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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光阴荏苒，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不觉已经三年了。而今，季先生的身影仍然时常闪现在我们眼前，并且注定会长久地存留在我们的心中。常言道，善解吾师者莫如弟子也。不论季先生生前的名声有多大，荣誉有多高，弟子们总会觉得，如果褪去各类人为的光环，他就仅是一位大家所熟知的普普通通的凡人，但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学术品格则恰恰寓于这种平凡之中。
在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为了将他的平凡而伟大的形象再次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我们编选了这部《季羡林精选文集》。全书总共七集，即《问学论道》《人生感悟》《故人情深》《新纪新语》《学人箴言》《燕园偶寄》《病房客话》。书中所选文章均为季先生坦荡心怀、直抒胸臆、对百载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和深刻体验。其中，有怀旧文稿、四海游记以及与新朋旧友交往的美好回忆；有文采斐然的散文名篇和耄耋之年黄钟大吕式的文化随笔；有对学术研究的真知灼见和经验之谈。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季先生一生的最后十年，在病榻上依然难得糊涂，时刻承载着天下大事，守望着祖国人民，他的那支笔一直挥舞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堪称风流倜傥、可喜可贺的佳话。
“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季羡林先生为我们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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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学人箴言》分为“论世篇”、“劝学篇”和“议理篇”，以浅近简约的“语录”形式，将季羡林先生的金玉良言介绍给读者，目的在于“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将此作为座右铭，默念慈父般的教导，照观大师的明镜，紧循先行者的足迹，在修身治学、齐家治国等方面誓与巨人同行，永不间歇地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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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人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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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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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篇
人生态度
伦理道德
生活情趣
严己自律
爱国主义
宗教态度
精华糟粕
针砭时弊
老年琐谈
青年寄语
劝学篇
探索真理
壮心不已
贵在自信
治学甘苦
谦虚好学
天才与勤奋
学术道德
学术创新
文采风格
以文会友
比较文学
外语学习
文化经济
成功要素
资料搜集
议理篇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两种思维方式：分析与综合
“天人合一”新解：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论和谐：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与行
佛教的中国化，部派的形成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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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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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态度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世文丛》序 1997年5月5日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生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掏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人世文丛》序 1997年5月5日
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人世文丛》序 1997年5月5日
我行年八十有五矣，在旧中国，能活到这样高龄，就有了被称作“人瑞”的资格。我读中外文学史或学术史，往往有一个怪习惯：我喜欢计算文人的生年卒月。我发现，能活到像我现在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我感到幸福。虽然我自知见到鲁迅《过客》中说到的长野百合花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总有一天会给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的。
《新民晚报〈夜光杯〉小引》 1996年11月9日
活老了有什么好处呢？有很多好处。小说上常读到老人自我吹嘘：“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颇有点英雄气概，让我兴奋鼓舞。
盐吃多了，桥过多了，我没有白吃白过。我曾到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引车卖浆者流，不管肤色是黑，是黄，是白，我都见到。至于文人、学士、流氓、无赖，诸色人等，我也见了不少。即使我自命为“世故老人”，也不为过。我在国内，在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中，我逢到过“山重水复疑无路”，也逢到过“柳暗花明又一村”，颠颠簸簸，坎坎坷坷，摇摇晃晃，趔趔趄趄，走过了这样漫长的道路。我耳虽不太聪，但能听得见；眼虽不太明，但看得着；心虽有点毛病，但还是“难得糊涂”。我经常考虑和回忆过去的事情，研究和观察眼前的事。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明亮照见众生相。
《新民晚报?〈夜光杯〉小引》 1996年11月9日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看，谁的心都是一面镜子。不过，这一面镜子有大，有小；有明，有暗；有的有时明有时暗，有的总是明或总是暗；有的人意识到它，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意识到而能反映出来，有的人意识到却反映不出来。在这花花世界，众相纷杂。在三千大千世界中，只要有动物的地方，就都会有这种现象。此事太玄远幽奥，恐怕只有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佛祖或上帝，也许再加天老爷，才能了知，我辈凡人大可以不必操这一份心了。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序 1996年3月13日
我现在只讲凡人的事，只讲我这个凡人的事。我决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我不比别人多一只眼睛，多一个耳朵，多一颗心。但是，差堪自慰者，我不糊涂，或者不太糊涂，我敏感，我有感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风花雪月，阴晴寒暑，一旦触及我的五官，就必然映现在我心里这一面镜子上。我这面镜子能辨邪正，分是非，能使魑魅魍魉现形，能使牛鬼蛇神无所逃遁。我对它是颇有自信的。物换星移，八十五年于兹矣，它至今仍旧朗然。有时候，我无端会可怜起我这一面镜子来，它的负担实在太大太大了。从高中时起，我受了几位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开始舞笔弄墨。以后，虽然倾全力搞的是另一个行道，可是积习难除，每有所感，我的心这一面镜子每有什么映像，我自然而然地就会拿起笔描绘下来，我识人成千上万，游踪遍亚、欧、非三大洲。国内，国外，伟人，猛人，君子，小人，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臭，我无不接触，我自己就是其中的“老九”嘛！至于浩渺大洋，巍峨峻岭，瑰丽春花，晶莹秋月，夏日红荷，三冬冰雪，更是每年一度会面，从不爽约。所有这一切纷纭繁复的五光十色的人和物，都反映到我的心境中。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序 1996年3月13日
我前几年写文章，喜欢用“垂垂老矣”这一句老话。现在看来，此话也已过时，年近耄耋，难道还不能算是真正老了吗？“垂垂”二字还能再用吗？但是，如果没有人提醒我的岁数，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老。我虽老迈，但自谓尚不昏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态度。“十年浩劫”期间，我白捡了一条命。至今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即使是多活一年，我也认为是“额外收入”。我现在计划要做的事仍然很多很多，就仿佛自己还是风华正茂，面前还有几十年的路程似的。我仍然同以前一样，许多工作齐头并进。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自序 1990年11月2日
编第一部《自选集》是在1988年，当时还没有进入耄耋之年；但心中已颇有老意，觉得自己眼前能走的路已经不太长了。到了今天选这第三部《自选集》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然而心中却老意全失，眼前仿佛还有好长好长的路可走。难道世上真有返老还童这一说吗？
《季羡林自选集》序 1997年2月26日
最近几年以来，我心中萌发了一个怪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污辱，被损害，是正常的。这证明，他们起码还是些好人。这样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用不着反躬自思。他们应该以头上被戴上的帽子为荣，他们可以以此自傲。反过来，如果有的知识分子，平安地走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被溅上任何的污泥浊水，没有被戴上任何莫须有的帽子。这样的人，我认为，反而应该反躬自思：自己在处世做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足之处。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够在那种黄钟为轻、蝉翼为重，颠倒黑白、混淆邪正的运动中安稳过关？我不敢说，我这个想法能适用于一切人；但适用于大部分人，则是可以肯定的。
《透过历史的烟尘》序 1997年5月22日
如果说我这后半生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不肯浪费半寸光阴，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近两三年以来，我拼命苦干；但是，工作怎样也做不完，文债怎样也还不完，身心交瘁，日夜难安。外面来的书报信件，盈几盈案，我却无法一一过目。好多应该答复的信，都没有答复。有人会怀疑我傲慢不恭。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几乎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有“速”者，也有不速之客。还要充当采访的对象，拍照的道具。拍照者高声大叫：“笑一笑！”我怎样能笑得出来呢？结果当然会像电影《瞧这一家子》中的一个镜头那样，陈强同志做出怪模样来“笑一笑”。但是，那是喜剧片，专门逗人乐子。我却是处在现实生活中。我演的不是喜剧，而几乎是悲剧了。
我现在真是中西交迫，内外夹攻，简直没有喘息的余地。静夜自思，无端怜悯起自己来。自己已年届耄耋，正向着鲁迅所说的那一个开着野百合花的地方走去。偏偏道路极不平坦，有如在风光旖旎的燕园中，今天这里挖一条沟，明天那里凿一个洞，让我这个在这里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北大，有时候竟也摸不着头脑。未知何日天下道路都变得平坦起来，让我这个已毫无所图又毫无所求的老人能够安然坦然地走到那一个非去不行的地方。
《朗润琐言》自序 1996年5月28日
在敦煌，在千佛洞，我就是看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会餍足的。有那样桃源仙境似的风光，有那样奇妙的壁画，有那样可敬的人，又有这样可爱的影子。从我内心深处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然而这样做能行得通吗？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离开这里。在人生中，我的旅途远远不到结束的时候，我还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在我前面，可能还有深林、大泽、崇山、幽谷，有阳关大道，有独木小桥。我必须走上前去，穿越这一切。现在就让我把自己的身躯带走，把心留在敦煌吧。
《在敦煌》 1980年3月3日
最近一两年，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议写一点自传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活到了将近耄耋之年，古稀之年早已甩在背后了，而且经历了几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我这样的经历，过去知识分子经历者恐怕不是太多。我对世事沧桑的阅历，人情世态的体会，恐怕有很多值得别人借鉴的地方。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大都不能体会。有时候同他们谈一点过去的情况，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像是在听“天方夜谭”。
《季羡林自传》 1996年7月
我活到了八十多，参透了人生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世纪老人的话?季羡林卷》 2000年7月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八十多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
《世纪老人的话?季羡林卷》 2000年7月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搞行政工作。我担任我们系的系主任垂三四十年之久。总支领导多数为我的学生。所以我的影响对于系风的形成是颇为深远的。我一向重视业务，积时既久，我就有了“业务至上”的名声。因为我有党员这个金字招牌作掩护，所以还没有被列入“白专道路”这个范畴内。但是其间的距离几乎就是“间不容发”了。我们系受了我的连累，在校内颇有“智育第一”的不知道是什么名——美名？每次政治运动一起，系领导当然要带头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挖到能触及灵魂的深度。
《纪念东方学系建立五十周年》 1996年
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老年谈老》 1993年
我有一个想法，已经在许多文章中表达过。我认为，人生有三大责任：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的矛盾问题。就眼前来看，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实在是焦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必影响人类生存前途。
《一点希望》 2000年12月3日
伦理道德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呢？几乎言人人殊，论点多如牛毛，但我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先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见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白虎通》的“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指的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这些话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迂腐，也不能说其中没有糟粕，比如“夫为妇纲”之类。至于君臣，今天根本没有了，但是国家与人民却差堪比拟。总之，我们应取其精髓，不能拘泥于字面。
无独有偶。我偶然读到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的一篇访问记。饶先生说：“中国文化所以能延绵数千年，仍有如此凝聚力量，实乃受两个因素所驱使，一是文字，二是纲纪，即礼也。依我多年所悟，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在儒家思想中的‘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这个关系就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要明是非，方能取得‘和’，所以《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
饶先生的意见同陈先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位哲人实在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读朱自清〈背影〉》 1995年2月21日
今天，人们在国内讲“安定团结”，在国际上我们主张和平，讲“和为贵”。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都需要一定道德伦理的制约，纲纪就是制约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则国将大乱，国际间也不会安宁。打一个简单明了的比方，纲纪犹如大街上的红绿灯。试思：如果大街上没有了红绿灯，情况将会何等混乱，不是一想就明白吗？
《读朱自清〈背影〉》 1995年2月21日
《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中国一向主张父慈子孝。在社会上，孝是一种美德。在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然而，在西方呢？拿英文来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与汉文“孝”字相当的单词，要想翻译中国的“孝”字，必须绕一个弯子，译做Filial
riety，直译就是“子女的虔诚”。你看 唆不 唆！
这一字之差，有人或许说是一件小事。然而，据我看，这却是一件大事，明确地说明了东西社会伦理道德之不同。我只说我们的好，不说别人的坏。西方当然也有制约社会活动求得安定的办法，否则社会将不成为社会了。我们中国办法就是利用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义纲纪的学说，来调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得到调整，则社会安定也就有了保障。再济之以法，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我觉得，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应该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
《读朱自清〈背影〉》 1995年2月21日
苦思之余，忽然顿悟：最有效，最简短，最有感染力，最能动心魄的办法还是：抄唐代诗人孟郊的，去年曾在香港当选为历代佳诗篇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简单明了，明白如画。倘若加以解释，反属多余。为子女者应认真体会其中的感情和涵义。这是我对他们的希望。
《我爸我妈》序 1998年6月
我再对做父母的说几句话。
我先引唐代韩愈《师说》中的几句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在这里，我不但必须说明解释，而且还要“改造”，改造韩愈的文句：“子女不必不如父母，父母不必贤于子女，时代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我的解释是，在中国这样的伦理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有时会十分矛盾与复杂。一方面，父母都“望子成龙”，这是十分正常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几千年封建伦理思想又在那里作怪，“父道尊严”的内心活动又会时时有所萌动。在今天独生子女被社会上尊为“小太子”、“小公主”的情况下，表面上父母百依百顺，我却不相信，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就能够一下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铲除净尽的。因此，做父母的很难正确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特别是在穷乡僻壤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更是如此。
前几年，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一个母亲由于“望子成龙”的心情过于迫切，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打死，事后头脑一清醒，又自杀身亡，追儿子于地下。还有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父亲，也是出于“望子成龙”的心情，把自己的儿子捆绑起来，进行毒打。儿子在奄奄一息中哀求自己的父亲说：“爸爸！以后我改了！别再打我了！”父亲置若罔闻，捆打了一夜之后，小孩子终于死去。但是小孩子这几句话真正震撼了我的灵魂，我当时痛哭失声。一直到今天，小男孩的这几句话还时时响在我的耳边。
我修改韩愈的那几句话，无非是希望当父母的能够正确处理同子女的关系，在亲情方面能做到“父慈子孝”。在处理人生一些问题方面，能做到互相尊重，父母不倚老卖老，子女不“倚少卖少”（这是我创造的词儿，将来要申请专利的）。“时代有先后”，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抗御的。父母都应当记住这一点。
《我爸我妈》序 1998年6月
有谁没从童年经过的呢？只要不生下来就死去，总要经过童年的。无论以后成龙成蛇，变成党国要人，名流学者，或者引车卖浆之流；但当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总是一个小孩子，同一切别的小孩子一样。他有一个小孩子的要求。但这要求，却十有八九不能达到，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有一个对大人的要求。至于他在当时因失望而悲哀的心理，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解。但是，可怜的人们！人类终是善忘的。对这悲哀的心理，连他自己都渐渐模糊起来，终于忘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当他由小孩而升为大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是小孩子过，又对自己的小孩子有以前他父母对他的要求。自从有人类以来，这悲剧就一代一代地演下来，一直演到我身上，我也不是例外。
《印度寓言》自序 1941年12月15日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不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不是好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世纪老人的话·季羡林卷》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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