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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本介绍清教徒的名著，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清教徒的生活智慧。
清教徒对工作、婚姻和性、金钱、家庭等方面的观点，体现了他们打破圣俗两分的整全生活观。
在讲道、敬拜及圣经观方面，清教徒表现出简朴、注重真理、追求属灵团契的特质，这足以成为属灵追求的历史典范。
在教育上，清教徒对所有学科都有广博的关注。在社会参与方面，他们努力追求社群的共同福祉，关心邻舍当中贫穷的人。
归回古道，有益于面对未来。本书有益于纠正对清教徒的误解，归纳清教徒的思想、挖掘清教徒的智慧。清教徒是“博学而敬虔”的人，清教徒运动“是一场充满青春活力的运动”
。在当代灵性的寻根之旅中，清教主义可以成为归回古道不可替代的指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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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利兰·莱肯Leland
Ryken是惠顿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他自己创作和参与编辑了多部作品，其中已译成中文的有《圣经文学导师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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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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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什么我们需要清教徒？
前 言
致 谢
第1章 最初的清教徒是什么样的人？
第2章 工 作
第3章 婚姻和性
第4章 金 钱
第5章 家 庭
第6章 清教徒的传道
第7章 教会与敬拜
第8章 圣经
第9章 教育
第10章 社会活动
第11章 从负面例子学习功课：清教徒的一些缺陷
第12章 清教主义的精髓：清教徒最擅长的事情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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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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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最初的清教徒是什么样的人？
“我服侍一位精准的上帝。”
——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
“清教主义是深怕有人在某地可能会高兴的运动。”一位揭批清教徒的现代人说道。
但一位与威廉·丁道尔（常被人视为第一位清教徒）同时代的人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估。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那位伟大的天主教徒，认为丁道尔的新教教派过于放荡了。他描述这一教派的追随者是一些“不喜爱四旬斋禁食（lenten
fast）的人，“在他们的淫色中放荡地吃喝玩乐”。在莫尔看来，他们的神学犯了方向性错误，使得基督徒生活太轻而易举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也非常希望罪、痛苦及其他所有一切很快就会消逝了，正如丁道尔告知我们的那样，但我厌恶他欺骗了我们。”
今天我们被告知，清教主义“损害人类灵魂，使人冷酷阴郁，剥夺了人的幸福阳光”。要是贵格会的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听到了这一指控会感到十分意外。作为清教徒的同时代人，他鄙视清教徒的“缎带、花边和昂贵的衣着”，还有他们的“体育和盛宴”。
当C.S.路易斯（C.S.Lewis）、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pher
Hill）和A.G.迪金斯（A.G.Dickens）等权威人士说出如下的话时，我们应以开放的胸怀面对一种可能——关于清教徒，我们被严重误导了：
我们必须描绘一幅和今天人们所说的清教徒截然相反的清教徒形象。
很少有“清教徒”是那种“清心寡欲的教徒”（像十九世纪这个词的语义所暗示的那样），对性的问题谈虎色变，反对娱乐；这基本上是在后复辟时代捏造出来的“清教主义”。
当你想到“清教主义”时，你必须首先摆脱那个用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宗教伪君子的俚语“清教主义”。那个词不能用于十七世纪的清教主义。
在下文中，我试图以多种形式勾勒出清教徒的“心思”、“秉性”或“精神”。这样做的目的是先描绘全貌，后面各章再详述细节。换言之，本章提出“论点”，其他章节加添文献。
“每个人都晓得清教徒就是……”
没有哪群人像清教徒那样在二十世纪受到如此不公正的诬蔑。为此缘故，我们在探究清教徒时就背负了由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所带来的巨大包袱。因此，作为这个话题的切入点，我建议我们简要查看一下对清教徒的常见指控，注意这些指控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谬误。
清教徒反对性。荒唐！一位有影响的清教徒说，性交是“婚姻最合适、最基本的行为之一”，是一对夫妻应该“以善意和愉悦，自愿、欣然、由衷地”投入的事情。另一位在列举夫妻之间的责任时，名列榜首的是“正当、合法地使用他们的身体与婚床，这实在是婚姻的基本责任”。
清教徒从不大笑，反对娱乐。只有部分正确！清教徒是严肃的人，可他们也说过这种话：“上帝将使我们的喜乐远超我们的痛苦。”“有一种微笑和喜乐的大笑……它伴随着最好的敬虔人。”基督徒“可以为工作欢欣，也可以因他们的肉食欢欣”。“喜乐是公义者的居所。”托马斯·加泰科（Thomas
Gataker）写道，撒旦企图让我们相信“在上帝国内，只有哀叹、呻吟、禁食和祷告”，但事实是，“在他的家中有婚嫁……筵席和欣喜”。威廉·丁道尔描述基督的福音为“美好、欢欣、高兴、喜乐的消息，使人心高兴，令他喜乐地歌唱、舞蹈和雀跃”。
清教徒穿着黄褐色厚呢的过时衣着。不对！清教徒的穿着与他们的阶级和时代相配。确实，黑色套装代表高贵和正式（正如今日一样），是主日和特殊事件的标准着装。但他们的日常着装丰富多彩。美洲清教徒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穿过一件蓝色大衣、一件紫色大衣和一件绿色马甲。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描述约翰·欧文（John
Owen）在担任牛津大学副校长时的外貌：“头发上洒了香粉，绑扎着昂贵的亚麻纱宽布条，穿着天鹅绒外套，马裤及膝并扎着缎带，脚着亚麻布面的西班牙皮靴。”黄褐色或多色度的红棕色在当时是最常见的衣服颜色，但现存详细记载显示他们还穿着许多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紫红色及其他颜色的衣服。
清教徒反对体育和休闲。基本上是错的！有一项长篇研究显示，清教徒享受各类活动，如打猎、钓鱼、类似于橄榄球的一种运动、保龄球、阅读、音乐、游泳、滑冰和射箭。一位清教徒牧师谈及休闲时说，基督徒应该“享受休闲的自由，对上帝感恩，因他允许我们有这种自由来消除疲劳”。确实，清教徒禁止在主日举行任何休闲活动，并在任何时间都禁止彩票、赌博、斗熊、赛马以及在小酒馆或其周边玩保龄球游戏。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娱乐，而是因为他们判断这些行为本来是有害的或不道德的。
清教徒是拼命捞钱的工作狂，不惜一切要发财致富。基本不对！清教徒为财富可能带来的危险所困扰。实际上，他们在谈论商务时几乎无法摆脱这一话题。孟塔古勋爵（Lord
Montagu）告诉他的儿子：“不要为致富劳苦……贪心赢利的人给他的灵魂惹祸。”理查德·巴克斯特写道：“记住：财富不是你幸福的一部分；财富不过是为满足堕落肉体的试探而准备的足够物资罢了。”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写道：“我宁愿做一个凄惨的圣徒，也不愿做一个富裕的罪人。”从正面意义上讲，清教徒确实相信，工作是美德，闲散是罪恶，为了节制和避免负债的缘故而节俭或有意控制消费，是一件好事。
清教徒敌视艺术。部分是真的，但并非如现代人想的那样。这一误解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清教徒从教会里除去了音乐艺术。但这是为了反对天主教的敬拜礼仪，而非反对音乐艺术本身。清教徒将风琴和肖像从教堂里移除了，却买下来在家里私用。约翰·柯顿（John
Cotton）写过一篇关于在教堂里通常不应使用乐器的论文，其中提及他并非“禁止私人使用乐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把一架管风琴从牛津大学礼拜堂拿到他自己在汉普顿宫 （Hampton
Court）的私人住宅里，还雇了一位私人风琴师。当他的一个女儿结婚时，他组织了一个四十八人的管弦乐队为舞会伴奏。约翰·班扬（John
Bunyan）在被捕入狱时，曾悄悄地用一条椅子腿做了一支长笛。
清教徒过于情绪化并诋毁理性。乱讲！他们追求头脑和心灵的平衡。理查德·巴克斯特写道：“人是理性动物，适于用理智的方式打动。”塞缪尔·卢瑟福（Samuel
Rutherford）写道：“信徒是世界上最讲理性的人；凭信心做万事的人，也就是凭健全的理性之光在做事。”
清教主义是一场老式运动，只能吸引七十岁以上气血衰败的人。完全错了！清教主义是一场充满青春活力的运动。C.S.路易斯称早期清教徒为“年轻、狂热、进步的知识分子，非常时尚，赶潮流”。清教徒“思想年轻”，不管他们实际年龄有多大。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清教徒的青春朝气，常遭到反对他们的圣公会敌人奚落嘲笑；1583年大主教维特吉夫特（Whitgift）带着优越感对一群清教徒牧师说：“你们……和我们相比不过是毛孩子，在你们出生前……我们就开始学习道学了。”一位圣公会主教看到清教徒“吸引各类青年牧师”加入他们行列而感到警觉；当时在圣阿尔班斯（St.
Albans），“男、女青年”习惯性地“游荡”到清教徒威廉·戴克（William
Dyke）讲道的隔壁教区。一位反对清教徒的父亲，安排一位清教徒来教育他儿子，目的是“拿清教主义恶心他”，最终发现他的儿子变成了一名清教徒。
清教徒厌恶人的身体和物质世界。不对！只有极少数心理失常的清教徒如此。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在日记里写道：“耶稣基督想要将永生荣耀赏赐给我的身体和灵魂，因此他不会拒绝将身体健康这样的小事赐给我。”威廉·埃姆斯（William
Ames）指出：“我们的身体要献给上帝（见《罗马书》12章1节），上帝在我们的身体内得荣耀。”至于物质世界，清教徒说过这样的话：“恩典隐藏在自然中……像甜水隐藏在玫瑰叶子里那样。”
“上帝赐给了我们好几种感觉器官，使我们可以享受它们带来的全部愉悦。”“这世界及其中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上帝创造的，为了他所创造的人类得益处。”
清教徒不能容忍意见不同的人。按照现代标准，确实是这样；但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就不对了。十六、十七世纪没有哪个团体愿意给人以完全的宗教和政治宽容。当时只有一个官方教会和正式政府，持异议者会因他们的异议而受惩罚。
和英格兰其他宗教团体相比，清教徒的宽容度是很高的。W. K. 乔丹（W. K.
Jordan）所著关于英格兰宗教宽容发展历程的书，是这一话题的标准资料源，他认为清教主义为“持不同意见的自决权”、“宗教自决权”和“良心自由的权利”做出了贡献。克伦威尔准备允许圣公会会员和天主教徒在私人家里举行敬拜仪式（清教徒曾基本上被拒绝行使这样的权利），他还允许犹太人返回英格兰、并在伦敦拥有自己的会堂和公墓。尽管清教徒反对天主教，但他们一般不会拒绝承认许多天主教徒是真基督徒。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清教徒超越了结党精神，正如塞缪尔·费尔克洛（Samuel
Fairclough）的声明所显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生活圣洁、谦卑地与上帝同行，那么我会爱他，尽管他遵奉［英格兰国教会］；如果他骄傲、好纷争且亵渎，那么即使他不遵奉［国教会］，我也决不认为他有多么好。”
清教徒过于严格了。他们常常确实如此！塞缪尔·瓦德（Samuel
Ward）的学院日记中记载了他的失败和自我定罪，包括下列过错：“上床没祷告”，入睡前最后没思想上帝，“不愿祷告”，礼拜六晚上没为主日做好足够准备，吃得太多，“九点后在大厅无节制的大笑”，没有耐心，还有在主日谈论“其他事务，而不是在安息日聚会应该谈论的事务”。
当清教徒传道人理查德·罗杰斯在埃塞克斯郡（Essex）的韦瑟斯菲尔德（Wethersfield）讲道时，有人告诉他：“罗杰斯先生，我非常喜欢你和你的团队，但你有点过于循规蹈矩了。”对此，罗杰斯回答道：“哦，先生，我侍奉一位精准的上帝。”清教徒最早的称谓之一是“循规蹈矩者”。当然，每个人对自己最看重的事都会严格对待。田径运动员对训练严格，乐师对练习乐器严格，商人对钱严格。而清教徒则严格对待他们的道德和属灵行为。
清教徒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压制人的正常感受。不对！清教徒的感受很有温馨的人情味。他们反复谈论培养好的“情感”。美洲清教徒塞缪尔·维拉德（Samuel
Willard）写道：
“斯多亚派……会摧残天性，从他们的天然行为中割除情感，好像上帝把情感赐给人……是专门为了受压抑似的……上帝之道和信仰准则教导我们不要毁坏，而要改进我们的每个官能，尤其是我们的情感，为了荣耀将这些赏赐归给我们的上帝。”
约翰·班扬描写他在狱中的情形：“和我的妻子与可怜的孩子们分开，使我在这里常常感到好像我的肉被从骨头上剥离了一样。”
清教徒是律法主义道德家，仅凭人们的外在行为来判断他们。最初的清教徒基本上不是这样。“道德”这个单词对清教徒而言是一个负面的词，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信心的行为。威廉·亚当斯写道：“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相比，一钱不值。”托马斯·瓦特逊（Thomas
Watson）写道：“礼貌不是纯洁；一个人外表可能有很好的道德操守——公正、谨慎、节制——但还是要下地狱。我们若想要心灵纯洁，就不能仅满足于外在的纯洁。”塞缪尔·维拉德写道：“我想象不出来，有什么比将道德操守套上律法的外衣……更能损害真正的基督教的了。”简而言之，不信任外在表现是清教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清教徒过多沉溺于自我憎恨。部分正确。柯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他的日记里曾写下这种事：
“一个基督徒应该不断反思自己，充满自我谦卑和自我恨恶。通过不断恨恶自己，并对自己的可恨之处有着敏锐感受，基督徒就能讨上帝喜悦。”
然而，在理解这句话时不应不顾上下文。这种对人性不名一文的夸张描述，其上下文是探究人类在圣洁上帝面前的罪恶。对清教徒的研究并未给我们留下他们自我形象很糟糕的印象。相反，他们倒是有点过于自信了。我们要在他们自我定罪和下列陈述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上帝从未宣告人要否定自己，也不要求牺牲自己得救和幸福那样的舍己。……有一种爱是出于人的自己，若没有这种爱，他不能履行律法的义务。……我应该对其他人施慈爱，但必须从家里开始。”
清教徒是反对教育的无知的人。绝对错了。历史上没有哪场基督教运动比清教徒更热心于教育。“博学”是他们最常用来表扬人的形容词之一。一位现代学者描述清教主义为“一场‘博学敬虔人’（当时虔诚知识分子）的运动，它在大学圈子里受到最强烈的支持”。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创始人在登陆后仅六年就建立了他们的第一所学院（即哈佛学院）。这个殖民地本身“有超过100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肯定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社区，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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