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是，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早已成为经典文献的《大城市与精神生活》（Die
Grosst?dte und das
Geistesleben）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个人如何在遭受各种社会束缚、背负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的重压的同时，维护其存在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齐美尔看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并不是那些“拒绝在社会-技术体制中沉沦”之人的理想住所。《兔年》的主角瓦塔南则恰恰是这种人。
帕西林纳如此描述人到中年的瓦塔南：满腹牢骚、愤世嫉俗，年轻时的梦想并没有实现，欺骗过自己的妻子、也被妻子欺骗，有胃溃疡的初期症状，在还有其他许多生活的忧虑。但年轻时的瓦塔南并不是这样的，当初他很高兴能够在一家大媒体供职，尤其热衷于采访那些受到政府压迫的人，他觉得这其实等于在做善事。然而多年之后，他终于发现，这家周刊永远只关注无关痛痒的事件，刻意对重要的社会丑恶现象保持缄默。于是他“不再认为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第11页），他只是按部就班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欣慰的，那就是他个人没有参与制造假新闻。他供职的杂志取得成功，但并非由于“传播了信息——而由于稀释了它，抹杀它的重要性，将它炒作成茶余饭后的八卦”（第11页）。
瓦塔南这种由于个人理念和社会环境脱节而引起的不适几乎是所有生活在现代大城市的成年人的通病，原因在于，非人格化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机构的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以个人的情感和好恶为依归。在齐美尔看来，个人的智力发展远远跟不上社会整体的客观文化的进步，因为社会的劳动分工日趋细密；劳动分工要求个人掌握单一的技能，而对单一技能的过度追求则往往导致主体性的匮乏。也就是说，面对日益增长的客体文化，个人丧失了控制能力，仅能充当庞大的社会组织的齿轮。对于那些极端个体主义的布道者来说，这种个体文化的萎缩和客体文化的膨胀（Die
Atrophie der individuellen durch die Hypertrophie der objektiven
Kultur）正是他们憎恨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也许曾入读拉普兰人民大学（Lapin
kansankorkeakoulussa）的帕西林纳并不知晓这种城市社会学理论，至少他没有让瓦塔南成为弗里德里希?尼采或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那样拥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人物，但是他展现出了敏锐的直觉和艺术的洞察，用旁观者的视角对日常琐事做出冷静的叙述，以此来取代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成功地通过文学的途径抵达了社会学进路的终点——对现实的剖析和再现。《兔年》旺盛生命力的来源，正在于书中随处可见的这种叙事艺术与学术理论的殊途同归。
例如，在帕西林纳笔下，尽管瓦塔南的薪水完全不能算微薄，但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赫尔辛基的房租太高，每个月要花掉他几百马克，这导致他没有办法存钱买自己的房子。甚至连他的业余爱好也受到金钱的制约：“他设法给自己买了一艘帆船，但这也是借钱买来的。”（第11页）同样地，瓦塔南的这种境遇也是几乎每个现代城市人必须面对的：生活中的一切，从日常的吃穿住行，到人际交往和业余爱好，无不与金钱挂钩。按照齐美尔的说法，这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大城市，经济交换的集中程度和多样化程度极高，所以交换手段极其重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因而获得了统治地位，它能够将质的差别转化为量的多寡。在货币经济的影响下，现代城市人的各种生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和许多现代城市人一样，瓦塔南内心深处是抗拒这种货币经济的统治的，这是促使他逃离城市生活的第二个缘由。
尽管城市生活是如此单调无趣，如此泯灭个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但现实中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会像瓦塔南那样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仇恨大城市的尼采，也矛盾地热衷于居住在城市里。这主要是因为城市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诚如齐美尔所说，人们在城市里只要随波逐流即可，完全无需自己游泳。除此之外，大城市的客观环境让其居民变得麻木不仁（Blasiertheit），这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如鱼得水地生活在今日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原因。齐美尔认为，较之于农村人，城市人的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阈值要高得多，否则就会崩溃。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安宁的乡村，人们相遇往往会面带微笑，寒暄几句。但是在大城市，比如说上海，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和比沙丁鱼罐头更加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每个乘客相视而笑当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阈值的提高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自我禁锢：它将城市人拘押在逼仄狭窄的精神空间之内，促使城市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和金钱有关的事务上，而忽略了心灵的需求和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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