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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联姻 第三章 两个传奇般的名字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 第四章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 三湾改编 毛朱会师 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五章 失学与求职 在协和医学院当秘书 路德小姐 我的烦恼 第六章 躁动不宁的少女 希尔达和奥尔加 我的两位中文老师 第七章 我眼中的日本人 日本的崛起之路 日本觊觎中国东北 第八章 “九?一八”事变 忙着剿共的蒋介石 白银外流事件 第九章 我的第一个男友 奥托?克坦斯 世事纷纭 第十章 约瑟夫?赫斯 向赫斯申请奖学金 南方之旅 1932年的圣诞之夜 第十一章 战争的阴霾 爱国将军冯玉祥 母亲的首饰丢了 下卷 负笈欧陆（1933-1938） 第十二章 燕京校友的聚会 考入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 大学生活 一件让我痛苦的往事 第十三章 青春岁月的叛逆 一个同学的自杀 又见赫斯 蒋介石的“戡乱”与“新生活运动” 上海工厂中的惨状 又见华揽洪 伟大的长征 第十四章 争取到留学的权利 哥哥和嫂嫂 日益严峻的时局 皮菲尔德的生意 第十五章 赴欧旅程：在大连 赴欧旅程：在哈尔滨 赴欧旅程：在苏俄 赴欧旅程：抵达布鲁塞尔 第十六章 布鲁塞尔的年轻人 扑朔迷离的政局 我的新男友路易斯 第十七章 英国印象 岌岌可危的和平 看望外叔祖父 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 第十八章 “一二?九”运动 12月16日的示威 运动余波 第十九章 西安事变 投身于救亡运动 一次差错和一次抗议 误入复兴社 踏上归国之路 译后记 孤舟一系故园心：我眼中的韩素音女士 附记 进入当下的韩素音自传：一个作家和一个世纪 內容試閱： 　凋谢的花朵 原序一 1961年，我有意根据我父亲周炜（映彤）的家庭经历，写一部“家史”或不断展开的故事。1903年，四川省派遣一批青年学生到欧洲留学，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去学铁路工程和采矿工程的。 开始，我的想法不很明确。对国外读者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浑然无知，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无从了解。要使这部书引人入胜，我必须把书中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使西方读者感到与他们是如此“贴近”——那么我怎样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能使国外千百万读者发生兴趣呢？ 美国的出版人要我在这本书里集中写我的外国母亲和她在中国的生活。但我不能同意这样的写法。因为我认为，如果以我母亲作为主角来写，并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也是一种个人的问题。我正在寻找我自己的根——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在中国。 我从1964年动笔写这部家史，一直到1979年才得以完成。全书共分四部。每一部里包含历史、传记和自传，里面记录了几十年间的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以及这些情况和史实对我父亲、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影响。 全书里的每一部，都可以分开阅读，无需相互参考。有些内容纯属个人私事，其他则不尽如此。各部涉及的岁月也长短不一，并各有其不同的风格与繁简。一本书只有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样的作品才是值得一读的。 一位作者是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人物及社会的见证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艺术家，又是努力传达他作品中人物感受与激情的人。但作者却不是一个审判官。他必须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他的作品必须是真诚的。而要做到这样，他只能申述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如果他申述有误，那么他也必须认错。 一位作者又是一个研究者，探索他一己的内心和灵魂。他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有时，他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有时则毫无所知。 如今我知道，给予我勇气来写这部书的最重要的影响，来自1956年我回国，以及以后几年和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见面时的谈话。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如此有价值的启示，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新中国的远景，这种远景使我理解中国伟大的意义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于是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我在写这几部书时，也显示了我一己的斗争、怀疑以及对中国的热爱。 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 我对英雄的、坚韧的、高贵的中国人民表示感激和挚爱。他们的历史是光荣的，他们的未来目标充满了希望和保证。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还要向国内的许多朋友致谢。若干年来他们一直在帮助我完成写作。我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还有我的朋友冯亦代，是他第一个“发掘”了我的这几部作品，而且推动把这些原来用英文写的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向几位辛勤劳动的译者致意。他们的工作和我的写作，是同样重要的。 在写作原书时，我有意改换了若干人物的姓名，为的是要保护这些人物，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但无论如何，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作者“杜撰”的。所有的人物都实有其人。 我切盼国内读者给我宝贵的意见。 韩素音1981年11月 （注：　此序为韩素音为三联书店1981年版《韩素音自传》所作序言。） 原序二 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民族文化的幸存有赖于民族自觉及热爱这一文化的过去，有赖于有意识地确认其不断做出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努力与成就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孕育了文化。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至今还如此强劲有力，能够适应其生存于历史长河中的迭次变革，因为它能坚守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依恋，有时遭到批评和指责，因为它对新形势的适应过于迟缓；可是从时间递嬗的眼光看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较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其变化是远为迅速的。 整个人类历史既是重大事件的见证，又造就了我们社会的行动和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欧亚人，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数十年生活中比多数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其相互的交融与促进。这两种文化，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 因此，我写这些书，不但是部自传，仅仅记录我个人的生活轨迹以及形成我性格的具体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关联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各国的情况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想通过个人或许多“个人”，使历史更易于被人接受；或者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个体，我在历史和受其左右的人们之间，发挥了一线相牵的作用。 所以这样的书，写来并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注意到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浮沉于历史的宏伟长河之中，随巨浪时起时伏的人，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又是主体和活跃其间的主要力量。 我的这些书，在某些西方大学里被作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著作，但它们又可被当作消闲的读物。这些书里并不尽是死者、枯骨，或是流转过的生活的痕迹与岁月的积聚，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和意识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灵魂与决心。 “只有了解过去，才可能把握与塑造未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孤立起来，或者孤绝于其他国家与民族之外。我的这些书，我想是可以供给年轻人知识、趣味与思考的读物，因为这些青年正在探寻他们生活的意义。 韩素音 1991年 （注：此序为韩素音为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韩素音自传》所作序言。序译者：冯亦代） 避暑北戴河 火车上那个乘务员的祖父，蜷缩在车厢走道的旮旯里。老人身穿黑长袍，头戴毡帽，手里拨弄着一串短短的漆黑念珠。它不是那种红宝石或绿宝石的珠子，那种是有钱人为了保持手指关节灵活而拨弄用的；也不是那种紫水晶珠子，那是纽约精神分析学家为了使电脑王国的巨头们放松神经，祈求太平盛世而推出的。这是一串普通的木棉籽珠，又圆又滑，用棉线串在一起，用来消磨时光——它由于长年累月地被拨弄搓揉而变得暗淡无光。 尽管火车发出喷嚏声和跺脚声，我这个小姑娘却似乎只听见念珠消磨时光的滴答声。我好像看到《启示录》所预言的大祸要来临了：　那扭曲的手指里攒着所有时间，只是盘算着选择哪个时刻而已——是某个黑夜，还是某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手里那本杂志上。那是隔壁车厢那个英国女人带来的。她也是到海滨去度假的。“你留着看吧，亲爱的。我已经看完了。” “说谢谢，罗萨莉。”母亲教我说。那个英国女人面上敷了脂粉，涂了口红的双唇幽光闪烁，眨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她犹如一只羽毛闪烁的鹰，头发油亮，双眼炯炯有神，牙齿洁白，鞋子光可鉴人。杂志光洁闪亮，一束阳光照下来，那张彩色封面照片更加刺目：　蒋介石总司令和宋美龄小姐站在一大簇鲜花之下。这是他们两个人在上海的结婚照。 六个多月以前，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举行的那场婚礼，连我罗萨莉都知道，自然可说是无人不晓了。爸爸的朋友华南圭和华太太（妈妈说她是波兰籍犹太人）称宋家为外国银行的买办。妈妈说他们是上海的银行家。爸爸说他们是美籍华人。罗萨莉对银行的事略知一二，因为爸爸在一家银行里有存款。北京的东方汇理银行的样子令人敬畏；哥哥去天津以前工作过的德华银行，窗上装有铁栏杆；华比银行是妈妈去取外祖父寄给她的钱的地方，去时总要戴着帽子和手套。大人们每逢谈起银行来，声音里总有些异样，就像他们谈起某某将军和某某军队一样。这是一本过期六个月的杂志，可我两眼直瞅着的盛大婚礼，人们谈论它时使用的是一种谈论权势的声音，耷拉着双肩、压低着嗓门，就像行动诡秘的乞丐伸出手来试探一下那样。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懂得二加二等于四，军队加上金钱等于权势。金钱的力量最大，因为一有了钱便什么都能买到，甚至可以收买军阀、收买军队。而军队与金钱一结合，权势就诞生了。 “婚礼盛大，各方要人云集……南京军界至高无上的领袖与宋子文博士（新娘之胞兄）之家族自此而联姻……宾客达一千三百人之众……英国女王政府总领事西德尼?巴尔顿爵士、日本总领事矢田先生、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马克?布利斯托海军上将……新娘身着……将在……度蜜月……蒋总司令休多长时间的假，尚不得而知……鉴于南京政府之巩固亟待蒋氏亲自主政，估计不会超过一周。” 啊，海滨！我们到海滨去，到北戴河度暑假……蒂萨，玛丽安和我罗萨莉，我们姊妹仨，还有爸爸和妈妈。尽管七月的北京正值酷暑，天气炎热，气温高达华氏103度，爸爸却只能在海滨住两天。爸爸得保证火车畅通。我一向坚信不疑地认为：　如果爸爸不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那把藤转椅上，冬天背靠米色的靠垫，火车就通不了。可眼下爸爸也有些心烦的事情。铁路上有人要抢他的差事。铁路局新来了一位局长，姓朱。朱局长每星期一都要召集员工开会，宣读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演说一番。结束时，他总要高呼：“我们伟大的领袖蒋总司令万岁！”他盯着爸爸的差事，想夺过来给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此人是他的一个亲戚，他的岳父又是南京新政府的一名新贵。朱局长本人后台也很硬的，他的舅爷是宋子文的一个次长。朱局长可能先撤掉爸爸的职，然后把他派下去，到铁路线上某个小站上去任职，由自己的亲戚来取而代之。几个星期了，爸爸一直在独自犯愁。只是到了昨天晚上，他才对妈妈说，秋天他可能得“到下面去”去检查工作，得几个月。朱局长和他的亲戚这件事是一丁点儿、一丁点儿透露出来的。妈妈说，从爸爸嘴里掏出点东西比从石头缝里挤出点油来还困难。 “在去北戴河前一天你和我说这个。明知大祸临头，我还怎么能在海滨好好度假呢？”妈妈这样问他。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着。“你总是对他们忍气吞声，你总是不给自己争着点……我要是个男人，我就和这个姓朱的说说我对他的看法——这些南蛮子——他们就知道要钱，钱……” 爸爸去海滨这两天，他的差事会不会出问题呢？罗萨莉在担心。罗萨莉知道这年头人们都在造谣中伤，破坏别人的名誉，让别人丢掉差事。除非你有后台，或者有钱请客送礼，不然丢掉差事是很容易的。朱局长有三个太太，妈妈没有给任何一个送过礼，爸爸也没钱请客。罗萨莉幻想着发现了一个钻石宝藏。她把在自家的花园里发现的宝藏，送给了爸爸、妈妈。于是他们发财了，妈妈终于喜欢罗萨莉了，因为罗萨莉那么聪明！她挖呀、挖呀，终于发现了一个钻石矿，一个古代留下来的宝藏！罗萨莉拿着那本光彩夺目的杂志，那个以前的宋小姐、现在的蒋夫人。她年轻漂亮，带着钻石耳环，嫁给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蒋总司令，十二月里站在那一大簇白玫瑰下面……罗萨莉陷入了遐想。吃饭时间到了。 火车一路飞驰，吞噬着脚下的铁轨，也吞噬着我们的时间。对孩子们的秉性，妈妈可能并不了解，也不能敏捷地猜到孩子们谜一般的心思。但让孩子们吃饱吃好，她可做到了。除此之外，还能要求一个母亲做什么呢？三姐妹嘴里吃着东西。窗外一根根大麦颜色的电线杆，直逼眼帘，随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火车隆隆地、不时呜呜地嘶叫着，驶过一片原野。旱哪，一片干旱，热浪滚滚。棕褐色的土坯农舍蹲伏在干旱的暑气之中；阡陌纵横，土地龟裂。西部大平原遭受了旱灾，小麦枯死，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不仅仅是庄稼枯死的问题，还有滚滚袭来的兵灾。五十万大兵也得吃饭，的确也在吃；他们像蝗虫一般掳掠、吞噬着麦秆上的青涩颗粒。北洋军阀的部队也一样，犹如蝗虫，灰蒙蒙的一片，从天而降，吞噬着大地。蒋介石用银子收买了那些军阀，报纸以惊人的标题宣传“和平已经实现”、“百废俱兴”、“前途光明”，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一仍其旧。每到一站，爸爸总是走到站台上四下看看，和站长聊上几句。在一个站台上，有大约三十来个饿得骨瘦如柴的大兵。他们身穿破破烂烂的灰色军装，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人们都把眼神避开他们，绕道而行，生怕灾祸临头。有些大兵两条胳膊都没了，有些只有一条腿；还有一个没手没脚的兵，全靠四截残肢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这些大兵饥肠辘辘，向火车里的人讨钱，或者可以说是硬要钱。他们从一个打开的窗子走到另一个窗子，哭丧着脸，眼射怒火，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手里拿着权作饭碗的破瓦片。“遭遣散的兵，”爸爸说，“残废。”士兵们受了伤就被部队赶出来成为乞丐了事。但是在这帮瘦骨嶙峋的大兵里，也有身强力壮的。他们要上车。站长劝阻着：“大兄弟们，好兄弟们，车上人都满了。”的确，三等车是满了。在前一站，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要爬到车顶上去，被人给打下去了。大兵们还是上了车，因为谁都怕他们。有五个爬到蒸汽机前，把自己绑在机车排障器上。火车又轰隆隆驶向前方。 中午到达天津站。天津是一座大城市，一个港埠城市。城里有外国租界，驻有外国军队，英国兵、美国兵、日本兵，他们的枪口上都插着刺刀。铁路上也有外国兵。新政府铁腕人物蒋介石要把铁路收归国有，从外国人手里全部收回。报纸上是这样说的。但妈妈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这不可能。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他们太强了。” 玛丽安要吃糖。妈妈把装食品的篮子打开，篮子里有火腿三明治、熟鸡蛋、苹果馅饼、水果硬糖等等。乞丐们一下子围拢过来，用手扒着车窗玻璃，警察用警棍把他们轰走。苍蝇也来凑热闹，变魔术般地成群结队而来，叮咬裸露的胳膊和大腿。它们照样也被赶跑了。有只苍蝇飞进了玛丽安的嘴中，玛丽安一口把它吐了出来。 天津有两个火车站：　总站和东站。火车抵达东站时，哥哥来了，眯着他那双近视眼在到处找我们。 “他来了，”妈妈说她的儿子，“老近视眼了，怎么也不戴副眼镜呢？” 哥哥在这大热天显得又白又瘦。他穿着一条白短裤、一件白衬衫，戴一顶遮阳帽，就是欧洲人夏天都戴的那种。他说天津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他在工商大学教书，挣的钱比在铁路上工作了十四年的工程师爸爸还多。 “你应该到这儿来，”他对他最喜欢的妹妹罗萨莉说，“你该来天津念书。北京是个鞑靼人的乡下，落后。老是那个样子，什么新鲜事都不会发生。” 哥哥住在一个德国公寓里，叫阿佩尔特公寓，在原来的德租界。他崇拜德国人。“这个国家就得让几个德国人来修理一番。” 汽笛响了，火车呼隆呼隆地启动了，哥哥人很高，人影一时还能看见，不久便消失了，消失在一晃而过的一根根电线杆后面。 一旦有了一列火车通过，所有的火车便会接踵而至。它们好像蝗虫簇拥在一起，蹂躏着烈日烤炙的平原。火车在群山峡谷中穿行，在晨光熹微的地平线上消失，在玫瑰还沾着露珠的清晨颤悠，冲着被死气沉沉的尘埃染红的西下夕阳尖声鸣叫。 火车站上像虱子一般挤满了长着脓疮的乞丐和伤残的大兵。他们袭击火车，被打跑，又折回来。进进出出，如同洪水一般，看不见尽头的苦难的洪水，这就是中国。而火车，就在这股洪水中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穿行。火车在飞逝的夜色中发出猫头鹰般的尖叫，它吃煤、喝水，喷出缕缕白烟，犹如将军头盔上的羽毛直挺挺的。火车好像一匹马，时而向后倒退，时而睁着又圆又大的眼睛向前慢跑。关于火车，关于爸爸的生活，关于一家人的生活，关于罗萨莉的生活，谈起来没完没了，就像贫穷和饥饿没完没了一样。只要爸爸的朋友刘姑父、华南圭先生聚到一起，他们就谈火车，谈使铁路中断的战争，谈火车挣来的钱用于偿还债务上了，谈1924年、1925年的铁路大罢工。 “对付那些捣乱的共产党工人，军阀吴佩孚可有办法了——枪毙了之。我们的领袖如果不比他更坚强，也和他不相上下；如果那些共产党煽动的反叛工人捣乱，他会对付他们的。”朱局长用这话来威胁人，爸爸向他的莫逆之交华南圭先生复述了这些话。华先生1928年夏天的脸色和神气，正像一辆停在铁路岔道上的空荡荡的敞篷车，罗萨莉称之为“丧气脸”。华太太从法国回来了，但他们的孩子揽洪和蕾拉还在欧洲。华太太在写一本书。“写什么？”妈妈问爸爸。“关于一个欧洲女人嫁给一个中国男人的书。”爸爸看着他的那棵葡萄藤，答道。 火车摇摇晃晃地前进，消磨掉这梦幻似的下午，孩子们进入了梦乡……火车穿过水灾地区，夹带着泥沙的黄褐色大水淹没了一切，幸好铁路的路基高，火车才幸免于难；亮晶晶的水面上露出一些树梢，黄褐色的大水围绕着树梢在懒洋洋地旋转；沉寂的大水，死亡之水，懒洋洋的沉默无言，却淹没了田地；视野之内，看不见什么房舍，只有露出水面的一些大的树枝丫上，有人像鸟一样栖息着，一动不动。火车在高高的路基上轰隆隆地从他们旁边驶过，甚至还在冲着他们嘶叫。他们连手都不抬一抬，知道火车是不会为他们停住的，谁也不会停。他们在这懒懒的汪洋之中死去，谁也不会过问。一里，二里，三里……都是这样的灾民。妈妈打开了篮子，孩子们吃着。罗萨莉的一生，每当她一爬上火车，就将看到同样的景象，整个一生；吃着，看着沉默的泥黄色的死亡，看着默默地坐以待毙的灾民。 阳光造成的海市蜃楼，勾勒出梦幻中的湖泊，泥黄色的波光粼粼的大海，出现在龟裂的原野的尽头，小女孩尖声叫起来：“大水，大水。”但那只是一个梦。“这儿没有水……”爸爸说。“那是两年前，”妈妈说，“那时候我们遇上了涨大水，记得吗？”罗萨莉摇摇脑袋，说记不得了。对妈妈撒谎，不让妈妈了解我——罗萨莉。 原野上出现无数坟头，充斥天际，人一死就是这馒头形的归宿，每一处埋葬着一把骨头。墓地也是一片干枯荒凉。这些原来的血肉之躯，也曾经遭受过尘世悲惨生活的煎熬，有谁知道，他们现在躺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然后，天空变成一片玛瑙色。骤然间，又变成了蔚蓝色。地平线上出现了个圆丘，闪烁着蓝宝石般的光芒，犹如一座巨大的坟墓，发出阵阵叹息。 “大海，大海！”妈妈叫了起来。眼前突然一亮，夕阳西下，蔚蓝色的天边悬挂着一道彩虹，令人难忘。这是大海奉献给我们的第一道景象，为时甚长。蒂萨急忙跑到窗口；玛丽安提起了小桶和铁铲。妈妈放下还没有啃过一口的馒头。树皮被剥得光秃秃的松树若隐若现。透过松树，看得见烟波浩渺的湛蓝的海面。“妈妈，为什么海比地高？为什么海像座大山？为什么海像彩虹一样圆？”“赶快！赶快！别把东西落在火车上，”妈妈嘱咐着大家，“我们到了。北戴河到了。”我们周家一家人，爸爸妈妈，蒂萨，玛丽安和罗萨莉走下火车，踏上月台，进入了一个乐曲低吟、香水味飘逸的世界，远处的海景令人陶醉。 葛劳勃公寓派来了一个穿制服的仆人，他在车站上等我们。我们坐人力车前往葛劳勃公寓，一路上有桉树、柿子树，还有粉红色的牡丹，如同大元帅的勋章一般引人注目。 葛劳勃夫人的浅蓝色衣服紧紧地箍在身上，她的脸像一个和气的土豆，淡色光滑的头发挽成一个摆动的髻。她规定的房价合情合理。妈妈后来说，她供应的伙食土豆太多，肉食和鸡蛋少了些。我们讨厌喝牛奶，这是中国人的口味，妈妈从来没有一定要让我们喝。“我的孩子牙好着呢，”她骄傲地说，“真正华北人的牙，一辈子不坏。她们不需要牛奶。” 晚饭前，罗萨莉跑到海滩上去了。海滩距葛劳勃公寓不超过五百码，隔着一片草地，草地修葺得整整齐齐，但有蜥蝎色的黏液和一团团牛粪（母牛在牛栏里哞哞地叫）。太阳聚合起了它的光泽，变成一团巨大的红色火球，无望地往下坠落。沙子是金色的，摸的时候、捡的时候都像是金子，但一铲下来，一放进桶里金子又变成了沙子。 大海在饥渴的沙滩上留下了薄薄的一层金子。有多少个下午，罗萨莉铲着金子。金子就是金钱。爸爸需要钱来请客送礼，以保住差事。但金子最后都变成了沙子。 夜晚，那永不平静的大海的吼啸声，听起来像远处火车的声音。虽然身旁妹妹们在打鼾，母亲在熟睡，也还是会有孤独感袭上心头。海水在低声哼唱着沉着的铁路之歌。 葛劳勃夫人给我们换了个地方。大平房不让住了，让我们住到小平房里，约走七分钟就到，跟一个老年英国绅士合住。惟一的不方便是要走到大平房去吃饭。起先，妈妈不太高兴，但葛劳勃夫人说，订房时出了点差错。 小平房相当可爱，是个三合院，中间有个小院子。靠边上的两间是卧室，中间一间是起居室。我们占了一间卧室，那英国绅士占了另外一间，起居室大家合用。在起居室里面，一个大玻璃书橱倚墙而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书。我走过去看时，妈妈喊道：“别动，当心葛劳勃夫人把我们撵出去。” 但是葛劳勃夫人走到书橱跟前，把留在锁上的钥匙一转，玻璃门就打开了。上下五层，码放着大部头书籍，一股霉味散发出来。 “罗萨莉，你现在可以看书了。” 人们来到海滨游泳，沐浴阳光。北戴河小村子的店铺附近有一家出租图书的小图书馆。儿童图书租费每月两元。罗萨莉喜欢看关于星际旅行的科幻小说，但这儿没有。 这所平房原来是一个英国医生的。他每年夏天来北戴河，因为他的大多数病人来这儿度假。医生死了，葛劳勃夫人买进了这幢房子，就连家具带书都买了过来。 夏天来北戴河的游客，差不多全是欧洲人：外交使团的家眷、天津的商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少数白俄、少数比较富裕的欧亚跨国婚姻的家庭和个别中国富豪，他们在这里有住宅和花园。北戴河的中国人家自相来往。他们不像外国人那样洗海澡，他们打麻将。就因为他们有钱有势，连外国的外交官都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陪他们打麻将。 我拿到了过世医生的书，在下海和挖沙的间隔中阅读。下午下海的人很少，可我们照样下海。我们一天下海两次，早晨一次，下午一次。妈妈说海滨的时间很宝贵，一个小时也不能浪费，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坐在海滨小屋的旁边，用席子遮着阳光，让海风轻轻吹拂身体，享受这特别的舒服。她从来不下海。“我在休息。我这一生，这么多年，就这么点休息时间。” 晚上，我就阅读那已故医生的书。后来，我懂得了我要干什么了，我也要做个医生。 但是我幻想着，我得把读到过的各种病，一个一个全都患过一遍：　坏血病、麻风病、象皮病；还可以得一次短暂的黄热病，持续一天。然后，我开始观察别人患有什么病。 我的妹妹玛丽安患的是猩红热；她的胳膊让海边的蚊子咬得净是些红斑，这是鼠疫的症状。最好还是别跟她讲，可是我担心她会长出更可怕的横痃。后来我发现那不是鼠疫，是一种没法治的非洲疾病。我爸爸不在，他肯定得了扁桃腺肿大和脚疮；我为他祷告。在我幻想中惟一不会得病的是妈妈。但是她却真的患了北戴河痢疾，一天上厕所十趟。今年夏天，到北戴河来的人全都知道痢疾。痢疾几乎成了海滨外国人逆来顺受的时髦病。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英国绅士来自天津，一位退休商人。他走路时头戴草帽，手拎手杖。晚饭后，他总要乐呵呵地跟人聊天，聊上约摸二十分钟的时间。有一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妈妈跟英国绅士吵了一架。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起居室看书，英国绅士对我说：“你母亲的脾气真大。” 英国绅士搬走了。原先，我们挤在一间卧室里，在没有风的夜晚，还得睡在蚊帐里连气都透不过来。现在有两间卧室，我们可以分开住了，这下可高兴了，因为我读的书里谈到过空气污浊问题。我真怕因为缺氧而给憋死。 不到两个星期，妈妈又和公寓里好几个女人吵了嘴。幸好，她也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北京一家面包房的萨松尼斯夫人。她的女儿维拉是我的朋友。沿着北戴河海湾的一些小山丘上，长满了松树、草丛。他们家里在那儿有一幢小别墅。另一个朋友是耶夫蒂?柏。她的丈夫柏洪文先生跟爸爸同时在欧洲留学。妈妈常把柏先生叫做“布尔什维克”，因为柏先生年轻时曾经鼓励爸爸追随孙中山先生。柏先生的理想是当建筑师，但现在他在铁路上主管行政事务。柏先生对蒋总司令极度崇拜，称蒋总司令是当今最伟大的天才。妈妈说：“他的嘴很巧。”柏太太是法国人。妈妈说，法国人表面装出一副挺高贵的派头，但耶夫蒂?柏原先只是巴黎一个女工，一个缝纫女工。柏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常来找妈妈给她出出主意。 秋天，我们返回北京。耶夫蒂?柏不时过来串门喝茶。她的来访成了妈妈的心病，虽然每次她来，妈妈总狠不下心来离家外出。但她一走，妈妈就点燃杂酚油消毒杀菌，还把每扇窗户都打开，驱散柏太太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熏死人的臭味。 在北戴河时，风从山丘上吹来，夹带着松树的香味，还有海水潮热的咸味，把耶夫蒂?柏的病症掩盖过去了。只是偶尔有一两次，耶夫蒂?柏肝脏欠佳，喷出一股气味妨碍了她跟妈妈聊天。柏太太的两个儿子跟我们一起玩，骑着驴，沿着碎石铺成的蜿蜒曲折的山间小径跑上跑下。两个母亲站在远处徘徊。她们两人尽情地交谈，嘴巴在动，眼睛却盯着我们，打量着离她们有多远。 柏太太的一叶肺已经糜烂。每隔一段时间，北京法国医院的希腊外科大夫从她的肺里抽出数立升的脓水。“今天上午，他们又抽走了两立升。”说起此事，柏太太好像为她的肺感到不无骄傲似的。她使我们觉得，从胸部抽出数加仑的脓水并非异常，她也闻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她丈夫正在张罗娶一个女人。耶夫蒂管那个女人叫“姨太太”，并扬言不答应这门基于利害关系的婚事。 耶夫蒂的一生是一部罗曼史，尽管是一部凄惨失败的罗曼史。妈妈喜欢听罗曼史，所以就顾不得耶夫蒂身上有臭味了，照样跟她成了朋友。耶夫蒂的罗曼史始于巴黎。一个来自东方异域的学生在一家法国服装公司和一个年轻的女裁缝邂逅相遇，后来娶她为妻。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少令人陶醉的时刻! 而现在，“另一个女人”竟然横插一腿破坏这场美满姻缘！这种令人柔肠寸断的家庭悲剧妈妈百听不厌。她现在发现，身旁有一个人的痛苦超过她自己的痛苦，受到的屈辱超过自己受到的屈辱的总和。 这个人需要妈妈去安慰、去帮助。“我丈夫对我至少是忠诚的……”妈妈刚开始说，柏太太就打断了：“周太太，你看，他打我，把我当条狗，我都不在乎。可他另有新欢。我可是为他牺牲了一切的呀……” 一个月假期要满了。爸爸前来接我们。他在这里又待了三天。有两次，他把脚泡在沙洲边上水波不兴的海里。他到北戴河村里去了三次，跟一个鞋铺老板谈判后买下了一小块地皮。后来，爸爸为妈妈在这一小块地皮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于1935年盖成，归蒂萨所有。 回到北京后，耶夫蒂病情恶化，日甚一日。同时，她向别人诉说其悲剧的劲头也与日俱增。她着迷似的叙述详情，按时间先后诉说她丈夫柏洪文对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自己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时候，她的头发已变成赤褐色了。这是她特意染的，为了重新博得柏先生的欢心。“他过去是喜欢我头发的。”她脸上敷的白粉斑斑点点的。两只眼睛由于发烧显得十分明亮。两只手爆出了青筋，但手指上戒指戴得更多了。有一天，半是出于对耶夫蒂的同情，半是为了排遣自己心头的烦闷，妈妈拿出了她的珠宝首饰给耶夫蒂看；耶夫蒂站在妈妈的跟前，对着珠宝依呀喔呀地不断赞叹，阵阵臭气也随之散发出来。她眼睛瞪得老大地对妈妈说，柏先生晚上回家时她老检查他的内裤，看看有没有那种脏东西；她还跟踪柏先生到一家餐厅跟前，在街上站着足足监视了两个小时。 爸爸晚上从办公室回来时，妈妈提醒他说：“映彤，你得跟柏洪文谈谈。他的太太快要死了。” “那可不好说呀，怎么开口？”爸爸答道。 这时，屋里杂酚油的味道已经挥发掉了。 “我知道，她身上有臭味，的确很臭，可我不忍心跟她说。” 有一天，耶夫蒂?柏又来了。她的脸颊烧得绯红。脖子上围了条银狐围巾。耶夫蒂对妈妈讲，她在街上碰上那个“婊子”坐在人力车上，还冲着她冷笑。她追了过去，把“那个骚货”拉了下来，揪住头发，打了她一巴掌。“这回，”她得意洋洋地说，“可出气了！”她顺便又说：“我觉得好多了。我看，冬天一过，病就可以好了。”可是，就在前天，医生在她肺部抽出的脓水中发现了血丝。 不久，一个凛冽的十一月的早晨，我们全站在圣?米迦勒教堂里。柏太太的两个儿子臂上戴着黑纱。教堂里点了许多蜡烛，一口棺材上面覆盖着黑天鹅绒，还安放着白菊花和百合花。我的鼻子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的香气和花香。这跟耶夫蒂?柏身上的臭味是多么不同呀! 柏洪文娶了那个“舞女”。其实，这个“舞女”是个体面的中学教员。妈妈发誓决不在家接待她，为了表示仗义，存心要给柏家点颜色看看，但未曾得逞。柏洪文带着新太太赴南京上任当财政部参事去了。妈妈闻讯火冒三丈：“他对财政一窍不通。”接着又数落爸爸说：“人人都在升官，就你没有。一年又一年，你像牛马那样干活，可一到提拔，就轮不上你了。你的那个朋友，害死了老婆又娶了那个女人，反倒找了个肥差。我看，他现在要买汽车，送儿子到美国留学去了。你就知道把钱花在砖瓦石块上面。除此之外，你干了什么?你连想都不想请老柏在南京从上面想想办法，为你说句话。” 过了一年，柏洪文回到北京。人胖了，也显得高兴了，开口闭口不离“我们伟大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他穿了一套军装，当上了一个什么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在北京一家最好的中餐馆厚德福设宴请客。军阀吴佩孚将军，曾经一度称霸华北，他的兄弟在厚德福当跑堂，干得津津有味。吴佩孚想帮帮他，提高他的身份，但给他的钱什么的都给回绝了。因此，人人都上厚德福，多半想看看那个姓吴的跑堂，跟他搭讪几句。席间，柏洪文旁敲侧击地嘲笑姓吴的跑堂，谈起要把他的儿子一个送到美国，一个送往法国去“深造”。 “他正在张罗买汽车啦。我以前跟你怎么说来着?”妈妈对爸爸说。“有人就混得不错，有人就不行。” 很多年以后，我，罗萨莉在旧金山遇见了柏家儿子。他已经是一个发迹的商人了，戴着一副眼镜，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他娶了一个纽约华裔美国姑娘。他太太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因为我即将去北京探望父亲，这两个人对我了无兴趣。虽则当时柏洪文也在北京，他的儿子却提都不愿意提到他，“如果联邦调查局知道我父亲在共产党中国混得不错，他们可能会没收我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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