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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光阴荏苒，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不觉已经三年了。而今，季先生的身影仍然时常闪现在我们眼前，并且注定会长久地存留在我们的心中。常言道，善解吾师者莫如弟子也。不论季先生生前的名声有多大，荣誉有多高，弟子们总会觉得，如果褪去各类人为的光环，他就仅是一位大家所熟知的普普通通的凡人，但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学术品格则恰恰寓于这种平凡之中。
在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为了将他的平凡而伟大的形象再次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我们编选了这部《季羡林精选文集》。全书总共七集，即《问学论道》《人生感悟》《故人情深》《新纪新语》《学人箴言》《燕园偶寄》《病房客话》。书中所选文章均为季先生坦荡心怀、直抒胸臆、对百载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和深刻体验。其中，有怀旧文稿、四海游记以及与新朋旧友交往的美好回忆；有文采斐然的散文名篇和耄耋之年黄钟大吕式的文化随笔；有对学术研究的真知灼见和经验之谈。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季先生一生的最后十年，在病榻上依然难得糊涂，时刻承载着天下大事，守望着祖国人民，他的那支笔一直挥舞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堪称风流倜傥、可喜可贺的佳话。
“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季羡林先生为我们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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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病房客话》收录季羡林先生临终前八年在病榻上写作的文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季先生晚年仍然难得糊涂，他那刚直的性格、端正的品行、深邃的思想、惊人的睿智、敏锐的洞见，炽热的感情，于病榻上依然十分执着，十分鲜明，十分活跃，十分强烈，不时闪射出灿烂的光华。从这些文章中即可见一斑。须知，这些文章都是在一手打点滴、一手紧握手中的笔写出来的，足见他的顽强毅力和对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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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人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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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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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演讲
《清华园日记》自序
我的小学和中学
回忆一师附小
回忆新育小学
回忆正谊中学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回忆济南高中
结语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病房里的感受
论“据理力争”
主编寄语
《清华英语》序
范曾《庄子显灵记》序
时间
再谈老年
读《敬宜笔记》有感
观潘维明摄影集《中国农家》
爱国与奉献
一点关于“美”化的杞忧
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再论包装
公德
石榴花
老年四“得”
恐怖主义与野蛮
《往事琐忆》序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什么
对广告的逆反心理
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
李恒进大夫
在病中
回家
难得糊涂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再谈爱国主义
《中国少林寺》序
从小康谈起
《王琦医学丛书》序
《华林博士文库》总序
三进宫
让坏事变成好事
同胞们说话声音放低一点
护士长
当时只道是寻常
输液
中西医学的结合问题
唐？常建的一首诗
大自然的报复
论怪论
一幕小闹剧
忆念宁朝秀大叔
九三述怀
给“拆”字亮红灯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一个预言的实现
东学西渐与“东化”
白衣天使新赞
《季羡林序跋集》序
狗年元旦抒怀
元旦思母
试拟小学教科书一篇课文
漫谈“再少”问题——向普天下
老年人祝贺春节
笑着走
赠中石
赠301医院
九十五岁初度
在“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表
彰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病房杂忆
我的美人观
两个母亲
泰山颂
我的座右铭
封笔问题
《罗摩衍那》的汉译问题
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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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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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和中学
小引
最近几年，我逐渐注意到，校内外的许多青年朋友对我的学习历程颇感兴趣。也许对我的小学和中学更感兴趣。在这方面，蔡德贵先生的《季羡林传》和于青女士的《东方宏儒季羡林》，都有所涉及；但都由于缺少资料语焉不详。我自己出版了一部《留德十年》，把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过程写得比较详细。另一部书《清华园日记》即将出版，写的是四年清华大学读书的情况。至于小学和中学，前后共有十几年，都是在济南上的，除了在一些短文里涉及一点以外，系统的陈述尚付阙如。这似乎是一件必须加以弥补的憾事。
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
我在济南共上过五所中小学，时间跨度是从1918年至1930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军阀混战时期，最后两年多是国民党统治，正是人民生活最不安定的时期。我叙述的主要对象当然会是我的学习情况；但是其中也难免涉及社会上的一些情况。这对研究山东现代教育史的学者来说当然会有些用处，即使对研究社会史的人也会有些参考价值。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写这样的文章呢？
原因就在眼前。我今年已经是九十晋一。查遍了季氏家谱，恐怕也难找出几个年龄这样老的人。可是我自己却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我还正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哩。从健康情况来看，尽管身体上有这样那样的病——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一点病都没有，反而反常——，但没有致命的玩意儿。耳虽半聪，目虽半明；但脑袋还是“难得糊涂”的，距老年痴呆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自己就有点忘乎所以了。总认为，自己还有很多题目要做，比如佛教史上的大乘起源问题，稍有点佛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是，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研究佛教史的学者无虑数百人，却没有哪一个人对大乘起源问题能讲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来，多数是隔靴搔痒，少数甚至不着边际。我自己想弥补这个缺失有年矣，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最近我把资料拿出来看了看，立刻又放下，不由地叹上一口气，好像晚年的玄奘一样，觉得办不到了。再像七八年前那样每天跑上一趟大图书馆，腿脚已经不灵了；再看字极小的外文参考书，眼睛也不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有废书兴叹，即使志在十万里，也只是一种幻想了。
可我又偏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不写点什么，不读点书，静夜自思，仿佛是犯了罪。现在，严肃的科研工作既然无力进行了，但是记忆还是有的，而且自信是准确而且清晰的。想来想去，何不把脑袋里的记忆移到纸上来，写一写我的小学和中学，弥补上我一生学习的经历呢？
这就是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原因。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小引。
2002年3月3日
回忆一师附小
学校全名应该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我于1917年阴历年时分从老家山东清平（现划归临清市）到了济南，投靠叔父。大概就在这一年，念了几个月的私塾，地点在曹家巷。第二年，就上了一师附小。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
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字祝晨，绰号“王大生”。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国一创建，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学界享有盛誉。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在十六年以后，在1934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师方面，在一师附小时，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对此事，决不会有什么感触。而在我呢，情况却迥然不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一方面又是同事。心里直乐。
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次级。至于教学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则一概记不起来了。唯一的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认识了一个“盔”字，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而是在手工课堂上。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其中有一个头盔，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中，室中光线不好，有点黯淡，学生人数不少。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回头看学生，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我在记忆里深挖，再深挖，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学校的整个建筑，一团模糊。教室的情况，如云似雾。教师的名字，一个也记不住。学习的情况，如海上三山，糊里糊涂。总之是一点具体的影像也没有。我只记得，李长之是我的同班。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所以才记得清楚，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最奇怪的是，我记得了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行为也极潇洒。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男女外表的美丑，他们是不关心的。可不知为什么，我竟记住了卞蕴珩，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条神龙。
此外，关于我自己，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首先，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气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已“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滚铁圈。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一转入升官街，车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用不着拐弯，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
然而，世事多变，风云突起。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说起来简直是滑稽的事儿，我离开了一师附小，转了学。原来，当时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来响应，改文言为白话。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阿拉伯的骆驼”，内容讲的是：在沙漠大风暴中，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而把骆驼留在帐外。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哀告主人说：“只让我把头放进帐篷行不行？”主人答应了。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主人又答应了。又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主人答应后，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他大为惊诧，高声说：“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即转了学。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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