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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瞬间掌握俄罗斯文学
最高水准的“精缩”名著
最权威的翻译家带你欣赏原汁原味的传世经典
中国人对于俄国文学有一种强烈的共鸣。
鲁迅说，俄国文学之所以让中国人感到亲近，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让我们与他们一起体会爱与恨。俄罗斯文学用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深深触动着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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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粗犷”，“厚重”
，混杂着“生猛的动物性与优雅的文化感”，这是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文化
——包括文学——给人的最直接、最真实的印象。俄罗斯文学深深扎根于现实，从中挖掘人性，并把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弥漫着野性的气息。《一本书搞懂俄罗斯文学》中野性与文明，世俗与超越，隐忍与爆发，融合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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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高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泰斗。译作短篇小说《永不掉队》（原作者乌克兰作家冈察尔），曾收入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俄友好协会理事俄罗斯作协名誉会员，并获得俄罗斯
“友谊”勋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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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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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上尉的女儿
钦差大臣
死魂灵
奥勃洛莫夫
罗亭
贵族之家
罪与罚
白痴
怎么办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复活
第六病室
母亲
乡村
日瓦戈医生
青年近卫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静静的顿河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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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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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
普希金，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公认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出身贵族，中学时期就倾向于社会革命。成年后，创作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政治抒情诗，歌颂自由，反抗暴政，社会影响巨大。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从浪漫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小说塑造了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他对上流社会空虚的生活感到厌倦，染上了忧郁症；他想要改变社会，却缺乏行动的勇气和能力。奥涅金的形象，是当时俄国社会中最典型的一种人：他们是贵族，却厌恶本阶层的生活方式；他们同情下层人民，却无法与民众达成共识。他们是整个社会中的“多余人”，只能在愤世嫉俗中浪费才华，消磨青春，最终一事无成。普希金塑造的这个“多余人”形象，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中展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
在普希金之后，又有几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俄国社会中的“多余人”形象。如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多余人”的形象，在奥勃洛摩夫那里登峰造极——这个人几乎总是躺着，任何需要费一点儿脑筋、动一点儿体力的事，他都不想干，也不会干。他懒得说话，从来没有自己穿过袜子、买过东西。他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休息和安静”。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与死人不远了。
普希金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开创者。在塑造了“多余人”之后，他又通过小说《驿站长》开启了俄国文学界描绘“小人物”的风气。
普希金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上尉的女儿》。它是第一部被译为汉语的俄国文学作品，书名译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可以说，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正式接受，是从普希金开始的。
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后又遭到囚禁。1825年，沙皇拉扰他，希望他能成为宫廷诗人，被拒绝。1837年，沙皇策划了一场决斗，普希金受重伤而死。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容不得我活下去。”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史上最突出的几位天才之一。高尔基称他为“集前人之大成，囊括一切新奇和机智”的“一代诗宗”。果戈理说：“普希金的作品，象一部辞典，包含了我们语言全部的丰富、力量和灵魂。”普希金的创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作家，奠定了近代俄国文学的基础，宣告了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到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很多人认为，如果“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看作俄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两部巨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患有癫痫病，间或发作，伴其一生。1844年，23岁的他开始写作，一年后，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穷人》，好评如潮。杂志主编、著名作家涅克拉索夫在读完小说后，立即跑到评论家别林斯基的办公室，兴奋地大叫：“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看后，更是称作者为“天才”。年仅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俄国文学界的名人。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革命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行刑前一刻，突然改判流放西伯利亚。他在给兄弟的信中回忆道：“我们先是被押到谢苗诺夫练兵场，在那儿，有人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命令我们亲吻十字架，并在我们头顶上折断了我们的宝剑，最后给我们换上尸衣。接着，三个人被捆到刑柱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名，每次叫三个人，因此我在第二批。最多只能活一分钟了。……忽然吹起了回营号，有人宣布说，皇帝陛下赦免了我们的死罪。”
死刑事件，以及随后十年的流放和苦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段生活的文学结晶，是《死屋手记》。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和故事组成，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画面，并透过苦役犯的日常生活探究灵魂深处，让世人在震惊中反思。托尔斯泰在读了《死屋手记》后写道：“我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全部新文学有比这更优秀的作品。”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出版，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由于太受欢迎，再加上赌债累累，他不得不同时接受几部稿约，以口述方式，同时讲述三篇小说故事，让三位秘书记录下来。
之后几年里，他完成了《白痴》、《群魔》。1880年出版《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之后第二年就去世了。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思考的总结，有人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著于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他徘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人类精神领域竖立了一座高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人性的考察，至少在深度上是前无古人的。他常常触摸最极端的精神状态，探究人类灵魂的上限与下限。这使其作品中经常出现病态心理，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就像一种垂死的挣扎，其震撼人心的效果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文学评论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之高，是非常罕见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曾猛烈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倾向，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才华：“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卡夫卡，自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血缘关系”。托尔斯泰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坦陈：“我从未想过同他争一日之雄，从来没有。……他的智慧使我妒忌，但我心里只有高兴。”
在不少作家和学者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超越了托尔斯泰。但更多人推崇托尔斯泰，比如海明威认为，自己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美，但远不敢同托尔斯泰一较高低。
列夫·托尔斯泰
1910年10月28日，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他搭上一列缓慢的火车，坐在肮脏嘈杂的三等车厢里，终于发烧到40℃，不得不在一个无名小镇下了车。11月20日凌晨，在闻讯赶来的众多崇拜者的围绕下，躺在病床上的托尔斯泰说了最后一句话：“世界上有那么多受苦的人，你们为什么只看到我一个？”
在家乡的农庄里，人们眼中的托尔斯泰是个和蔼的老人，一个善良的庄园主。他的皮鞋是自己亲手缝制的，粗糙而实用；粗布衣服宽松而舒适，勒着带毛边的腰带。他喜欢跟农民聊天，喜欢骑自行车玩，骑车的时候，雪白的头发和胡子随风飘洒，令人一见难忘。
事实上，在托尔斯泰的晚年，内心里一直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他觉得自己生活在“罪恶”之中，也就是自己在作品中一再批判的私有制的罪恶。晚年的托尔斯泰声名显赫，在家乡拥有一片很大的庄园，是个有钱的庄园主。为此，他深感羞愧。他曾决定放弃财产，但未能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妻子儿女的反对。妻子担心托尔斯泰会偷偷捐出财产，对他进行严密监视。终于，托尔斯泰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折磨，也难以忍受妻子如影随形的跟踪，于是仓皇出走，希望能死在无罪的路上，求得精神上的“复活”。
为了躲避妻子的追踪，托尔斯泰先是乘坐马车逃跑，但小女儿报信说：“母亲不仅要跳湖自杀，还要追过来。”于是托尔斯泰两次改变线路，上了一列火车，最后病死在陌生的小镇上。
托尔斯泰写作《复活》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孩子们在莫斯科接受了贵族教育，衣着光鲜，往来权贵；他和妻子则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新居宽敞明亮。可是，这种生活与托尔斯泰的追求格格不入。他在屋子里摆放自己当初干农活时的农具，而写作《复活》的写作地点，则选择了楼梯背后的一个小屋子，必须低着头才能进去。
就是在这个储藏室一样的狭小空间里，托尔斯泰对自己进行了批判。一个天才不满意自己的才华，一个善良的人认为自己还不够善良。在世界文学史上，如果要说对托尔斯泰的批判，那么声音最强烈的，就是托尔斯泰自己。早在去世前12年，托尔斯泰就全面否定了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全面否定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所有成就。
事实上，托尔斯泰的作品几乎描述了整个19世纪俄国的全貌，无论是对于现实的记录，还是对于社会的思考，对于俄国人民的怜悯之心，都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他是俄国生活的最疯狂的探索者，也是最冷静的怀疑者。
托尔斯泰的葬礼，没有神职人员主持。送葬队伍长达一英里，人们自发下跪，场面前所未有。托尔斯泰的死，让俄国人感到自己成了孤儿。“他教会俄罗斯人什么是爱。”俄罗斯人这样说。
俄罗斯文学与中国
俄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是与俄国文学息息相关的。20世纪初，当中国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的时候，俄国的十月革命帮助中国人作出了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俄国文学进入中国，成为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而且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把俄国当做导师。中国文学因此而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社会和文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大多可以从俄国文学中获得启示。
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新中国成立后，俄国文学的“导师”作用更加凸显。据陈建华教授著作《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的统计数字：“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其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
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消极的一面，既有俄国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有中国文学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无论怎样，中国文学既然如此饥渴地接受俄国文学，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
可以说，俄国文学的血肉和灵魂，是对陷于苦难中的人民的深挚的爱，是对于压迫者的强烈的恨。这与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完全重合。因此，中国人对于俄国文学才有一种强烈的共鸣。鲁迅说，俄国文学之所以让中国人感到亲近，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让我们与他们一起体会爱与恨。可以说，俄国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作用是次要的，真正触动中国人的，是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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