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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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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人义正词严地说你是个杀人犯，你做梦时，亦能梦到自己的双手鲜血淋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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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
《纽约时报》畅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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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记得我曾坐着一辆很老的旅行车接生了500多个婴儿。有一个愿意跟着我到处行走的女儿，和一个依旧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丈夫。我记得生活原来的模样是欢乐的。
那天，明明确定而且坚信你已经没有气息，没有生命，所以做了对我而言，这辈子最错的决定。
接下来的审判，是可怕的。我每天总是失眠的模样，我会烦躁不安、疲惫不堪，走进空空的屋子放声哭泣。我当时怎么肯定你是死了呢？为什么现在又能记起你颤抖的样子？
被全世界憎恶和质疑很可怕，无数人面目狰狞地指责我的无知和残忍。宣判的结果已经不重要，我好像真的杀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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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克利斯·波杰里安
迄今已发表小说13部，《可能发生的往事》曾入选《出版人周刊》“最佳好书”、“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纽约时报》畅销作品。
另外，他也有多本著作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6种语言，销售近500万册，其中3部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
他和妻女现居佛蒙特州。
克利斯·波杰里安
迄今已发表小说13部，《可能发生的往事》曾入选《出版人周刊》“最佳好书”、“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纽约时报》畅销作品。
另外，他也有多本著作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6种语言，销售近500万册，其中3部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
他和妻女现居佛蒙特州。
执业的心理及家庭治疗师、全美知名心理健康专家、谈话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讲师及作家。
三十三岁的他因为一场车祸意外而四肢瘫痪，三十年坐在轮椅上的生活，让他得以深刻观察人们的内心，并思考生而为人的意义，著有《给山姆的信》《用心》等书。曾获“促进美好人生图书奖”和“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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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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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
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耶利米哀歌》3:31-33
如果人人能为自身的邪恶负责，我们或许可以防范恶行于未然。
——詹姆斯?马蒂奴
序 言
案子开庭前，有整整一个漫漫长夏。那之后的干冷秋季，母亲成为全县人的众矢之的，她的品格被诋毁殆尽，她的智慧百遭质疑。虽然我父母没有意识到，但那数月间，我确实耳闻目睹了许多；尽管一些事情，他们宁愿我不知晓，但实际上，我确实懂得。
夜深人静时，从我卧室地板上的通风口，听得见父母和律师在休息室中的谈话——他们以为我早已熟睡。有时，这三个人会去厨房外的套间（母亲将那儿作为办公室和检查室），寻找记录里的某个旧文件，或是某个患者的孕前病史，我则在套间楼上的那间浴室，贴伏在地板上，倾听通过水池管道的间隙传达至耳的字句。当母亲用厨房的分机交谈时，我虽然从未用楼上那部电话窃听，但是常常，我会静悄悄地拾级而下，直到将每字每句听真切。分机的电话线只有1.8米多一点，所以母亲在厨房里看不到我的所在，而我就那样一声不响，立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现在想来，我应该是通过这种方式，旁听到了好多的话，因为到庭审开始，无论电话那端是律师、朋友，还是其他的接生妇，我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猜测出他们的话。
对父母，我总是投以热切的关注，而庭审前的数月里，我则达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我偷听他们一场场的吵架，并且懂得，在巨大的压力下，争论会怎样转瞬之间变为恶语相加。我听到他们彼此道歉，其中一个往往泣不成声。而他们和解后，我还能听见他们上床做爱时的那种声音，虽然低弱许多，却仍旧清晰可辨。我领会了他们与医生和律师的那些辩论要点；我弄明白了，为什么一些证人比另一些“更具毁灭性”；我更学会了憎恨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比如州验尸官、州检察官，以及一个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助产专家。
那个上午，法官给了陪审团若干指示，让他们做出关乎母亲命运的裁决。我不经意间听到，律师向父母解释关乎诉讼的著名传闻：
当陪审团审议完毕、重回法庭，从每个人看待被告的方式，你会推断出他或她的决定。
当然，不用去相信，这只是个传说。
律师这样对他们说。
然而，那时14岁的我，却深信那不会是空穴来风。它有一种属于真理的光晕，就像主妇和接生妇间口口相传的谚言：婴儿会在满月时降生；马铃薯要是煮糊了，天黑前就会下雨；茸毛浓密的毛毛虫意味着寒冬将至；在河水解冻之前，不要采集糖枫树汁……都是数百年的观察凝练成的常识。
母亲的辩护律师可能不相信那个传闻，但我相信。对我而言，它称得上真知灼见。过去的六个月，我懂得了许多，知道哪些话该置之不理，哪些话当铭记于心。
那两周里的每一天，父亲和我都坐在第一排，就在母亲和她的律师的正后方。陪审团最终回到法庭，仿佛十二使徒一般列队而行。我探视他们的眼睛，想看看他们是注视着母亲，还是目光游离，我默默祈祷：
求求你，不要看你的鞋子；求求你，不要看着法官；
别看上看下，别看着窗外；
求求你，求求你，看着我，看着我妈妈，看看我们；
看这儿，看这儿，请看这儿。
……
我已经观察了陪审团好多天：我曾见过他们的目光投向我；我数过他们的胡子，记下了他们的皱纹。我毫无缘由且冒失无礼地盯视那位主席，他双臂环抱胸前，隐藏起那只数年前被链锯弄成伤残、只剩下拇指的手。
他们从隔壁房间走进法庭，在十二把椅子间寻找自己的座位。几个女人双腿交叠；一个男人揉着双眼，将座椅来回摇摆，重心在一刹那落在后面两只椅腿上；一些人扫视法庭的远侧壁；另一些人望着正门门楣上的“出口”标示，好像意识到这场折磨即将结束，自己解脱在即。
只有一个老妇人朝这边一瞥。她一头银发，总是穿着印有红色花朵的华美裙衫，我确信她是克拉夫茨伯里利平科特家族的一员。然而，她注目的对象却是州检察官和他的助手。
就在那个瞬间，我彻底崩溃。虽然竭力克制，但我的眼中满溢泪水，双肩不住颤抖。我努力眨眼，可14岁女孩子的眼睑怎能抗拒内心奔涌的痛楚？开始时，我只是吞声饮泣，哭声宛若悲戚的低语，情感迅速地积聚。事后他们告诉我，我在法庭上大声哭嚎。
虽然对那日在法庭上歇斯底里的表现，我并不引以为傲，却也从未羞愧难当。如果说，佛蒙特州东北部的那个小小法庭里，有谁应自觉赧颜的话，在我看来，就是整个陪审团。在抽噎和哭嚎的间隙，我大声地哀求：“看看我们，上帝啊，求求你，看看我们！”
然而，仍旧没有一名陪审员的目光投向我或母亲的方向。
第一部分
1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外阴”这个词，就像一些孩子说“屁股”、“蛋蛋”或是“呕吐”那样。虽说算不上粗口，但我知道，它有一种无形的尖角，能令大人们呆若木鸡。对所有家庭而言，“外阴”是那些具有双重含义词语中的一个：既可以描述人体生理构造的某个部分，或某种基本的身体反应（比如呕吐），也用来表达飘摇的心绪与眷眷的情思。
在我家，却独独不然。
记得一日午后，我在罗莉?麦肯纳家玩耍，她母亲正招待一个来自蒙彼利埃的朋友。那是一个罕见的佛蒙特州夏日，天色蔚蓝得近乎虹霓般夺目。那种蓝色往往在一月份才得一见，那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邻家柴火炉中的青烟仿佛在冒出烟囱的刹那冻结。但这样的天色在六七月间却绝少出现。
同她一样，麦肯纳夫人的这位朋友也在州教育部门工作，她们在麦肯纳家砖砌露台上，围坐在铁艺小桌旁，啜饮加薄荷的冰茶（薄荷来自我母亲的花园）。即使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个露台也优雅得不合时宜。我走上前去，津津有味地描绘辛西娅?沙博诺的分娩经过：
“沙博诺夫人的宝宝约四公斤重，但我妈妈按摩阴道以使肌肉松弛，这样会阴就不会撕裂。如果宝宝重量有四公斤左右，大多数人都要做会阴侧切手术——就是把一个女人从阴道到肛门的那段会阴剪开——但沙博诺夫人却没做，她的外阴好好的，胎盘也紧接着诺曼（他们这么叫那个新生宝宝）大约两分钟之后就排了出来。我妈妈说，那个胎盘也好大，现在被埋在他家前院，沙博诺先生种的那棵枫树下面。我爸爸说，希望他家的狗不要把胎盘挖出来，但它确实可能会——我说的是狗。”
我大约9岁，那时麦肯纳一家在佛蒙特州只住了一年多一点。他们在我8岁生日当天，从纽约城郊的威斯特彻斯特搬到我们镇上。当搬运货车缓慢驶上门前的小丘，我告诉父亲，希望那辆车可以左转驶进我家的车道，卸下我的礼物。
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还不如期盼月亮从天而坠，掉在我们的屋顶上呢。
我从未去过威斯特彻斯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麦肯纳一家来自一个比瑞灵顿讲究得多的地方，那个露台便是不言自明的铁证。他们比我们佛蒙特州人要冷淡和拘谨，与我父母那些朋友相比尤其如此，那些人喜欢和解放通讯社的社员厮混，并将爱珠视为深刻的政治理念。我喜欢麦肯纳一家，不过，当罗莉将我介绍给她母亲时，我曾有些许疑虑。若在佛蒙特州最大的城市伯灵顿，他们没准活得不错，但在瑞灵顿这样的小村庄里，我想她家或许呆不长。但我错了，麦肯纳一家过得挺好，尤其是罗莉。
镇里那些父母禁止他们的女儿去我家玩。一些人仅仅是害怕母亲一时找不到保姆，将他们的女儿抓来充数；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被母亲称为干预药物的奇怪草药和酊剂里，混合了大麻、大麻麻醉剂和致幻的蘑菇。而麦肯纳一家却似乎毫不在意我母亲是个接生妇。
对九岁的我而言，告诉麦肯纳夫人和她朋友，诺曼?沙博诺如何从他母亲的产道中出生，与向父母汇报学校功课、恳求十二月里从桑迪?德莫瑞斯家后面的小山滑下一样稀松平常。
等到十四岁那年，母亲被告上法庭。我开始厌倦拿关于自然生产的丰富知识，或者那些在家接生的惊险故事来吓唬大人。另外，我也开始明白，十四岁少女言谈中“外阴”这类的字眼，要比从小女孩的口中说出更不讨人喜欢。
此外，十四岁的身体，早已开始了从孩童到少年的转变：五六年级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穿少女文胸；成为县法院常客的近一年前，我开始来月经。而一想到，一个四公斤的东西会从我两腿间的小小孔洞中出来，我就感到一阵恶心。
“我就是想不通，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从那么小的东西中通过！”我固执己见。父亲有时会摇摇头，评论道：“糟糕的设计，不是么？”
如果母亲在场，她会一成不变地反驳：“才不是！那是一个神奇而美好的设计，完美无缺。”
身为接生妇，我想母亲只好这样认定，而我却不然。如今已三十岁的我，依旧无法理解，无论它是爬行、蠕动还是猛冲，那么大的婴儿怎能通过如此细狭的管道？
尽管母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位朋友接生，但从我八岁起，无论白天黑夜，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个固定的保姆又在匆忙间无法赶到，就由我陪她接生。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母亲怎么办，但想来，她总能找到一个人应急。
我能记起的第一场接生，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雨之夜。大概是初夏的光景，六月份的第一或是第二个星期，那时我正上二年级，学期已近尾声。那天，我第一次听见母亲喃喃说出“头出来了”这句话。之后，经过想象力的加工，便成了一个婴儿头戴生日帽，从产道被挤出的情景。
母亲认为，婴儿更有可能在乌云密布的天气里降生，因为那时的气压比晴天低。那天黄昏，母亲和我在门廊上吃晚饭。她望着天边聚涌的乌云，对我说，洗过碗碟之后，或许该问问谁晚上能有空帮忙接生。那晚，父亲身在纽约州那侧的尚普兰湖畔，在那里，他为一所学校设计的数学科技馆将于第二天破土动工。那时，离父亲创办自己的公司还有三年之久，所以那座建在半山腰的建筑并不是他的个人项目。不过，多亏了父亲，它才没被建成北美防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模样。
艾米丽?乔伊?派因（或者叫她E.J）是我目睹分娩的婴儿中的第一个。她的出生被称为“顺产”，但在当时还有一个月才满八岁的我看来，可绝非如此。那天，大约晚上十点，大卫?派因给我家打电话。母亲还醒着，并很快接了电话，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依旧毫无察觉地酣睡。所以对我来说，母亲吻我额头、将我唤醒时，艾米丽的出生才算真正开始。我记得床边的窗帘伴随徐徐微风，在母亲和我之间扬起，那时天色已变，雨却尚未落下。
我们到达的时候，洛丽?派因正坐在床边，肩膀上松松地披着一条轻薄的棉线毯。床上其他的东西，比如毯子、床罩和床单之类，都已经移开，在地板上堆积成一座小山。床头有几个圆滚滚的枕头，看起来像是旧沙发的靠垫。床垫上铺着一张床单，上面印着许多梦幻感的向日葵，满眼泪滴状的花瓣和散发光和热的太阳，如果用在又大又丑的浴帘上，这样的图案或许更合适。
我听说，这张床单被装进一只牛皮纸购物袋，在派因夫妇的炉子上加热了一个多小时，所以说，它虽然品位奇差，却绝对洁净无菌。
母亲那时的学徒已经等在那里，希瑟?里德大约二十四五岁，曾协助母亲接生过将近四十个婴儿。我们走进卧室那会儿，她正镇静地引导洛丽，冥想婴儿在她子宫中的图景。
母亲对卫生的注重近乎病态，打过招呼之后，她径自走进派因家的卫生间，她要花费整整十分钟搓洗双手和清洁手臂，才会将手掌轻放在产妇的肚子上，或是戴上一双薄胶皮手套，检视产妇的宫颈。
母亲从洗手间出来后，便告诉洛丽向后躺下，以便查看她的状况。派因夫妇的两个小儿子已经被送往他们叔叔家，他们的姨妈——洛丽的妹妹——守在床边，正隔着毯子按摩洛丽的肩膀。大卫刚从厨房回来，他一直在制作一种含有葳严仙的草药茶，据母亲说可以促进生产。
洛丽躺到床上，那张棉线毯脱落，我瞧见了毯下赤裸的身体。我当然知道，她睡觉时不会穿着我那种睡裤，但我猜想，她会穿母亲那种睡袍，或是夏夜里我和母亲都会穿的那种肥大T恤。
然而，她什么都没穿，庞大的身躯一丝不挂。
在我眼里，洛丽?派因一直都是个大块头女人。和多数母亲相比，她要高出我更多，当我俩站在瑞灵顿百货商店服务台前，或是挤着进出教堂的门厅时，她就像铁塔一般，向我压过来。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小我两岁，一个小我四岁，所以在学校，我和她并无交集。然而，我却总发现她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这在当时令我恐惧，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她会将整个逃生通道堵塞。因为在我看来，她本人就是一个丰满的、扩张的人体平底塞。
如今想来，果真发生险情的话，洛丽的身形说不定能助我平安——她会将我轻而易举地抛向安全出口，就像清晨我将猫咪们扔出房子那样。
不过那个时节，洛丽的裸体最引我注目的是她的肚子，那景象使我惊诧万分并挥之不去。那肚子仿佛一只肉质的梨子，长在她大腿之上，高高突起，与那弯曲的膝盖持平。肚皮中间的结块，则令我想起煮熟的鸡胸肉或火鸡肉上的瘤块。我当时并不知道，孕妇的肚子是个硬实的东西。所以当她向后仰倒时，我以为肚子会像蛋黄酱那样，变平或是滑到一边。但它没有，它依旧如一座小山般屹立在床上。我的万分惊奇和目不转睛，引得洛丽将脸转向我这一旁，喘息着吐出一个词，我现在想来，应该是“安全套”吧。
我从未弄明白，她说这个词，是给我的一条值得牢记的忠告呢（完整的版本是：让你男人戴上安全套，不然后果就会像我这样，要努力试图把一条腌黄瓜吸出一根吸管），还是一条关于具体避孕措施的控诉（这都是一只安全套的错，比它好的避孕方式多得去了，我要是早点儿意识到，付诸实行该有多好）？
不管洛丽?派因究竟说没说“安全套”这个词，或许她只是见我站在那里，便叫了我的名字——康斯坦斯（不过小时候，我更喜欢被叫成康妮），对此我无从查证，但我愿意去相信，她说的就是“安全套”。长大之后，有那么多曾经的笃信碎裂成尘，我倒希望，这一个可以完好无缺地存留。
不管怎样，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才意识到，靠墙而立的我竟也在那个房间里。
“你介意她留下来么，洛丽？”母亲一边问，一边朝我的方向微微颔首，“和我说实话。”
洛丽的丈夫一面轻抚妻子的手，一面补充道：“她可以去孩子他叔叔家，我想希瑟很愿意开车载她过去。”
不过，洛丽?派因的心怀和她的身形一样宽广，她说根本不介意我呆在那儿：“不就是多一双眼睛么，西比尔？”她对母亲说。紧接着是又一次的宫缩，她五官扭曲，仿佛被人抽了耳光那样，头向我这边猛然一偏。
于是我就留了下来，目睹了洛丽的分娩和E.J的诞生。母亲和我抵达时大概晚上10点半，分娩从那时持续至第二天早上，大部分时间我都醒着。只是在雷雨云向东，经过尚普兰河谷和绿山山脉，飘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当口，我在地板上那些被褥间小睡了一会儿。
但这个小憩很短暂，早上5点45分时我醒来，母亲正告诉洛丽开始用力。7点35分，E.J最终达到耻骨，母亲用手指抵住胎头，保护产妇的会阴，以防撕裂。
E.J在7点37分出生（听起来像是飞机的型号）。分娩历时九个半小时左右，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说是不费吹灰之力。我之所以会去小睡，不仅是因为我累得睁不开眼，同样因为，我再也不忍看到洛丽的痛苦，所以干脆选择紧闭双眼。
屋内昏暗不明，只亮着一对红色灯泡扮成的圣诞蜡烛。那是母亲和我到达后，大卫从阁楼里翻出来的。洛丽坚持分娩时要开着窗户，而风是那么大，真正的蜡烛无法点燃，于是大卫只好牺牲真实感以确保安全。
当洛丽看到，大卫手中拿的是塑料烛台而非蜡质火烛，便充满了怨恨。然而一阵宫缩紧随其后，她双手抓住母亲的手臂，从咬紧的牙关吐出声声尖叫——听起来，就像键钮破损却试图调挡的小小引擎。
“呼吸，洛丽。呼吸，”母亲温和地提示，“缓慢地深呼吸。”不过，从洛丽茫然空洞的目光来看，就算母亲告诉她疾行至户外，吊起车库那扇新门，她也不会有反应。在那之后，洛丽再也没计较过蜡烛的事儿。
在那之前，我从没真正见识过成年人的哭泣。我倒见过孩子们的哭嚎，有时则确实出于痛苦，就像吉米?库奇诺摔断锁骨那次。那会儿我们一年级，吉米就像腹痛难忍的婴儿，用六岁男孩的肺活量竭力哀号，他哭啊哭啊，直到被一名老师从操场带到医院方才作罢。所以对我而言，看到成年人啜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母亲对洛丽非常好：不停地朝她微笑，不停地向她保证。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母亲不给她成人剂量的儿童阿司匹林呢？橘子口味的那种，当我身体不适时就吃它，那东西堪比神丹妙药。
反之，母亲建议洛丽在屋内绕圈（尤其是在我们刚到那会儿），母亲让她在两个儿子的房间走动，建议洛丽洗个热水澡，让洛丽的妹妹帮她轻轻捶背和按摩肩部。她一度让洛丽和大卫看一本影集，里面尽是他们儿子降生时的快照，而照片的背景恰恰就是那个房间……
洛丽的痛楚，虽然没令我精神受创，变成恐怖的梦魇，但一些声音和图景却实在令我难忘。
母亲向洛丽低语关于见红的种种，我则瞥见床单上、旧抹布上的血迹；洛丽的喘息声、她丈夫和妹妹在她身后喘息的样子——仿佛一组上气不接下气的三重奏；洛丽的手背挥向床头板，指节就那样猛击过去，手腕好似被痛苦引动的发条，骨骼和樱桃木碰撞的那种声音，在我听来像是鸟儿撞上护墙板；洛丽说自己“力不从心”、“这次不行”、“事情不对劲”、“从没这样疼过”，声音里透露着惊恐万状，而母亲则平静地提醒她，她已经分娩过两次了。
等到分娩的最后，洛丽从床上爬起来，在母亲和希瑟的帮持下去浴室。她的胳膊耷拉在两人的肩上，正像电影里，伤兵被医护人员、战友或同胞从战壕里扶出的那种场景。母亲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不时检视洛丽产道，她饱含温柔和欣喜，快速地低语：“天哪，你表现得很好……不，是棒极了，早饭之前你的宝宝就会生下来。”而她的预言果然成真。
5点45分洛丽开始用力分娩的时候，尽管天空布满云朵，带雨的乌云却早已向东飘远，天色渐渐明亮。没有人在意那对仍然亮着的塑料圣诞蜡烛，所以我起身将它们熄灭。即使在1975年，即使当时尚不满八岁，我已经是个环保主义者，我关注可再生资源和国产护发素，还有那些没必要点亮的灯
2
书上说，受精始于精子进入卵子的瞬间。而所有的表述，都用“进入”这个词，仿佛生命始于一场两军对垒的恶战（猛攻那个卵子），或是用心险恶的谍海侦察（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等它睡着了，就从厨房的窗子爬进去）。我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说“进入”，而不改用“邂逅”、“融入”或是“契合”呢？
——选自接生妇西比尔?丹弗斯的笔记
一旦事关产育，即便是分厘毫丝的差池，也会铸成大错，乃至无可救挽。前一刻母亲和胎儿还流连在喜乐的巅峰，下一秒就身坠颤栗的渊谷。
从小到大，这样的类比我听过许多。母亲受审时，州检察官传唤的那些妇产科医生都无一例外，发表他们个人版本的“分娩如飞行理论”：
“绝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就好比开车去乡下，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有时——有时，你会碰上一块黑冰，结果车子打滑，冲出车道；或者，一辆失灵的翻斗车将你撞出了车道。”
“绝大多数时候，分娩并不需要任何医学干预。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女性从……嗯，混沌初开那会儿就已经掌握的能力。但显然，我们遗失了另一个集体记忆，那就是，虽然分娩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同样很危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分娩会带走母子两人的性命。”
他们的观点千篇一律：女人不应该在家生孩子，让我母亲接生。她们理应去医院，让医生接生。
一个医生则坚称：“医院就像一辆婴儿车，如果发生了意外状况，它可以提供一个缓冲机制，我们能够用工具将胎儿从烤炉里拿出来。”他的比喻混乱无章，并将子宫荒谬地比喻成西尔斯公司的厨具用品。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母亲是佛蒙特州若干“独立”（或叫“赤脚”）接生妇中的一个，她们前往产妇的家中帮助接生。医生则极少这样做，因为在家分娩的执业过失保险贵得出奇，大多数医生觉得胎儿在医院出生更为安全。
我母亲对此颇有异议，她和许多医生罗列统计数字，唇枪舌剑，乐此不疲。那时我还小，只觉得那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好似赛场上空的羽毛球，令人目不暇接。同样令我着迷的是，那些看似简洁的术语背后严谨的意涵，比如母体发病率、新生儿死亡率、产间死亡……
“胎死腹中
”这个词尤其令我迷惑——“仍未，出生”？九岁或十岁那会儿，我设想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炼狱般的劫难，一种永远进行着的分娩：
“他还没被生出来么？”
“可不是么。真可怕，他们已经生了三年了……”
母亲认定在家生产更为安全，部分原因在于，她拒绝接受那些高危病例。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怀着双胞胎的产妇，无论她们如何央求，母亲都坚持她们去医院生产。
此外，如果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母亲也会毫不犹豫将产妇转送医院。她曾向我形容过那种不安，称它是“比希望多一点点的心跳加速”。有时，这种感觉源自一场数个小时毫无进展的分娩，那时产妇早已精疲力竭；另一些时候，则因为母亲害怕出现某些危险的突发状况（医学界更委婉的说法是“不可预知事件”），例如胎盘早剥，或是以胎心异常为症状的胎儿窘迫。
根据执业这些年的记录，母亲接生的产妇中，只有大概4%的人被转送去了医院。
毫无疑问，母亲和那些学院派医生彼此嫌恶，但我同样确信，就算彼此意见相左，母亲也绝不会因此置任何一个病人于险境。
这段故事，我本可以用夏洛特?菲热?贝德福德的死作为开篇，但对母亲而言，那意味着她生活的终结。我不想以这个结束作为叙述的开始，因为那就意味着，母亲所珍视的所有，不过是一场严酷的折磨，而我们一家，则不外乎历史宏章中一行小小的、悲哀的脚注。
所以我不会那么写。
再者说，这也是关于我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也选择了这个照拂婴儿的职业。
所以我坚信，我们的故事始于1980年的初冬。至少在那一个月之后，贝德福德家才搬到佛蒙特州，距离让母亲的生活一朝零落的法庭宣判，还整整有十八个月。
我记得，那年道路泥泞不堪，制糖业却形势喜人。事实也往往如此，从气象因素看，泥浆和糖枫树彼此关联，如果泥浆泛滥，糖枫树汁则必然丰足。而那是一个飘雪的寒冬，继之以昼夜温差极大的春日，于是三月里，佛蒙特州的尘土路变成泥沼，糖枫树液则香甜充沛，似雪消冰融后的河水，源源不断。
我父母家都不再采集枫糖，所以那些泥浆便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记忆。在我印象中，那个月几乎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棕色风暴，泥浆沾满我长至胫部的小靴，从我家污秽不堪的车道边，走上五十码穿过侧门，抵达厨房外那个窄间（那时节被叫做“泥巴屋”），泥迹也依然存在，多到可以刷满地板和墙面。泥浆未干时，颜色深沉浓郁，仿佛烟草的颜色；等到风干，则变浅许多，看起来更像冲调朱古力奶的粉末。
不过无论风干与否，1980年3月的那两个星期，它无处不在。烂泥路仿佛一块巨大的海绵，吸附着各色汽车，让它们深陷泥水中，有时甚至无法打开车门，于是司机只好从车窗爬出。各家的庭院也变成泥塘，狗儿们减速慢行，将就着遛圈。差不多每一家都要拿几块木板或胶合板，搭在草坪上的水坑两端，或者在车道和门廊间找寻若干转点，试图把它们连接成一条通途。
冬春季节，母亲经常将旅行车停在车道尽头的铺砌路面上，以便有状况时可以及时赶到。不过偶尔，即便是意志坚决的母亲也会爱莫能助。在我家老房子母亲办公区那里，曾经有整整一面墙贴满了照片，上面是母亲接生过的婴儿和这些婴儿的父母。其中有一张是胎儿露出头的瞬间，产妇的妹妹也在照片上，她正用肩膀夹着话筒和母亲通话。因为一场暴风雪，无论是母亲还是救援小队，都无法在婴儿降生时及时赶到，于是我母亲就在话筒的这边，通过电话指导了那场分娩。
那个春天，即便在州首府蒙彼利埃——那个只有铺砌的街道和坚硬人行道的城市——那延绵数里的柏油路上，也满是泥浆，整个街道好似穿上了一件厚重的污泥外套。
不过制糖形势很好，糖浆同样丰沛。我最好的朋友罗莉?麦肯纳有匹马，虽然真的不该一同骑它，但我们常常明知故犯。那年三月，放学后至少有三四次，我们骑马去布伦南家的制糖工坊，它被笼罩在一片清甜的迷雾中，树液也就在那里，被吉尔伯特和多丽丝慢慢熬成枫糖浆。
当然，骑马去那片悬挂着成千上万小桶的山林，还有别的原因：骑马去制糖工坊，会经过镇上的球场，而那里，是汤姆?考茨和他朋友们抽烟的地方。
我那时十二岁（即将步入十三岁），汤姆?考茨比我大两岁，上九年级，而他吸烟。我则情愿远赴千里，只为一睹他堆放木材或对墙涂鸦的模样。他总穿着黑色或海军蓝的高领衫，这样的着装，使他看来有一点点危险，不过，他有一头浅浅的金发，一双绿色的眸子，几乎像个女孩子——但这也在他那叛逆不羁的气质里，点染上了一份诗意。曾有许多位敏感的吸烟者令我心醉神迷，汤姆是他们中的第一个。虽然我从不吸烟，但那种萦绕舌尖的烟草味，我总是熟稔于心。
汤姆?考茨抽硬盒的万宝路，他像电影中的恶棍那样，用拇指和食指夹着烟（若干年后，我上高中那会儿，汤姆的跟班、我同年级的一个男孩，教会我用这种指法夹住大麻烟卷）。他并不竭力吞云吐雾，吸气也只为保持烟焰不灭，通常，一支烟就慢慢地在他指间燃烬，烟灰落在球场的尘土或泥水间，抑或留在街道和人行道上。
在令大人抓狂这点上，汤姆可谓声名远播，且绝少以大人们预想得到的方式。我记得，汤姆第一次参加狩猎那次，一位长辈交给他一支枪，引领他进入密林深处，结果他的猎物，是那年全县收获的最大的鹿之一。百货商店的老板给汤姆拍照，想将照片挂在“年度名人墙”上，汤姆一手环住死鹿的脖颈，假做哭泣状，另一只手举起一张写着
“无辜者”（ 他给死鹿起的名字）的标牌。当看到汤姆在镜头前摆出的这种造型，那位长辈内心膨胀着的自豪感瞬间消散。
镇上的居民也普遍认定，汤姆是某个团伙中的元凶首恶。他们不知用了何种手段，购得许多罐油漆（还是交通部门用来标示公路的那种亮黄色），并在某一年万圣节，用那些油漆涂满了新任镇书记办公楼的正面围墙。那是一座被众人视为眼中钉的矮胖建筑——甚至镇政委员会也难以忍受，是个令全镇追悔莫及的错误。所以，对那些蓄意破坏公共财物的恶劣分子，地方警察和州警都不怎么上心。
随便哪一天，汤姆都可能正阅读一本平装的《古希腊神话》（当然不是学校课程指定），也可能在翻看一本雪地车的杂志。他可不喜欢按规则出牌：他或许翘掉了去圣约翰斯伯利天文馆的班级集体旅行，却仍能写出一篇令老师激赏的、以黑洞为题的出色论文。
父亲并不鼓励我去吸引汤姆的注目，他曾劝诫过我和罗莉，告诉我们，想要融入汤姆的圈子，其实并不明智。父亲是那种老派的建筑师，自打成年以后，他每夜都会按照尺寸大小，将硬币堆叠成摞。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能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由25分硬币和10分硬币建成的摩天大楼。所以我想，最初父亲不认同汤姆，是因为汤姆在他眼里过于放荡不羁。父亲来自一个成就卓著的家庭：最初是连续几代的农场主，他们在佛蒙特州贫瘠的沙土上垦荒致富；而祖父和父亲，也都是体面的小生意人。虽然父亲也知道汤姆很聪明，但他糟糕的出身仍令父亲心存芥蒂。他害怕，汤姆会像瑞灵顿里考茨家绝大多数人那样，最后成为汽车修理厂的临时工，白天在锈迹斑斑的汽车垃圾场做工，晚上则用食品券去买百威啤酒。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法未必不好，但却绝不是父亲想要他独生女儿过的生活。
母亲倒是能理解为什么我觉得汤姆吸引人，但她同样有所保留：“比汤姆那种坏小子更毒的蘑菇，世上也可能会有，”她曾警告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在他周围时能够小心，保持清醒。”
不过，他们都低估了这个男孩。一年之后，他们才看到，当我最需要汤姆时，他是怎样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
1980年那个泥浆泛滥的春季，那匹名叫女巫格拉斯的马已经20岁。对马而言，那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年纪，但对我们而言，它却是个相当不错的坐骑：耐心、容易伺候且速度很慢。最后一点对我们尤为重要（想必对我们家长亦然），因为早在一年前，罗莉和我就放弃了正规的马术训练，厌倦了坐直、预备和慢跑步那一套。
其实，就算女巫格拉斯负载我们两个人走上很久很久，那栗色的马背也承受得住。不过，我们尽量将同时骑它的时间缩减到最短，毕竟，我们加在一起，有190磅的重量，而它的脊柱早已衰老，所以，我们中的一个会跳下马背，与它并行。
大约在三月的第三周，我第一次让汤姆吻了我。
不过别误会，并不是那种“我们吻在一处”的激情时刻：我的初吻无疑是被动的，而尽管这场接吻的发起者是汤姆（我是心甘情愿的参与者），他同样抽离得很快。我们当年都太年轻，地面又太泥泞，吻不到火花四溅的地转天旋。
那天，罗莉和我本来打算轮流骑马去戈夫小丘（那里是罗莉的母亲唯一能够想到既不是柏油路、也不是泥塘的地方），这样在女巫格拉斯舒展四蹄之后，我们可以骑它穿过街道，经过百货商店，直至球场，对汤姆和他那些面目模糊的逃课朋友投去偷偷一瞥。之后，我们可能去布伦南家的枫糖工坊，那里树间蒸腾起的水汽，即使在镇中心，同样清晰可见，如同很小的、过分活跃的间歇性喷泉，遗留下的长长水迹。
于是，罗莉先将马骑走了，我则翻过电牧栏，前往马厩旁的草场（罗莉上学时，女巫格拉斯就在那里吃草），用铁锨将大块的马粪放进我们私下里称为“运屎车”的东西里。我想，虽说那匹马不属于我，但既然骑了那么久，我就该尽我所能照料和喂养它。而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结果，就是我在午后，竭力地铲除粪团。
我在那里没呆多久，就听到母亲的旅行车偏离街道，向我驶来。车的马达发出独特的、有气无力的噼啪声，那是一辆1960年前后制造的巨大蓝色伍迪车。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我父母曾讨论过要不要将车卖掉（因为，它不仅让动物们吸入大量尾气，而且还要用恐龙的遗留物保持车体运转）。但母亲却不忍与它分离：这辆车跟随她的时间，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它曾载着她，顺利地接生了超过500个婴儿，她又怎能忍心割舍这个特别的伙伴呢？
那片草场紧邻着瑞灵顿较为繁忙的街道：这些街道延伸到15号公路，这条公路东至莫里斯维尔，向西通往圣约翰斯伯利。这就意味着，母亲可能是前往任何地方：食杂店、银行或是待产的母亲家。
母亲看见我时，便减慢车速，在一侧车道中央停下（她不敢将车驶进一旁的泥水中），摇下车窗。我穿过街道，手中仍然拿着麦肯纳家的铁锨，双脚分别踩在人行道中央的黄线上，仿佛它们是两条平行的钢丝。
“旺达?帕林顿的宝宝快出生了。”说着绽开恬静的笑颜，每当有婴儿出世，她都会露出这种表情。
“她马上就生了吗？”我问。
“我也不知道，听他们说宫缩的情况，应该是快了，等到了再看吧。”
“那你不会回家吃晚饭了，是吧？”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望，我试图让这句话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而必要的事实确认，但我没有做到。
母亲摇摇头：“不，小甜心，你和爹地得靠自己了，你介不介意做晚饭呢？”
“不。”其实我很介意，而母亲也清楚这一点。
“从冷藏室拿点儿肉馅，做汉堡包吧。”
“嗯哼。”十二岁时，汉堡包是我仅有的拿手好菜。实际上，直到大三那年，我为了打发一月份的时间，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烹饪班，之前我会做的菜，也只有汉堡包和烤芝士这两种。
“没准很快就生完了，旺达是伯纳姆家的人，她家总是生得很顺。”
“也可能，你整夜都得呆在那里。”
母亲扬起一侧的眉毛：“也许吧。如果那样，我们就一起准备一个盛大的早餐。”她将头探出车窗：“亲我一下，好么？”
我照做了，敷衍地轻吻她的脸颊，目送她将车入挡、驶走。我并不是生她的气，只是感到沮丧：她的工作和旺达的婴儿意味着，我要提前回家。并不是说，准备汉堡包和罐装豌豆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我只是觉得，自己担负着某种道德责任，如果母亲离开了，我就该呆在家，等父亲下班回来时笑脸相迎。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如何深入脑海的，可能源自那些情景喜剧，我在家里满是雪花和噪点的电视机前，一看就是数个小时；也可能，有感于朋友母亲们的言传身教，尽管她们是那么不同（像来自威斯特彻斯特的麦肯纳夫人和土生土长的弗兰?赫利那样，彼此天差地别），但就我所知，除了接生以外，母亲都应该守在家里，等候从外归来的父亲。
我大步流星地走回草场，心不在焉地铲了几分钟，意识到已经来不及骑马去戈夫小丘了，也没时间找借口遥望汤姆?考茨吸烟了。于是，我将铁锨放在一块巨石上，牛仔裤脚塞进黑色高筒靴里，决定独自去球场游荡一番。我对自己说，我其实是去百货商店，买些口香糖。但即使在这点上，我依旧心怀不轨：要是汤姆或者我……口气清新……最好保持口气清新。
我徘徊之际，汤姆正和两个更大的男孩坐在一处。那两人已是青少年，大到已经认定，他们不需要读完高中，就能在鲍尔峰
——南方人去的滑雪胜地——的山脚下任何一家餐馆洗盘子，也能成为一个熟练木工，因此，他们都辍学了。我想其中一个应该是奥格曼家的人，但他比我大四岁，所以，我不清楚他究竟是哪一个。另一个是比利?梅特卡夫，那种胡茬日益狰狞的瘦高男孩。
要是汤姆独自一人的话，我可能会鼓起勇气，绕过泥污的地面（一两个月后，那里没准能长出草来），走近露天看台。但他不是，所以，我步履沉重地转身去商店。口香糖和薄荷糖放在铁线储物架上，正对着木质的柜台，柜台的后面是日以继夜地坐在那里的约翰?达尔曼。他是一个安静的鳏夫，头发雪白，眼睛深陷，宛若鬼魅，总令我想起历史教科书内战那一章里，无处不在的亚伯拉罕?林肯。不过虽然他发丝已白、满眼倦意，但皮肤却很光滑，所以我想，他实际上要比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年轻许多。自我出生之时，他就是那里的店主，通晓大到商业贸易，小到咀嚼口香糖的全部事宜。他也有看似无穷无尽的侄子和外甥，一旦他们长大学会计数，便在前台帮忙。
我一面为口香糖付钱，一面懊恼不已：那个令我痴迷不已、稍带狂野的男孩，我竟从未走入他三十码以内。此时前门铃声大作，奥格曼和梅特卡夫径直向商店后方走去，在装满啤酒的制冷柜旁逡巡。他们并没到法定饮酒年龄，但我之前就曾见过，他们站在那里，一边盯视玻璃门后的各种半打装啤酒，一边大声讨论，等他们长大了，该喝多少、喝什么牌子。最终，达尔曼先生要么将二人踢出店门，要么将他们轰到过道处，那里存放牛肉干和人造奶酪松饼，对这些东西，他们同样兴致盎然，而且，想买也不违法。
我以为，汤姆?考茨会随后而至，但他没有。我于是假定，他可能已经回家，但却依然怀着渺茫的希望，期盼他会独自留在球场。而若是我走得足够快，也许，能在奥格曼和梅特卡夫怀揣“瘦吉姆”和“贾克斯”
返回前，见汤姆一面。我当时并没有去想，若真见了面，我会如何行动。在此之前，我和汤姆之间仅有的交流，就是相对微微挥手，算是彼此间表达含糊的问候。
不过，这点并不重要，因为汤姆已然离去，一、三垒两侧的内野看台空空荡荡，目之所及的唯一生物，只有库西诺家的笨蛋金毛巡回犬。那狗笨到会冲着树墩和井盖狂吠数小时，而它彼时的吠叫对象，是右翼犯规线和球场边小河间的石砌烤炉。为了抚慰自己的失落感，我试图赞赏自己吹起的漂亮泡泡，继而将它抵在牙齿后，用舌尖感受它的香甜口味，同时昂首返回草场。我不想知道叼着烟卷、愤世嫉俗的汤姆究竟去往何处，我只是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汤姆不见了，要等到另外一天，我才会再次见到他。
我翻过电缆，重拾石头上的铁锨。而在离我不到二十码的地方，正是倚在马厩墙上的汤姆?考茨。他取下唇间的烟，朝我走过来。每行一步，他的运动鞋都深陷进马粪或是泥浆里，然而，他并不在意。
我僵立不动，和我的心一起屏息而待。他走得那么近，以至于可以闻到他气息里的烟草味。
他停步问道：“他们雇你做这个？”
我怔住思考：这个？继而领悟，他指的是铲粪团：“不是。”
“那你为什么做它？”
“因为罗莉是我的朋友。”
他颔首：“而且因为你骑那匹马。”
“这个也是原因。”
他那只没拿烟的手，伸进蓝色牛仔夹克的口袋里：“今夜会很冷，冷得对动物而言，如同地狱。直觉告诉它们，春天已经来临，严寒的一月已经过去，但今夜，气温会下降到20度，但因为降温在意料之外，对它们而言，就好像零下10度的感觉。”
我不知道，汤姆的理论是否有任何的真凭实据，但那天下午，它听起来充满智慧且心怀怜悯。我于是认定，这个男孩的心灵，与他神秘莫测的双眸一样，其实可以很温柔。
“你家有动物吗？”我明知故问，考茨家已经多年没有放牧了，但我觉得，自己得问点儿什么，“牛或是马？”
“我祖父……和外祖父都养过。我爷爷曾有过50头牛，那时可是个大数目，他们也有过一些马匹。”
“你会骑马么？”
他摇摇头：“不会。我只会开雪地车，还有摩托车。”
我见过汤姆开雪地车，父亲和我去瑞灵顿北部越野滑雪，我们滑过天然雪道和林道时，要停下十数次，好让汤姆、他的朋友和表兄弟们通过。但我认为，关于摩托车他撒了谎，但这个谎言，却和那段关于动物的睿智箴言一样，令我更加爱慕他。
“我从来没有开过雪地车。”
“你要是愿意，我可以载你，没准儿今年就行。你知道么，我们这里还会下雪的。”
“噢，我知道。”
“我以前见过你滑雪，和你爸爸妈妈一起。”
“只有我爸爸，妈妈不喜欢滑雪。”
“她很明智，雪地车更有意思。滑得更快，也更锻炼人——比人们所想的还要多。”
“我想，她也不喜欢雪地车。”
他将香烟弹在脚边，并将它深埋进泥浆里。
“你上普尔塔夫人的法语课，对吧？”
“对。”
“喜欢她么？”
“当然，喜欢。”
他点点头，并将这一事实转化为一种意涵：一个关于我成熟程度的信号（或是确认）。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一句本该吓到我的话，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母亲恰恰对我说了其中的几个字，这种巧合使我确信，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且，他的声音也蓦地和我一般，充溢着拘谨。
“走之前亲一下，好么？”他问道。字句间有一丝轻颤，将“好么”一词延拖成“好——么——”这样两个字的请求。我静止不动，十二岁时，这就是我能做出的、最近似默许的姿态。接着又有一秒钟的停顿，而我衬衫和毛衣下的双臂，已满是鸡皮疙瘩，他俯身向我，双唇压上我的，我们都将嘴微微开启，品味彼此的气息。
我们身体分开，他重新站直，我才意识到，他并没有伸出舌头。我对此由衷庆幸，主要是因为，我口腔的某处，还有一团口香糖，而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应付汤姆的舌尖。
漫长的八个月以后，汤姆和我才正式成为男女朋友；整整一年半以后，我在纽波特的法庭里回眸而望，见到他站在屋子的后面，静静注目；整整一年半以后，我发现自己在深夜，哭倒在他怀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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