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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人》中，处处有“我”的身影和“我”之判断，因此好读而清新。书写了文人们的斑斓诗文和他们传奇般波折的身世，并对他们的命运进行了透彻多维的思辨性分析，给人以美蕴的熏陶和哲思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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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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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王充闾人物系列”第二种，选入作者写古代文人的系列文章31篇，共17万字，包括庄子、李白、王勃、欧阳修、苏东坡、陆游、李贽、朱熹、纳兰容若、袁枚、曾国藩等文人。其中《寂寞濠粱》、《两个李白》等篇，选入大中学教材。这些文士都有气质、志趣、情操、节概，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顶尖级诗圣文豪，其生命历程都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个性有明显的人性弱点，具备可言说性。作者的写作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古代文人多都想解褐入仕，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这是以丧失一己的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性为代价的，这带给他们深重的痛苦并导致其仕途蹉跌，但是他们却因此创作出耀眼的诗文而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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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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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当代著名散文作家，诗人。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兼任南开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学会顾问。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十几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淡写流年》《何处是归程》《一夜芳邻》《成功者的劫难》《历史上的三种人》《沧桑无语》《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等近三十种，诗词集《鸿爪春泥》《蘧庐吟草》等；另有“王充闾作品系列”七种、“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三种。散文集《春宽梦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并连续两届（2004、2007）被聘任为“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作品被译成英文、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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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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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庄子：寂寞濠梁
贾谊：洛阳年少
严光：忍把浮名换钓丝
左思：涧底松与山上苗
骆宾王：一檄雄文震古今
王勃：千载心香域外烧
李白：青山魂
王播：扬州旧事
元稹、白居易：文人相重与文人相轻
李贺：此马非凡马
欧阳修：来往亭前踏落花
苏东坡：春梦留痕
陆游：孤枕梦寻
朱熹：撑篙者言
杨升庵：风波中的彻悟
汤显祖：《牡丹亭》中说澳门
袁宏道、李贽：龙湖之会
陈梦雷：灵魂的拷问
纳兰性德：金衣公子
袁枚：其人与笔两风流
黄仲则：深于情者
曾国藩：用破一生心
李鸿章：他这一辈子
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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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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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寂寞濠梁
他高踞于精神世界之巅，俯瞰滚滚红尘，能够看轻世俗人之所重，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自由。
一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
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鱼呀，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
不像孔老夫子，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弟子属于贤人一流。连他们都感到，这位老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带有一种神秘感，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就更是摸不着门了。老子也和庄子不一样，“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但一个人聪明过度了，就会给人权谋、狡狯的感觉；而且，一部《道德经》多是为统治者立言，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
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哲学大师来个形象定位，我以为，孔丘是被“圣化”了的庄严的师表，老聃是智者形象，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的哲人，当然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认真地去钻研，都还可以领略得到；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个性特征，却很不容易把握。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或者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老子，五千言字字珠玑，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义”，其他就“无可奉告”了。
庄子却是一个善于敞开自我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的自画像是：“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他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穷闾陋巷”之中，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靠打草鞋维持生计。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万分富有的，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
他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绿豆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
这时，看到水中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
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
惠施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怪了，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
庄子立刻回问一句：“若是这么说，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
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
“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
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
“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
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
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虽说
“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
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庄子的纵情适意、逍遥闲处、淡泊无求的情怀。
就这个意义上说，前面那两段记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还有个更雅致的说法，叫做“濠濮间想”。
典出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对左右侍从说：“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原文是：“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东坡居士曾有“乐莫乐于濠上”的说法，可见，他对这种体现悠闲、恬淡的“濠濮间想”，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读解“乐在濠上”和“濠濮间想”时，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种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
作为赋性淡泊、潇洒出尘的庄周与苏轼，认同这种情怀，眷恋这种环境，应该说，丝毫也不奇怪。耐人寻味的是，素以宵衣旰食、劬劳勤政闻名于世的康熙皇帝，竟然也在万机之暇，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濠濮间”和“濠濮间想”的同名景亭，反映出他对那种淡泊、萧疏的闲情逸致和鱼鸟亲人的陶然忘机也持欣赏态度。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墙深院，倦于世网尘劳，不免对林泉佳致生发一种向往之情，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呢？
据唐人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濠梁在淮南钟离郡，这里有庄子的墓地，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其地在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附近。去岁秋初，因事道经凤阳，我乘便向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濠濮间想”。
没料到，这番心思竟引发了他们的愕然惊叹。他们先问一句：“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摇了摇头，便说，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濠梁观鱼”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
看得出来，朋友们的意思是：抛开巍峨壮观、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却偏偏寄情濠上，去寻找那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渺的东西，岂不是“怪哉，怪哉！”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时间，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
二
原来，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因此，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街头充斥着标有“大明”、“洪武”字样的各种店铺的广告、招牌；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注明当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还有凤阳花鼓，更是名闻遐迩，不容小视。
听说，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却于故乡的花鼓戏情有独钟，自幼就喜欢哼哼几句。位登九五之后，凤阳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贺。皇上看了，乐不可支，特颁旨令：“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这些人得了圣旨，自是兴高采烈，一年到头唱个没完，结果，人们都不再肯去出力种地。特别是由于连年修皇陵、建都城，劳役繁兴，造成土地荒芜，黎民无以为生。于是，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里就牵涉到两处工程浩巨的“皇帝项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
朱元璋早在正式称帝之前，即尚在吴王位上，就命令刘伯温卜地择吉，建新宫于金陵钟山之阳，都城周长达五十余里。两年后即皇帝位，定鼎应天府，是为南京。不久，却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虽说金陵为帝王之州，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但其地偏于一隅，对控制全国政局特别是征抚北方不利；因而圣驾亲临开封巡幸，准备在那里建都，作为北京。后经反复比较，仔细勘察，认为开封虽然从战国到北宋多次做过帝都，但是，经过长期战乱，城内生民困顿，人烟稀少，而且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于是打消了迁都于此的念头。第二年，朱元璋又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召集群臣计议，最后拍板定案，在家乡凤阳建都，是为中都城。
据史料记载，修建中都城整个工程大约动用工匠九万人，军士十四万人，民夫四、五十万人，罪犯数万人，移民近二十万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县和外地卫、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军匠，各地采运木料、石材、供应粮草的役夫，总数达百万之众。至于耗费的资财，已无法统计。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各项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将竣工的前夜，由于各方面怨声载道，众谋臣一再进谏，为了不致激起民变，朱元璋才以“劳费”为由下令中止。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而今城池、宫阙已经多半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的闳阔和宫观的壮伟。
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历时九年完成。主要建筑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皇城周长七十五丈，内有正殿、金门、廊庑、碑亭、御桥、华表和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砖城、土城周长各为三公里和十四公里。现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细，壮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历史留给后人的，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在这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可是，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我却觉得嗒然无味。
说句心里话，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没有好感。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人对事都是如此。眼下对我有用，眼下我觉得有用，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我都兼容并蓄；一朝觉得你构成了威胁，不管是谁，照杀不误。他在位三十一年间，先后兴动几起大狱，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被诛杀者不下四、五万人。大案之外，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善终。
号称“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也是濠州人，故里就在濠梁附近。自幼就跟随朱元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曾经九佩大将军印，刚毅勇武，功高盖世，先后封信国公、魏国公，并和皇上作了儿女亲家。太祖曾赞誉他：“受命出征，成功凯旋，不骄不夸，不近女色，也不取财宝，正直无瑕，心昭日月。”因为他功劳大，太祖要把自己当吴王时的旧宫赐与他，徐达固辞不受。有一次，他们一起饮酒，醉后，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御榻上，徐达醒后吓得连连请罪。以后，太祖又对他进行过多次试探，表明其提防之严，猜忌之深。
这更加重了徐达的心理负担，整天紧张惶悚，有临深履薄之惧，以致气郁不舒，渐成痈疽。经过一年调治，病势逐渐好转。突然传来圣旨：皇上赐膳问安。家人打开食盒一看，竟是一只蒸鹅，徐达登时泪流满面。原来，太医早就告诫：此为禁食之物，否则命将不测。但是，君命难违，只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几天后终于不起。（据明人徐祯卿《翦胜野闻》）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什么要这样做？雄猜嗜杀，固其本性，但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
据查继佐《罪惟录》载，明初，太子朱标不忍心看着众多功臣受戮，苦苦进谏，太祖沉吟不语。第二天，把太子叫过去，让他把一根浑身带刺的枣枝用手举起来，朱标面有难色。于是，太祖说道：“这满是棘刺的树枝，你是无法拿起来的。我现在正在给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岂不是好？”
一席私房话，合盘托出了太祖的机心：为了朱家王朝的“万世一系”，不惜尽诛功臣，以绝后患。结果杀得人人心寒胆战，不知命丧何时。在这种极度残酷的血雨腥风中，皇权看似稳定了，皇室独尊的威势也建立了起来，但国脉、民气已经大大斫丧，人心也渐渐失去了。
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他们来自淮西，出身寒苦，后来饱尝胜利果实，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明人贝琼诗句。“短衣”代指武将；淮西古属楚地。）这些能征惯战、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自幼羁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间，一意血战疆场，没有接受知识文化、研习经史的条件。尽管靠近庄子的濠梁观鱼台，但我敢断言，不会有谁关注过什么“濠濮间想”，也不懂得庄子讲过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转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照旧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作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
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便假设，也无法假设；但后来者不妨作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锺，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三
皇城与濠上，相去不远，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荣华与萧索、有为与无为、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
遥想洪武当年，金碧辉煌的皇陵、帝都，该是何等壮观，何等气派。与之相较，庄子的濠上荒台，冢边蔓草，却显得寂寞清寒，荒凉破败，而且恍兮忽兮，似有若无。但是，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当地朋友一再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却仍然寄情濠上。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型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不受时空限隔。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艺术哲学、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庄子是战国时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75年，卒于公元前295年，属于上寿。要论他的才智，在当时弄个一官半职，混些功名利禄，可说是易如反掌的。无奈他脾气过于古怪，始终奉行他的“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清虚无为的立身哲学，也看不惯官场的钻营奔兢、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因而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
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才敢于呼号，敢于揭露，无所畏惧。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闲适、无住无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濠梁观鱼，正是他的这种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
要之，“濠濮间想”，有赖于那种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怀和幽静、孤寂的心境。这种情怀和心境，不要说雄心勃勃、机关算尽的朱元璋不可能拥有，就连敏于事功、多术善辩，整天奔走于扰攘红尘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无从体认。
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论敌。论才学，庄、惠可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有些思想也比较相近；但就个性、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却是大相迳庭的。因此，他们走到一处，就要争辩不已，抬起杠来没完。一部《庄子》，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因而，并未妨碍彼此成为真诚的朋友。惠子病逝，庄子前往送葬，凄然叹息说：“先生这一死，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他感到无限的悲凉，孤寂。
当然，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庄子?秋水》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诉惠子：“庄子此行，看来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听了很害怕，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搜寻庄子。到了第四天，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鵷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不是竹实不去吃，没有甘泉它不饮。当时，飞过来一只猫头鹰，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忽然发现鵷雏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惟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现在，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
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一次，庄子在孟诸垂钓，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十分反感，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
由于他高踞于精神世界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因而能够看轻世俗人之所重，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自由。
就思维动向和研究学问的路子来说，他们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对于客观、主观各有侧重。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想玄思。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没有用处，讥讽它是无用的大樗；庄子却对惠子耗损精神从事那种“一蚊一虻之劳”，大不以为然。
惠子著书，庄子说有五车，但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在先秦诸子中，惠子可说是最有科学素质的人。从他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到近现代的理论物理、数学、地理的胚芽。比如，惠子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阳正在当中，同时也正在偏斜；万物正在生长，同时也正在死亡。“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里体现了地圆学说。“南方”作为方位的概念，本无定限，南之南更有南，但如绕地球一周，则南极可成为初出发之点。惠子说“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可见，在他眼中地球并不是一块平板，这就超越了“天圆地方”的一般的传统性认识。
在濠上，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去看游鱼。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庄子?齐物论》中记述了一个“梦为蝴蝶”的寓言，同样体现了这种超越主客界线、实现物我两忘的特征。寓言说：前些时候，我（庄子）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高高兴兴地飞舞着，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了。一忽儿，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是形迹分明的大活人。不觉迷惑了半晌：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
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线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朱光潜语）
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的一往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从而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感情与知觉对游鱼作美的观照，或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所进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以他的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
在这里，“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性；而通过“移情”，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
这类例证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幅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内容十分深刻，涵盖性很强。但是，何以华灯如梦、明月有心？为什么它们也具有了人的思维和情感？原来，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现代的西方诗人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
见我执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请来当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车出凤阳城，直奔临淮关，来到了钟离故地。我记起了二百多年前著名诗人黄景仁题为《濠梁》的一首七律：
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
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
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
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当时黄景仁年仅二十四岁，与诗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他在这年初冬的一场雨后，凭吊了濠梁“遗躅”，写下了这首诗。
《南华经》就是《庄子》。“僻书”云云，引自《唐诗纪事》：令狐綯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温说：“事出《南华》，非僻书也。”诗的头两句是说，谁说《庄子》是罕见、冷僻的书籍呢？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处，于是，我就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三四两句交代地点、时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惠子濠梁观鱼处；一场冷雨过后，石梁上杳无人迹，显得很寂寞、荒凉。五六两句通过《庄子》中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后一句还反其意地暗用了“水至清则无鱼”的成语）来抒写自已的感慨，是全诗的意旨所在。结末两句是说，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念，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
这时，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向导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没过五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的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向导笑说：
“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三千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一通感慨，博得车上人们同声赞许。
突然，汽车嘎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
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黝黑的浊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寂然无声地漫流着。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庄周的墓地也遍寻未得，连这位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向导也茫然不晓。
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鯈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自然，后世就更谈不到赏识那种鱼鸟亲人、陶然忘机的“濠濮间想”。
贾谊：
洛阳年少
贾谊是一个旷世奇才，但他遭逢不偶，英年早逝，其鸿图伟志、高见卓识，百未偿一。后世诗人围绕着他的身世、际遇，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信任这类问题，写出了许多史论式的诗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就中以唐宋诗人的三首《贾生》诗，最具有代表性。
说起古代的治国精英，我觉得有两个人绝不应该遗漏掉。一个是“磻溪一老”——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传说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垂钓磻溪，被周文王发现了，载回朝廷，尊为“师尚父”，后来辅佐周武王灭了殷商。他是中国历史上久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另一个是“洛阳年少”——西汉初年才华横溢、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贾谊。他在十八岁时，就经老师吴廷尉推荐，应征召入朝，被汉文帝立为博士，倍加重用。但是后来，以高才见嫉，屡遭排挤，仕途颠踬，一波三折，年仅三十三岁就英才早逝。
一个八十，一个十八，如此悬同霄壤，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的因素在。用老用少，用早用晚，既有古代士子本身的个性、命运、机遇问题，又同朝廷对待人才的态度、政策直接关联着。宋代的邢居实，少年有俊声，曾写诗给著名诗人陈无己，说：“微意平生在江海，尘冠今日为君弹。”说的是，我志在江湖，无意于仕进；今天，为您弹冠相庆，祝贺您即将出仕了。陈无己写了两首和诗作答，其一曰：
汉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
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
诗意是：以你这样超迈凡尘的少年英俊，如果生在汉代，是一定能够得到重用的。可是，现在不行了，如今看重老成练达，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所以，还是尘冠高挂吧，如今并不是弹冠出仕的时候。
这里说到了汉初朝廷重用少年英俊，确也是事实。贾谊就是一个显著事例。文帝时，每当提出问题组织朝臣们讨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个“子午卯酉”；而少年贾谊却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对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他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因而得到文帝的高度赏识，一年之中三次超迁，官至太中大夫，还打算进一步把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
贾谊上书文帝，主张改革政制，逐步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以全力击溃匈奴，强调民为邦本，慷慨陈词，指斥朝政。有一些意见已被文帝所接受，付诸实行；但也因此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的切身利益，因而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联合起来，对他加以排挤、攻讦。再加上贾谊年少气盛，看不起文帝的宠臣邓通，认为他不学无术，只知逢迎、拍马。为此，邓通怀恨在心，经常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汉文帝便对贾谊逐渐地疏远了，直至把他贬出京城，安排他去做长沙王的少傅。
对此，唐代文人多持批评态度。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刘长卿过贾谊故宅时，也恨憾交识，写下了“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的诗句。“圣主”也好，“有道之君”也好，全抵挡不住身旁奸佞的谗毁。而贾谊自己，就更是满怀着悲愤，抑郁不平。他想到了与自己身世、命运相类似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的！于是，惺惺相惜，感怀不尽，在他南行路过湘江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表达其对前贤往哲的无限景仰之情，也倾吐一番自己的怨怼与悲愤。
后来由于文帝的思念，贾谊又曾一度被召回长安。不过，当时尽管老臣灌婴、周勃等，或已死去，或遭罢黜，但是那个宠臣邓通还在皇帝身边，这样，贾谊仍然未能获得实际上的重用，不久，便被派往山东定陶，到梁王那里当了太傅。不过，人才是难以埋没的，是金子总要发光，锥处囊中也要脱颖而出。贾谊不愧是一个盖世奇才，虽然远离枢要，却能高瞻远瞩，居安思危，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里面潜伏着的严重危机。针对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写出见解深刻、针对性极强、富有高度预见性的政治评论。单就文学性来说，这也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散文，以其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而垂范千古，传之久远，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曾说，贾谊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也予以高度评价，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围绕着他的身世、际遇，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信任这类问题，后代诗人写出了许多史论式的诗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就中以唐宋诗人的三首《贾生》诗，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先来看宋代诗人张耒的《贾生》诗：
贾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叹数奇。
逐得洛阳年少去，白头绛灌亦何为！
诗的主旨，是要说明为政应该起用新生力量，充实新鲜血液，提拔年轻有为之士，否则，就会暮气沉沉，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作者明确指出，汉文帝把“洛阳年少”贾谊逐出朝廷，剩下那些白发苍颜的周勃、灌婴一辈老臣，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是从不重视提拔新进的角度批评汉文帝的；当然，用意在于借古讽今，说的是汉文帝，剑指的却是本朝掌权者。
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贾生》诗，同样批评了汉文帝。“可怜”二字，表明了他对汉文帝虽然召“访逐臣”，却并未加以重用的惋惜之情：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所写的背景是：贾谊在长沙住了几年以后，文帝又把他召回长安，并于祭神祈福之后，在未央宫的正殿（宣室）接见了他。谈话中，问到鬼神的本源等问题，贾谊都对答如流，文帝听得入神，不觉向前移动，以便靠得更近一些，这时已经是夜半了。
李商隐的诗是说，汉文帝求贤才，访逐臣，一片思贤若渴之情，十分可嘉；但是，当贤才果真来到了身旁，却又只问鬼神之事，而并不涉及治国安民的大计，这哪里是真正重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封建统治者“叶公好龙”，拉开很大的架式，似乎要重用贤才了，实际上却根本不知用人，李商隐的诗可说是这种意见的代表。另一种看法，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的《贾生》诗为代表：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认为，汉文帝实际上还是重视贾生的，尽管没能提拔他为三公九卿，但他的政治主张已被施行，所以不能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自古以来，又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之人，获得的只是一个爵位，而对其政治主张，皇帝则根本置之不理啊！所以，遇与不遇，恩宠厚薄，不在乎爵位之高低，而在于他的政治主张是否得以实施、采用。
应该说，王安石的诗抓住了要害问题，它不仅阐明了有关用才方面的卓越见解，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中就是这样写的：“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看得清楚，王安石的诗正是从这两句史论中化出来的。
当然，从普遍意义上说，李商隐的看法也很有道理。知而不用，用而不专，多疑善忌，“叶公好龙”，恰恰反映了封建君主在选才、用才上的阶级局限性。
严光：
忍把浮名换钓丝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一
为绝妙的山水小品《与宋元思书》所吸引，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阳至桐庐，而后又畅游了七里泷。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那该是多么自在逍遥，任情适意呀！此刻，我对当年驾着一叶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闲游的吴均，真是艳羡极了。
吴均生当南北朝时代，精于史学，曾奉诏撰写《通史》；而一部《齐春秋》却使他招了祸，梁武帝恶其实录，下令焚书、免职。看来，他的仕宦生涯并不是很顺畅的。这从这封短简的最后，偏要浓重地缀上一笔：“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苍鹰那样直上青云的追求高官厚禄者，仰见这样奇丽的群峰，也会止息他们的久慕荣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于经营世务的人，窥望如此隽美的幽谷，更将在此间流连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间，固然有向友人极力张扬富春山水无穷魅力的用意，但主要地还是抒写其对于避官遁世、退隐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怀，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
客轮继续在碧绿如油的江流中缓缓行驶，航路回环曲折。但不管怎样左弯右拐，眼前面对的总是连绵起伏的屏风一般的翠岭晴峦，尤其是七里泷，天光、水色、林影、岚烟，澄鲜一碧，景色绝佳。早在两汉之交，严子陵老先生就选中了这个地方，隐居度日，渔钓终生，他的好眼力，好运气，着实令人叹服！
严光，字子陵，会稽郡余姚县人，早年曾同南阳郡的刘秀一起四出游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交谊；刘秀起兵之后，他帮助拿过一些主意，因而深得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可是，当刘秀夺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文官武勇，风虎云龙，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惟有严光却躲得远远的，改名变姓，高隐不出。
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人品，很想请他出来协助治理天下，便凭着往日的记忆，着人图写严光的形貌，下令各个郡县按图察访。后来，有人上书报告，在富春山下，发现一个身披羊裘，渔钓泽中的男子，形迹颇似其人。光武帝当即派人访查，果然是那个严光。于是，备下车辆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严光却推辞至再，拒绝出山，使者往返三次，才勉强登车来到京城洛阳。
官居司徒的侯霸，与严光也是老朋友，听说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会面。
严光问来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现在可好一些了？
来人答说：他已经位至三公，没有看出来怎么傻呀。
严光紧着摇头说：我看他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
使者忙问其故，严光笑道：你说他不傻，那他为什么不想想：我连天子都不肯见，难道还能见他这个臣子吗？
最后，应使者苦苦请求，严光口授了一封短简给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义辅佐君王，天下人都欢迎；如果一味阿谀顺旨，可要当心送掉自己的脑袋。
侯霸看过，便把短简呈送给光武帝，光武帝笑说：我这个狂妄的伙伴啊，还是那个老样子！说着，便马上登车来到了严光住所。
当时，严光正在躺着休息，皇帝来了也不肯起来。光武帝无奈，只好走进他的卧室，抚摸着他的肚子叫道：
“喂，子陵！难道你就不能协助我治理天下吗？”
严光仍是佯作睡去，闭目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熟视，说：从前唐尧以盛德著称，但仍有巢父隐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
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为臣呀！说罢，叹息登车而去。
过了几天，光武帝再次亲自前来敦请。他们在宫中忆叙了旧日的友情，讨论了治国之道，相对累日。谈得困倦了，便同卧在一张床上，严光竟“以足加帝腹上”，于帝王之尊，视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报：有客星犯帝座，情况十分紧急。光武帝笑着告诉他：不必大惊小怪，是我与故人严子陵共卧一床啊。
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但他坚决不肯接受，执意回去隐居，皇帝不便勉强，只好听其自便。这样，严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泷中，钓他的酸菜鱼去了。
十二年后，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辅政，他仍然不出，最后寿登耄耋，安然故去。后人就把他隐居之地称为严陵濑，指认江边两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台为严子陵钓台，并在钓台旁边修了一座严先生祠，历代奉祀不衰。
参谒过祠堂之后，我应主人之邀，即兴题了两首七绝：
忍把浮名换钓丝，逃名翻被世人知。
云台麟阁今何在？渔隐无为却有祠！
江风谡谡钓丝扬，泊淡无心事帝王。
多少往来名利客，筋枯血尽慕严光！
二
七里泷既然是严子陵避官归隐、耕读渔钓的所在，当日无疑是非常阒寂的；今天却已经熙熙攘攘，游人云集了。但桐庐人毕竟是高明的，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没有趋时媚俗，像某些风景点那样，在钓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筑或者游乐设施、神怪景观，而是以弘扬华夏文明为宗旨，坚持高雅、朴素的原则，把钓台建成一处兼具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高档次的文化景区。从江边的严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钓台原有一条六百多个石阶的通道。为了增加文化内涵、减除游人寂寞，他们依据山势起伏，在绿树、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条婉若游龙的长达四百米的碑林长廊，选刻了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名篇，书法家均属当代国内一流，遍布三十一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题诗、作字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汉学名家。
风景管理区还从六朝到明、清曾经游访、吟咏过钓台的著名文学家中遴选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个个绰约生姿，神情毕现。
李太白悠然斜卧在青花石板之上，与他所爱慕的“高山安可仰”，“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长结芳邻。
陆放翁、辛稼轩，分别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词人，他们风格、气质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由于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触条件，令人引为千秋憾事。现在，他们一前一后比肩而立，总算有了诗酒谈欢，酌诗论文的机会。
在翠竹琳琅，亭阁参差的大自然怀抱里，一切纷争、矛盾都会得到淡化、冰释。当年，北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为反对新法的领袖，一为变法的首脑。二人年岁相仿，游处相知之日甚久，却是一对政敌，议事每相龃龉。司马光曾三次致书王安石，对新法陈列了四大罪状，进行无情地攻击；王安石也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后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过去了，此刻，闲居于钓台之侧的王安石，正意兴悠然，捻须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态；那边，司马光也在信步闲行，二人离得很近了。不妨设想，他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谈起严光、钓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话题，也许要说：严子陵真是个老滑头，他可比我们逍遥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竟活了八十岁，了不得，了不得！
我们时而在石径上漫步，仰瞻这些文豪、巨擘的丰采，同他们一起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间，欣赏着水色山光，林峦佳致；时而沿着碑廊，骋心游目，不断地为那些警策的诗篇和灵动的笔势拍掌叫绝，完全忘记了登山的劳累。
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见解也常有歧异，集中到一块来展读，颇似参加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对于严子陵的品格风范和价值取向，多数诗人、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宋人黄庭坚的诗，可说具有代表性：“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他的意思是，虽然子陵与光武是故知，却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贵。那么，是否就没有支持光武帝呢？当然不是。严光以其桐江垂钓的一丝清风，使令汉家天子的身价重于九鼎。
有的诗以二者相比，结论是：“世祖（刘秀）升遐夫子（严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园）不及钓台高”。有的诗说，“汉家世业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钓台。”在久暂、存亡的对比之中，显现出二者价值的高下。有些诗文借高士严光来讥讽那班热心荣名、奔趋利禄之人。道光年间进士李佐贤有句云：“经过热客知多少，尝被先生冷眼看。”
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发严滩》诗：“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深宵过钓台。”宋室南渡后，女诗人只身漂泊于浙中一带，此诗就是她从临安去金华，船经钓台时所作。
也有一些诗善作反面文字，读来饶有情趣。元人贡师泰有诗云：“百战关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可说是责问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严光那样披着羊裘钓鱼去，汉家江山还要不要了？那样，云台麟阁的功臣就再也没有了。
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讥剌严子陵虽以渔钓避官，却也有沽名钓誉的一面。不然，为什么偏偏要披羊裘以立异呢？想来即使起子陵于地下，恐怕也难于置辩。而且，自古以来，一提到“钓鱼”，人们便会联想到磻溪钓叟姜太公“直钩钓王侯”的传说，想到那位“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志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钓鳌客李白”；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以小取大的投机行为称作“钓鱼”。
但是，平心而论，综观严子陵屡征不就、决意归隐的全部经过，又确实觉得这种“诛心之论”有些过于挑剔，不免为严老先生叫一声“冤哉枉也”。明代诗人汪九龄有一首七律，劈头就讲：“竟日垂纶江上头，先生原不为名钩！”接着，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力的辩白，好像是专门为此而作的。围绕着“羊裘”问题展开一番讨论，这也算得是骚坛上的一重公案吧？
三
看过了碑廊，我们又循着蜿蜒的石径继续往上攀登。经过几度曲折，来到一处叫做中亭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丛林掩映中现出一颗高大的石笋，旁面伸出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左右上方的东台与西台。我们稍事喘息，便顺着路标的指引，向着东面的严子陵钓台奔去。
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滚滚江流，遥想子陵当年僻处江隅，过着耕樵渔钓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该历尽多少艰辛，付出何等代价呀！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往往是北窗高卧，长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寻梅，都是逍遥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词中所描写的，就更是充满了逸趣幽思，诗情画意。实际上，这种诗化了的隐逸生活，只有少数人可能享得，大多数隐士是沾不上边的，起码严子陵不具备这个条件。
古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寄身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经济物质生活，自然难免饥寒冻馁之苦。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尚且时时苦吟：“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论其他呢！
看来，隐士并不是好当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烈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宁寂，波澜不兴，却须破除许多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
士者仕也。“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的多元价值取向，而是一条人生的单行线，万马千军都要通过登朝入仕这条独木桥。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负，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抱着经邦济世、尊主泽民的理想，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
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抱负，就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说苑》）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有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归隐，却是与此南辕北辙，大相迳庭的。
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在阐发“自然无为”的道家哲理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领略着人生的乐趣，并获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禅门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责任感，进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
隐心，就要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进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转移。隐逸之士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他们往往把山川景物作为遗落世事、忘怀人伦的契机，或者向田夫野老觅求人情温暖，向浩荡江河叩问人生至理，在文学艺术中颐养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苦恼和功利考虑，使隐居中的寂寞、困顿和酸辛，从这些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隐心，还须战胜富贵的诱惑，陶渊明就有过“贫富常交战”的切身感受。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这里就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李白诗），那样透彻、决绝，义无返顾地避官遁世，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坐在钓台高处，披襟当风，登临远目，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同所有的真正隐士一样，严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砺为代价来换取一已之高洁。为的是获得一种超然世外的心理宁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仲长统语）。
一个人在其生命与人格进入成熟期后，都会有面对人生的自我设计。在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各种社会力量互相搏斗、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封建时代，人生总是难以安顿的。从他呱呱堕地、步入滚滚红尘伊始，便被命定地抛向了随时制约他的外部世界，周旋于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难以肆应自如。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当然，严光的毅然决然高飞远引，还有全身远祸的考虑，所谓“贤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汉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犹在眼目。正像后来的诗人所咏叹的：“遂令后代登坛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虽为少见的未杀功臣者，但他的废黜发妻郭后和太子疆，难免时人的腹诽心谤，后代的诗人就更不客气了。明初的学者方孝孺写过这样一首诗，算是窥见了严子陵的深心：“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从内容上可以判定，这首诗是批评光武帝的，诗人却偏偏标为《题严子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其实，杀戮功臣这类举措和封建制度相关，原不宜以君王的个人品质、性格作简单的诠释。封建君主要维护其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对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严加防范，因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它的性质与利害关系决定了最后必然导致冲突的爆发。而且，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严光要摆脱王权的羁縻，把握一已的命运，维护其人格独立，就唯有逃开伴君如虎的官场之一途。
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谴的事件。马援戎马终生，功高盖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被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其时马援已死，妻孥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诗人胡曾深为马援鸣不平，有句云：“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衔薏苡冤！”
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严光尽管隐身渔钓，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险些遭致杀身之祸。而他的继任者韩歆，因为直言亟谏，触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逼自杀。
四
从严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联系到了隐士的类型以及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
隐士本是一个群体，他们各各不同，但总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觉得有必要画一幅能够概括这些特点的粗线条的隐士肖像：
一是隐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却不求闻达，不入仕途，洁身守素，远居山林，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贫困化的状态；
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清人陈日浴说：“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续高士传》序）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顺序，首先应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而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他们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洁身自好，独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选择、自我主宰，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据《庄子》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此类隐士来说，这就是一切。
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隐居于山洞之中，齐国君王来看望他，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他据此进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他人才能够知道；我必定是名声外扬，对方才前来找我；我有了行动表现，名声外扬，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从而变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
至于“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应是庄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作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宁可终生安贫处贱，也不去涉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乱世全身之隐者，还有阮籍、嵇康。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名士鲜有存者”。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嵇、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他们佯狂隐迹，肆情放诞，或箕踞啸歌，或纵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灾避祸，保性全身。在这种所谓“魏晋风度”的影响下，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亦仕亦隐，五花八门。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当然，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不求仕进，不问功名，但是，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又不敢公然拒绝，便从早到晚喝酒，整日烂醉如泥，连续沉醉六十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异常强烈的。他常常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地抛洒出来。
在中国，历代隐逸的士人，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面对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忧患频仍的现实，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拼力抗争之时，他们却置身尘外，不预世事，彻底卸去两肩责任，一味考虑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悦。虽然，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但是，终归难免“无补于世”之讥。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就创造、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文化精神来说，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历代隐逸之士都奉《庄子》为圭臬。《庄子》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远、旷达、淡泊、飘逸，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
所谓“有执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审时度势，择主而从。隐居待时，一出即为帝王师，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作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正由于他们把“隐居”与“行义”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
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另有一类隐士，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以至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齐，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黄宗羲等。黄宗羲认为，没有亡国之痛就是无人心，遗民的责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来表示抗议，但又不能止于抗议。一味地“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终究无济于事。所以，必须“不废当世之务”，也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些遗民中的隐士，往往以道德抉择代替理性判断，有些人始于狂热而终于冷漠，最后由绝望堕入虚无。这种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于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者，如唐代的卢藏用之流，则不应纳于隐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备一格，也只能说是假隐士。据《旧唐书》本传和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篇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后，未得调选，便先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学炼气、辟谷之术，但心中却时刻结记着登龙入仕，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后来，果然以隐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遗。品格十分卑污，以谄媚权贵获讥于时。有道士名司马承祯者，尝应召入京，届临还山之日，卢藏用想要夸耀一番自己曾经隐居的地方，便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可是大有嘉处啊！”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徐徐答曰：“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从此，“终南捷径”就成了从事政治投机的讽刺语。
五
隐士的话题，可谈的实在太多，还是回到严子陵吧。
这里要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古文观止》，里面选了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另一部是《留青日札》，载有朱元璋的《严光论》。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历代赞颂严子陵的诗文中，可说是调子最高昂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真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后者就十分生僻了，绝大多数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还能够撰写史论，而且，着眼的居然是隐士严光！文章劈头就讲，严光的行迹，“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接着阐述理由：严光“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最后得出结论：“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斩钉截铁，切齿之声可闻。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是这位朱皇帝的发明，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就曾写到：“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易曹操为赤眉等，用事更显贴切。当然，他所师从的不是文弱的诚斋先生，而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士人权术的战国时的韩非。在韩非看来，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辈，都是些不听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们“赏之誉之不劝（不能受到鼓舞），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都无动于衷，那还怎么办？干脆杀掉。韩非首创以思想罪、独立罪除杀隐士，后世付诸实践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过严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后，我曾想，应该把朱元璋这篇《严光论》刻出来，让它与《严先生祠堂记》列在一起，使寻访钓台踪迹、研究隐逸文化的人，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对待隐士的问题，有个全面的理解。
其实，尊隐也好，反隐也好，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无非是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治民驭下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刘秀划为尊隐一派的。他有一封《与子陵书》，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后人评说：“两汉诏令，当以此为第一”。全文只有五句话：“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须杖而行”。我实在离不开你。——可谓情辞恳切，语语动人。
光武帝还下过一个《以范升奏示公卿诏》。起因是这样：太原隐士周党被征召，面见光武帝时，自陈“愿守所志”，拒绝行臣下拜君之礼。博士范升启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惩治周党。光武帝在诏令中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结果，不但没有加罪，还赐帛四十匹，遣归田里。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针对着严光和周党这两个人，实际上，对于光武此举，也是大不以为然的。
看来，朱皇帝毕竟是个粗人。他没有看清楚，东汉开国当时是很需要这类高士的。当王莽篡汉之际，绝大多数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并不重视名节。因此，进表、献符、俯首称臣者实繁有徒。对此，光武帝深为戒虑。所以，开国之初，尽管百端待举，万事缠身，他还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访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归隐者。为了提倡名节，对于那些“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的隐士，不但厚予赏赐，旌表嘉奖，而且，调整了西汉末年的取士标准，把这类人列为四科取士之首。严光、周党这些名士，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树立的标杆。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这些名士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完全脱离政治的漩涡，绝不会给朝廷带来任何麻烦。这恐怕是光武帝尊隐的一个大前提。非徒无害，而且有益，这桩生意，光武帝当然乐得做了。
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曲折道尽了光武帝和严子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妙谛。一方面是“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一方面，归卧江湖，“泥涂轩冕，惟光武以礼下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没有严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没有光武，也难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说开来，尽管隐逸之徒极力摆脱政治的羁绊，但是，常常不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统治者的工具。由于隐逸的实质是远离政治纷争，不介入社会矛盾，以极度冷漠完全消解其入世之心，进入一种无是无非的超然状态，“万事无心一钓竿”，因此，尊隐必然能够收到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朝廷压力的消释作用。这叫做无用之为大用。
尊隐的另一种考虑，是隐士的“滤毒效应”。“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因此，“莫不攘袂而议进取，怒目而争权利，悦愚谄暗，苟得忘廉”。（见《梁书?处士传序》和沈约的《高士赞序》）封建统治者清醒地看到，提倡隐逸的高风，有助于激励士风、荡涤时浊。唐明皇之所以特意颁发一个《赐隐士卢鸿一还山制》，目的就是要借助嵩山隐士卢鸿一的“固辞荣宠”，以敦士品，以厚风俗。既然鼓励一大批士人遁迹山林，有助于树立廉让不争的良好士风，进而可以减轻士人争相入仕，“粥少僧多”的压力，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以为，严子陵的高风，经范仲淹提倡之后，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恰好适应了当时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释兵权、削相权、集皇权的政治气候的需要。
闲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令名，往往发优诏，备安车，礼聘隐士入朝，以装潢门面，点缀太平。如果一时找不到隐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结果传为笑柄。据《晋书》记载，桓玄推翻东晋王朝，自立为帝之后，看到历代均有隐逸之士，惟独本朝没有，“乃征（西晋隐士）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然后指）令（他）让而不受，号曰高士”。由皇帝出面，亲手制造“隐士”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够得上旷世奇闻了。
六
凭眼睛看，两座钓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却也颇费周折。原来，它们中间隔了一道堑壑，先要傍着一丛丛的长林古木，从东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后折转身来，拐个六十度的锐角，再沿着那条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过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阳渐渐地热了起来，原来站在东台的高处，“桐江波上一丝风”，吹到身上甚是凉爽；现在回到山坳坳里，顿时觉得热汗涔涔。好在这段山路不算太长，耐着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台，依然是凉风扑面，而且，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过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来，亭子前面，立着刻有谢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恸哭记》的石碑。石亭的两边柱子上，镌刻着清人徐夜的诗联，是描写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皋羽的“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这副对联简要地概括了谢皋羽的生平。
他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志。早年应试科举，不第。公元一二七六年，元军南下，文天祥（因他进爵至信国公，故称“信国”）从海路至福建，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传令各州郡发兵勤王。谢皋羽率先响应，尽散家财，招募乡勇数百人加入抗元队伍，被委任为谘事参军，与民族英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年后，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面对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诱、百计劝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公元一二八二年，慷慨就义于燕京柴市。
对文天祥之死，谢皋羽悲痛至极，终生引为恨事，从此避匿民间，杜门不出。但时时缅怀故交，经常梦中相见；每逢文天祥忌辰，都要痛哭野祭，寄托哀思。一次，他登上富春江边严子陵钓台的西台，面对渺渺苍空，下临滔滔江水，北望吊祭，哀恸欲绝。这篇感天动地、泣血吞声的《登西台恸哭记》，记叙了这次祭悼亡友的经过和愤激、隐秘的心曲。此后，便往来于浙江中部，遍访宋末遗老，历游山水名胜，四十七岁时病死于杭州，归葬与严子陵钓台隔江相望的白云村，这里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方干的终隐之地。
正如作家黄裳先生在《钓台》游记中所说，并立着的两座钓台，似乎向游人分别宣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种是在鸡鸣风雨、暗夜如磐的破国亡家之际，以极热的心肠，椎心剌骨，奔走呼号；另一种则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以至一头扎进寂寂的空山，完全与世隔绝，表现出至重至深的超拔与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似画图中的颜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严子陵与谢皋羽，表面看来，他们代表了上述两种划然对立的思想境界，各据一端，如隔重城。其实，并不这样简单。综观严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牧斋在序《钓台汇集》时就曾指出了这一点。
也是在《钓台汇集》序言中，钱牧斋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的学者全都不了解严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唯独南宋的谢皋羽深知此中奥义。“何地不可痛哭，而必于西台？以谓子陵之于西京，信国之于南渡，其志其节，有旷世而相感者也”。钱牧斋认为，严光对于西汉，和文天祥对于南宋，有“旷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谢皋羽才选中了钓台这个特殊地点悲歌痛悼的。
对于一度腼颜事清的钱牧斋，后世一向是薄其为人的，他的有关严子陵的发覆，人们也未必一体认同。但是，隐逸不仕，恰如钱氏所言，实在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只从避离俗尘、寻求解脱这一角度来加以诠释，必然会失之简单，流于肤浅。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度，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过那么庞大的隐士阶层。如何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研究隐逸文化的学人共同关注的课题。可惜，我这篇文字已经不算短了，只能到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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