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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之美 思想之美 苦难之美 劳动之美
★张贤亮：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生命力最顽强的作家。
★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小说
★入选《亚洲周刊》 “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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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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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小长篇，记录了“我”从劳改农场放出来后，在一个曾被称为“鬼门关”的农场里，遇到了八年前，还在劳改农场时有过两面之缘的女人黄香久。虽然此前，只曾见了两面，而第二面只是匆匆路过时遇到，但是这个叫黄香久的女人，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第一次见到黄香久，是在劳改农场水稻田间的排水沟里：黄香久正在洗澡！黄香久仿佛忘记了一切，全神贯注地享受着洗澡的快乐，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这一幕那么完美地震撼了“我”，以致于后来，当我在“鬼门关”再次与黄香久的相遇、直至结婚，都无法逾越当时的感觉，也就注定了这段婚姻的不完美。更何况，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压抑，“我”与黄香久结婚后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在此期间，黄香久与农场的队长的一次出轨正好被“我”撞见。虽然后来黄香久百般俯就、委曲求全，都无法挽留“我”离开的心。最终，在预感到中国又要变“天”后，“我”毅然与黄香久离婚，踏上了迷茫的逃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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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自北京移民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的作家。1993年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其代表作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青春期》、《一亿六》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多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搬上银幕。作品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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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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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也许我过去见到过她而没有留意，也许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总之，这一次，她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两个月前，我从大组被抽调出来，去管水稻田。在劳改队里，我是大组长，调到田管组，我仍然是田管组组长。调我出来的王队长，一个本地干部，农民出身的小老头，吸着自卷的喇叭筒对我说：“调你出来当组长，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熊！那十二个人可难管！人人都能干，人人都一身毛病。你婊子儿要能把那十二个家伙管好，出去就能当管千儿八百人的厂长了。”
当时，他蹲在高高的斗渠斗渠：引黄灌区的灌溉系统一般分总干渠、干渠、支渠或斗渠、农渠，配在一起组成灌溉网络。支渠或斗渠是农场中最主要的灌溉渠道。书中说的大渠指干渠，斗渠指农场中最大的渠。坝上，我刚从灌满一农渠水的渠口中上来，光着脚站在他面前。他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终于没有说，只是一门心思地吸烟。布满皱褶的干瘦的小脸上，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当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知道这是任何一个劳改干部在单独对某一个劳改犯人布置特殊任务时，都必须显露的神情。沉思的神情表示着严肃，而严肃又表示了他与你之间那不可逾越的界线。这种神情还表示了他的布置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掂量的，甚至是翻着你的档案材料由更高一层的集体讨论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文化程度不高的、不善于言辞的干部，常常用沉默来引起你对他只言片语的重视。默默无言，倒会使你意识到：从此，由于这种“信任”，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并且，又由于这不仅仅是对你的一般性改造，而是加倍的改造，所以往往能使你获得立功受奖以致提前释放的机会。因而，这又往往是你一生命运的关键。
他装模作样的沉默中藏有他所能表示的善意，我理解。
他蹲在渠坝上面吸烟，我站在渠坝下面交替地倒着脚，用脚底板搓着光光的脚背。水稻刚播下地的时候，蚊子还没有出世，但成群的“小咬”集结成团，一拥而上，会叮得人心烦意躁。这种比一粒沙子还微小的飞虫，能钻到人的耳朵里、眼皮里、脖颈里、腋窝里、头发根里、裤裆里……简直是无孔不入。让它叮了一下，皮肤上即刻就会肿起一个比它大几百倍的包。我一面搓着脚，一面挥着臂，手舞足蹈地仰面看着这位队长。
然而他还不说话。他穿着线袜，戴着帽子，手里又拿着烟，他有一整套防备“小咬”的设施，因此他并不着急走。大队已经走得很远了。高高的斗渠坝的尽头，就是那渠水拐弯的地方，几株粗大的柳树下面，金色的夕阳映照着他们黑色的囚服。他们列着队，扛着锹，甩着手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颇觉得他们精神抖擞得可爱。在渠水拐弯的那里，正经过有姑娘媳妇的村庄。当然，对他们的亲切感，主要还是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属于劳改队的，而不是属于其他什么地方。况且，那边还隐隐约约传来如此熟悉的歌声，合着渠水潺潺的节拍在刚播下种的田野上荡漾：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尽管我被“小咬”叮着，也不由得展开一丝调皮的、会意的微笑。这是我们犯人自编的“劳改队队歌”的最后一句。“劳改队队歌”以诙谐的西北俚语叙述了劳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轻松滑稽的“宁夏道情”的调子谱成曲，主旋律表现出了铁丝网里的乐观。“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用本地口音唱出来，极像正在推广的普通话“倒灶，倒灶，倒那么个灶”。而“晚上回来一大瓢”，那是多么喷香诱人的一大瓢啊！葱花撒得很多，大米面条是稠稠的。“呱唧”、“呱唧”、“呱唧”……炊事员不停地奋力挥动着粗壮的手臂，俯在热气腾腾的大桶上，以机械式的迅速和准确，用海碗那么大的短柄铁瓢，一大瓢一大瓢地把“米面调和”打到劳改犯人的饭盒里。这“米面调和”里还洒有炊事员的汗珠，因而那机械式的音响——“呱唧呱唧”和机械式的动作，都实实在在地洋溢着人情味。
我想赶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赶快回到号子里去，赶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号子里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吃饭声，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王队长不发话，我便不能走。这是劳改队里的规矩。我是熟知全套规矩的，因为我已经劳改了两次了。正因为我劳改了两次，是“二进宫”，正因为我熟知全套规矩，所以我才能荣幸地一被押进劳改队即当上管四个组、六十四个犯人的大组长。今非昔比，这次劳改比上次劳改可风光多了。劳改队里奉守的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的那一套观念和价值标准。这说来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能重用的，道德败坏的人倒常常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认为是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是“小节”，被列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在劳改队，政治犯却几乎都能得到劳改干部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只表现在极为窄狭的方面，但毕竟与他们对刑事犯的态度不同。并且，劳改队里都能够做到“人尽其才”，谁能干什么，就把谁安排在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劳改队本身就是个独立王国，农、工、商百业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劳动部种。有一个在外面成天打扫厕所的医生，进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尽管我这个劳改犯并不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不停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扭动身子，不停地抓耳挠腮，不停地摇头晃脑，但劳改队长并不怪罪，仍是沉思地吸着那支粗大而颀长的卷烟。我不走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为他还会给我透出什么外面的信息。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这个干瘦的劳改干部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爱说爱笑的好人。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的单纯；传统的手工农业劳动，使他们的头脑总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当猛地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他们根本难以理解。譬如，当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在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那“劳改队队歌”或是说些猥亵得露骨的笑话时，在这大唱“语录歌”的年代，他蹲在田埂上只是听着，并不呵斥我们，而且摘下帽子，拍着推得光光的脑袋，咧开嘴笑着叹息：“哎呀，你们这些婊子儿！唉，你们这些婊子儿！……”发出他由衷的赞赏。他听到越南军民又打下了若干架美国飞机，也是用“这些婊子儿”来赞扬越南军民的。我们还注意到，他抚弄他的孙子——有一次，他竟把他三岁的孙子抱到劳改犯人干活的田里来，也用的是“婊子儿”！所以，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
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月份，我们劳改大队在水稻田里薅草。王队长随公安干警去城里集体参观了本省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会场，没有进家，就扣着他那像张烙饼似的单布帽，撒开大步，急急忙忙跑到田里来。他站在田埂上用眼睛搜寻着，看见了我，于是几步跨过两条沟渠，兴奋地朝我喊：
“哎呀！章永璘，你这婊子儿！你在五七年做的那个啥诗，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哩！”他边说边用手比画：一个核桃是多大。他褐色的粗糙的拇指和食指箍成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刚劲有力，没有一点诗的高雅悠远的意境，却又形象地把诗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物质力量。“哎呀，你这婊子儿！哎呀，你这婊子儿！字好大好大咧！你他妈真能写……”
这时，人们的理解是：文字的意义是和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已经开始把任何一句“毛主席语录”在任何文章里都用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刷了。这样，他就认为我一九五七年写的那首诗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不然，为什么要用“核桃大”的字来写？尽管那是一份“罪证”，是供批判用的，可是在他心目中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听了他的大喊大叫，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我没有动声色，仍弯着腰低头薅草，而心里不禁又感到悲哀，又觉得自豪。整整九年过去了，可是外面的人还揪住我不放，还要把我的诗拿出来“示众”。但另一方面，这不也说明了我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了吗？历史人物实际上是群众造就的，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功过的大小，只要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忘不了他，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取得一定的历史地位。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却是由历史支配的，也不由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直起腰，把手中的杂草绾成捆，抛到田埂上。我看到远方的群山，沉默而庄严。我弯下腰，拨开稻苗寻找杂草，混浊的泥水表面上闪着粼粼的光斑，喋喋而多变。啊！这两幅画面便是历史：既稳定又不稳定；作为人，就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又要力求多变以适应历史！
当我再次直起腰，把另一捆杂草抛到田边，我突然觉得我高大了，似乎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我环顾周围弯着腰薅草的犯人们，就像耶稣在各各地各各地：又称骷髅地，耶稣殉难的地方。的十字架上看着他左右两边两个强盗，还自认为“我是神的儿子”一样，涌起了一阵由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产生的怜悯。
感谢他给我传来的信息！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支持自己。
果然，历史的变化快速得令人吃惊。秋天，割完了水稻，劳改犯人开始把一捆捆割下的稻子背运到路边，再由大车拉到谷场上。被刈光的田野，在密密麻麻的黄色的稻茬下面，潮湿的褐色的原始土地裸露了出来。从高高的斗渠坝上望去，大地蒸发出冉冉的水汽；由纵横的沟、渠、田埂切割成像棋盘格似的稻田里，来往奔忙着无数像蚂蚁一般的穿黑色囚衣的劳改犯人。我们把一捆捆沉甸甸的、用草要子捆绑好的稻子提到田边，在铺在田埂上的长绳上码好，然后用背绳结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交叉成人字形的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摞稻子就紧贴着背背了起来。我这个大组长当然要起带头作用，通常，我都比别人背得多。在这里，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劳改”是我们固定的职业，于是，只有劳动好，会劳动，才能取得特殊的待遇。我劳动好，会劳动，我便能管理别人，斥责别人，我便能获得“信任”，成为一个自由犯，我便能回号子以后不但有那“一大瓢”，而且“一大瓢”之外还会给我加“一大瓢”。劳动创造了人，因而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已被文明湮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
回到若干万年以前去再现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享受满足与愉快吧！
从我和海喜喜比试体力劳动以后，从我被马缨花喂养成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以后，五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在劳动中享受过这种返祖的满足与愉快。
我只要一投入劳动，锹一拿到我的手，麻袋一沾上我的肩，稻捆一贴在我的背，我就会入迷，就会发疯，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
我背起稻子来，常有一种贪婪的、总是试图测量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压力的心理。没有什么再比背上的重量更能证明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了。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我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六捆还不够，要背七捆……经过王队长身边，王队长会发出他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
嘿！驴算什么？！
我是我！
且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
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
因为我背得多，便经常得到王队长的帮助。当我勒好稻捆，坐在地上，塞进肩膀，准备弯腰拱背的时候，王队长就主动跑来替我在后面往上。有这一臂之力和无这一臂之力大不一样。在弯腰拱背的一刹那，正如举重运动员在抓举沉重的杠铃时的那一刹那，只要两腿能站立起来，多重的东西压在背上都能迈步。
“别努着了，别努着了！”他说，“一努着，吐了血，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有一天，我把两肩在背绳里塞妥，他又跑过来，但却不我，趴在我捆好的稻子上，叹了口气说：
“唉！你这婊子儿，还是待在劳改队好。”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咂着嘴。“你当是咋着？前天我进城，一看，省委书记跟省主席都让人拉着去游街喽！戴着老高老高的纸帽子，手里还敲着破脸盆：‘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你当是咋着？上次我们参观的那个啥‘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红卫兵说是走资派为了掩盖自己罪行耍的花招，说是咱们省根本就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现时要把省委书记跟省主席和地富反坏右一道，都重新过一遍箩。怪不得在大街上，省委书记后面排着一长串你们这号人，男男女女，数也数不清。都戴着纸糊的帽子，还有推了半拉头的，还有画了花脸的……唉，你这婊子儿，把你送到劳改队是你的造化！要不，现时你在外边，还不跟那些人一样，让人往死里整呀！”
稗子的毛穗穗擦着我的脸，痒痒的。他嘴里老烟叶的气味呛鼻，在想抽口烟而没工夫抽的时候，这股气味却也能过瘾。听到他告诉我的消息，我忽然感到通体舒坦：历史就照这样的速度变化下去，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还会远吗？
于是，我更犯了傻劲，七捆还不够，我要背八捆！王队长吃了一惊：“你这婊子儿，不要命了是咋着？你还要待两年才出得去哩，活儿有得是你干的。”
“没关系，你来吧！”我反过身，解开背绳，又加上一捆。被压在底层的鬼魂，即使头上十七层地狱的重量没有减轻，但只要上面来回晃荡几下，也会觉得轻松。更何况我有这样好的“造化”：在当今世界，谁能想到“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不准冲击”的劳改队，恰恰是世外的桃源呢？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透露什么消息给我，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抽烟。我很失望，也被“小咬”叮得难受。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停在路边，被阳光烤灼了一天，散发出一股机油味。这种机油味和泥土的气味很不调和。仿佛古朴的土地从来就拒绝钢铁制造的现代化工具，并排斥它的一切味道，因而这股刺鼻的机油味特别难闻。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
“王队长，还有事吗？”
“嗯，”他掉过头，好像才发觉我还站在他蹲着的渠坝下面，“没有了。”他说着，向前探出身子，把他还剩下半截的自卷烟递给我，“你回吧。”
“你回吧。”是叫我回劳改队的号子里去，而不是回到别的什么地方。这点我知道。我捏着他的自卷烟，掐掉他衔湿的尾巴。但我一掐，整支烟卷都散了。妈的，他卷烟的技术还不如我。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自己有纸烟。劳改队每月发几个零花钱，也有烟买，和一九六○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掏出从医务所旁边的垃圾堆上拾来的一个铝制针盒，把他的烟叶仔细地倒进去，又从这个颇像银质烟盒的针盒里取出一支完整的香烟，点着了火：“回！”
他长长的沉默所透给我的信息，我以为比他跟我说了什么还要多。外面的混乱，历史的急遽变化，大概连他也说不明白了。他不说，证明乱得他没法儿说了；他不说，证明变化得他目瞪口呆了。这没什么，我可以想象。劳改犯人个个是黑格尔主义者。能从“无”生出“有”来。世界上根本没有空无一物的空间和时间，在那看起来是空白的地方，实际上充满着最活跃的希望。
他的这个安排，使我看见了她。
第二章
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像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做精彩的节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感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精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爱唱这两支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
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王队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婊子儿”，表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会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成了流行歌曲。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员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归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惘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做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已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戗！”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像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会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像煦煦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唉，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们咧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像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像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以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阻碍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不曾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做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苗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似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驳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唉，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俩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这儿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做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泼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还离着很远，就听见他们嘻嘻哈哈的吵闹声。姑娘倏然又化作一团彩色的雾气。歌声、肉体、温暖的气息，全消失了。我的组员们一进门，先把一捧捧黄瓜、西红柿堆在我的面前。
“贼不走空趟！”劳改犯人们说。“吃吧，吃吧。这根黄瓜是刺儿皮，可脆哩！”塌鼻子用比黄瓜还脏的手在黄瓜上捋几下，算是擦干净了，递给我。你既然把他当做贼，他也就以贼自居了。并且，在农民们都做贼的时候，不做贼倒是反常，做贼当然不会觉得可耻。
接着，他们便在土炕上打开铺盖，劈劈扑扑地抻褥子，抖被子。一股汗臭味顿时弥漫了全屋。躺在被窝里，他们还要聊一会儿。
“咦，那个吴琼花八成儿跟洪常青搞上关系了哩！都在一个部队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没睡过觉，我才不信！”
“南方人都喜欢搞那玩意儿，那地方热……”
“我听说，南方人上厕所男女不分哩！”
“在日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日本国啥！那年我盲流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
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当，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华西里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感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么啃！”
“你跟你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侦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撒腿上马，一蹦子就到河西了……”
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进得门来就吹灯，
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
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鼾，锉牙的锉牙，呻吟的呻吟；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唧唧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巴咂巴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
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淫荡的、下流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肉体里，也蠢蠢欲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也就是说，她能把人的智慧、道德、教养、善良的天性全部毁掉，荡然无存。可是，去他妈的吧！既然早已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一次劳改，两次劳改，“反右”过去了十年还拿我写的诗“示众”，死死地揪住我不放；佛教尚讲“六道轮回，生死相继”，而我却总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又要那些智慧、道德、教养何益？
我们劳改犯人睡觉时全身脱得精光，一是为了省衣裳（除了那一张黑皮，衬衣衬裤可是要自己花钱买，或是由家里寄来），二是为了不生虱子。我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很是惴惴不安，就像抚摸着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爱情，早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爱情和我曾经爱过的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让她与我共担险恶的命运，对她弃之不顾倒是还给她自由；正是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多想她，想她反而是虚伪，这等于把感情的债务强加在她身上。并且，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硬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我见得太多了：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玫瑰色的晚霞映红的小脸，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主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爱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压根儿没有爱情这根弦。于是，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一同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像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和我的腹腔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地乱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舔舔它的血唇，扑向它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性。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我羡慕跟我睡在一间土坯房里的农民们，这个地区有早婚的习惯。在他们的梦中，他们还能重温和异性接触的全过程。这种囹圄之梦，摆脱了脚镣手铐，能达到极乐的境地。而在我，梦中的女人是非常抽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蠕动着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色彩，一团流动不定的白云或轻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酸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像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第三章
水稻的田间管理，最辛苦的是从下种灌水到稻苗在水面挺立起来的四十天中。这四十天叫做“保苗期”。“保苗期”过后，十三个人全部轻松了。我们每个人管的二百多亩稻田的苗完全出齐；三千多亩水田一片碧绿。但是劳改队并不把我们中的一些人抽调回去，熟悉手工农业劳动的王队长知道，后期田管人员的清闲，正是对前期四十天中没日没夜地辛劳的补偿。何况，这时外面正源源不断地往劳改队里送人，简直使劳改队应接不暇。“文化大革命”创造了破世界纪录的犯罪率，劳改当局天天要为成批送来的罪犯的食宿问题发愁，又何必急于把我们田管人员调回号子去呢？
回去挑饭的塌鼻子说，他在菜地碰见一个刚押来的犯人，告诉他，“外面墙上贴的法院判决布告，把街面都遮严了！”
我的天！幸亏早进来了，不然这时候也得被抓进来。早进来能早出去！我们十三个人都非常高兴，以为这是命运对我们的恩典。
“保苗期”以后，整个黄土高原陡然涂上了一层嫩绿的色彩。到处都是绿的：绿的山、绿的水、绿的田野，连空中也好像畅流着某种馨香醉人的野生汁液。鹳鸟不顾“严禁入内”的木牌，不顾带刺的铁丝网翩翩飞来，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它们银灰色的翅膀。长脚鹭鸶在水田里漫步，那副沉思默想的模样，倒很像我们的王队长。野鸭在排水沟边丛生的芦苇中筑起了自己的巢，辛苦地经营着它们的小家庭。灿烂的阳光映照着水禽翻飞的花翎，寥廓的田野上回荡着它们欢快的鸣叫。野风在稻苗上翻滚，稻苗静静地吮吸着土地的营养。大自然充实得什么都不需要了，而人却渴望着爱情。
王队长经常到稻田区来，独自一人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检查我们的工作。他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军绿色制服，一颠一颠地，忽闪忽闪地，和一个安着弹簧的玩具一般。苗出齐了以后，我们不怕他检查，也不跟在他屁股后面。我们照常干我们的活，抓我们的鱼，捉我们的野鸭，或是躺在柳荫下补那件永远补不好的囚衣。直到有一次他满田看完了，走到我跟前吩咐我：“告诉那些婊子儿，都拾掇一下：进水口、排水口打结实，田埂细的地方加一加。大队这一两天要来薅草了。”
我们这才忙碌起来。
第三天早晨，我们吃完值日员回去挑来的饭，洗涮着饭盆，一个出去倒水的田管组员兴奋地跑进土坯房里来，喊了一声：
“大队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连我在内。大队里并没有我的亲人，没有我的朋友，但那群穿黑色囚衣的团体仿佛对我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调到田管组之前，我每日每夜都生活在那里，刻板的规章制度养成了这群人有共同的习惯，共同的生活规律，以及只有我们之间才能懂得的俚语。我也莫名其妙地放下碗筷，和大家一起跑出门外。
久违了，大队！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太阳刚出来，橙黄色的阳光只能照到柳树和白杨树最高的枝丫；黑夜还残留在地面。从我们站的土丘上向斗渠坝北边望去，一片像幽灵似的灰色的人影很快地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随后，他们渐渐地走近了。灰色转为黑色，他们的面目也清晰起来。一张张严肃的、轻佻的、克己的、放荡的、开朗的、阴沉的、善良的、邪恶的、英俊的、丑陋的面孔，随着杂沓的脚步声，从渠坝上闪过。使人们惊奇的是什么法术居然能把各式各样绝对不同的人都搜罗到这里来，同时把所有的面孔都打上一个印记——“劳改纹”，不能说他们的脸色不好，因为在农忙的时候伙食不错，但是每张脸都带着苦行僧的萧索和老讼师的多疑；尤其是鼻翼两边的法令纹和嘴角的皱褶连在一起，构成相术上说的一个大忌，所谓“螣蛇纹入口”。这条痛苦的、在普通公民脸上找不到的“劳改纹”，不仅揭示了他们现在的境遇，还注定了他们一辈子也摆脱不了阴暗的心理。
田管组员们肃穆地站在土丘上，没有嘲笑，没有优越感，个个神色默然地瞧着走过去的队伍。不是在队伍里，而是在队伍外，我们才感到压抑，感到自己命运的凄惨。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是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出屋来看“大队”的么？是的。但是我们却体会不到庄子上的老乡来看劳改犯的心情。他们在旁边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旁边看到的却是我们自己。而这个黑色的团体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一旦吞噬了你你就会完全融于其中，失去你自己。
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须和镜子拉开一定距离。
“操！接着。”
土丘上有人向渠坝上扔去一支点燃的烟卷。警卫人员向我们瞥了一眼，并没有干涉。渠坝上走着的一个劳改犯急忙捡起来，对着嘴贪婪地呼呼吸了两口，又像接力棒似的传给其他人。虽然都发给我们零花钱，但大队的人买东西没有自由犯方便。
随后，田管人员又纷纷把昨天没吃完的西红柿、黄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兴高采烈的，像美国橄榄球队的队员。逐渐消散的晨雾中荡漾着一片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有人以为劳改犯人一天到晚垂头丧气。不！那样子怎么能熬过漫长的刑期？总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队伍有点乱起来，而警卫人员只是喊：“快点！快跟上！”对笑着的人，他们怎么能用枪托去捣？或许，他们也怀疑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多么像一个部队的战友啊，我想。但这支部队的敌人是谁？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尽管这些人早被判定为“阶级敌人”。
队伍过完了。渠坝上的轻尘缓缓落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组已经到了田边，在王队长的催促下准备脱鞋下田。田管组员扔完了黄瓜、西红柿，似乎尚未尽兴，脸上还挂着顽皮的笑容。本来应该哭的，然而却是笑，这究竟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的坚强？忽然，一个田管组员又指着北边。回头高兴地喊道：
“还有！”
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伸长脖子看了看，狡黠地笑着说：
“是女队！”
是的，是女队。
但是，在远处，你根本看不出她们是女人。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大概是凭嗅觉闻出来的吧。她们的囚衣也是黑色的，头发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刚被押进劳改队的时候，在谷场上劳动，远远地我还能分得清男女，因为那时候还允许女犯扎辫子。一九六六年以后，外面的“破四旧”风也突然刮进了劳改队，一夜之间，不管老少，女犯的辫子全部刮得精光。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铰去了只剩几根白发的发髻。判她七年她没有怨言，还感谢政府给她的恩典：“出去我要给毛主席老人家烧香哩！”但铰她发髻的时候却号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毛毛子上来啰！”还用跳大神时哼的调子唱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一个月后她死了。是我这个大组长带着四个男犯去给她入殓的。那天，我们跟在面孔阴沉的王队长后面跨进女犯的号子，在一群索索发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这个神婆。那四个男犯没有抬稳，门板一摇晃，盖在她脸上的一张报纸忽闪忽闪地飘落在泥地上。我看见她干瘪的失神的眼睛朝着天怒目而视。我用食指和中指去摩挲她的眼睑，但想不到这个已经变成一根枯朽的木柴棍的神婆子，眼皮居然还保持着弹性。我把她眼皮摩挲下来，它又像蜗牛的软体一样慢慢地收缩进去：“你干啥？为啥叫我闭着眼睛？我就要睁得大大的！”在死人旁边，严酷的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恒的谜，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没有敢斜眼去看女犯和女犯的号子，虽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参观的机会。只是在神婆子又睁开眼睛时听见一群女人的惊叫和女人的抽泣，还有几下叮叮咣咣的金属磕碰声，不知是哪个女犯吓得打翻了饭盆。
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半睁着眼的老太婆放进了白杨木钉的“脆儿皮”里。“脆儿皮”，这是劳改犯人的俚语，要比文人所创造的“薄板棺材”形象得多了。不过，这个神婆子还算幸运，一九六○年死的犯人连“脆儿皮”也没有，只是一张芦苇编的炕席。那时，我就差点被炕席卷了出去。
女犯和男犯是绝对隔离的。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几乎忘了旁边还有女犯的存在。然而，毕竟农场是一个农场，劳动是一种劳动，道路是一条道路，她们确确实实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年轻的刑事犯，凭着公狗般的鼻子，能嗅出来女犯今天在哪里干活，经过了哪条道路，甚至今天她们女队发生了什么事。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做银镯子戴在手腕上的，是被剥夺了一切人间享乐的女犯的装饰品，于是成了劳改队女性的标记。这根橡皮筋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造出一个故事。还有，小号的劳改鞋，几乎像儿童般的瘦小的足迹，那压在泥土上的浅浅的小脚印，以及扔在草丛里的馒头渣和土豆皮（女犯们一般都比男犯饭量小），都会像花园里幽雅的林间小径，成为一条通往两性结合的道路。当然，这种结合只能是在精神上的，就和暗夜中的梦一样，除非双方都是自由犯，那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
晚点名以后回到号子，大伙儿还没入睡的时候，老劳改犯偎在火炉旁会给新来的人说许多黑色囚衣下的风流韵事。老劳改犯人是劳改队里的荷马，农场的历史就是靠他们的嘴流传下来的。据他们说，女人在劳改队里比男人难熬，她们脆弱的神经忍受不了孤独，她们总要寻求爱抚、支持和保护。有的女犯隔着铁窗向警卫人员调情：“班长，你的小老鼠要咂水水子吗？”只要有机会——而机会总是要人去寻找的，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直径五毫米的铁丝也拦不住她们的冲动，她们中有的人会猛地扑进男自由犯的怀抱。
现在，她们过来了。
晨雾已经完全消散。橙黄色的阳光下移到渠坝上，尘土上杂乱的足迹仿佛是无数奇异的花纹。这真是一条荒唐而充满苦难的道路。有雾的天气是不会有风的，柳树低垂着一动不动；渠边的芦苇和冰草傲然地戳向天空，似乎对这些女犯不屑一顾。女犯们踏着轻捷的步子走过我们的小丘，以挑战的姿态接受我们的检阅。是的，她们的脚步还算是轻捷的，还可看出有的女犯故意忸怩作态，因为下大田的女犯全是年轻人。
但是，如果不看她们的步态，如果她们也像芦苇和冰草那样傲然不动，谁能够相信她们是女人？《复活》里描绘踏上去西伯利亚的弗拉基米尔大道的玛丝洛娃，仿佛穿的还是裙子；我记不清那是白色的还是灰色的，总之是裙子，头上还扎着头巾。而这里的女犯们穿的却是和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色囚服。宽大的、像布袋一样的上衣和裤子，一股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性的特征。她们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物，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概念。她们没有腰、没有胸脯、没有臀部；一张张黑红的、臃肿的面孔上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很多女犯边走边嗑还没有成熟的葵花子，用死鱼似的白眼斜视我们，似乎还很洋洋自得，又仿佛这就是她们卖弄风情的一种方式。葵花子皮沾在嘴的四周，像吐出的一圈白沫。我的胃突然痉挛起来，泛上一股酸水。我掉过脸去。我不能再看。她们会败坏我对女性的向往，对女人的兴趣，甚至败坏掉我对生活的希望。如果想到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我曾经欣赏过的女性的艺术形象被抓到这里来也会成为这副模样，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
我背对着渠坝咳嗽起来。
我的天！我的母亲！……
我忽然想到，那第一个用树叶或兽皮遮住自己下部的猿人，一定是只母猿……
第四章
大片的水稻田，在没有一丝云彩遮掩的烈日下蒸腾着燠热的暑气。今天是个好天。肥大的、中间有一条白茎的稗子的叶片，挺拔的、油光水滑的三棱草的叶片，尖利的、边缘像刀锋一般的芦苇的叶片，千千万万、无数的叶片，一齐欢欣地伸向湛蓝湛蓝的天空，从这里到山脚下，大地葱茏苍翠，强烈的绿光很快就会使人的眼睛疲倦。
而那纤细的、蒙着一层绒毛的稻苗的叶片却藏在稗草、三棱草、芦苇草的底下，你就用疲倦的眼睛去辨别吧。我们管的这三千多亩稻田在很早以前是一片沼泽，滋生着杂草和蚊蚋，原是大雁和野鸭的世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年复一年，劳改犯们把这片沼泽填平了。但是这种低洼盐碱地只能种水稻，而且水永远排不出去。斩草没有除根，荒滩虽然变成了熟地，各种各样水生植物，却因为给田地所施的肥料长得更旺、更茂密了。靠人的手一根一根地拔，别想拔干净！
但是，只能用人的手来拔。
这没什么，劳改队有的是人手。
拔呀，拔呀！在一窝窝乱草里把稻苗解放出来。有的地方，草拔光了以后，光剩下一片泥浆，一棵稻苗也看不见。
“要把三棱子的核核子抠出来！
要把芦苇子的根拽出来！”
王队长戴着大草帽，来回地在田埂上喊。
怎么能把芦苇草的根拽出来？它在地底下盘结交错，好像整个沼泽地的芦苇都是从一条巨蟒似的根上生出来的。怎么能把三棱草的块根抠出来？这种块根药名叫香附子，深深地埋在黑滓泥里面。况且，每个劳改犯的薅草定额是五分地，在这样茂盛的草丛里，你撅着屁股拔一分地试试看！
劳改犯们悄悄地把没有拔出根的草揉成一团，踏在泥水下面。扔到田埂上，队长看见可是要骂的。如果不把芦苇的根拽出来，只从半截上拔断，芦苇中空的根一灌进水，就会一面冒泡一面发出沉闷的扑扑声，像是告发那个劳改犯一般。
“我当是谁没拔出芦苇根哩，原来是我放了个屁。”没拔出芦苇根的犯人狡黠地笑着。
“好响的屁！可是没有臭味，倒有股子生草气，别是驴放的屁吧！”旁边的犯人拿他打趣。于是，一块田里就嘻嘻地发出了笑声。
是的，是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不然这日子怎么过？有人捏着细嗓子唱起来：
二哥哥到农场去劳改
撇下我三妹子守空房
三妹子三妹子你莫心慌
劳改农场有口粮呃——
嗯哎哟！呀得儿哟——
正午，阳光更加强烈，浓重的绿色沉重地压在地面上。野鸭、青蛙、癞蛤蟆都懒得叫唤，空气仿佛也凝结成了胶质状态。偶尔，一股热风从山口扑向这里，裹着山那边沙漠上的焦灼之气，芦苇叶沙沙地响起金属般的摩擦声，浑浊的泥水热得烫脚。劳改犯们没精神说话了，只顾埋着头薅草。要为那一天五分地的定额而奋斗。渠坝上不是竖着横幅标语吗：“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我扛着铁锹，在我管的田区走来走去。从前面看，稻田里是一团团被太阳炙烤得干枯焦黄的头发，这里那里闪烁着污浊的汗珠，蒸发出一股比腐殖质还浓烈的气味。从后面看，水面上撅着一个个屁股。屁股上补满补丁，补丁上沾满黄色的烂泥。
上面，是湛蓝湛蓝的天；下面，是墨绿墨绿的地。透明，深邃，美丽。可是，中间有一片被挤扁了的黑色的人群。
蓦地，水田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拉“口粮”的车辆在高高的斗渠坝上出现了。
四套牲口拉着几笸箩饭走在前面，一头毛驴拉着一大箱水跟在后面，在柳荫下踽踽而行。妈的！瞧它们那不紧不忙的德行！你们吃饱了是咋的，是啥菜？好像闻着了白菜熬萝卜的香气。但愿中午领的馍馍大一点：“祖宗有灵！”吃这份口粮可不容易！不过总算顿顿都有饭吃。
王队长吹响了哨子。犯人们如同暴动了似的，纷纷向停在斗渠坝上的饭车跑去。
赶快跑！前头领的馍馍大，后来领的馍都在笸箩下面，不是掉了渣就是压扁的！
吃饭，对犯人来说，就像教徒的祈祷，那必定要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的。谁要是在吃饭的时候打扰了犯人，他就会像叼着兔子的狼一样，龇出牙，胸腔里发出愤怒的呼呼声，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斜视着谁。王队长知道，所以不论有多紧张的活，他都不催犯人快点往肚子里塞，他常说：“雷都不打吃饭人。”如果上午完成定额的情况好，他还会让犯人中午多休息一会儿。
今天刚开始薅草，一冬一春蹲在号子里和在旱田干活的犯人，头一天见了水格外地兴奋，所以上午薅草的进度挺快。王队长高兴了，吃完了饭他还让犯人在渠坝上躺着。尽管头上毫无遮掩，一个个被太阳烤得像油腻腻的麻花似的，但躺着总比干活舒坦。王队长一个人坐在一棵小树下，用芨芨草棍剔着牙，满意地乜斜着脚下的犯人，宛如牧人看着他喂饱了的羊群。
我们田管人员要趁犯人吃午饭的时候检查田埂和田口。犯人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更不珍惜别人的劳动。稍不注意，有的犯人还故意把进水口、排水口扒开，或是把田埂踩烂。田管人员辛辛苦苦灌满的稻田不是水一下子排得精光，便是被新涌进来的渠水涨破田埂，你收拾去吧！你有的是时间。
大队里的犯人以为田里长这么多草全是田管人员的罪过。
完不成定额的犯人便把气撒在田管人员头上。拔过草的田里草和稻苗全乱糟糟的，就像被一群牛践踏过的一样……
我管的二百多亩稻田分成四档田，整整齐齐排列在两条笔直的农渠两边。一条农渠灌一百多亩地，农渠成九十度角地联结在斗渠上；一条宽阔的斗渠联结着几十条这样的农渠，稻田一边靠着农渠，另一边是深深的排水沟，由于地势低洼，排水沟里常年积存着清水，冬天则冻结成冰块，所以沟里的水其冷彻骨。排水沟两旁耸立着高大的芦苇。那是古老的沼泽地的遗孽。春天，这片稻田上最早生出来的就是芦苇，和箭一样的尖，和箭一样的直。它们靠着永不枯竭的排水沟提供营养，发疯似的往上长。等稻种播下地，稻田灌上水，它们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现在，芦苇茂密得透不进风去，如同一堵绿色的高墙。
我听见这堵绿色高墙的那边有女人的嬉笑声和吵闹声，是女犯们在我旁边那档田里薅草，她们不和男犯一起在斗渠坝上吃饭。她们的午饭由她们的“值日”抬到农渠上来另吃。
管我旁边那档田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犯，在我们田管组就数他年纪大。王队长真会安排！况且他八年的刑期到年底就满了，他是不会闹出什么花样来的。
有个女犯粗喉咙大嗓子地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声音嘶哑而干涩，像一团灰蒙蒙的浓雾翻过了绿色的屏障，不安地滚动着。但转瞬之间歌声又戛然而止，在我前方，在静悄悄的芦苇丛中，却清晰地传来泼剌泼剌的划水声，像野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扇动翅膀。
是野鸭子！那种花翎扁嘴的水禽，常常是我们田管人员的美餐。劳改队的“口粮”虽然可以吃饱，但还是难得有肉吃。逮野鸭和抓鱼，成了我们田管人员的副业。在外面，盘中的野鸭都是用猎枪射下的或用网扣住的，而人一进了劳改队都会发挥出空前的聪明才智，我们光凭两只手就能抓住活生生的野鸭，这些傻家伙们把窝筑在高大茂密的芦苇丛里，进进出出当然不能像直升机那样直起直落，它们必须在排水沟边的稻田中辟出一条小径，先落在稻田里，然后顺着这条小径游到排水沟，再爬上岸，蹒跚地回家。出窝时也是这样。我们经常看见野鸭子在排水沟边探头探脑地向天上张望，俨然是一位出门的绅士在观察天气。我们只要事前看出哪块田里的草和稻苗被分开了一路缝隙，随着这条蜿蜒延伸的缝隙查到排水沟边，野鸭的足迹就清晰可辨了。黑夜，我们拿上劳改队发给的手电筒，沿着白天探明的踪迹，肯定能找到用麦草和干柴枝筑成的窝巢。一个窝里至少有两只大野鸭，还有蛋或鸭雏。野鸭在电筒的照射下，会使劲地伸长脖子，歪着脑袋，用一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光源，一动不动。傻乎乎的，如墨玉般亮晶晶的眼珠，闪耀着人类早已失去了的天真无邪和坦然不备。那是什么光？是太阳出来了吗？而趁它愣神的当儿，我们用手一提它的长脖子，就轻轻松松地抓到了。有的夜晚，我们能抓到十几只。
于是，我悄悄地向泼剌泼剌响着的地方走去。
我赤着脚，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拨开芦苇，一直蹚到芦苇丛的深处。幸好，正午起了一阵风，芦苇丛像森林一般发出哗哗的喧嚣声；修长的苇叶在我四周，在我头顶摇曳，把投在清凌凌水面的阳光扰成一片碎影。凉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再往前去，水就深可没顶了，排水沟的坡度是非常陡的。
现在，泼剌泼剌的水声更清亮了。泼剌泼剌之后，是淅淅沥沥的细流声，宛如水滴和野草之间在悄悄地细语，这不像是野鸭弄出的声音。
那么，是什么呢？
我好奇地拨开芦苇秆，向排水沟对面偷觑。我猛地一惊：我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女人！
一个赤裸裸的女人！
第五章
她在洗澡。
她也不敢到排水沟中间去，两脚踩着岸边的一团水草，挥动着滚圆的胳臂，用窝成勺子状的手掌撩起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胸脯上、腰上、小腹上……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阳光从两堵绿色的高墙中间直射下来，她的肌肤像绷紧的绸缎似的给人一种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尤其是她不停地抖动着的两肩和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晶莹而温暖的光泽。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
她的皮肤并不太白，而是一种偏白的乳黄色，因此却更显得具有张合力和毫无矫饰的自然美。为了撩水，她上身有力地一起一伏，宛如一只嬉戏着的海豚，凌空勾出一个个舒展优美的动作。水浇在她身上任何一个部位时，她就用手掌使劲地在那个部位揉搓，于是，她全身的活力都洋溢了出来。同时，在被凉水突然一激之下，又在面庞上荡漾出孩子般的欢欣。
她的脸也很好看。在她扬起脖子，抬起头的当儿，那绿色的芦苇上立刻现出了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眼睛、鼻子、嘴都不大，但配合得异常精巧，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灵气。她的一头湿漉漉的短发妩媚地抿在脑后，使一张女性十足的脸平添了几分男孩子的英武气概。她那眉毛更增加了整个面部的风韵，细细的、长长的、平直地覆在她的眼睑上，但在她被凉水一激的时候，眉毛两端又高高地挑起和急遽地下垂。生动得无可名状。
看起来她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这里是劳改队，忘记了有人可能跑来斥责她，忘记了她的过去和现在，忘记了她旁边晾着一套黑衣裳，这套衣裳像黑色的烙铁一样烙出了她的身份。她全神贯注地在享受洗澡的快乐，她在一心一意地洗涤着自己，好像要把五脏六腑、把灵魂都翻出来洗似的。
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开始，我的眼睛总不自觉地朝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看。但一会儿，那整幅画面上仿佛升华出了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我。这里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我的劳改生活因为见着了这幅生动的画面而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幸运，一种辛酸的幽默感。我非常想去和她作友好的谈话，想笑谑她一番，但我又怕打扰了她，使她吓得逃跑，从而使梦境般的奇遇、幻觉般的画面全部被破坏掉。
我只是呆呆地看着。
她洗完澡，用一块破毛巾把身体仔仔细细地擦干。风不停地刮着，天空开始出现急遽飘飞的一丝丝白云。她好像才觉得有点凉，反身捡起撂在黑色囚衣上的内裤。在她又转过身来的时候，一抬头，突然发现了我。
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吓得四处躲藏，而是眯起眼睛迟迟疑疑地望着我。眼神里有几分愤怒、几分挑战、几分游移：她要决定她究竟干什么？
我也没有跑，也没有和她打招呼，然而我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
终于，她露出洁白的牙齿朝我莞尔一笑。随即，又抿上嘴，侧耳听了一下。只有呼呼的风声，芦苇和芦苇说着情话。于是，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撂下手中的内裤，像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
在风中的阳光泛着淡淡的黄色。黄色的阳光照着她青春的前额。
她没有任何一点引诱的动作，更没有一句挑逗的话语，她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她是在用眼睛、用她身上每一处微微哆嗦的肌肤、用她毫不准备防御的姿态呼唤着我。
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红霞；我觉得口干舌燥；有一股力在我身体里剧烈地翻腾，促使我不是向前扑去，便是要往回跑。但是，身体外面似乎也有股力量钳制着我，使我既不能扑上去也不能往回跑。我不断地咽吐沫；恐惧、希冀、畏怯、奢望、突然来临的灾祸感和突然来临的幸运感使我不自禁地颤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头也有点晕眩起来。这是一块肉？还是一个陷阱？是实实在在的？还是一个幻觉？如果我扑上前去，那么是理所当然？还是一次堕落？……一只黑色的狐狸，竖起颈毛，垂着舌头，流着口涎，在苇荡中半蹲着后腿，盯着可疑的猎物……
芦苇、芦苇荡、天空，颜色都忽然转暗了。我们俩人就这样僵持着。
一阵强烈得使我晕眩的冲动过去，习惯性的克制逐渐占了上风。这时，我在她的眼睛里，在她微微哆嗦的肌肤上，蓦然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痛苦，看到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凄惨的命运。她的饥渴也是我的饥渴；她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柔的怜悯，想占有她的情欲渗进了企图保护她的男性的激情。她那毫不准备防御的姿势，使我的心似乎收缩了起来；生理上的要求不知怎么消失了，替代它的是精神上的忧伤。而恰恰在此刻，从高高的斗渠坝上传来了尖利的哨音。它像鞭子似的在我身上抽了一下，我觉得我还呻吟了一声，便拔腿反身跑掉了。
我踉跄地跑出苇荡，才发觉我的脸、手、小腿上被锐利的芦苇叶划开了无数道血口，脚底板也被芦苇根扎破了。
下午，我魂不守舍地扛着锹在田埂上乱转，低着脑袋，仿佛在四处寻找丢失在哪里的什么东西。
管我旁边那档田的老犯人过来向我讨火柴，说：“章组长，你脸色不对哩。是不是病了？”我摸摸自己的额头，手掌和脸都冰凉。我怏怏地说：“是的，是不舒服。”我借此向王队长去请假，要回土坯房休息。王队长看了看我的脸。“嗯”了一声，算是准许了。我拖着疲倦的腿回到住地，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就在这孤零零的土屋里，就在这张散发着霉味和汗臭味的炕上，我展开过各式各样有关女人和爱情的幻想。所以，我非常地懊悔，我失去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可是，我又很感自豪，觉得自己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啊，魔障啊，魔障！是什么阻止了我扑上前去？既然那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饥渴同时折磨着我和她，既然我们身上都烙着苦难的印记，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苦难中偷得片刻的欢愉？
我开始蔑视我过去所受到的全部教育。文明，不过是约束人的绳索，使一切归于人，发自人本性的要求都变得那么复杂，那么可望而不可即。如果我像那些普通的农民劳改犯就好了。但我又庆幸自己过去受了教育，是文明使我区别于动物，使我能克制自己，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人，也只有人才能表现出的高尚行为；我有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因而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倘若我迎了上去，世界也并不会因此更坏些；我转身逃了开去，世界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好。我，一个劳改犯，一只黑蚂蚁，还谈得上用什么道德规范这点来自宽自慰？何况，如果我认为自己是道德的，就必定认为她是不道德的，而我又有什么权力在心里指责她？那不正是曾在自己的幻想中出现过的场景吗？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谁又曾对我负过责任？社会的责任似乎就全在于折磨我和迫害我。可是，既然说，今天一只蝴蝶在北京振动一下翅膀，下个月纽约的天气就可能受到影响，那么，刚刚我要是与她媾和了，我就将不成其为我，我今后的命运就可能大大改观——据说，人一生的命运就是一连串一环套一环的因果关系。不过，我又怎能知道改观以后的命运必然更糟？说不定我还能从此割断束缚我的精神绳索，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原始的人，在这个野蛮荒唐的年代，用野蛮人的方式去荒唐地生活……
各种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搅成一团，扰得我头疼欲裂。最后，搅成一团的观念全部消失，疲乏使我的头脑、我的眼前成了一片空白。没有了什么道德的、政治的、伦理的观念，没有了什么“犯人守则”，没有了什么“劳改条例”；我也不存在了。只有她那美丽的、诱人的、丰腴滚圆的身体，她那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的形象，耸立在一片空白当中。
世界上只剩下了她！
第六章
我一夜没睡。
半夜，窗外响起滴滴答答的雨点声。一会儿，雨点越来越密。田野上、屋顶上，发出哗哗的巨响，土坯房的屋檐像瀑布一样，把宁静的黑暗震动起来。黑暗飞扬得到处都是，仿佛有一个极其威严的神物鼓起黑色的翅膀将降临到这世界上来。我静悄悄地感到了恐惧，习惯性的灾祸感使我以为又会受到什么惩罚。于是，我抛开了在心中混乱的念头，不去想……她。雨下到清晨，又骤然而止。来得匆忙，去得突兀。一只孤零零的公鸡在渠那边凄凄然地啼叫，檐前的水滴寂寞地敲打着水洼。
在不安的情欲熄灭了以后，我开始在道德上的自满自足中，在精神上去寻求在肉体上没有获得的东西。女人，她的帷幕是在我面前一层一层地揭开的。现在揭到了最后一层。倘若把这最后的帷幕揭开，女人也就不神秘了。而没有神秘色彩的事物却是平淡乏味的事物。于是，可以这样说，这时，我对女人的感知可说是恰到好处。朦胧的状态可以使我展开想象，还可以就此编出富有浪漫气息的故事……
我发觉，我其实只不过是个沉于幻想，善于编故事的人，尽管我能够应付现实对我的种种磨难，却缺少主动的进取精神。
我还发觉，文明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指导自己的行为而在于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没有做那件事，我能够很合理地把自己的形象想象得很高大。可是我如果做了那件事，我也同样能够合理地解释它，不但会原谅自己，简直还会认为那是强者的行为。
天亮了。灰色的晨光从污浊的玻璃渗透进来。劳改犯人还睡得正浓。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没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坚强，思考却使人软弱。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思考与不思考全是一样的！我想翻身坐起来，而这时却睡着了。
第二天，大队照常出工。一夜的暴雨，在黄土高原的沙质土壤上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除了坝坡上有一道道被雨水冲刷出的自然径流之外。当然，稻田、苇荡和沼泽成了汪洋，在绿得发黑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的时候，透过晃动的枝叶，可以看见到处都是白花花的水沫。这种水沫只有急风骤雨才掀得起来。空气异常潮湿，风里似乎还带有一丝丝雨丝。褐色的柳树干、沙枣树干的颜色更深沉了，而白杨树干却像银子铸成的一般通体发光。田埂上、土路上蹲着许多癞蛤蟆，草丛里躲着许多青蛙，像洪水过后的灾民，茫然失措。但是土路上毫无泥泞，田埂上也坚实可行。劳改大队仍然沿着这条土路来了。
天一大亮，我们田管人员就爬起来，扛着锹下地去检查自己所管的田。大雨有没有把排水口、进水口冲开？田埂有没有被冲垮？而我却昏头昏脑地在我管的田区转悠，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嘴里又苦又涩，肚子也不觉得饿了。看到我昨天从那里进去，又从那里出来的地方，芦苇被分向两边。好像是高墙中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在我心中引起一阵欣喜、一阵忧伤、一阵混乱不堪的情绪。
当我糊弄地检查完了以后回土坯房吃早饭时，在半道上正碰见下田薅草的大队人马。
“夜里下雨白天晴，气得劳改犯人肚子疼！”
一个尖鼻子犯人经过我身边，用押韵的顺口溜发牢骚。是的，要是白天接着下就好了，这样犯人就可以在号子里蒙头睡上一天。
可是白天虽然还阴沉沉的，却并没有雨。劳改队里尽管经常出现意外，而从来没有过侥幸。当一个劳改犯，最好是对生活不要抱任何幻想；我幻想了，所以我就有了苦恼。
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生理上的情欲……
男队走过去了。后面远远的地方跟着来了女队。我现在才知道我在等谁；我突然又体验到了多年未曾体验过的激动。
空气灰蒙蒙的，渠边青草上的水珠呆滞无光。但是，这一切都因为能够见着她而具有了光彩。
走在前面的女犯都好奇地盯着我，直到从我旁边走过去才把头扭开。她走在最后。她的后面是扛枪的“班长”。她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这是用来割草的，在草太密的田边上，干脆就用镰刀来割，反正那里也不会有稻苗。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她眼睛里跳跃着一种嘲讽的笑意，但也含有仿佛跟我已经很熟悉了的、很亲切的目光。我们互相用眼色打着招呼：“你早！”“你好！”“你早晨吃饱了吗？”“还凑合！”……
她有着一张容光焕发的脸，在那张脸上找不出来一点羞愧，于是我反而脸红了。她虽然也穿着和别人完全相同的黑色囚衣，没有领子，没有贴兜，跟一条直筒筒的面粉口袋一样；肥大的衣袖随着女人细小的胳臂来回忽悠，但在我的眼里她似乎还是赤裸裸的，还和昨天一样美丽。
然而，在她走到我旁边，要和我擦身而过的那一刹那，她却突然举起手中的镰刀，在我脸前晃了一下，同时用只有我能听清的语声，迸出这样狠狠的一句话：
“我恨不得宰了你！”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头也不回地走掉了。跟在她后面的“班长”嘴里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也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一支枪筒发出蓝幽幽的光。
我等了半天，等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用目光交流的那些无声的话语，全是我自己的想象！
吃完早饭，我在渠坝上呆呆地坐着。风撕裂了铅灰色的云，在远方，在天边，出现了橙黄色的阳光。老乡的庄子开始活动了起来，响起懒洋洋的赶牲口的吆喝声。一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跑出了圈，在黄萝卜田中又陡然站住，昂起头，用鼻子在风中嗅着什么。渠水浸到我的小腿。水流响着细微的潺潺声，含有一种忧郁而爱恋的调子。我忽然委屈地流出了眼泪。我觉得我受了伤害，她也受了伤害，但又说不出究竟什么地方受了伤害。
此后，在劳改队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三千多亩水稻田，一千多人薅两天也就薅完了。第三天，大队转移到场部北边的稻田区去了。等稻子黄熟，我们田管组都抽调回大队时，女队已经搬迁到别的站去，我们连在路边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只打听到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黄香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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