我在《伦敦书坊记事》里提了一下荷兰那位汉学家为Leonora译解“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事。一位陈先生寄来短简问我那位汉学家英译之优劣。我说不上，我只记得他随口译了出来意思没有错。要考究，刘绍铭新书《文字的再生》里那篇〈葬花词两种英译〉的译文才最值得观摩。一种是David?
Hawkes译的“Can I that these flowers’obsequies attend. Divine how
soon or late my life will end’”；一种是王际真译的“Now that you are dead and
goneI am here to bury you.I wonder when the day will come when I
too shall die？”
吃过十几年翻译饭，我终于不敢再做翻译也不敢再议论翻译了。新闻电信翻译关心的是传递资讯的功能而已，经史子集古今小说翻译追求的才是两种文化的沟通技巧和传意艺术，牵涉了学和术和情和理，不经过数十寒暑的浸淫没有资格置啄。王际真的译文我只读过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那也许远远不如他的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那样见树见林。霍克思学问好名气大，他的英译《石头记》我一度当教材那么啃过，教我眼界大开者无页无之，教我半信半疑者也有一些。王氏霍氏《葬花词》英译孰高孰低刘绍铭文章里轻轻点一点立时明若观火，但愿陈先生用心揣摩，虚心掂量，得心而后应手。
都六十开外的人了，我和刘绍铭偶然聊起文字生生死死之苦免不了都有张爱玲心中“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不是自伤，不是自怜，是“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的苏醒。刘教授那本《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出版到现在我常常想写一点读后感怀而迟迟下不了笔，仿佛深切思念远去的故人却又不忍心写成白纸黑字，生怕那个人和那个时代从此真的不回来了。这个书名实在牵动了我这一代人太多太多的心弦。
当然，感人的时代背后，文字难免还引发着一些不那么感人的小枝小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香港那几年我跟好几位南来文人都有些忘年的交往，他们写的书我也都用心拜读了，在我稚嫩的阅读经验里，他们的每一本书都给我带来过不同的启示：他们的遭遇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可是，从他们的言谈之中我竟然经常听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微妙的龃龉。有一天，一位心胸宽厚的著名作家告诉我说，文人相轻的现象只能当儒林小说去消遣，比如《围城》，比如Cakes
and Ale：“毛姆瞧不起Alroy Kear，说I could think of no one among my
contemporaries who had achieved so considerable a position on so
little talent.”名作家说：“那是他命好啊，怨谁？”
我从此信命。信了命终于学会把浓浓的世味看成淡淡的清水，像刘绍铭对着这池清水悠然静观书里书外的大千世界那样。他在《霍译〈石头记〉商榷》里说霍克思把甄士隐称呼贾雨村的“贾兄”译为“dear
boy”是误解他们两人的关系，破了他们如水的淡交。那偏巧是我在译本里打过红杠的疑点，刘绍铭一语替我释了疑。幸亏我向来尊称他“刘公”而没有脱口叫过他一声“dear
bo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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